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經濟哲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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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經濟哲學論文范文第1篇
【正文】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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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經濟哲學論文范文第2篇
[論文關鍵詞]馬克思哲學主義;唯物史觀;人道尺度;歷史尺度
一、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是馬克思哲學革命的實質
在的理論來源，尤其是空想社會主義和費爾巴哈哲學當中，思想家對市民社會、對資本主義奴役制度的批判和對人類幸福的向往，最終都陷入了抽象人道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一方面，他們根據理性預設人類社會的理想狀態，并將其作為人道尺度衡量現實，從而得出現實“不合理”的批判性結論;另一方面，當他們想使異化現實“恢復”到理性狀態時，又不得不訴諸哲學家的道德呼吁和統治階級的良心發現。總之，從 “破”到“立”，舊哲學的方法論皆走不出抽象人道尺度的窠臼。
只有在馬克思、恩格斯創立歷史唯物主義、實現哲學革命之后，被世代進步思想家孜孜以求的人道尺度，才真正填平了應然與實然的鴻溝，找到了理想現實化的道路。抽象的“理性”并不能實現世界的大同，對人類解放何以可能這一問題的回答，只能是無產階級依據歷史規律改造世界，解放自身，從而解放全人類的革命實踐活動。因此，我們把馬克思恩格斯哲學革命的實質稱為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所謂人道尺度，是應然、規范、價值性范疇，主張尊重人、愛護人、以人為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質”，其最初產生時直接針對的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人受奴役、受剝削的現實;所謂歷史尺度，是實然、事實、真理性范疇，即科學地看待人類社會的發展，研究歷史運動的規律性，從而在歷史的可能性空間中選擇、塑造理想生活。可見，歷史尺度作為對抽象人道尺度的揚棄，內在地包含了人文關懷，是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
唯物史觀理論是馬克思、恩格斯對前代思想成果的創造性發展，是一個動態、開放的概念系統，梳理唯物史觀的形成、發展史，我們才能看到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相統一的生成過程。
二、歷史觀的歷史演進——唯物史觀的動態生成
的歷史觀經歷了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轉變的過程，其唯物史觀又經歷了提出、運用、發展諸階段。
在《萊茵報》和《德法年鑒》時期(1842—1844年)，由于現實力量的介入和思想內部的矛盾，馬克思開始了其世界觀轉變的艱巨過程。在 1843年撰寫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馬克思分析了黑格爾在國家和市民社會關系上的唯心主義觀點，論證了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的思想。但此時馬克思還沒有從市民社會劃分出經濟關系、生產關系，并且在費爾巴哈的影響下，把市民社會、國家等社會形式視為“人的本質的實現”或“人的本質的客觀化”，把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政治國家視為人的本質的異化。在次年寫就的《巴黎手稿》中，馬克思首次較為系統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經濟問題，提出了著名的異化勞動思想。異化理論的隱性前提，是預設一個永恒不變的人之本性，當現實與該預設不符甚至相悖時，則為異化狀態。異化的揚棄就是人向本來面目的復歸。可見，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的基本思想仍未脫離近代的人本學模式。所以說，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及《巴黎手稿》之前，馬克思所持的歷史觀本質上仍舊是唯心史觀。但是，從1843年開始的、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展開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卻為馬克思的哲學革命提供了思想策源地。
1845年春，馬克思寫下了被恩格斯稱為“包含著新世界觀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件”——《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到1846年，馬克思與恩格斯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識形態》。這兩篇論著表明，馬克思、恩格斯在新世界觀探索中發生了質的飛躍，唯物史觀已經形成。在從舊世界觀向新世界觀的躍進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轉折，并不是法國結構主義者阿爾都塞所稱的神秘的“斷裂”，而是馬克思在其特定的理論背景和歷史情境下，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所取得的偉大成果——實踐觀。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在對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作了概括之后指出，這是他在巴黎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以及后來在布魯塞爾繼續進行研究所取得的“總的結果”。恩格斯指出，所提供的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因此，對于初創時期的唯物史觀，我們有必要分兩個層次進行理解：第一，唯物史觀的提出是哲學史上的偉大變革，它使得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統一成為方法論上的現實;第二，唯物史觀作為方法論所生成的基本原理，是以科學假說的形態出現的，必須要在實踐中予以求證。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巨著《資本論》正是這一的思想實驗室。
馬克思從1843年開始進行政治經濟學研究，直到1883年去世為止，歷時整整40年。如上文所述，唯物史觀的提出是馬克思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總的結果”，唯物史觀的證明和運用，更是在其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具體展開、實現的。《資本論》是馬克思畢生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最高成果，也是馬克思最重要的理論著作，是思想體系的百科全書。《資本論》的哲學意義首先在于，它把唯物史觀作為新世界觀和方法論應用于一種社會形態，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研究，應用于一門具體科學，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馬克思說：“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實現了這一目的，從而使得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得到較為充分而嚴格的驗證。因此，列寧指出：“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歷史觀已經不是假說，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對于這一論述，我們同樣要作辯證理解：一方面，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在資本主義經濟研究中得到了確證;另一方面，需要反思或深入思考的是，方法論意義上的唯物史觀，主要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研究的成果，然而，從本質上是西歐社會發展規律的唯物史觀理論出發，能否推演出普適性的歷史規律?相信科學研究、拒斥抽象思辨的馬克思在晚年正是陷入了這一沉思，而作為其思考成果的則是《古代社會史筆記》。馬克思晚年的學術變化，有三點值得特別注意。
第一，馬克思畢生的心血之作《資本論》，其后兩卷卻被馬克思擱置不發，在他逝世之后才由恩格斯整理出版，而從這兩卷可以看出，馬克思的手稿并不完整，《資本論》并未殺青，他就已經轉移了思考重心。這究竟意味著什么呢?第二，雖然馬克思畢生都在關注原始社會問題，但在晚年他卻投入了異常巨大的研究精力，寫下了大量的讀書筆記。第三，馬克思把視閾從西方轉移到東方，探討落后國家走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可能性問題，提出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設想。以上三點，值得每一位力圖從生成、變化的發展立場來理解哲學的研究者的重視與反思。如果說，在唯物史觀的初創階段，馬克思提出唯物史觀的方法論、提出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假說，在唯物史觀的求證和運用階段，證明了其在資本主義社會研究中的真理性的話，那么，在唯物史觀的第三階段，即馬克思重點研究古代社會和東方社會的時期，唯物史觀已經在自覺反思其方法論和具體原理的雙重向度。這是因為，馬克思在《古代社會史筆記》中的研究思路依然堅持著人道尺度與歷史尺度相統一的指向性，但在得出的具體結論中已有了重大突破，即打破了把西歐社會發展線索作為普遍歷史規律的隱蔽歸納。
馬克思經濟哲學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在《1844科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討論人的邏輯起點為:人二人尹工人或資本家。但這種邏輯起點存在問題:馬克思以類存在物證明人是有意識的，以人是有意識的證明人是類存在物，這就陷入了循環論證的困境。
論文關鍵詞：邏輯起點人＝人現實活動
在《1844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討論人的邏輯起點為:人二人尹工人或資本家，這種不證自明的邏輯起點有什么問題嗎?如果有，應該如何去評價?本文將圍繞這些問題進行討論。
為什么在《1844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討論人的邏輯起點為:人二人尹工人或資本家呢?且看馬克思如下論述:“因此，工人在這兩方面成為自己對象的奴隸……因此，他首先是作為工人，其次是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夠生存。這種奴隸狀態的頂點是:他只有作為工人才能維持自己作為肉體的主體，并且只有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是工人”。顯然，在這里，對象對人統治的原因是:人不是作為人，不是作為肉體的主體，而只是作為工人出現的。為什么這樣講?馬克思接下去又說:(1)“因此結果是，人(工人)只有運用自己的動物機能—吃、喝、生殖、至多還有居住，修飾等等—的時候，才會覺得自己是自由的活動，而在運用人的機能時，覺得自己不過是動物，動物的東西成為人的東西，人的東西成為動物的東西。(2)“但是，工人不幸而成為一種活的，因而是貧困的資本。這種資本只要一瞬間不勞動便喪失自己的利息，從而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存條件……人只不過是工人，對作為工人的人，他的人的這種特性對異己的資本來說是存在的時候才存在……因此，資本一旦想到—不管是必然地還是任意地想到—不再對工人存在，工人對自己來說便不存在，他沒有工作，因而也沒有工資，因為他還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工人存在，所以，他就會被埋葬、會餓死等等。
從以上兩點可以看出，首先，現實中的人(工人)不是以人的方式存在，而是當人自由自覺時，人是動物的，當人運用人的機能時，他是資本的。
總之，人不是人，人是人為真，人不是人為假。正因為在國民經濟學那里，不是將人作為人，而是以人為非人的假命題為出發點。所以，國民經濟學對問題的討論才有辯護色彩，將問題置于一種虛構的狀態:在那里，人只能是工人，只能是資本，甚至只能是動物。因此，我們終于看出，在《1844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中，馬克思討論人的邏輯起點為:人二人尹工人或資本家。如果以此為起點，可以看出馬克思討論人的問題的思想來源了。在現實中，人是工人，人是資本，人是動物，而不是人。那么對人二人進行思考，則人二人何以可能呢?馬克思認為，這就要揚棄異化，使人達到自由自覺。這是典型的“是即是，不是即不是，是者是其所是，不是不可能是是”的說法。而這種“是”論，從古希臘的巴門尼德始到黑格爾，都以自明的前提為出發點。所以，馬克思只是沿循老路而已。
但馬克思的這個邏輯起點有問題嗎?說人二人而非人尹人，那么，我們不禁要問，這個“人”到底是什么?怎樣認識或理解這個抽象的“人”，這個一般的“人”，是否只是觀念中的存在?一般的“人”與現實中的個別人是結合的還是分離的?
在《1844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當然認為一般的“人”與現實中的個別人是分離的。因為，在他看來，現實中的個人或是工人或是資本家或是地產所有者，是以人的異化的現象出現的，必須加以揚棄，加以否定，最終回到抽象的一般的“人”。可見，馬克思是從“分離”來思考人的間題的。而這種考慮問題的方式，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對此就已經做出批判了。
那么，這個一般的“人”在馬克思那里到底是什么?這個“自由自覺”到底該怎樣認識?
我們且分析馬克思關于人二人尹動物的這段論述。馬克思說:“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動物不把自己的生命或活動區別開來。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動。人則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為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識的對象。他具有有意識的生命活動。這不是人與之直接融為一體的那種規定性。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直接區別開來。正是這一點，人才是類存在物。或者說，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就是說，他自己的生活對他來說是對象。僅僅由于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閉
我們對此分析如下:
動物就是它自己的生命活動;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所以，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來。而人則不同。首先，人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使自己的生命活動成為自己意志和意識的對象。為什么?因為人是有意識的生命活動，這種意識意識到了人與自己的活動之間的區別和聯系，并且思考這種自己的活動，思考這種區別和聯系。這當然是一種自我意識。其次，這種以自身為對象，將自己同其生命活動區別開來的意識，使人意識到了人和動物的區別，認識到人、有自我意識的人是同一個類進而認識到人自己是類存在物。反過來命題成立。人自己是類存在物，以能夠將自己當成不同于其它存在的類，這恰恰說明:人是有意識的，即自己的生活對人來說是意識到的對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即“僅僅由于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那就是說，人的活動是自由的，那是因為人將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別開，意識到自己本身，且把自己當成一類。即人具有自我意識即類意識。我們接下來要問:
(1)“動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動區分開，它就是它自己的生命活動”，這樣說的根據是什么?
(2)和動物相反，人是具有自我意識的，為什么?
在馬克思那里，對問題(2)的回答是:人之所以有自我意識，即“正因為人是類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識的存在物”。但人為什么是類存在物?回答是:人的有意識的生命活動把人同他自己的活動區別開來，即人以自己的活動為對象，把人同動物的生命活動區別開，進而人自身是類，是不同于其他動物的類，因而是類存在物。
綜前所述，馬克思以類存在物證明人是有意識的;以人是有意識的證明人是類存在物。這顯然是一個循環論證。
為了擺脫這種循環論證，馬克思在進行該論證之前又加了一個前提，即人與動物本身是有區別的，而且恰恰是相反的:動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而人不是。那么加的這個前提是:人的活動不同于動物的活動。這就涉及到第一個問題:人和動物，二者的活動為什么是不同的?說動物是它自己的生命活動，根據是什么?動物的活動是本能的，而人的活動不是，為什么?我們如何給出證明?所以，馬克思在談人的活動與動物的活動的區別時暗含了一個前提，而這個前提恰恰又是他要論證的，即人是不同于動物的有意識的類存在物。要論證的結論已包含在前提中了。而這個前提是不證自明的。
這個不證自明的前提有兩點:人是有意識的且人是有自我意識的;動物對人來說，是人外在的東西，且與人相反，成為人的對象。為什么?因為人有自我意識，而動物沒有。但我們又要為這兩點提供根據。問題是:人是有自我意識的，為什么?說動物沒有自我意識，為什么?
可見，關于人的活動是否具有自我意識的問題，馬克思是肯定的，但沒給出根據。用“人是有自我意識的”說明關于“人是有自我意識的”的一系列問題，總是一種循環論證。
為什么會出現“人是有自我意識的”這個命題?根本原因在于馬克思仍在用黑格爾的方法解決問題，從抽象的不證自明的前提出發去思考問題。抽象地說人是自由的，人是有自我意識的，這和絕對觀念沒有實質的區別。進一步講，馬克思不能把人的現實中的活動、人的進行生活的第一事實即物質生產作為前提。
我們不禁要問:在《1844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中，馬克思不是從經濟學人手考察人的嗎?的確是這樣。馬克思分析了工資、資本的利潤，地租的問題之后，才去分析“異化勞動和私有財產”的問題。馬克思在此節說:“我們是從國民經濟的各個前提出發的……我們把私有財產，把勞動、資本、土地的相互分離，工資、資本的利潤、地租的相互分離，以及分工、競爭、交換價值概念等等當作前提。
在這里，相互分離可以理解為相互敵對、相互對立，即私有財產與人的對立、勞動與人的對立、資本與人的對立、土地與人的對立，而且分工、交換、交換價值更是與人對立的。在國民經濟學中，我們到處可以看到各種利益的敵對性質，并被承認其是社會組織的基礎。無疑，馬克思在討論關于人的問題時是從現實社會中的各種利益的對立、人與物的對立、人與人的敵對關系人手的，即人手點是現實社會中的各種經濟關系。
馬克思經濟哲學論文范文第4篇
社會哲學在理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事實上,能夠擴大和深化馬克思理論的影響。此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我國發展,產生了一些令人興奮的研究論文和著作。然而,在社會哲學的基本問題--社會哲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學者們還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知覺和認知。馬克思的理論是最先進的人類文化,都有其深刻的社會哲學。在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對于社會哲學都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社會哲學的研究對象
哲學的性質是革命的，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哲學將哲學從"天國"拉回到了"塵世間"，他并沒有給我們設定一個未來，也沒有預測一個科學社會的到來，而是強調物質基礎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性。無論是黑格爾還是費爾巴哈，所有以前的哲學都是在解釋世界，他們的歷史僅僅是觀念中的歷史。在此，馬克思通過對德國古典哲學的批判，指明了歷史所真正應當研究的是社會的現實生活。
社會哲學同哲學是具有相同的理論旨趣的。因此，我們可以把社會哲學界定為：作為對現代社會的總體反思，社會哲學是關于現代社會的本質特征及發展規律的理論。
社會哲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是在現代生產，以完成工業革命和市場制度的確立，社會哲學的蓬勃發展。從社會哲學，社會哲學產生至今，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它是否是一個階段，是根據它目前的社會生活。因此，社會哲學是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的社會結構的解釋，反思和批判。隨著歷史的發展，社會哲學研究更應立足于現實。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傳統向現代社會轉型的加速的過程中，中國社會哲學，不能根據傳統和未來的社會，也不能立足社會，一般的社會，而只能根據現代社會，只有到了現代社會，包括中國，泛化，反射，解釋，改造，建設和批評。就現代社會來看，它既具有一切社會都具有的普遍規定性，又具有與傳統社會和未來社會相區別的特殊規定性。而現代社會的特殊性，既表現為現代社會的表層特征，又表現為貫穿現代社會各要素、各領域的社會內在整體特征。把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可以說社會哲學是研究和揭示現代社會的本質特征。而揭示現代社會的本質特征，可以說是一切社會哲學的目標和任務。
社會哲學作為對現代社會的總體反思，就要體現現代社會的特點。現代社會是從傳統社會發展而來的，又是被未來社會所代替的。因此，它表現為一個生成、發展及消亡的過程。總之，社會哲學要揭示和發現社會生成和發展的一般規律與模式。
二、社會哲學的研究方法
社會哲學的建立，不僅需要確定合適的對象，而且需要科學的研究方法。因為研究方法的不同會導致不同的研究結果。科學的結果需要科學的方法。當代社會哲學領域的各種觀點、思想和學說的區別，歸根結底來源于研究者在方法上的差異。
20世紀80年代我國隨著市場經濟在中國大地上的興起，人們的實踐發生了巨大變化的方式。社會哲學這一概念也是第一次正式出現在國內學術界。但是，只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還不成熟，社會哲學也只是表明人們從歷史哲學對社會哲學的希望。但在90年代，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市場經濟在一定規模之后，現實生活中的問題讓人們社會哲學的思維方式。今天我們討論一個新的社會問題，諸如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市場經濟與道德生活的關系，價格，社會轉型，市民社會的建構，是社會的哲學思考，已經有意識地運用的社會哲學。
馬克思在對人類的社會進程進行研究之時，采用了多種方法對社會進行了全面的分析，主要包括結構主義、歷史主義和批判的方法等等，在注重對靜態的結構進行分析的同時，又注重對動態規律的研究。對于社會內在結構的靜態描述我們應該注重結構主義的方法，而在對于社會規律以及社會演進過程的研究則應當注重歷史主義的方法。因此，要建立真正的社會哲學，我們必須把各種不同的方法有機的統一起來，由于馬克思理論本身的科學性，以及它自身所具有的理論綜合性，要求我們必須以理論為核心理論，這是由其自身所具有的科學性所決定的。
三、以的視角研究社會哲學的意義
自理論產生以來，它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因此，只有在的視域下，社會哲學的產生和發展才能成為可能。同時，也只有在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社會哲學的研究，才是合情的，也是合理的。以的視角來研究社會哲學，具有重大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首先,馬克思的社會哲學的迫切需求,中國當前的社會現實。哲學的精華是時代精神的,西方社會哲學理論可以獲得相當大的發展,關鍵在于它能夠滿足社會需求的變化。然而,我國的社會哲學的研究開發進展慢,有些研究深度和力量得到加強。根據我國實際,只有堅持以馬克思的核心理念和指導地位,為了滿足社區真正的需要在當前的中國。
其次，社會哲學對于當前我國社會科學的重新建設具有時代意義。社會科學是根據每個國家具體的國情建立的，因此，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社會科學理論，外來的社會科學理論由于是源于西方國家的經驗，因此，其理論不足以解釋和指導當前中國的情況。因此，要建設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科學，必須使社會科學"本土化"，這就需要社會哲學的幫助。
第三，社會哲學有利于推動對社會的總體把握。雖然社會哲學的興起，是由于當前社會現實實踐的需要。但是，反過來，對社會哲學的研究，又可以促進對人類社會的總體把握。社會哲學作為一種理論活動，一種哲學層面的研究，必定會超越特定的實踐興趣，進而上升到對于人類社會生活的普遍本質把握的層面。這樣一種對人類社會的總體把握，正是社會哲學的主要任務。
馬克思經濟哲學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內容提要 本文主要分析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核心人物霍耐特對馬克思理論的解讀，這種解讀建立在霍耐特哲學人類學的基礎之上，并試圖重建馬克思社會勞動和斗爭概念中解放性規范內涵。對于這種解讀我們既要看到霍耐特所處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社會背景以及西方的思潮背景，又要立足于我們的現實國情加以甄別，不能盲目跟風，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借鑒霍耐特的解讀。
當前我國的研究已經進入了對馬克思哲學進行重新理解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積極參考西方者對的探討成果、從中獲取新的靈感和啟發是非常有益的。霍耐特（Axel Honneth）作為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的核心人物，目前已經憑著他的承認理論在國際學術舞臺上嶄露頭角，究其理論路徑，馬克思的社會勞動概念和斗爭概念對他的承認理論形成具有重大影響。本文將圍繞這兩個概念，關注霍耐特對馬克思理論的解讀，關注這種解讀的時代背景以及它對霍耐特形成他的承認理論的影響，并指出我們對于這種解讀應當保留的態度。
一
霍耐特最早在他和姚斯（Hans Joas）合著的《社會行動和人的自然》①中關注馬克思是如何批判費爾巴哈人類學唯物主義的，他既看到馬克思將費爾巴哈的人類學唯物主義歷史化的積極意義，又發現馬克思在這種歷史化過程中遺漏了他早期既有的人類學的解放性力量。在隨后的《工作和工具行動：關于批判理論的規范性基礎》（1982）一文中，他對馬克思的“社會勞動”概念進行了多維度的分析，指出實踐規范的維度在后人解讀中的遺失；在《統治和道德斗爭——修正了的的哲學遺產》（1991）一文中，他分析了20世紀下半期的革命陷入了低谷之后出現的內部的自我批判流派，指出它們共同犧牲了馬克思的“社會勞動”的概念，以至于不能找到行動理論的出路、滿足解放理論和社會分析的要求。在他承認理論的代表作《為承認而斗爭》（1992）中，他主要分析了馬克思早期生產美學（Produktionsaesthetik）中存在的“為承認而斗爭”的思想以及后期的功利主義的斗爭模式，指出馬克思階級斗爭概念忽視了一種道德動機。在《社會病理學——社會哲學的傳統和現實》（1994）一文中，他分析了馬克思對社會病理學的貢獻。下面，筆者將主要圍繞“社會勞動”、“斗爭”這兩個概念介紹霍耐特對馬克思的解讀。
首先，霍耐特把馬克思理論定位于一種社會理論和世界歷史理論，這個理論的中心概念是“社會勞動”。從經濟角度看，馬克思重建英國古典勞動價值理論，后者把當時的地理擴張和經濟增長歸功于作為生產要素的勞動，這種勞動最初是農業勞動、后來是商業勞動、再后來是工業勞動，統治階級被排除在人類生產行為之外，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是這種勞動價值理論的繼續和發展；從解放角度看，馬克思的勞動具有黑格爾的辯證法意義，勞動是主體意識的客觀化的過程，即主體認知能力和智力自我發展的過程；費爾巴哈的人類學的類的發展的概念是馬克思勞動概念中的第三個成分，因而它具有了德國表現主義的道德底蘊和浪漫特征，也就是說，人類歷史不是被揭示為精神的自我發展過程，而是被揭示為人類生命過程，這個過程為馬克思描述人類勞動過程的客觀化提供了背景。②
霍耐特認為，社會勞動概念有三個重要的維度，第一，從社會理論的角度看，馬克思用“社會勞動”概念來表征人類存在形式的再生產形式——即對自然的共同占有（approriation），這樣技術結構和對工作的社會管理成為人類歷史理論的關鍵因素；第二，從知識理論的角度來看，尤其是在對費爾巴哈的批判過程中，馬克思把社會勞動看作人類獲取實在知識的實踐背景，對自然的共同占有構成了抽象科學的唯物主義基礎；第三，從實踐－規范的角度看，馬克思試圖賦予社會勞動一種意識學習的功能，其中工作主體意識到其能力和需要超出了一定社會的結構所允許的可能性的范圍。③在后人闡釋和重建的過程中，大多注重前兩個維度、而忽視了第三個維度的解放性功能。為了重建這個解放性的維度，霍耐特解析了馬克思本人對這個概念的處理。
就馬克思本人而言，霍耐特認為在早期的巴黎手稿時期和后來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時期馬克思對于勞動的社會解放意義具有不同的論證模式。在前期，馬克思主要從有機的手藝人工作活動和機械式的工業勞動之間的緊張關系出發來論證的；而在后期馬克思主要從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的組織將會把工人階級培養成為一支有紀律、有組織、在技術上能干的集體主體的角度來論證的。霍耐特認為這兩種模式都是有問題的，前者使得馬克思“陷入了社會勞動歷史形式的二元結構，而沒有概念能夠解釋溝通二者的發展中介。”④由于馬克思放棄了早期激進的、把工作過程理解為一種釋放道德－實踐動機的形成性過程的意圖，所以他再沒有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當作一種溝通背景，放棄了手藝式的工作程序也是一種對象化的過程的假設，這樣工人再也不可能期望勞動是一個自我保存、自我導向、體現著自身知識的過程。第二種論證模式霍耐特認為是一種工具主義模式的論證，認為資本主義生產將會擔負起組織和訓練無產階級的作用，然而工業生產勞動的實際并沒有產生這樣的效果，所以晚年馬克思僅僅強調工業勞動在技術教育方面的功能，這樣第二種論證模式并不能支持他在革命理論中的關于社會勞動優先性的主張。“在這個論證層次上，馬克思只能建議無產階級在智力上學習如何修正它已經發展起來的批判－規范性意識以及如何轉化這種意識為革命性活動；解放意識的形成性過程和社會勞動的行動結構以何種方式緊緊聯系在一起依然和他早期著作中一樣不是很清楚。”⑤可以說，這兩種論證模式顯示出馬克思始終沒有找到將社會勞動的內在性關系和社會解放過程連接起來的論證模式。
“斗爭”是和“社會勞動”緊密相關的一個概念。由于馬克思前后出現了兩種不同的連接社會勞動和社會解放的論證模式，所以斗爭概念在馬克思理論前后也出現了不同的論證模式。
霍耐特認為馬克思前期斗爭模式是一種對象化的自我實現模式；而后期則是功利主義模式。前者主要體現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對黑格爾“主觀辯證法”的討論當中。“馬克思把他頗具有原創意義的人類學建立在一種勞動概念上，這一勞動概念頗具有十分規范的內涵，以至于他可以把生產活動解釋為主體間的承認過程。”⑥在這樣的勞動過程中，勞動者的自身能力的對象化經驗與一個可能的消費者的精神期望（geistigen Vorwegnahme）糾纏在一起，給予個體以一種主體間性關系為中介的自我價值感。資本主義社會組織由于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相分離，所以它必然會摧毀這種體現以勞動為中介的個體間承認關系的社會秩序，所以歷史沖突就必須被理解為“為承認而斗爭”。所以，青年馬克思把當時的社會沖突、階級斗爭解釋為被壓迫的勞動者為重新建立充分承認的交往關系而發動的道德斗爭，而非獲取物質資料和權力工具的策略斗爭。然而，霍耐特認為，由于這種斗爭把勞動當作手工勞動或者工藝勞動來思考，局限于片面的生產美學特征，馬克思不能把他診斷到的異化勞動放到復雜的主體間性承認關系當中，來揭示異化勞動在社會斗爭中的全部道德含義。
當馬克思從早期著作的歷史哲學的人類學前提中掙脫出來，把社會勞動當作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絕對基礎的時候，他的社會斗爭的道德理論視角就轉移到功利主義模式中，因為馬克思雖然重申把勞動看作一種社會價值的創造過程和人的本質力量的外化過程，但是馬克思還是放棄了費爾巴哈的觀念，即把未異化的勞動看作是對人類全體成員需要的充滿愛的肯定。⑦一旦馬克思運用了功利主義模式，即用結構穩定的利益競爭來代替因相互承認關系受到破壞而產生的道德沖突，階級斗爭就可能被還原為無產階級為追求“客觀的”利益而從事的斗爭，這種斗爭甚至可以無視現代法律普遍主義的成就。不過，在馬克思的成熟著作中霍耐特還是看到馬克思在經濟著作中的功利主義途徑和政治歷史研究中的表現主義之間的沖突，對于后者馬克思用“倫理分裂”來描述彼此對立的利益集體行為者由于具有不同的社會地位而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但是，這兩者之間并沒有連接起來，社會階級的沖突始終沒有被系統地理解為具有道德動機的沖突形式。
二
霍耐特之所以對馬克思的社會勞動概念和斗爭概念進行這樣分析，是與他早期形成的人類學思想基礎、實踐－規范性的理解路徑分不開的。
在上個世紀的七、八十年代西方社會各種文化思潮澎湃興起，其中生態主義、反文化主義、女性主義等這些思潮都力圖從人類學的角度通過重新審視人和自然以及人與人本身的自然本性之間的關系來對現當代西方文明進行批判，霍耐特的哲學人類學基礎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形成的。霍耐特主張的哲學人類學不同于一般的經驗研究的人種學，而是要研究人類變化的不變前提，剖析社會科學和文化科學結論的生物學基礎，構建前語言或者外乎語言的、生物學的哲學人類學。正是因為這種人類學的前提和個體自我實現的要求，霍耐特認定馬克思的青年和成熟時期蘊含著在社會診斷上的一致性，也正只有借助這個自我實現的人類學要求，霍耐特才能連接馬克思的勞動概念和解放理論之間的鴻溝，也就是說，不是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所產生的革命性效果，也不是自主的社會系統過程、更不是哈貝馬斯式的參與者的直覺交往成就提供了社會解放的可能性，而是行動主體的社會經驗以及在這種行動中的自我實現的要求遭遇障礙的事實提供了社會沖突和進步解放的動力。
實踐－規范性的理解標志著上個世紀西方理論家開辟的解讀馬克思的一種新路徑，它主要批評的“還原論”、“文明效果論”，摒棄馬克思的社會革命理論和階級斗爭理論，主張以社會哲學的規范概念豐富馬克思的實踐概念：個人或群體積極融入社會的再生產和轉型，同時社會的再生產是以個體或者群體圍繞著社會規范而進行斗爭的方式而進行，并且人類歷史在一個敞開的行動背景中展開。霍耐特與其他主張“實踐－規范”的理論家不同的是，他將這種實踐－規范解釋路徑和他的哲學人類學的思想基礎和前提結合起來，不僅在馬克思的勞動概念中挖掘了自我實現的要求和規范性的解放內涵，也對馬克思之后喪失解放性規范內涵的社會勞動觀點進行了批判。
這里尤須指出的是霍耐特對哈貝馬斯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努力的批判。霍耐特認為，哈貝馬斯試圖擯棄主體－客體模式而將工具行動的技術理性和溝通行動的道德－實踐理性區分開來，以化解馬克思那里社會勞動和社會解放之間的范疇聯系的必要性，但是他不再堅持馬克思一直堅持的自主勞動和工業組織勞動之間的區分，同時放棄了勞動的規范性內涵，而僅僅把它保留為一個中立性的概念和社會生產力的范疇置于社會行動的底層。霍耐特不滿這種對社會勞動的規范性內涵的剝奪，他強調：“在社會勞動領域中的道德導向過程將會從通過統治建立起來的社會形式中要求屬于工具行動的、有意義的工作內涵。這種有效的規范性要求來自于一種表達出來的、道德的脆弱性，這種脆弱性不是來自于對相互理解的溝通模式的壓迫，而是對工人勞動自主性的剝奪。”⑧隨著工業社會學調查深入到勞動過程的日常細節，社會勞動中更多的規范犯和沖突被揭示了出來，這一點可以為霍耐特作證。哈貝馬斯的溝通性進化過程固然可以避免將解放過程歸責于某一個階級，但是他理論的局限性也在于它簡單地認為異化的工作關系已經被歷史地克服，因而無法把握既有的工作關系中的道德緊張。
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還曾出現了三種對進行自我批判的流派，分別是博弈論(game theory)的、文化理論（culture-theoretic）的和權力理論(power-theoretic)的，它們試圖對馬克思理論進行救贖式的批判。前兩種流派都認為缺乏一個集體性的行動（collective action）的概念，主張要么借助于博弈論在的功能主義框架之外補充以個體主體的策略行動，要么對文化傳統和解釋性模式的邏輯進行再評價；第三個流派認為缺乏一個充分區分的社會權力理解，而這種缺乏是由從經濟再生產過程中清除社會權力導致的。⑨而對霍耐特來說，這三種救贖式的批判都犧牲了馬克思的社會勞動概念，更不能填平馬克思行動理論方面的社會分析和解放理論之間的鴻溝，因為它們的行動概念犧牲了馬克思勞動概念本來所具有的診斷潛能和規范潛能。
總之，霍耐特將這種實踐－規范性建立在人類勞動中體現出來的自我實現的自主要求之上，構成了它揭示馬克思社會勞動概念中的解放性規范內涵、將社會勞動和社會解放連接起來的根本原因和根本途徑。
三
那么我們應當如何來看待霍耐特對馬克思理論的解讀呢？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可以結合兩個小問題來展開。一是考察這種解讀對霍耐特形成他的承認理論的影響和貢獻；二是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霍耐特的解讀基礎和路徑。
霍耐特承認理論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在他的哲學人類學理論基礎上、在主體間性的框架下主張人類的自我實現依賴于家庭之愛、社會之尊重和交往共同體之重視三個維度的承認關系的保證。現實生活中的斗爭都是圍繞這些承認關系而展開的，人類社會的沖突歷史也可以說是一部為承認而斗爭的歷史，這種斗爭通往人類的進步和解放。
首先，解讀馬克思的社會勞動概念是霍耐特要將他承認理論建立在規范性的基礎上的一個批判步驟。霍耐特緊緊抓住馬克思的“社會勞動”概念，捍衛其中規范性的內涵，然后又緊緊抓住馬克思如何將社會勞動和社會解放聯系起來的問題線索，為他提出規范性的承認理論做準備。無論馬克思本人、還是后來馬克思理論的詮釋者都沒有將這種規范性內涵堅持到底，所以當霍耐特不滿于哈貝馬斯將工具勞動概念中性化以及將道德規范性訴諸于參與主體的直覺的時候，當霍耐特捍衛蘊含在社會勞動中的規范性內涵的時候，他找到了將社會勞動和社會解放的新的聯系點——即為了勞動的自主性、為了社會勞動領域中的承認而斗爭。雖然后來霍耐特承認理論并沒有明確地把勞動領域的承認關系作為獨立的一個維度，但是它的規范基礎是在馬克思的社會勞動概念中獲得的。
其次，霍耐特抓住了馬克思的斗爭概念，充分肯定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病理分析和歷史觀點，但是他不滿馬克思晚期的功利主義模式的斗爭思想，因為這種斗爭只是爭奪物質生產資料和國家權力的斗爭，忽視了社會勞動和社會交往中的規范性內涵。只有對這種英格蘭式的功利主義模式進行批判，才能將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建立在規范性的基礎上。這是霍耐特和馬克思的根本不同之處。這個觀點立足于一個基本假設：如果不將斗爭建立在為規范和承認而斗爭的基礎之上，純粹的物質斗爭對于人類解放是不夠的，人類斗爭的動力不是為了占有更多的物質資料，而是要滿足自我實現的要求，這個要求已經超越了單純的物質范疇。另外，霍耐特明顯地質疑馬克思將社會解放推往某個階級的肩上的論斷，他那里只有異化勞動和承認要求未被滿足的“群體”，因而“為承認而斗爭”具有一定的超階級性。很明顯，霍耐特的斗爭理論更加具有現時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社會特征，因為那里無產階級也占有了一定的社會財富和“福利保障”、一定程度上喪失了從事階級斗爭奪權的動力。而馬克思主張的斗爭則更加符合自由資本主義的時代要求，因為那時的無產階級真正地一無所有，經濟危機尚未得到有效地克服。勿庸置疑，對馬克思斗爭概念的批判濃縮了霍耐特對當時代社會階級狀況的思考和診斷。
其三，霍耐特的承認理論也可以說是馬克思理論在新的時代背景和理論背景下的延伸和發展，它們之間還是具有一定的統一性和延續性。因為霍耐特在馬克思青年時期的人類學基礎中找到了規范性和人類學思想的共通之處；他們都主張人類社會的進步在于持續的社會斗爭和解放；都重視具體的生活事件和經驗感受，反對超驗哲學和超驗理論對現實生活和感性的脫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