意識形態工作主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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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工作主要內容范文第1篇
一、推進項目建設，進一步完善區域交通路網
今年上半年，在區委區政府的領導下，交運局牽頭協調各鄉鎮對國道G107改建工程開展協建工作，完成了區界至劉南線段1010畝的農用地補償及清表，并將土地交付施工單位，大大加快了國道G107的施工進度，該線建成后，將成為市東二環，能夠優化我區投資環境，為招商引資、農村致富增收提供有力的交通支撐。按照“2+2+N”鄉村振興空間布局的要求，交運局對萬畝桃園項目、萬畝花海項目、渚河源鄉村振興示范區、小堤片區項目內道路進行規劃和建設，上半年完成總建設里程18.63公里，完成總投資3532.47萬元。項目內道路的建成，為廣大市民鄉村旅游、沿線村民出行提供了便利條件。
二、規范行業管理，打造暢潔綠美的公路環境
上半年，結合“三創四建”活動，深入開展各級公路的凈化、綠化、美化、亮化等“四化”建設，加強公路運輸執法管理力度，公路環境得到進一步改善。
（一）公路養護工作主要以“四化”建設為著力點開展。凈化上，按照干線公路養護標準化、農村公路養護規范化的要求，以各級公路過村段為重點，開展路面清掃工作，共計清掃路面3萬余公里，清運垃圾5000余方。綠化上，抓住有利時機，對各級公路開展綠化補植。種植各類喬灌木1.5萬株，完成綠化節點景觀4處；其中結合13號之聲建設了一處“紅色”綠化節點。美化上，按照“三創四建”活動要求，對6條重點公路設置公路標志，標線，設置震蕩線、減速帶，設置疫情防控、復工復產和“三創四建”為主要內容的大型宣傳墻3處，打造文化節點2處。亮化上，堅持以“夜間巡查，白天維修”的工作方式，對轄區內13條道路的路燈進行巡查維修，共維護維修各類路燈故障60余處，保證路燈亮化率。通過“四化”建設，加強了公路的通行能力，公路環境也更加靚麗。
（二）加強公路運輸執法管理工作力度，效果顯著。
1、道路運輸執法管理上，要求企業建立健全各項規章制度并嚴格執行，保證營運車輛北斗監控不間斷、監控記錄完整真實，對轄區內6家危貨運輸企業及普貨企業檢查82家次，出動人數300余人次。行政服務窗口共計轉出營運車輛435輛，轉入營運車輛886輛，新增營運車輛1583輛，審驗營運車輛8995輛。在超限超載治理工作中，查扣違法超限車輛186輛，卸載各類貨物7226噸。對43輛超限貨車相關的企業、個人進行“一超四罰”，單獨警示約談8家。吊銷道路運輸證1個。啟用了邯大路電子抓拍非現場執法系統，充分發揮了監控系統威懾作用，大幅提高貨運車輛檢測率、精準打擊超限超載違法運輸行為，解決了執法力量不足，保障了執法人員安全，增強了治超執法工作的透明度，杜絕公路“三亂”行為發生。
2、在公路產權維護工作上，為了便于對轄區內公路的統一管理，積極向上級爭取青蘭高速西連接線和邯臨快速路共計8.3公里路段的代管權，并行使路產路權的管理職責。上半年，清理公路兩側堆積物、渣土和建筑垃圾約2530方。新成立了兩個中隊，錯峰治理馬路市場和過村段占道經營，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
3、鐵路沿線綜合整治上堅持常態化巡查，上半年轉接鐵路沿線安全隱患2處。完成“鐵路沿線環境安全隱患整治管理系統”的推廣應用，做到隨查隨清，增強了巡查治理的及時性，保障鐵路的安全運行。
三、加大大氣治理力度，確保交通運輸領域天朗氣清
制定下發了《交通運輸領域大氣污染防治量化問責實施辦法》，成立了領導小組，明確了納入量化問責的八個大項，26個小項的問題，并指明了責任單位。在具體工作中，執法人員堅持24小時不間斷巡查，積極配合交巡警、環保等部門開展道路貨運車輛貨物脫落、揚撒的治理工作；巡查督導轄區汽車維修企業、門店全面禁止露天噴漆，減少揮發性有機物的排放。養護部門按照“三機一體”要求，固定一臺吸塵車、一臺水車和一部洗掃車全天候作業，有效防止公路揚塵。全區交通運輸領域大氣環境得到了明顯改善，交運局在第二季度全區大氣污染治理考核中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績。
四、做好安全生產保障，時刻緊繃安全弦
（一）加大公路橋梁的巡查頻次，確保全區公路橋梁安全暢通。對每條公路、每座橋梁實行養護工每天一巡查，工程師每周一巡查，安全小組每月一檢查的制度，通過層層篩查，確保全區公路橋梁不出現問題，創造了安全暢通的公路通行環境。
（二）加大安全監管力度，保障全區運輸企業平穩運轉。要求企業嚴格落實安全生產主體責任，按期召開安全例會。加強對“兩客一危”的安全檢查。客運西站安全監管上，加大站內安全管理力度，嚴格履行“三不進站六不出站”制度。為各個運輸企業逐步恢復運營提供的安全保障。
（三）制定應急預案，組織應急演習，鍛煉應對緊急事故的能力。今年5月份，組織實施了區“兩客”“一危”“一貨”應急演習，共出動相關人員200多名，車輛8部，現場演習了客運車輛起火、危險貨物泄露、貨車起火等應急處置科目。大大提高了相關從業人員應對緊急情況的能力。
（四）嚴把高速站口、客運場站防控，構筑疫情防控阻擊線。疫情防控工作開展以來，交通運輸系統積極提高政治站位和行動自覺，把疫情防控作為當前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嚴格對各高速口及場站開展疫情防控工作。高速站口共計檢查車輛3.25萬輛，檢查人員7.5萬人，做到安全平穩無遺漏。疫情趨于平穩后，積極督導、指導轄區內貨運、物流企業有序開展復工復產工作。要求各企業嚴格落實上下班測量體溫制度，所有企業職工必須佩戴口罩，保障人員身體健康，企業順利復工復產。
五、加強黨性教育，為交通發展營造良好氛圍
（一）加強組織學習，不斷提升政治素養。上半年，主要以“”、“周五學習日”、“學習強國”APP等多種形式為基本依托，把學習教育融入日常組織生活，使全體黨員干部牢樹“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以過硬的整治理論素質指導工作實踐。
意識形態工作主要內容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事業單位;文化建設;思想政治工作;關系;作用
事業單位的文化是在單位長期的經營與實踐中所積淀形成的一種文化氛圍、精神力量以及思想道德觀念。加強事業單位的文化建設，能夠提高單位員工積極進取的精神，激發出單位員工的使命感與責任，使單位各員工的思想境界得到提高，不斷增強事業單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一、事業單位文化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的關系。
文化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是一樣的，都是為了事業單位更好的發展。文化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內容是密切相關的。事業單位經營效益的提升主要就在于單位工作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而文化建設與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以堅持“以人為本”為原則，以不斷提高單位工作人員的職業素質為主要內容，強調事業單位人力資源的不斷開發利用，致力于單位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的發揮。
二、加強事業單位文化建設對做好單位思想政治工作的意義與作用。
事業單位的文化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兩者之間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
（一）加強事業單位的文化建設，為單位的思想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礎。
事業單位的文化建設通過對單位員工的文化宣傳、教育，提高了單位每位員工的文化知識，提升了單位員工的高尚的追求，提高員工的精神價值，為事業單位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了有利的基礎保障。
（二）事業單位的文化建設為單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賦予了時代感。
事業單位的文化建都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變化的，都具有的較強的時代特征。正是由于它的時代性，而不是傳統的枯燥無味的理論，所以更有助于提高單位思想政治工作對單位員工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文化建設為單位注入了新的理念，一旦這些新的理念與思想成為事業單位全體員工自主的群體意識，在單位內部員工中就會形成自覺的意識和創造思維，就會為事業單位的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創新和動力。
（三）做好事業單位的文化建設可以有效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活力。
事業單位不斷加強文化建設，可以使單位的內部制度管理與人力資源的管理有機的結合起來，不斷加強單位員工的質量，提高員工的思想覺悟，使單位的員工做到言行統一、員工的奮斗目標和事業單位的發展目標相統一。
三、加強事業單位文化建設，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新形勢下，事業單位的文化建設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出現了許多的新特點。事業單位的管理者必須要重視文化建設，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證思想政治工作能夠順利進行。
（一）在事業單位內部發揮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功效。
事業單位的文化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都是針對于單位內部職工開展的，工作主要性質都是相同的，做單位內部職工的意識形態工作，加強對職職員的思想、文化教育，使單位員工能夠確立正確的價值觀，為事業單位的發展服務。事業單位要想長期穩定的經營發展，需要依靠科學、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來扶持。在事業單位的日常工作中，要定期對單位的員工進行思想培訓、教育，要充分發揮出思想政治對員工的教育作用，使單位員工形成正確的價值觀、以單位發展為最終的奮斗目標以及正確的科學文化的理想和信念，從而充分調動和發揮出單位所有員工積極參與事業單位文化建設的自愿性。
（二）提升事業單位內部文化的凝聚力。
事業單位的文化是單位所有員工的共識，體現著事業單位的整體意識，所以，加強單位的文化建設必須將單位員工的個人追求與單位的追求緊密的連接起來，將所有員工的個人力量凝聚成事業單位統一意志下的整體力量。首先，事業單位的文化建設要以提高單位員工的職業、道德素質為核心，不斷提升員工的責任意識和為單位服務的意識，將個人的發展與單位發展結合在一起，這也正是事業單位思想政治工作的最終的工作目的。事業單位要在理想、道德、業務技能、單位紀律等各方面不斷加強對單位員工的培訓、教育，在事業單位內部不斷構建團結互助的員工關系環境、充滿激情活力的精神環境以及良好的單位文化氛圍，加強單位員工對單位的信任，將單位的發展和員工的利益緊密聯系起來。其次，要想促進事業單位的文化建設，必須要充分調動單位員工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單位員工能夠樹立主人翁的精神，能夠一心一意的地投入到單位的發展建設中。要讓單位員工主動參與到單位的文化建設，采用員工樂意接受的方式，不斷增強單位文化活動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從事業單位的自身特點和實際情況出發，對員工開展文化、理論教育活動，解放員工的思想，及時更新員工的觀念。還有在單位開展各種各樣、豐富多彩的團隊精神教育活動，增強員工之間的團隊意識和凝聚力，引導單位所有員工都能建立積極健康向上的生活觀念，能夠自覺的抵制傳統、腐朽的思想侵蝕，不斷塑造事業單位的文化環境，聚集單位全體的力量，從而不斷提高事業單位的綜合實力。
（三）發揮出事業單位文化的激勵作用。
事業單位加強文化建設是為了提高單位全體員工的歸屬感和責任意識，不斷激勵單位員工在工作中發揮出應有的主動性、積極性以及創造性，在事業單位的經營發展中逐漸形成以事業單位的價值觀、單位精神為核心的管理理念。事業單位的文化建設對端正員工的工作動機，激發員工的自身潛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對員工具有一定的激勵功能。所以事業單位在文化建設中，要重視對單位員工的激勵，一般對員工的激勵行為包括兩種：物質激勵和精神激勵。事業單位的文化激勵就屬于精神激勵。例如，事業單位可以經常舉辦一些精神文化的講座，或者觀看一些比較激進的宣傳片，邀請一些先進的模范人物講話等方式，對單位員工進行精神上的激勵，以滿足單位員工的精神需求，增加員工的精神力量，讓他們對單位產生一種歸屬感，保證單位思想政治工作的順利進行。
四、結束語
總而言之，事業單位的文化建設對單位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單位的生存、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事業單位的領導層必須要加強單位的文化建設，保證單位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完成，促進事業單位更快、更好的發展。
參考文獻：
意識形態工作主要內容范文第3篇
一、財政公關組織的基本特點
財政部門作為公關組織（下同）的公關活動，是指財政公關組織在配合政府管理社會，有同政府公關目標在本質上的一致性。然而財政部門的具體工作性質和特點，公關目標和方式終究有別于政府，也區別于政府其它部門。因此財政公關工作具備明顯的個性特點。一是公關主體的權威性。 財政部門代表政府行使權力；代表國家和政府推行有關玫策法規，落實各項措施，以及收集各種信息，協助玫府對重大經濟政策措施的出臺，做好參謀、咨詢、解釋、協調等工作。這樣就決定了財政部門在公關活動中的特殊行政意味和相應權威色彩。這是其他非政府公關組織所不能相比的突出特點。二是公關對象的復雜性。社會公眾是公共關系中的必要構成要素。與非政府公關組織相區別，財政部門公關的對象，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同生產經營部門和個體勞動者有稅收關系和投資關系的公眾群體；二是同黨玫機關、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組織和個人有財政撥款聯系的公眾群體；三是涉及到經濟部門之間、經濟部門之間不同層次之間、經濟部門與政府相事業單位之間，國家、集體、個人之間等方面的利益分配與協調關系。不同的公眾群體.都可能從自身利益出發，對同一國家政策規范有不同理解和反映。因此公眾的復雜層次及相互關系決定了公關工作內容的復雜性，也決定了公關方式的多樣性。公關三是效益的社會性。財政公關組織以主財、聚財、用財為其主要公關任務，加強稅務管理，調整投資結構，平衡財政收支，促進國民經濟發展和社會綜合效益。這是由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決定的，更是我國政府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決定的。
二、財政公關組織特定的角色和職能
財政公關組織在現代社會管理中，通過積極有效的公關活動，對于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社會穩定，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從公共關系學的角度來看，財政公關組織主體以財政工作為主要內容，有組織、有步驟并且主動向公關客體實施影響的社會組織。一般有三個特征：其一是專業性。財政公關組織是貫徹政府公關思想、實施政府公關目標的專業性社會組織。一般由“秘書處”、辦公室”代行公務。其二是協同性。財政公關組織必須同政府公關組織和及有關部門協同配合，才能完成本職工作。其三是服務性。財政公關組織是為政府科學決策服務部門之一，為政府工作進行有效的協調與服務，建立良好政府以及本組織形象，同時和相關政府部門協調步驟，互相配合。政府所屬公關組織的設立應遵循以下原則：第一、機構要精簡。人員要精干，還要有適當的管理跨度和管理層次。第二，講求效率。對于公關效率，可以從工作的數量、質量、協調能力和創新程度四個方面來考察，使財政公關成為與其他行政機構互相配合、分工協調的有機整體。
財政公關組織的工作涉及到整個社會各行各業和各個利益群體。各個社會組織、團體、單位及個人之同構成極為復雜的利益關系，各種社會心理、團體意識、價值取向的非一致性，給財政公關工作帶來了直接間接、或隱或顯的影響。財政組織的公關對象主要有以下幾類：一是農工商經濟組織。這類群體都屬于生產和經營性的組織或個人，是財政公關主要對象和稅收的重要來源。二是機關、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團體。這類公眾所從事的工作大多從屬于上層建筑意識形態領域，對經濟基礎有重要的影響。搞好對這類公眾的公共關系，可以有力地推動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的進程。三是內部員工。財政部門內部的工作人員。具體分為部門領導層、中層和一般工作人員三個層次。財政公關組織應當因勢利導，增強內部員工的認同感和凝聚力，為實現公關目標打下堅實的基礎。
三、財政公關組織的特定公關原則
不同部門的工作性質和任務決定了該組織的公關性質和任務，也決定了其公關的原則和方式。財政部門的公關原則有五項：一是人民原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是我國公共關系的根本原則。 二是求實原則，堅持真實性原則是確立財政部門良好形象的客觀基礎，同時也是維系與社會各界良好關系的前提條件。三是公開原則，財政公關信息公開，利于人民參與國家管理，行使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也有利于提高財政工作效率。四是整體系則，財政公關人員的行為和形象對組織整體形象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和影響。五是持續原則，財政公關要取得既定的長遠工作目標，必須經過持久不懈的努力，社會不同公眾客體客觀上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使目標在實現進程中表現為不平衡性。因此要達到目的，并非一蹴而就。
四、財政公關組織的特定公關方式
財政公關組織的特定公關方式是靈活多樣的。總的來說主要有：咨詢服務、信息溝通、綜合協調三大類。可以有針對性選用以下幾種方式來開展。一是開放與接待。財政部門有權對社會進行管理，但是在執行任務時，要保持與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是解決公眾的困難，提高辦事效率，增強公眾信任的重要方法之一。二是民意測驗。財政公關組織可以通過組織民意測驗方式，來收集意見和建議，反饋實施效果。三是座談會、對話會信息交流方式。這是面對面的交流與溝通方式。這種方式既能及時地宣傳國家的財經政策，解決實際問題，又樹立財政公關組織的良好形象。四是設立公關辦事機構等對外窗口。這種方式既是溝通民眾、推行政令的有效手段，也是接受公眾監督的一種重要方式。
財政組織公關的公關方式的選擇，總是同特定的公關任務、目標和對象相聯系的，因此應當因時因地因公眾而異，選擇最佳方式完成公關任務。我國政府一切工作的根本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的，因而我國的財政部門應當并且能夠通過公關實踐與探索，通過自身組織的改革與完善，不斷提高知名度和美譽度，實現政府工作的整體目標，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一級政府公關組織。
意識形態工作主要內容范文第4篇
監獄監區是整個監獄的前沿和基礎，是我們工作的立足點和落腳點。監區處于改造罪犯工作的第一線，直接而又具體地擔負著執行刑罰、監管改造罪犯和組織勞動生產的艱巨任務。黨的監獄工作方針、政策和法規、工作計劃要靠監區去貫徹，司法部關于“監管改造環境規范”、“罪犯改造行為規范”和“勞改、勞教工作干警行為準則”要靠監區去落實。建設化文明監獄，搞好監區是基本條件。如果說整個監獄工作是一座高樓大廈，那么監區工作就是大廈的基石。所以說，監區在整個監獄中具有特殊的地位，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就整個監獄工作而言，監區工作是薄弱五一節，監區方面也還很不夠。在計劃體制和主義市場經濟轉換過程中，在國際人權的激烈斗爭以及現代化文明監獄建設過程中，監獄監區面臨的新很多，任務更加繁重和艱巨，這就迫切需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加強對監區的領導和管理。
監區罪犯管理是在監獄領導下，對監區所屬罪犯的招待刑罰管理和監區行政管理。監區罪犯管理是監獄監區依法對罪犯實施懲罰和改造過程中有關執行刑罰和監區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計劃、組織、監管、控制活動。
關鍵詞：監區管理、罪犯控制
一、監區行刑管理
1．監區行刑管理的性質：監區行刑管理是監區依據監獄的性質和要求依法對判處徒刑的罪犯在監區的管轄范圍內，具體執行限制自由，懲罰和管制以及對罪犯具體實施改造的管理活動。
監區行刑管理的性質具體表現在：
（1）懲罰的具體性
罪犯是國家刑律的觸犯者，國家對其科以刑罰，最終要投入到監區進行改造。作為刑罰監區在其職權范圍內對罪犯施以軍事管制，限制自由，強制勞動等刑罰措施，使罪犯具體體驗了國家刑罰的懲罰性。
（2）防御的現實性
將罪犯投入到監區進行改造，罪犯失去了自由，割斷了他們與社會的聯系，監區對其實施嚴格的管理，避免了罪犯的逃跑和重新犯罪的發生，使罪犯失去了危害社會的條件。監區對罪犯嚴格的管理懲罰，也強化刑罰的警戒作用，即實現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成為現實。換言之，監區與監區之間封閉式管理，以及嚴格的監規紀律和管理標準化，將罪犯的勞動、生活按行刑管理的目的要求，合理地規范組合，使罪犯動有轍、行有軌，防止了獄內重新犯罪和“縱向感染”，從而使防御工作卓有成效。
（3）教育的針對性
監區行刑管理的整個過程始終貫穿著教育，監區行刑管理中通過嚴格地分類教育、個別教育、矯正罪犯惡習，強化了罪犯教育改造的針對性。
2．監區行刑管理結構
監區刑管體系也包含行刑主體、行刑客體、行刑介體三個要素。即監區干警監區服刑罪犯、監區精神和物質環境。監區雖小，但是缺少任何一個要素，監區行刑管理都不能成立，它們結合成監區相對完整的行刑管理結構。
（1）監區行刑管理主體
一般情況而言行刑管理主體是指國家行刑機關，其執行形式是監獄，監區是行刑主體中最基本的組織機構。就監區而言，監區干警是監區行刑的主體。在監區，干警是以自己的主體地位并通過介體行刑客體——罪犯。因此，監區干警是現實行刑的真正主體。從行刑管理操作來看，罪犯從入獄時起，就投入到中隊，直到刑滿。就絕大多數罪犯而言，都是在監區渡過全中服刑時間的。所以，監區行刑管理的主體具有獨特的屬性和內涵，既然監區干警是直接執行刑罰的主體，那么監區干警執行刑罰的水平就直接影響或代表著整個監獄行刑的質量。
監區行刑主體的職責，在于準確地執行刑罰，將罪犯改造成為守法公民。監區行刑主體包含行刑權。監區行刑權是監獄行刑權的有機組成部分，其屬性是動態權力。中隊行刑權對罪犯而言是監獄行刑權的具體化，從功能來看中隊行刑權主要有監管功能、矯正功能、生產組織功能。為準確執行監管監區行刑管理主體不斷調整自己與刑事法規、行刑、行刑制度以及社會環境的關系。最終提高矯正的有效性。
從社會角度看群眾把監區干警看作是監獄的化身；從罪犯的角度而言，干警是國家刑罰的化身。干警行為是國家對罪犯的態度和意思的表達，干警在整個行刑管理活動中，是國家力量和思想的象征。
（2）監區行刑的客體
監區行刑管理客體是指正在監區服刑的罪犯而非所有罪犯。準確地說：應當是指監區罪犯的犯罪主觀構成而非肉體。這是犯罪的根本所在，也是矯正的目的。從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待監區罪犯，不能系統地否定罪犯的全部。也就是說作為被矯正手段作用的對象，并非系統意義上的罪犯，而僅僅是指罪犯反社會性精神結構樣態的主觀構成。
（3）監區行刑管理介體
監區行刑管理介體是指連接監區行刑主體與中隊行刑客體的精神媒介和環境媒介。監區行刑管理介體是監區執行刑罰的內容、和物質條件，是傳遞通道。所謂中隊改造手段就是監區精神媒介和環境媒介以不同的方法和不同形式組合的結果。監區精神介體是指以矯正罪犯主觀惡性為標準的，用國家主文化內容影響、培植罪犯的意識形態內容，使之同化于國家主文化。在監區對罪犯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和履行內容，方法是多方面的。不僅內容上有倫理道德、文化知識、科學技術等，而且方法上有個別教育、集體教育、分類教育、環境教育、勞動教育等。
3．監區行刑管理制度
監區行刑管理制度內容與監獄行刑管理制度的關系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因此，監區行刑管理制度內容是監獄行刑管理制度的組成部分。這些制度主要有：
（1）以變更受刑人的法律身體和人身狀態為主要內容的行刑管理制度。包括收押、釋放以及有關的刑事訴訟能力。
（2）以變更刑期、刑種等為主要內容的行刑管理制度：減刑、加刑、死緩、變更執行，以及有關的刑事訴訟活動。
（3）以變更刑罰的執行方式和受刑人人身狀態為主要內容的行刑管理制度。包括假釋及有關的刑事訴訟活動。
監區在執行上述行刑管理制度中主要工作是準確、真實地記錄和考核罪犯的改造情況，及時掌握、收集整理、申報罪犯確有悔改立功表現，以及重新犯罪的材料，使罪犯得以相應的獎懲。
此外監區行刑管理制度還包括：罪犯申訴、控告制度。
二、監區分管、分教
分押、分管、分教育是我國罪犯管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監區來說，“三分”工作主要涉及的是分管分教工作。
分管包含兩個內容：一是在監區所押罪犯實行分類的基礎上實施分類管理，根據不同類型罪犯具有的特點予以相應的管束，發揮管理的約束、懲戒、矯治、養成作用；二是分級處罰。根據罪犯的改造表現和服刑時間，結合考慮罪犯的犯罪性質和惡習程度，實行不同級別的管理制度，并給予相應的處罰；發揮管理的激勵引導作用，調動罪犯改造積極性，也就是說不同級類的罪犯享有不同的管理內容和待遇，并依罪犯改造程度由低級到高級，逐漸改善其處罰，促使其唆悔，順利回歸社會的制度。
分教，即分類教育。主要依據犯罪性質，同時考慮罪犯的惡習程度和接受教育能力，實施類中分層、分級編班、分類施教，注意發揮監區環境對不同類型罪犯的教育改造功能，強化行為矯治的養成教育，著重于矯治不同類型的罪犯和不同深度的惡習，這是一種針對性極強的教育。
1．監區分管工作
分管，即分類管理。它是監區“三分”工作中的中心環節，也是關鍵的一環。監區分管包含兩方面內容：（1）分類管理。即所謂的“橫向分類”。（2）分級處罰。即“縱向分級”。
（1）監區分類管理
對不同類型的犯人應在系統的認識某一類罪犯的性格、氣質、犯罪原因、改造中的心理、行為特點、改造規律的基礎上，探索、完善一套系統的具有針對性的分類管理辦法和對策，并注意將分級處罰、分類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
（1）對于同一刑期檔次中慣犯、累犯、危頑犯和刑期、危頑犯即分類化，從嚴管理的罪犯的管理。對這類犯人一般在集中后的半年或一年內要加大監管力量嚴格管理，在監控設備上重點保降。在人力上配備年輕、素質高的干警；在方法上做到以動制靜、以靜制動、動靜結合；在思想上注意人際關系的系統教育和思想疏導；在環境上注意環境色調平和，能抑制興奮的色彩，物品布局中不允許有可做兇器的器物；制度上針對嚴管類罪犯制定新的規章制度。
（2）根據中隊所押罪犯的類型在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上要給予不同側重和限制。比如對性犯罪的罪犯在管理上要嚴格限制文化生活中性刺激作品，在管理上監區應通過監獄制定相應制度。對暴力型犯罪要運用以靜制動的原則，嚴格限制其可能發生暴力犯罪的各種機遇，嚴禁私藏棍棒、刀具、易燃、易爆物品，防止他們行兇殺人和鬧事。
（二）分級處遇中
監區分級處遇主要是通過解決不同級別把人的待遇問題激勵罪犯努力回歸社會，難點是制定罪犯升降級的標準和考核。
確定級別條件。從實踐上看應從五個條件考慮：（1）刑期。長刑犯確有悔改表現的，對刑期要求可以放寬，因為處員是在獄內，不涉及安全和法律問題（2）計分。即考核計分。（3）惡習深淺（4）中隊安全（5）改造表現，最后一條龍為重要。
確定升降級依據，這是犯人最關心，最敏感的問題，也是分級處遇能否激勵犯人改造積極性的關鍵，因此，干警必須的多對罪犯計分考核，并親自保存，核算犯人分數，允許犯人提出疑問和質詢以增加考核的透明度和升降依據的客觀、公正、嚴格審批權。
監區對不同級別犯人的處遇標準，應當與監獄的處遇設置相結合，需要說明的是監區處遇設置實際上是監獄處遇設置的延伸和具體化，兩者是整體和局部的關系。
2、監區分類教育
我們認為監區的分類教育相對監獄的分類教育來說，監獄分類教育屬于“粗加工”；而監區分類教育應屬于“深加工，而精加工”階段，監獄實施分類教育是粗線條的針對某類在押犯的教育，應屬于對某類罪犯的共性教育，監區對所押類型和所押類型犯人基礎上的分類、分教、是針對性的細化教育，是教育改造的中心工作。因此，對監區分類教育應提出如下要求：
首先，分教的目標明確，即對什么類，什么級，什么層次的犯人的教育要弄清楚，不同的犯人的教育內容應有區別。其次，分類教育要深挖犯罪根源，矯正惡習，以提高對某類罪犯的改造效果，其三，監區分教的形式一定要靈活多樣，切忌呆板，枯燥，要讓犯人愿意聽，干警樂于教，其四，監區分類教育要解決好與特殊學校教育的關系，與中隊生產的關系。其五，在教材安排上要按照監獄下發的教學大綱和教學內容結合監區實際進行。監區內部不同類、層、級的犯人，要在教學大綱的基礎上，組織針對監區不同類、不同層、不同級罪犯制定不同的教育內容。
三、監區罪犯控制
1、監區罪犯控制制度
（1）定期和不定期考核監區干警“四知道”基本功制度。
這項制度要求監區干警對分管的犯人要做到“四知道|”，建立“四知道”考核制度，能督促監區干警從了解犯人的基本情況到向深層次的罪犯思想認識。這項制度不僅便于干警在日常工作中或罪犯發生問題后起到活檔案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對預防監區重大問題的發生起著超前防范作用。
（2）監區碰頭會和敵對情會制度
碰頭會是指監區干警每天抽出較短的時間集中交流、分析犯人的情況和問題，實現對問題提前發現，提前明確，提前防犯的一項制度。
敵情分析會制度一般是在日碰頭會的基礎上，以星期為時間進行對犯人情況更全面，更深刻的檢查分析會，如果說“日碰頭會”是防范工作的初級階段，那么敵情分析會則是防范工作的中級階段的開始，這項制度實質是解決防范控制的一個“早”字。
（3）聯保互監制度
聯保互監制度是以互監為鎖鏈，將罪犯按視線，工作聯系等條什劃分為三——五人為一個小組的具有相互監督責任的集體，使罪犯形成相互 制，互為責任的關系，實現化罪犯個體自我約束為自我約束與群體相互約束相結合，化干警整體監督為重點監督與罪犯小組小塊監督，連環防范機制。
（4）干警對罪犯直接管理制度
干警直接管理制度是指犯人出工收工、開會、計分、考核等活動都有干警親自清點人數，親自整理隊形、親自記錄，親自進行小結，嚴格執行早晚點名和夜間查鋪制度，定期和不定期對犯人監舍進行搜查，監區干警要深入犯人勞動、、生活三大現場，做到犯人24小時不脫管。
（5）對重點犯人和“三個環節”的控制制度
重點犯人主要是指犯罪思想根深蒂固惡習較深，不安心接受改造的罪犯，刑期長，思想顧慮深，悲觀情緒大的犯人，不認罪不服判，怕苦、怕累、怕勞動的犯人，以上犯人容易出現脫逃，兇殺等惡性案件，外務犯、外宿犯、外醫犯發生多是盜竊、等案件。值勤員，衛生監督崗容易出現體罰欺壓，敲作犯人等問題，新入獄的犯人容易出現自殺，脫逃等問題，我們之所以稱這些犯人為重點犯人是在于實踐反復告誡我們這些犯人是監內改造秩序是否穩定的重要因素，也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對他們首先要實施有效的引導和。其次要嚴格“三個環節”的控制制度，即要害部位的控制，違禁品控制，重要時間的控制。
嚴格對要害部位的控制和加強對重點犯人的控制，必然要引出對要害部位的管理，嚴禁無關犯人，尤期是重點犯人接近，這是控制罪犯脫逃，防止重新犯罪或違紀的重要環節，嚴格違禁品的控制，違禁品一般是指能成為罪犯重新犯罪或能造成重大事故的器物，因此，對這些物品的控制是罪犯管理中的關鍵環節，干警力量薄弱的時間，也是罪犯容易發生事故的時間，解決的是嚴格控制犯人的時間，不給犯人單獨做案的機會。
（6）監區犯人副檔案管理制度
這項制度是指監區要建立犯人名冊登記，記載犯人調出，調入，釋放和每天監區押犯數，對犯人的學習，思想改造，勞動生產表現和考核獎懲材料及時記載。這項制度是積累犯人資料，了解中隊情況和監區敵情動態的必要制度。
（7）罪犯改造積極分子委員會制度
這項制度是指從罪犯改造積極分子中，每年評選出由若干人組成的改造積極分子委員會，在干警的直接領導下，積委會協助干警維護監規紀律，搞好犯人學習伙食，衛生等工作，督促犯人積極勞動，努力完成生產任務。
（8）監區資料檔案制度
這是指監區文書檔案，各種數據，大 記，每年計劃，材料要專人負責積累管理，逐步形成監區檔案，這是監區向文明監區邁進的重要制度建設。
此外，還有監區耳目建設制度，監區干警在犯人中培養信息員，以便了解犯人情況，這項制度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監所便開始嘗試監區運用這項制度主要任務是控制監區案件的發生，建立和使用耳目是屬于逆用性質的，即用犯人去了解犯人情況，因此在執行這項制度時必須謹慎小心。監區干警應明確監區耳目的使用權限，即使監區發生案件，監區在參與中也只是協質的，因此監區建立耳目的目的和要求與職能部門不盡相同。
2、監區罪犯控制
對罪犯進行控制是監區罪犯管理活動中最基本的職責，它包含二個，一是指對罪犯的人身、監舍、床鋪、勞動場地和接見錢物，郵匯的檢驗查看，二是對罪犯行為的監視和控制，這二者互為依托，相輔相成共同實現監區罪犯管理的控制職能。
（1）捕捉信息
控制離不開信息，監區對罪犯控制的首要工作是信息收集。我們對罪犯的控制是管理的過程，監區罪犯控制是二項復雜的工作，更應重視管理活動中反饋回來的信息，有信息依據，那么對罪犯的控制就能做到有的放失卓有成效。
收集罪犯信息的依據在于罪犯作為有機體，具有高級神經系統的反映功能，因此，他們對監區的行刑管理活動，自己家庭的變故等情況都會做出認識上或感情上的反映，并付諸一些行動，這些信息、收集起來就能看出罪犯在想什么，想干什么，已經干了那些事，這是每一個管教干警都應具備的能力。
收集信息的渠道和方法是很多的，監區干警首先要以管教干警特有的機敏和觀察力捕捉來自罪犯的多種信息。實質上控制也是發現信息或信息增殖的過程。其次，從中隊實際工作中看信息的主要來源是干警與犯人在談話中得來的，因此要重視和加強個別談話工作。此外，收集信息的渠道還有座談會，耳目匯報犯人小報告等。總之信息收集工作要求干警時時留心，處處留意，力爭為罪犯的控制作提供準確可靠的信息。
（2）檢查控制
監區的檢查工作，實質上是一種防范控制工作，因此我們稱監區檢查工作為防范檢查控制。有了信息工作的依托防范性檢查就可以準確而有目的進行例行檢查和突擊檢查，監區是監獄的第一線，對罪的檢查控制是任何時候都不能稍有松懈和麻痹。必須堅持定期或不定期的，公開的或秘密的對罪犯進行檢查。不僅要認真檢查和控制罪犯的接見、通訊、郵匯，還要加強中隊安全設施監舍，床輔，物品存放處，勞動現場等進行檢查。一般情況而言，監區每個月都要進行一次檢查，每逢重大節日要提早檢查，臨時性檢查多是在監區收集到某條信息，經后認為需要進行一次檢查工作后開始的，檢查中即要注意整體，又要注意檢查死角。
（3）嚴格監區罪犯接見，通訊和郵匯的檢查控制
A、嚴格罪犯接見控制
在押罪犯在規定的時間里經管教干警批準，可以在接見室里會見自己的豐系親屬或配偶。
B、罪犯通訊控制
依照有關監獄法規和制度規定，罪犯可以與其親屬通訊，檢查罪犯發收信件是控制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從來往息什中不僅可以發現，了解罪犯的思想情況，也是動員罪犯親屬等力量進行幫教，提高改造工作有效性的一個途徑。
C、對罪犯郵匯控制
郵匯制度對監區來說主要職責是郵匯分發給監區后的處理執行制度。
（4）監區罪犯行為控制
對監區罪犯行為的控制應依據監管法規，結合本監區實際情況制定符合自己情況的制度。
A、不準接幫結伙，打架斗毆。監區里罪犯容易聚集一起，接幫結伙，從類型上看有“老鄉”為鏈的地區型的；有吃喝為鏈的“哥門義氣”型的這些消極團伙的形成容易發生團伙斗毆，對搞干警行為的發生。
B、不準私自接見親友，不準私自通過任何人捎帶書信和物品，為了避免犯人受到不良刺激導致意外事件的發生，必須嚴格控制罪犯與外界的接觸。
C、不準傳播犯罪手段或教唆犯罪，這項制度是指不管罪犯出于怎樣的考慮，也不管采用何種方式，凡是將犯罪手段傳播犯罪手段，所謂教唆犯罪是指主觀上故意縱恿，有明顯的提示和啟發性，犯罪對象明確客觀方面，實施了教唆行為。
總之，監區干警應當認識罪犯行為控制的重要性，更要認識到這項工作的難度。這不僅是因為罪犯違規行為的隱蔽性，更是罪犯的狡詐性使然。他們在暗處總是不失時機地尋找我們工作中的空檔，進行各種隱蔽和偽裝。因此，罪犯行為控制應在健全制度的前提下，嚴格執行制度，積極主動控制，使控制工作卓有成效。
（5）罪犯財物控制
A、對罪犯的貴重物品和非生活必須品應動員親屬。領回無親屬的或罪犯確實不愿將物品交給家屬的屬于罪犯的貴重物品應由獄政部門保管，一般物品由監區保管。監區對保管的物品應逐件造冊，并天具三聯單，由罪犯本人、中隊、獄政科各一聯，罪犯釋放時全部歸還。
B、監區對罪犯的物品應妥善保管，罪犯的現金一律由監區上在罪犯的帳單上，犯人不準私藏現金，犯人在有正當用途時可以憑帳支付。
總之，罪犯控制是罪犯管理的必然要求，是實現監區管理目標的重要手段，在罪犯控制活動中，要善于運用各種控制原理和手段，如：預先控制，運行控制，以實現有效控制。
1、《中華人民共和國監獄法》出版社1994年6月29號第一版
2、《中華人民共和國警察法》中國法律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
3、《河南省監獄人民警察執行規范》省監獄管理局發行
意識形態工作主要內容范文第5篇
[摘要]：
本文以歷史實踐和現實發展為依據，參照相關學科的建設情況，首次相對完整地提出了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的設想；并進一步從學科的觀照維度、結構范式和研究方法等問題出發，系統闡述了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學理框架與內容安排等問題。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ate of the other related subjects construction， the state of the history practice and the real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TV criticism study， this article completely puts forward a new academic concep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elevision criticism，for the very first time. And further， from some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 such as the research dimensionality， the structure paradigm， the research method， it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the theories outline for the content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TV criticism.
Key words: history of TV criticism；construct；dimensionality；paradigm；method
一個學科的成熟和完善，既需要有理論體系的建立和方法論的確定，也需要有對本學科歷史的深入研究，沒有對學科歷史的清理，我們便無法在歷史的語境中去還原和把握研究對象，也就無法去進一步推動這個學科的向前發展。基于此，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便成為制約當下中國電視批評實踐和整個電視學科建設向縱深方向發展的關鍵環節之一。在本書中，著者首次將這一問題置于現象－系統－模式－概念的研究范式之下，對中國電視批評實踐活動進行了系統梳理和整合建構。
一、電視批評與電視研究
為了把本書的主題、性質和范圍界定清楚，有必要交代一下本書所提的“電視批評”的具體含義與研究范疇。2000年6月，著者在《電視批評論》中認為，電視批評就是指“以電視節目的欣賞為基礎，以電視理論為指導，以各種各樣的電視節目及同節目相關的電視現象、電視思潮、電視受眾、電視創作等為對象的一種科學研究活動”。[1]此后，經過五年的沉淀和思考，結合中國電視批評理論及實踐的發展狀況，著者在2005年12月出版的《電視批評學》中，對這一概念修訂為——“電視批評是以對電視節目的賞析為基礎，以相關理論為背景，以各種具體的電視節目、電視現象、電視理念、電視創作者等為對象的旨在進行價值判斷的一種研究活動”[2]。在此前后，胡智鋒、周安華、時統宇、徐荃樂、王君超、劉建明、李道新、應天常等各位學者，也都從不同角度，或側重于藝術或側重于傳播對電視批評的概念規范問題進行了論述。[3]
從總體實踐來看，這些論述都側重于從批評本身進行界定，而對其在電視研究中的學科定位與自身譜系卻均缺乏必要的觀照與清晰地梳理。在本書中，為了避免上述界定中所存在的模糊化問題，著者借鑒劉若愚先生在《文學理論》中所提出的對文學研究的學科分類方法[4]，主張把電視研究從宏觀體系上整體劃分為電視史和電視批評兩大門類。這里的電視批評，實際上包含了具體的電視批評實踐和電視理論研究兩個方面（見圖1-1）。本書的研究對象與敘述范圍，即圍繞以上兩個方面展開，對電視批評整體進行歷史向度上的梳理、統納與評點。因此，從本質上說，本書的主要指向是歷史的，其次則是分析和評點的（參見圖1-2）。
二、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原因
作為與中國電視傳播事業同步進行的媒介現象，中國電視批評已經走過了近五十年的發展歷程，然而，與在發展時間長度上相差不大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比起來，中國電視批評乃至整個中國媒介批評的研究，無論是在體系的完備上，還是在理論的深度上卻都還鮮有可與之相提并論之處。這當然有歷史延承和學科積淀差異所造成的先天原因，但更重要的卻還是長期以來電視批評理論體系自身建構意建構意識的匱乏與缺失。無論從實踐發展還是學科建構上，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已成為中國電視研究發展的必然之舉。
（一）完善電視批評學科體系建設的需要
作為與中國電視傳播事業同步進行的媒介現象，中國電視批評實踐已經走過了近五十年的發展歷程，然而，與在發展時間長度上相差不大的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的研究比起來，中國電視批評乃至整個中國媒介批評的研究，無論是在體系的完備上，還是在理論的深度上卻都還鮮有可與之相提并論之處。這當然有歷史延承和學科積淀差異所造成的先天原因，但更重要的卻還是長期以來電視批評理論體系自身建構意識的匱乏與缺失。雖然自2000年歐陽宏生教授的《電視批評論》出版以來，有關電視批評的理論著作紛紛問世，但真正站在歷史的高度以學術視野對電視批評進行縱向梳理和系統整合的著作卻并沒有出現。
在這些著作中，劉建明的《媒介批評通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王君超的《媒介批評：起源標準方法》（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肖小穗的《媒介批評：揭開公開中立的面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2）、李道新的《影視批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曹祖龍的《影視批評學大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陳犀禾/吳小麗的《影視批評：理論與實踐》（上海大學出版，2003）、時統宇的《電視批評理論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劉曄原的《電視劇批評與欣賞》（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沈義貞的《影視批評學導論》（中國電影出版社，2004）、李巖的《媒介批評——立場 范疇 命題 方式》（浙江大學出版社，2005）、歐陽宏生等人的《電視批評學》（四川大學出版社，2006）、張文娟的《電視文藝生態批評論》（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王艷玲的《在無序中探索有序：20世紀90年代中國電視文藝批評理論研究》（新華出版社，2007）、雷躍捷的《媒介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基本代表了中國電視批評學科研究的最新狀況和最高成果。這些著作以自己各有側重的研究視域和理論成果豐富、發展了中國電視批評學科的內容體系，但正如上文所說，真正將研究的視角放在歷史發展的縱深向度上，對中國電視批評現象和理論探索過程進行系統性分析和歷史性整合的著作卻并沒有出現（劉建明教授的《中國媒介批評史》研究工作雖已基本告竣，但其重點卻在對中國媒介批評思想狀況的研究而不在對具體媒介領域的分析上，其作為社會思想發展史的意義也要遠遠大于其作為具體媒介批評史的意義）。和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早已擁有自己批評史的狀況相比，中國電視研究領域批評史建構的滯后與缺失已經讓電視批評實踐和學科建設在現實發展面前遭遇到了嚴重的瓶頸制約和身份質疑。喪失了扎實深厚的史學生長平臺，電視批評實踐的輝煌也就失去發展的鏡鑒和檢點的基礎，而理應由其承擔的指導現實、瞻望未來的功能也就不得不在這種狀況下隨之宣告失位，這已經成為令實踐者和研究者倍感憂心的問題之一。
（二）研治中國媒介通史尤其是廣播電視通史的需要
中國廣播電視通史的研究從1987年《當代中國的廣播電視》出版以來，逐漸步入到全新的發展階段。1991年，郭鎮之教授出版了我國第一部專門以電視媒介發展為研究對象的通史著作《中國電視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首次全景式勾描了中國電視媒體自1958年到1988年30年間的發展歷程。之后，于廣華主編的《中央電視臺簡史》（人民出版社，1993）、鐘藝兵/黃望南主編的《中國電視藝術發展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張慶/胡星亮主編的《中國電視史》（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1996）、楊偉光主編的《中央電視臺發展史》（北京出版社，1998）、陳志昂主編的《中國電視藝術通史》（中國文聯出版公司，2000）、林青主編的《中國少數民族廣播電視發展史》（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趙玉明主編的《中國廣播電視通史》（上、下）（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2004）、喬云霞編著的《中國廣播電視簡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徐光春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播電視簡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劉習良主編的《中國電視史》（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等以廣電通史為研究對象的著作紛紛問世。這其間，郭鎮之教授的《中國電視史》（文化藝術出版社）也在1997年簡編修訂后再次出版發行。但是，這些以“簡史”或“通史”冠名的所有史學著作卻無一例外地面臨著專題史研究不足的尷尬境遇。正如李煜所評價的那樣，中國廣播電視專題史研究的匱乏與薄弱“使得大部頭的‘簡史’、‘通史’的內容顯得先天不足”，通過對“通史”或“簡史”的閱讀，我們所得到的只是一些片段、零星的事件記錄，而不能對諸如體制的變遷、制度的建設、節目形態的遞進和沿革等有一個全面、系統的了解。[5]正是基于此，全面建構電視史學研究的各個領域，尤其是基礎性專題史（包括文化史、批評史、傳播史、藝術史和各種具體形態具體領域內的研究史）的研究便顯得十分迫切和急需。事實上，也只有這樣，電視批評研究的學術話語和實踐操作才能真正走上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的發展道路，也才可能真正在長遠切實的層面上對電視媒體傳播實踐活動形成指導和助推作用。
（三）整理電視批評現存史料的需要
作為一個有始無終的開放現象，電視批評已經完成了一段相對獨立的發展歷程，積累了大量的批評史實和相關資料。根據《中國廣播電視年鑒》和中國期刊網的不完全統計，僅1998年一年，全國就出版和發表有關電視研究的書籍與文章104部/2938篇，2003年這一數字達到261部/4419篇，5年內增幅達到150.96%和50.41%。無論是從“鑒古”的層面上，還是從“知今”的層面上，對這些史實和資料進行爬梳和整理都已經是十分必要和亟需的行為。美國媒介批評家Robert L Shayon曾說，媒介批評本身就是對人類的探索，這在孕育人類命運的用意上，比登陸月球還要重要，[6]從這個角度上也可以說，對這些資料進行整理和建構，也有著超越電視批評學術研究狹隘一隅的普泛性社會意義。
三、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的視野維度
中國電視批評實踐一向分為業務性電視批評和理論性電視批評兩個大的域疇，業務性電視批評多就業務實踐中的某個具體問題而展開，諸如對電視新聞電視綜藝電視劇電視紀錄片電視專題片電視廣告等具體節目形態的批評、對節目主持人的批評、對節目傳播藝術和傳播效果的批評、對電視媒體具體管理和運營環節的批評等；理論性批評則多就電視自身建設和本質問題的研究而展開，它又包含了三個方面，“一是電視本質理論發展的研究；二是對電視外部關系理論的研究，包括電視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法律科技道德等方面的內容；三是對電視本體理論的研究。電視本體理論包括電視傳播學電視藝術學電視語言學電視心理學電視美學等五個方面的內容。”[7]這些不同向度上的要素共同支撐起了電視批評業務與理論研究的多重維度，從而也成為了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所必須直面相對的對象和場域（參見圖1-3）。
廣義的電視批評還包括了電視評論，電視理念批評、電視現象批評、電視節目形態批評和電視創作主體批評等均是其在不同發展向度與研究空間上的拓展。作為電視批評的主要內容之一，電視理念批評承擔著對電視研究理論既建構又解構的任務，它既要從鮮活的具體批評實踐出發，又需要超越單純的口頭批評實踐，將其中的批評意識抽象升華為具有普泛性指導意義的理論和觀念形態。電視現象批評，則以其紛紜變幻、富有時代氣息的特點，成為電視批評家為關注的另一項批評內容。所以，對電視現象的批評必須認識到電視現象與電視批評的關系、電視現象批評的現狀與問題。電視節目也是電視批評的主要對象和立論基礎，電視節目的形態是隨著時代進步、社會發展而不斷變化和創新的，因此，分析電視節目形態與電視批評之間的關系也是十分必要的，這甚至是電視批評的主要表征。電視創作主體作為電視傳播和藝術創造的基源，同樣是電視批評所要涉及的重要對象之一，對電視創作者的批評可從技術專業、藝術美學、思想政治、市場商業四個價值取向來進行；從批評實踐來看，又可從社會系統、電視系統、創作主體、文本系統四個角度來進行。
從電視批評的空間與范疇來看，電視批評又涵蓋了批評的基本理念、批評的審美闡釋、批評主體的內在意識、批評的方法、批評的文本等內容。電視批評的基本理念有選題視角的針對性，方法理念的科學性、知識的綜合性、對創作實踐的指導性及社會參與的廣泛性等。電視批評具有藝術審美的功能，這就需要我們對包括電視批評中的審美意識、審美心理現象、審美表現以及審美理論等在內的內容進行證述闡釋。另外，作為批評主體的批評家本人也是構成電視批評研究的一重重要維度，批評家的文化修養和思想素質，包括明確的導向意識、開放的美學意識、民族的文化意識敏銳的語言意識、成熟的思維意識、多元的知識結構等，都應該也必須納入到電視批評史的研究視閾中來。
四、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的理論范式
（一）以批評理念變遷為線索的結構體系
理論范式是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的關鍵，也是建構任何一門學科所必須首先重點解決的問題。所謂的理論范式，對于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建構來說，就是指賴以對電視批評活動和理論研究現象進行系統梳理和勾描的理論框架與研究模式。它不但包含了學科結構上的問題，同時也包含了學科共同體成員所必須一同遵守的批評理念與邏輯架構問題。中國電視批評史的研究對象和批評內容可以隨著社會文化的發展而發展，隨著電視傳播事業的變遷而變遷，但架構學科結構的理論體系和引領學科發展的思維邏輯卻會保持相對地齊整和統一。在這個模式下，中國電視批評理念的變遷和傳播形態的沿革具有著貫穿歷史古今的線索意義。
以此為基點，觀照中國電視批評近半個世紀的發展歷程，可以將其發展劃分為1978年以前的萌芽初創時期、1979至1985年的起步發展時期、1986至1992年的拓展建構時期、1993至1999年的理論自覺時期和新世紀以來的多元化建構時期等幾個階段。在這幾個發展階段中，政治意識形態主導的社會批評理念、精英文化意識主導的歷史審美批評理念、本體建構意識主導的學術批評理念、民族意識與西方理論雜語喧嘩織就的文化批評理念、產業主管部門與媒體經營者聯合締造的產業批評理念相對齊整地占據了各自相應時期的主流話語位置。五個階段、五種批評理念之間的演進與嬗變架構勾描出中國電視批評史不斷向前發展的內在邏輯和歷史軌跡。
中國電視批評誕生之初，電視批評的主體還主要局限于電視實踐領域的從業人員。早期的廣播電視刊物《廣播業務》上的電視批評文章，如《足球和足球比賽中的實況轉播》、《電視廣播宣傳中的幾種方式方法》、《電視報道的人物選擇和刻畫》等，幾乎都是創作者和一線操作人員的經驗總結。此外，最早期的中國電視批評主體還包括了一些文化名人和極少數具有較高文化素養的電視觀眾，像、吳冷西、王蒙、阮若琳等先生。這種狀況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開始有了較大改觀。學界的學者和科研人員接過實踐者手中的批評火炬，成為從事電視批評和理論研究的主體力量，他們的批評文章占據了相關刊物批評文章總量的50%以上。由于他們長期從事電視理論研究，擁有比較扎實的理論知識積淀，其批評也較通常的業界批評更為系統、全面和深刻。其他新聞業者和廣大電視觀眾也是電視批評中的重要力量，這其中還要特別強調一下來自政府管理層的批評。他們是電視觀眾群體中的“特殊受眾”，因為他們的批評會更大程度地影響到電視政策的制定和調整。隨著受眾整體文化素質的提高，他們自身的批評意識與發言欲望也很強烈，對于這部分群體，需要注意一個引導和規范的問題，尤其是網絡電視批評。
（二）以批評標準－批評目的－批評方法為結構框架的批評模式
現象－系統－模式－概念是建構任何一個學科體系都不可或缺的參照體系，對于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建構來說，同樣所有的現象梳理和歷史勾勒都必須納入到中國電視批評史－中國電視批評－中國電視實踐－中國電視管理者創作者批評者的整體觀照系統中來。在這個系統下，對每一樁具體歷史事件、每一種具體批評理論和對每一個具體批評家的歷史評述都必須建立起相對統一的批評模式，即批評標準－批評目的－批評方法的模式。在這重模式中，批評標準、批評目的和批評方法三個要素之間，既相互獨立又彼此呼應，它們以電視批評實踐中的相關概念和話語體系為支撐形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從批評系統主客二分的角度上講，這重批評模式實際上也是維系主客體之間恒定批評秩序并保持其相應批評關系的手段和方式。電視批評史中所有的歷史描述與評價標準問題、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問題、批評家的理論見解和批評對象的實際發展問題、批評整體與其發生的社會背景問題、管理者創作者批評者（有時會重合）之間的斥合互動問題都有賴于納入這重模式的溝通和整理之下，這個問題主導著批評史歷史敘述的基本姿態和敘述效果，也主導著批評史話語表達的基本特征和理論維度。
（三）以敘述立場的辯證選擇為出發點的闡釋方式
任何一種歷史敘述，尤其是批評史敘述，都無法回避敘述立場的選擇問題。敘述立場的選擇，反映在具體的建構層面，實際就是指學科建構過程中創構者處理歷史與現實的關系時所秉持的態度問題。歷史絕對主義觀點、歷史相對主義觀點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構成了這種敘述立場選擇的三分視野。
歷史絕對主義以追求歷史事件本真面貌的機械呈現為最高追求，刻意淡化歷史事件發生前后的邏輯關聯，以割裂著述者主觀介入既成事實的方式追求一種絕對意義上的客觀性。這種歷史觀不但在理論上存在著悖論，而且對于實踐特色極為明顯的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建構來說也明顯無法成立。正如意大利史學家克羅齊所說的那樣，“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任何史學建構都不可能完全摒除掉作者主觀因素的滲入，機械的校勘和考訂并不能完成批評史所有的歷史敘述任務，也更無法達到其助益現實的最高追求。歷史相對主義則走向另一個極端，認為對于任何一個時代的現象和事件，均可以擺脫原有歷史情境的制約和規范進行隨意闡釋和發掘。如果說歷史絕對主義是抹煞了今天的存在、取消了發展的觀點的話，那么相對主義則是故意削平了歷史發展的深度，并刻意淡忘了事件發展的客觀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則兼顧了客觀性原則和邏輯性原理的統一，在闡釋描述歷史時不但注意了闡釋主體與闡釋對象之間的“透視距離”（即既要考慮到闡釋客體所處的特定時代的價值觀，也要兼顧到闡釋客體出現以后一切時代的價值觀）問題，而且還考慮到了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等辯證關系的存在問題，從而相對完整地實現了電視批評發展外部條件和內部規律的互通與融合，成為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所宜采取的主要話語闡釋方式和敘述立場。
五、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的方法
（一）學理審視與歷史體認交融
“批評史研究并不是一門單純研究古籍的課題，也不是一項純粹描述性的活動，而是一種對歷史的重新思考”。[8]中國電視批評史的研究所面對的時間段落雖不算長，但由于電視傳媒巨大的社會關注度和批評群體的多樣性與活躍性，卻資料浩繁，對于這些資料的取舍自然就成為研治電視批評史所無法回避的問題之一。
作為一個史學門類，電視批評史必須接受歷史發展前存在、學理審視后跟進的治史通則，這就產生了學理審視和歷史體認之間的時間差問題：一方面，對歷史事件和文獻資料的真切把握需要返回過去，對其原初情境進行體認；另一方面，對歷史事件和批評現象所產生的影響和意義分析又需要立足當下，作現時地觀照。解決過去和現在、回望和前瞻難以并行的問題的一個方法就是歷史情感的培養和造就。“歷史情感是一種深沉含蓄的情感……也是一種更為持久、更為強烈的情感。它不像文學情感那樣，通過虛構和濃縮，表現得夸張而熱烈……歷史情感的力量來自它的真實……”[9]這種歷史情感的培養和形成會為我們在過去與現時之間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梁，也會為我們的學理審視和歷史體認建構起一座融合共生的平臺。
（二）宏觀論述與微觀闡析結合
建構電視批評史和做任何學問與研究一樣，既要有宏觀層次上的理論、觀點、方法、模式等系統的支撐，也要有對具體批評家、具體批評理論和具體批評事件的觀照。如果說歷史時空和理論維度是一個大的邏輯性建構，那么具體的材料和史實便是支撐起這座大廈的磚石和木料，二者只有配置妥當、并行不悖才可能完成一個系統工程的完美建設。
葉兢耕在上世紀40年代評價朱自清的《詩言志辨》時曾說，“研究文學批評就得先從文學批評的本身——批評的意念入手，用史的眼光分析考察，找尋中間的脈絡，也即是史的發展，然后貫穿起來，才能真正的建立起文學批評史的間架”。[10]這對于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建構來說，同樣富有啟發意義。電視批評在發展過程中所積累起來的大量史實資料只是形而下的存在，它不會自發地給建構者提供研治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學術鏈條和內在邏輯，我們只有把它放在“史”的向度和“論”的構架里來考察，才可能揭示出電視批評發展錯綜復雜的面貌。例如對于1979年年初中國電視熒屏上所出現的第一則電視廣告的爭論、對于1988年電視紀錄片《河殤》播出后所產生的社會大討論、對于1990年末播出的電視劇《渴望》所引發的不同批評聲音等現象，如果脫離開宏闊的歷史視野和高屋建瓴的理論把握，我們就很難徹底理清它們對于電視傳播觀念本身、對于電視批評者群體和對于電視制作者個人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也就無法給它們一個恰切的歷史定位。反之離開了這些具體生動的個案，歷史視野和理論維度也會失去腳踏實地的依著，顯得空茫并塌縮。
（三）主次分明與詳略輕重并行
由于中國電視批評史所涉及的層面和領域橫跨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眾多領域，諸如技術的、文化的、政治的、經濟的、哲學的、歷史的、美學的等等，再加上電視媒體領域本身理論研究的細分，使得中國電視批評史的著述不可能在每一個方面、每一個領域都平均用力，這既不可取，也不現實。事實上，對于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建構來說，所宜采取的策略只能是“述要”而不能是“述總”， 選擇與刪減是其研究過程中一個不可省略的步驟，當然，前提必須是建立在統籌全局的基礎之上；而電視批評史具體領域內的深入研究，諸如文化研究、經濟技術研究、藝術理論研究、本體美學研究、產業與傳播研究等則需要更為專門的批評史的出現。
（四）史德與史識兼容共生
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由于所牽涉到的評述對象大都還與建構者處于同一時空之下，而且有可能還是自己的師友或親好，這就無形中增加了堅持批評標準實事求是的難度。要做到既不隨意吹捧貶抑他人，又不抱私心刻意為自己或師友謀取聲譽與利益，沒有良好的史德無疑是行不通的。史識同樣也是中國電視批評史建構過程當中建構者必須具備的素質，沒有史識，就無法做到去蕪存精、辯偽存真，也就無法對過去的歷史事實進行真實地有意義地總結，也就更無法為電視批評的現實實踐和未來發展提供鏡鑒和幫助。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史德與史識是建構中國電視批評史的先決條件。中國有“受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古訓，在電視批評中，我們與其對電視實踐做出一個結論性評述，“捧殺”或“罵殺”，反而不如給實踐者以一個切實可行的反思與審視邏輯，幫助他們學會自審，真正讓電視創作者“明辨”而“篤行”起來。
“批評史不應成為一門單純研究古籍的課題，而應該闡明和解釋我們的現狀”[11]，美國著名批評史學家雷內韋勒克的這一觀點正好切中了中國電視批評史研究的目的所在。在中國電視批評學科的研究體系中，批評史應該是一個富有提問并具有應答能力的主體，積極參與當下及未來的理論建設和發展實踐，而不應該只是以一個單純的被動者的面目出現。20世紀80年代，林青先生就提出“史學研究除了要考慮它的學術價值外，更重要的還是要考慮它的社會價值，即所選擇的研究課題是否與現實聯系，能否最大限度地滿足社會的需要”。[12]電視批評本身就是實踐性和目的性極為明顯的社會文化活動，它對電視文本的闡釋與解析、對電視傳播的監督與匡正、對電視功能的引導與疏通，無不同社會現實發生著密切地聯系。以電視批評本身為研究對象的中國電視批評史，對電視媒體文化屬性、藝術屬性、經濟屬性和意識形態屬性的多維觀照與系統梳理，無疑會對正處于社會結構轉型、經濟文化調整、媒介解體重構關鍵時期的中國電視實踐，提供豐富的鏡鑒和參考，為其當下的改革和未來的發展帶來指導意義和助推作用。
[注釋]
[1]歐陽宏生：《電視批評論》，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0年版，第2頁。
[2]歐陽宏生：《電視批評學》，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
[3]相關論述參見胡智鋒、羅振宇《學院精神與學理路徑——理論視野中的“電視批評”》（《現代傳播》1996年第1期），周安華《現代影視批評藝術》（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版），時統宇《電視批評理論研究》（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年版），徐荃樂《電視批評的批評》（《電視研究》1998年第1期），王君超《媒介批評》（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劉建明《媒介批評通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李道新《影視批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應天常《電視批評：在探索中前行》（《電視研究》2002年第2期），高靜郁《多生語境中的中國電視批評》（中國傳媒大學2005年學位論文）。
[4]參見[美]劉若愚《中國的文學理論》第1—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
[5]李煜：《治中國廣播電視史要應對的八種關系》，載《現代傳播》2006年第1期。
[6]黃新生：《媒介批評：理論與方法》，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3頁。
[7]歐陽宏生：《中國電視批評的發展》，載《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1年第11期。
[8]楊冬：《批評史的意義》，載《吉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9]郭鎮之：《歷史與情感 歷史與經驗——廣播電視史研究札記兩題》，載《中國廣播電視學刊》1992年第6期。
[10]張國風：《清華學者論文學——《新生報》副刊選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