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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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國際化論文范文第1篇
摘要：雖然美元的未來存在不確定因素，但目前尚無任何貨幣具備超越美元的實力，美元地位的下降將是漫長的過程。人民幣國際化符合中國國家利益，需要國家意志和外交戰略的支持。經濟實力是決定貨幣國際地位的基本因素，信心、流動性與交易網絡支撐著國際貨幣職能的發揮，但一國的經濟實力并不必然轉換為貨幣實力，政治的影響不容忽視。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美元堪稱世界的頂級貨幣，但其協商貨幣色彩愈加濃厚，美元地位的維持要借助在位貨幣的優勢和外力支持。
關鍵詞：國際貨幣，次貸危機，金融衍生品，實體經濟，國際收支，外匯儲備
一、引言
次貸危機的爆發反映出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系統性風險，利用美元的特殊地位，（注：很多文獻中將美元的特殊地位稱為美元霸權，本文主要從貨幣職能視角對國際貨幣決定進行分析，故不使用這一帶有某種價值判斷色彩的概念。）美國以貿易逆差的形式大量占用他國資源，同時向全球輸出美元，這些美元回流美國后，借助復雜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桿功能，催生了巨大的資產泡沫，并在泡沫破滅后通過經濟全球化的鏈條傳導、擴散至其他國家和地區，最終引發了嚴重的全球性金融與經濟危機。
二、決定國際貨幣地位的經濟因素
當一種貨幣的使用范圍延伸到其發行國以外時，就上升到了國際貨幣的層次。哈特曼（Hartmann，1998）從貨幣職能角度擴展了國際貨幣的定義，他認為，作為交易媒介，國際貨幣在私人領域被用于國際貿易結算，在官方則是干預外匯市場和平衡國際收支的工具；作為記賬單位，國際貨幣被私人部門用于貿易和金融產品的計價，官方則用其確定匯率平價或本國貨幣釘住的“名義錨”；作為貯藏手段，國際貨幣可用于金融資產組合，如非居民持有的證券、存款等和官方儲備。由于支撐貨幣具體職能的原因不盡相同，且某種職能的獲得又有利于擴展貨幣的另一種職能，很難理清彼此之間的因果關系。在經濟層面上，信心、流動性與交易網絡，是決定國際貨幣地位的主要因素。
對一種國際貨幣的信心主要源于其幣值長期穩定的紀錄，包括對內穩定和對外穩定，對內穩定指貨幣發行國通脹率較低，貨幣購買力較少受到侵蝕，對外穩定是指匯率相對穩定或有升值趨勢。信心對貨幣的計賬單位和貯藏手段職能至關重要，從動態角度看，能提供價值穩定預期信息的貨幣才具備國際化的基礎和持久生命力。
謝林（Schelling，1960）指出，在任何用數字表達的體系中，計賬單位的職能就會產生，交易中選擇什么作為計賬單位并不重要，關鍵是參與者能夠達成一致。這個推論可以運用到國際金融領域：市場參與者更傾向于選擇那種其他人也視為必然的貨幣。
三、國際貨幣地位決定與政治
國際政治學歷來對貨幣權力的表現形式及分配有著濃厚的興趣，正如吉爾平（Gilpin，1987）所言：“貨幣次序具有分配其所代表政治力量的功能，同時也是現行體系參與者用于延續或這種次序的工具。”一些研究霸權穩定理論的學者揭示，當投資者和交易主體認為需要一種堅挺、方便、能被廣泛接收的且能促進國際市場繁榮的貨幣所帶來的信心與便利時，一個處于支配地位的霸權貨幣是十分必要的。
蘇珊斯特蘭奇（Strange，1971）把歷史上的國際貨幣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征服貨幣”（Mastercurrency），意指在附屬國、殖民地流通的征服國或宗主國貨幣；第二種類型是因內在經濟吸引力而獲得外國認可的“頂級貨幣”（Topcurrency）；第三類被其稱之為“協商貨幣”（Negotiatedcurrency），是指一些國家（追隨國）被發行國提出的條件所吸引，諸如援助、市場準入、政治同盟乃至軍事保護的承諾等，選擇支持其貨幣，但這種支持并不一定要簽署正式協議，也可以是有關方達成的默契。
追隨國支持協商貨幣，包括各層面的政治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家安全，原聯邦德國和日本支持美元，可以部分歸因于冷戰時期兩國在防衛上對美國的依賴，沙特阿拉伯同意用美元結算石油貿易也是出于地緣政治的考慮。支持協商貨幣需要眾多追隨國的共同承諾，但這種承諾有時并不可靠，難免會有某些國家產生“搭便車”行為。
政治還可通過經濟因素對國際貨幣地位產生間接影響。沃爾特（Walter，2006）指出，持久的保守貨幣政策能孕育一國的貨幣實力，而這樣的貨幣政策必須“可靠地根植于該國的政治制度之中”，19世紀英鎊幣值穩定的聲譽及所獲得的外部信心，與英國的有限政府、公民選舉權以及精英金融集團控制的英格蘭銀行密切相關。政治因素也影響一國能否建立起發達、高流動的金融市場。斯塔薩維奇（Stasavage，2003）認為，有限權力的政府和傾向于債權人保護的法律框架，是國內金融市場成長的必要環境。
四、美元的未來與挑戰
無論以何種貨幣職能標準衡量，美元都是當今世界頭號貨幣。作為交易媒介，美元在全球外匯交易量占據了89%的份額，它最強勁的競爭對手歐元的市場份額為37%，日元只有20%（BIS，2007）。（注：外匯交易按買賣雙向統計，因此總份額為200%，國際清算銀行BIS每隔三年出版的《國際外匯市場統計》提供了此類數據的來源。）作為價值貯藏手段，2007年全球外匯儲備中，美元占比高達64%，歐元為26%，日元則僅為3%。全球銀行存款中，美元比重為48%，美元債券的比率為44%，歐元的比例相應為28%和31%。作為記賬單位，世界上有近2/3的貨幣通過各種形式釘住美元，美元還在許多國家部分甚至完全替代了東道國貨幣的職能，即所謂的“美元化”現象。
前文中提到的國際貨幣，如“征服貨幣”、“協商貨幣”和“頂級貨幣”，其界限并非涇渭分明。即便鼎盛時期的英鎊，也從來不是單一類型的國際貨幣：作為征服貨幣，英鎊體現了宗主國在殖民地的權威，但在其他地區，英鎊則是因為經濟吸引力而被認可的頂級貨幣，二戰后，英鎊更主要地是在英聯邦內充當協商貨幣，這些國家將對英鎊的支持與從英國能獲取的優惠聯系在一起。顯然，美元作為征服貨幣的色彩要淡得多，因此我們對美元地位的分析可以循著頂級貨幣和協商貨幣兩條路線展開。
（一）作為頂級貨幣的美元
經濟實力支持美元的頂級貨幣地位。從信心的角度分析，根據統計，美元的對內購買力一直相對穩定，以1995－2004年和1950－1964年的平均值為例，美元的購買力下降，僅比德國馬克和日元略高。（注：這種現象說明美元國內貨幣和國際貨幣職能的內在沖突，顯然，美國更重視本國利益而忽視為世界提供穩定公共產品的職責。）與對內價值相比，人們更關注美元的對外價值。雖然從理論上講，匯率的穩定和堅挺是貨
從歷史數據看，19世紀初英國的經濟實力已經是世界最強，但其貨幣地位并不特別突出，直到1870年，在英國經濟實力連續幾十年穩居世界首位之后，英鎊才成為最主要的國際貨幣。
（二）作為協商貨幣的美元
從某種意義上講，美元登上國際貨幣舞臺伊始就帶有協商貨幣的色彩，因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國際合作的產物。但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早期，雖然不乏表面上的合作，美國的超強實力及與黃金的可兌換性，使美元成為各國競相追逐的稀缺資源，是一種不折不扣的頂級貨幣。進入20世紀6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內在矛盾開始顯露，美元地位的維持已經由完全依靠美國自身實力向借助外力轉變，期間美國曾與他國合作建立“黃金總庫”，簽訂“互惠信貸”和“借款總安排”等協議，雖然這些舉措未能挽救布雷頓森林體系，卻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和延遲了美元的頹式。而當1971年當美國政府宣布中止美元與黃金的兌換后，美元與其他貨幣已無本質區別，其地位就更依賴他國所愿提供的支持。
本文對“復活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理解是：東亞和美國之間存在某種默契，并形成一種特殊的經濟循環模式，即東亞出口商品，美國提供市場；東亞積累債權（作為儲備貨幣的美元），美國積累債務；雙方互利互惠、各得其所。這一默契與本文前面所下定義十分吻合：美元在東亞是一種協商貨幣。問題是，這種模式能否長期延續，東亞對美元的支持是無條件的嗎?答案是否定的，我們以全球擁有美元儲備最多的國家－－中國為例簡單分析，公平地講，中國從中美貿易中獲益良多，也樂意持有適度數量的美元資產，這本是可以雙贏的局面。但事實是，兩國從此陷入了所謂“金融恐怖平衡”，且中國的處境更為不利。例如，次貸危機后，中國辛苦掙來的美元面臨貶值甚至違約的風險，但卻不能通過拋售而退出，因為這會導致所持美元資產價格暴跌而蒙受巨大損失，用克魯格曼的話來說，中國已經掉入了“美元陷阱”。
（三）美元的競爭對手
在美國政經力量相對下降后，美元實力仍得以維持，還基于這樣一個事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對手能夠取而代之。
談到美元的競爭對手，人們自然會將目光投向歐元。就經濟實力而言，歐元區經濟規模與美國不相上下，金融市場發達，歐洲央行秉承了德國央行的反通脹傳統，這些條件都賦予歐元挑戰美元的實力。但時至今日，歐元取得的成功仍是有限的。誠如前文所言，國際貨幣的基本職能－－記賬單位的實現，在于成為市場參與者關注的焦點，作為一種年輕的貨幣，歐元需要花費較長時間來構建自己在市場參與者心中的形象，由于社會慣例改變需要出現足以改變現狀的強大力量，在此之前，人們仍會繼續遵循長期以來形成的習慣。
2009年3月23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撰文呼吁創造一種與國家脫鉤、并能保持幣值長期穩定的國際儲備貨幣，并建議在特別提款權（SpecialDrawingRights，SDR）基礎上建立新國際儲備貨幣。這一建議雖受到國際社會的歡迎，但從現實角度出發，用超貨幣充當國際儲備貨幣存在極大的困難，這不僅在于讓各國上交貨幣的政治障礙，技術上也很難行得通。以特別提款權為例，20世紀60年代末創造出來的SDR，雖然具有價值穩定的優點，卻是一種沒有實體形式的賬面資產，其用途也限于IMF和會員國政府之間的借貸以及會員國之間的國際收支調節，不能用于民間的貿易和非貿易結算，流動性十分有限。
五、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景
人民幣國際化論文范文第2篇
一種貨幣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通常認為需要四個條件：一是完全可兌換并被廣泛接受；二是它的金融市場——國內資產和外匯——應具有廣度和流動性；三是其價值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四是在金融和貿易上有較大的交易量。也有人認為，貨幣發行國必須是一個經濟大國。這與第四個條件較接近，因為一個經濟大國的貨幣通常就會有較大的金融和貿易交易量。
下面我們就來考查牙買加體系誕生以來，所有儲備貨幣發行國(26個以上)是否達到了上述四個條件。
(一)完全可兌換并被廣泛接受根據1980年的《國際貨幣基金年報》，日元在1976年時，已經占世界外匯儲備的2％，但是我們知道，日本宣布取消外匯管制的時間是1979年，而實際執行是在1980年。由此可見，“完全可兌換”作為儲備貨幣的條件值得置疑。另外，《國際貨幣基金年報》每年均列出世界儲備貨幣的構成，自歐元創立以來，《年報》的世界儲備貨幣構成表通常只列出美元、歐元、日元、瑞士法郎這些占世界儲備貨幣之比例最高的四種貨幣。其中，瑞士法郎雖排在第四位，但其所占比例僅有0．7％(2002年)，除了以上四種貨幣之外的所有儲備貨幣約占6．3％。因為其他儲備貨幣所占比例不足0．7％，由此可推算出，這些貨幣至少有10種以上。這就是說，目前世界上已經成為某一經濟體儲備的貨幣在14種以上(在歐元發行之前應在26種以上)，其中絕大多數占世界儲備貨幣總量的比例不足0．6％。盡管許多儲備貨幣只有極少數經濟體將其用作儲備，但我們也不能說它不是一種國際儲備貨幣。所以，“廣泛的接受性”的標準也是一個相當模糊的表達。
(二)金融市場應具有廣度和流動性這句話通常理解為“開放和有深度的金融市場”(openanddeepfinancialmarkets)。1976～1980年，在世界各國的外匯儲備中，日元的比重由2％提高到4．5％。但眾所周知在這一時期日本不僅沒有開放金融市場，而且還實行著嚴格的外匯管制，日本對金融市場的封閉遭到西方國家的一致抗議。可見，金融市場的開放程度并非必要條件。
(三)其價值具有一定的穩定性1963～1975年問，日元在成為儲備貨幣的初期存在著較嚴重的通脹。日元不僅對內通脹嚴重，對外的價值也不穩定。從20世紀70年代(史密森協議前)初算起至90年代中期，日元從1美元兌換360日元，25年間升值至80日元，然后又跌至120左右，波動幅度之巨可以想象。
二、從現實中歸納儲備貨幣形成的必要條件
以上我們通過比較日元成為儲備貨幣時的條件否定了上述四個條件中的三個。那么，一種貨幣成為儲備貨幣到底需要哪些條件呢?比較日元形成儲備貨幣的過程，本文認為一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需要下述五個并不很難達到的條件。
(一)政治經濟穩定儲備貨幣是一種信用資產，儲備發行國政治經濟的穩定是保證其發行的儲備資產安全性的前提。如果這種安全性都保證不了，誰還敢持有這種儲備?所以，一國政治經濟的穩定是成為儲備貨幣發行國的第一必要條件。
(二)在國際市場上的交易規模較大一個國家為什么要將某種貨幣當作儲備貨幣，與交易成本有關。一國的外匯儲備主要用于貿易或資本項目逆差支付，如果一國與中國有巨額貿易(自然也形成一定量的貿易資本流動)，該國外匯儲備支付的大部分將用于中國，如果該國儲備當局不儲備人民幣(假定人民幣能用于貿易結算)，而只用美元支付，那么，該國的交易將面臨兩重匯率風險，即人民幣和美元兩種匯率風險——有些時候，這兩種風險可能是疊加的。而如果該國用人民幣直接支付，則減少了一重風險，即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對于日本和韓國(其第一大貿易伙伴國均為中國)，將人民幣當作儲備貨幣將是一個自然的選擇。
從另一個角度看，假定中國是某一個實行釘住美元制國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那么該國家的外匯市場上就會有大量的人民幣交易，當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時，美元的匯率可能沒有變化，因而為數不多的與美國貿易的進出口商沒有匯率風險，而絕大多數進出口商因為與中國進行貿易而面臨匯率風險，從而使這種釘住失去了意義(釘住制的目的就是為了減少多數進出口商的匯率風險——或稱交易成本)。顯然，這個國家至少應該將人民幣當作其釘住貨幣的一種(要釘住，就必須先儲備，否則外匯管理當局就無法操作，從而使釘住變成空話)。而如果這個國家將人民幣當作釘住貨幣，當人民幣升值時，它就不必對美元升值，從而使外匯市場上的操作變得更簡單(減少交易成本)。可見，一國貨幣成為關鍵貨幣的關鍵是它的貿易(國際交易)規模，如果它的貿易規模足夠大，就會有較多實行釘住匯率制的第一大貿易伙伴國；當這些貿易伙伴與該國的貿易占到其貿易總額的一半以上時，釘住這種貨幣就順理成章，儲備貨幣自然形成。
布雷頓體系崩潰之后出現的前幾位國際貨幣發行國——德國、日本和法國，其世界貿易額在全球排名也不相上下。可見，雖然交易規模是一個必要條件，但貿易規模更具決定性意義。
(三)允許境外非居民用本幣存款賬戶結算一種貨幣雖然在“國際市場上的交易規模較大”，但不允許境外非居民持有本幣存款賬戶，那么，這個國家的貨幣(例如人民幣)也不能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外匯儲備是一國政府保有的用來償付外債的以外國貨幣命名的資產。貨幣發行國不給非居民提供本幣賬戶的清算服務，他國怎么用這種貨幣來償付外債呢?所以，一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另一個條件是：允許非居民持有這種貨幣的存款賬戶(而不是現金)。如果上述(一)和(二)兩個必要條件已經成立，那么，只要境外非居民可使用這種貨幣賬戶結算，必然導致這種貨幣的大量使用。在這種情況下，發行國就沒有理由不對儲備這種貨幣的中央銀行或相關機構提供清算服務。另外，前面我們提到，在日元成為儲備貨幣的早期，日本政府僅對非居民的貿易賬戶實施了開放政策，對資本賬戶卻嚴格限制，但這并沒有阻斷日元儲備化的進程。所以，我們可以更精確地說，一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第三個必要條件是：在貿易賬戶上開放非居民對本幣的使用。應該強調的是，這一條件與一國貨幣的自由兌換性并不是完全相關的。從貨幣兌換的主體劃分，自由兌換可分為四種，一是對本國居民的經常項目自由兌換；二是對本國居民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三是對境外非居民經常項目的自由兌換；四是境外非居民資本項目的自由兌換。上述分析表明，在這四個自由中只要實現了一、三兩個，對于一個貿易大國，其儲備貨幣的形成條件就已經足夠了。日本早在1960年實現了第三種自由，但第一種自由卻是在1964年才實現，第二種在1980年才開始實施，而第四種直到1997年才全部完成。
(四)實行對主要儲備貨幣的浮動匯率制如果一國出口總值在世界居前列(經濟大國)，又實行固定匯率制，則其放開非居民的本幣貿易賬戶就是放開了短期資本，而放開了短期資本就陷人了三難困境(trilemma)：失去了貨幣政策自主性。由此我們可以說，一個大國的貨幣要想成為儲備貨幣，它的匯率必須浮動，否則它的貨幣政策遲早會受到資本流動的制約。進一步，我們能不能說，實行浮動匯率是一種貨幣儲備化的必要條件呢?就目前來看，所有的國際儲備貨幣的匯率都是浮動的。橫截面的歸納似乎是正確的，但從歷史上看，20世紀70年代后期西德馬克曾是世界重要的儲備貨幣，然而它在歐洲共同體內部實行固定匯率制；美元的中心儲備貨幣地位也是始于固定匯率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所以，根據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和克魯格曼的“三難困境”理論，我們可以將第四個必要條件限定為：在牙買加體系下一個經濟大國的貨幣要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它必須對主要儲備貨幣(包括美元、歐元和日元)浮動。這個命題不僅符合上述兩個理論，而且也舉不出反例。
(五)長期保持不貶值的趨勢馬克從20世紀5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日元從20世紀6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因國家經濟的持續增長，貨幣存在著長期升值的趨勢(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這種趨勢給貨幣的持有者帶來了收益，因此，人們愿意持有這兩種貨幣。可見，長期的升值趨勢對貨幣儲備化過程的重大意義；而反過來，世界上還沒有一種貨幣是因為貶值而變為儲備貨幣。由此我們可以斷言：一種貨幣成長為儲備貨幣的第五個必要條件是：在其演化的初期必須保持長期對外升值趨勢或保持較強的穩定性(例如瑞士法郎)。
三、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必要條件準備狀況
我們知道，每一個國家都希望本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不僅是國際政治和經濟地位的象征，而且還有鑄幣稅的收益。然而根據上述分析可知，一種貨幣能不能形成國際儲備貨幣取決于兩個方面：
一是貨幣發行國有沒有能力提供儲備貨幣。一國只有允許非居民持有本幣存款賬戶才能成為儲備貨幣，而讓非居民持有本幣賬戶就相當于在一定程度上開放了短期資本市場，從而使該國將面臨著短期資本流動的沖擊。所以，一國的金融市場和貨幣制度能不能消除或經受住短期資本的沖擊是它能不能形成儲備貨幣的先決條件。根據克魯格曼三角，要在制度上消除這種沖擊，一個小國可以實行貨幣局制(實際上香港在1998年也受到金融危機的強烈沖擊)；而一個大國則只能浮動匯率。所以，開放本幣存款賬戶和實行浮動匯率制是一個大國貨幣成為儲備貨幣的兩個最基本的前提條件。
二是非貨幣發行國政府是否愿意持有這種貨幣。每個國家都希望本國貨幣能成為儲備貨幣，但最終能不能成為儲備貨幣還取決于他國政府能否接受，而他國政府能否接受又取決于發行國本身的政治經濟條件，即政治經濟穩定、在國際市場上有較大的交易規模和貨幣具有長期保持不貶值的趨勢三個條件。
人民幣在這兩個方面的表現又如何?下面我們就來詳細地考查。
(一)政治經濟形勢穩定歷經了1980年代末期世界的政治動蕩，1990年代末期的東南亞危機沖擊，中國政治和經濟體制在向穩定點靠近；一系列體制的悄悄變革，使政治體制和經濟運行相互配合，演化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穩定結構；迅速增長的財政收入，使政權穩定性得到了進一步保證。目前無論國內還是國外，沒有人擔心中國近期的政治經濟穩定性。這一條件為人民幣演化為儲備貨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進出口總額高速增長，人民幣具備在國際市場上大規模交易和流通的基礎從1978—2005年，我國的進出口額從206．4億美元增加到14221．2億美元，翻了69倍。盡管我國目前的綜合實力僅居世界第60位，人均GDP不足1500美元，但已經是世界第五經濟大國和第三貿易大國了，近幾年，我國進出口增長速度驚人，2003～2005年的進出口總額增長率分別是37．1％、35．7％和23．2％，2006年上半年達23．4％，表明全年增長速度不會少于20％。按此速度增長，不久將競爭第二貿易大國。此外，目前我國已經成為11個經濟體的第一大貿易伙伴(日本、韓國、阿根廷、新加坡、越南、馬來西亞、蒙古、馬達加斯加、貝寧、臺灣和香港地區)。在這些經濟體中有5個實行釘住匯率制；日本、韓國、新加坡和馬來西亞都是世界外匯儲備大國。另外，應該說明的是，中國與泰國在2000年曾達成貨幣互換協議，2003年和2005年又分別與日本和韓國達成貨幣互換協議。一旦這些協議執行，人民幣將自動成為儲備貨幣。
(三)逐步升值的匯率演化盡管中國經濟發動于1980代初期，但人民幣開始升值卻是從1994年開始的，最初的升值可能是匯率并軌的超調結果，接踵而來的是1997～2000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盡管這一時期，由于對人民幣的擔心而出現了大量資本外逃的噪音交易，但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不僅保持了人民幣與美元名義匯率的穩定，而且因亞洲各國(包括日本)貨幣普遍貶值，使人民幣相對升值。2003年中國經濟在脫離了低迷之后呈現出繁榮，人民幣預期的突然轉向使其名義匯率升值壓力突顯，從此人民幣名義匯率和實際匯率都進入了逐步升值的軌道。近十年來，中國工業生產技術迅速普及，勞動生產率逐步提高，根據巴拉薩一薩繆爾森命題，只要中國經濟技術進步的過程不完結，人民幣升值的過程就不會完結。
通過上述第二個方面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出，人民幣的外國政府接受性條件已經基本具備，因此，只要我國政府允許非居民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則人民幣將迅速成為一種國際儲備貨幣。然而，目前的情況是：我國政府不可能允許非居民用人民幣結算。因為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增長較快，2005年經常賬戶順差和直接投資賬戶順差就達2000多億美元，如果我國允許非居民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則外國的進口商為獲得人民幣升值的利益，必將對中國進口企業提出用人民幣結算的要求；而中國出口商為了避免使用外匯而遭受人民幣升值的匯兌損失，也必將同意使用人民幣結算，結果當然是中國多數出口將不使用外匯。假定有一半出口額用人民幣結算，一年就會使我國的外匯儲備再增加3500多億美元。因為非居民的人民幣存款記錄在國際收支平衡表的短期資本賬戶上，也就是我國出現了大批的短期資本流入。在2000億美元儲備增量的壓力下，我國目前的經濟中已經出現了貨幣流動性強勁的局面，中央銀行2006年被迫再次提高存款準備率并對房地產采取了選擇性信用控制，若再增加3500億美元，貨幣回籠的壓力將再增加2．6萬億人民幣，人民銀行勢必大量集中發行中央銀行短期票據，大量集中地發行勢必導致利率的迅速上升，經濟形勢將變得異常復雜，很可能失去控制。一年超過5500億(如果所有出口均用人民幣結算，那就可能達到上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增長，是我國經濟根本無法承受的巨大包袱。
可見，我國不能放開非居民的人民幣賬戶(因而導致人民幣不能成為儲備貨幣)的原因是我國經濟中存在著短期資本——外匯儲備——貨幣政策三者的聯動關系。根據蒙代爾一弗萊明模型，解除這種聯動關系的方法只能是實行浮動匯率制。由此我們可以說，我國在貨幣制度上還不具備提供國際儲備貨幣的內在條件。
四、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路徑預測
近年來，我國通過吸引外資政策發展國際貿易，逐步實現了貿易額的世界前列地位，為人民幣在國際交易中廣泛使用奠定了基礎。可當人民幣臨近國際儲備貨幣的門口時，它又落入了“三元困境”的陷阱；要擺脫這個陷阱，它必須乘上“浮動匯率”這個電梯，從陷阱里上來。在許多人看來，從釘住匯率到浮動匯率似乎是“臨門一腳”，但對中國經濟來說，卻是一段漫長的攀登之路。由于近年來在我國全部價格籃子的商品中，貿易品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與此同時，貿易品的生產率也在不斷提高，導致人民幣實際匯率的提高，目前由許多研究機構測算的購買力平價已經達到1．48(1美元=5．4元人民幣)；另一方面，根據以往的國際經驗，匯率波動存在著超調現象(反應過度)，所以，若人民幣匯率立即由市場自行決定，則市場價格必升至5．4以下，調整幅度將超過36％。如此大幅度調整必使中國經濟遭受沉重打擊。這是因為出口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三架馬車之一，根據國家信息中心的計算，2005年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5％，如果將間接的貢獻(消費和投資)也計算在內，對GDP增量的貢獻遠遠超過40％。所以，人民幣突然大幅度升值將使大批貿易企業倒閉，猛烈沖擊中國整體經濟，其后果是中國人民無法接受的，所以，人民幣絕對不能立即浮動(完全由市場定價)。
自2005年7月21日起，人民銀行宣布我國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并明確表示要增加人民幣匯率浮動的區間；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2005年7月23日也在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節目中表示：“此次匯率機制改革是強調以市場為基礎的浮動匯率”，這些都表明改革的方向已經確定——以市場定價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一年多以來人民幣正在逐步升值，至今年9月5日已經升值了4．8％。這些情況都表明，人民銀行試圖先讓人民幣匯率在一段較長的時間內逐步接近購買力平價，然后再實行由外匯市場定價的浮動匯率制。
通過上述對人民幣儲備化的過程中各種必要條件之間的鉗制關系的分析，我們實際上已經將人民幣未來的路徑勾畫出來：假定人民銀行計劃平均每年升值5％，則從現在算起，還需5年半的時間才能完成任務。即在2012年的年初接近購買力平價所確定的匯率。也就是說，從2005至2012年人民幣將通過參考一籃子貨幣計值，并逐步對美元升值，最終逼近購買力平價，并逐步擴大浮動的區間，為完全浮動創造條件；2012年人民幣匯率開始試行市場定價；再經過2年左右的試驗，在匯率企穩，人民銀行基本掌握和熟練了浮動匯率下貨幣政策操作的要領，約在2015年前后，中國將允許非居民在貿易賬戶下使用人民幣結算。屆時，我國可能已經成為世界貿易第二大國；中國可能成為20個或更多國家和地區的第一大貿易伙伴，一旦中國開放非居民的人民幣轉賬結算，這些貿易伙伴國會主動將人民幣列為儲備貨幣，人民幣占世界儲備貨幣的比例將迅速上升，在五年內(2020年)達到3％(排在日元之后)。當然這是一個比較保守的預測，實際的時間可能會更短一些。
綜上所述，人民幣成為儲備貨幣的條件并非遙不可及，我國已經基本具備了多數條件，少則6年，多則10年，“國際儲備貨幣人民幣”就會變為現實。
人民幣國際化論文范文第3篇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背景和發展現狀
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隨著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發區、內陸開放城市等依托實體經濟環境建設的步步深入，以人民幣為基點的經濟改革也在逐漸加快，從出口創匯到引進外資，從“入世”到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越來越開放的經濟政策為提升國家綜合經濟實力打下雄厚的基礎。自我國大力發展對外貿易、鼓勵出口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取得巨大成就，對外貿易規模和地位不斷上升，外貿結構不斷優化。此外，我國在金融領域的重拳改革也取得成效，目前已經初步建成銀行、證券、保險等功能比較齊全的金融體系。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我國當前存在的經濟問題，比如外匯儲備過高、貶損風險很大，不成熟債權國的困境以及貨幣錯配的風險逐漸加大，貿易順差過大引發的對外貿易失衡、我國資源向外流失、貿易收入沒有得到合理利用、我國外匯儲備的財富在不斷縮水和損失、國內存在通脹隱憂、進口國因貿易逆差而產生的對我國的政治經濟攻擊等等。當前，我國經濟中存在的這些問題都和我國資本賬戶開放遲緩和人民幣不可完全自由兌換有一定關系。
綜上所述，從當前國內經濟狀況來看，人民幣國際化是順應我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趨勢的正確舉措。目前，人民幣已經在我國周邊一些國家開始流通，其國際化進程也早已開始推進。2011年8月23日，我國政府《關于擴大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地區的通知》。至此，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境內地域范圍擴大至全國。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意義
為了逐漸通暢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渠道，引導外匯儲備良性健康發展，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是國內經濟發展和抑制國際經濟波動對我國經濟影響的必經發展之路。究其具體方面的重要意義如下：
首先，貨幣國際化有利于發行國財政獲得更多鑄幣稅收入。在信用貨幣制度下由于國家壟斷貨幣發行權，在發行貨幣并吸納等值黃金等財富后，貨幣貶值，持有貨幣的一方財富會減少。鑄幣稅接近于貨幣面值，因此西方國家歷來看重貨幣控制權。美國學者塞纓爾?亨廷頓認為，西方文明控制世界，首先就要控制國際銀行系統，其次是要控制全球硬通貨、國際資本市場，而高科技、軍火工業、航空航天工業等則重要性最低。因此，推進貨幣國際化可以有利于發行國財政獲得更多鑄幣稅收入，增強該國的綜合經濟實力。
其次，貨幣國際化有利于緩解外匯儲備過大的壓力。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在其經濟黃金增長期內累積下大量外匯儲備，而德國將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平準基金，主要用來對本國貨幣的匯率進行調整，并憑借資本賬戶的持續逆差，保證對外輸出本國貨幣。在緩解過大外匯儲備壓力的同時，使得德國貨幣馬克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的供給大幅度增加，很快便成為了國際硬通貨，為后來歐元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理，對于我國而言，由于外匯儲備總量龐大，貨幣結構單一，促成人民幣國際化，加速國際資本流通，不失為一種解決或緩解我國外匯儲備過大的壓力的有效方法。
第三，貨幣國際化有利于降低匯率風險和交易費用。由于使用非本國貨幣進行國際貿易，在不同貨幣間的匯兌中會產生交易費用，且存在匯率風險。因為即使存在多種金融工具可規避風險，但必要的交易成本卻無可避免。因此，以本國貨幣作為貿易結算貨幣，實現貨幣的國際化便成為貿易中降低匯率風險和交易費用的有效手段。人民幣國際化同樣可以實現降低外匯匯率與貿易交易費用的目的。
第四，貨幣國際化有利于促進本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融合。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中國經濟全面融入國際經濟，金融市場的進一步升級，提高和增強中國經濟的國際地位。
三、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步驟――離岸市場發展
離岸金融市場本來是指相對于在岸金融市場而言，是非居民之間在境外的金融交易市場，所以又稱為境外金融市場。然而隨著國際金融的發展，離岸金融市場的內涵也開始豐富起來，離岸金融市場的地域概念開始模糊，“岸”的概念由“國境線”轉化為“監管線”或者稱為“法律線”。
從2003年11月我國央行允許香港可以開辦經營人民幣業務，從此人民幣離岸市場經歷了初始形成階段，快速成長階段以及全面發展階段。初始形成階段的起止時間是2003年11月～2008年年底，這一階段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標志主要是離岸個人業務開始出現并且主要集中在香港。香港推出了人民幣實時結算系統以及境內金融機構開始在港發行人民幣債券。這一階段，我國政府與吞港地方政府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人民幣跨境結算也開始進行試點，完善內地與番港人民幣清算的協議。在這些政策的推動下，這一階段香港人民幣資產池快速擴大。期間在2011年11月，香港人民幣存款余額更是發展到了6273.02億元人民幣，是發展初期的700倍。在香港，人民幣早已成為繼美元、港幣之后的第三大存款貨幣。香港也成為除大陸以外的世界上最大的人民幣存款資金池。全面發展階段的起始時間是2011年8月，我國“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指出支持香港成為全球人民幣業務與資產管理中心，人民幣離岸市場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截止到2012年9月，由香港結算人民幣金額已經達到了1.92萬億元，超過了2011年全年的總和，香港已經成了人民幣跨境結算的重要平臺。不僅如此，人民幣離岸業務不僅在臺北、倫敦、新加坡紛紛出現，越來越多的傳統離岸市場開始經營人民幣離岸業務。2012年下半年以來，在離岸市場的人民幣資金逐漸收緊造成利率上升，一些優質客戶的利率已經超過大陸同期水平。
除了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之外，人民幣區域化、一體化戰略也是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必經之路，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其對外資的吸引力受到其經濟的發展水平、經濟總量以及經濟增長穩定性等的影響，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在逐漸提升，經濟總量也在迅速擴大，在亞洲地區逐漸發展成為主導性力量，我國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人民幣在亞洲地區的區域化進程。人民幣國際化是需要發揮市場因素與政府因素雙重驅動力量，需要培育充分的市場經濟環境與金融制度環境，需要才有可能實現其戰略目標并取得最終成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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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國際化論文范文第4篇
人民幣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批準加入SDR，使人民幣成為繼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之后的第一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貨幣。人民幣入籃后，黃金市場走勢將面臨不確定性。文章旨在分析黃金市場未來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以及人才需求與對策。
關鍵詞：
SDR；黃金市場；機遇挑戰；人才需求
2015年12月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正式宣布批準人民幣加入SDR，從此人民幣成為繼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之后的第一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貨幣。此舉不僅是人民幣國際化里程碑的重要一步，還意味著各國央行將會在資產負債表中配置更多的人民幣資產，人民幣也將會被各國投資者看好，進一步促進資本賬戶的開放，影響人民幣的匯率，進而影響黃金市場及人才需求。從長遠看來，黃金市場受其影響而愈加繁榮將成為趨勢，在短期來看，這種背景下的黃金市場和黃金價格還有諸多不確定因素，與之相適應的人才需求缺口很大，如何認識并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找出應對之策，則是當下刻不容緩的課題。
一、人民幣加入SDR背景下黃金市場發展趨勢
1.人民幣入籃會增強黃金等貴金屬的定價話語權人民幣加入SDR，無疑加速了其國際化的進程。何為貨幣的國際化？一國貨幣的國際化是指該國的貨幣在世界范圍內的交易和流通，履行其作為貨幣的基本職能，如價值尺度、流通手段、貯藏貨幣等職能。盡管現階段人民幣在SDR中所占的規模在國際支付結算體系中占比很小，大約只有3000億美元的規模占比僅2%，但是，人民幣將發展成為國際貨幣的事實不容置疑。人民幣加入SDR會使越來越多國家和國際機構配置人民幣作為儲備資產，這不僅增強中國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的話語權，也愈發增加中國在以黃金為代表的貴金屬市場上的定價話語權。據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15年12月，中國主要大宗商品進口數量環比仍創新高。貴金屬市場及黃金需求與價格表現雖然較為平穩，但也出現種種異動之處。毫無疑問，人民幣加入SDR將會使更多境外投資者有興趣投資人民幣資產，同時產生的大量境外離岸人民幣將會尋求合理的投資渠道，以黃金為代表的貴金屬市場顯然是個很好的選擇，中國的黃金市場必然面臨著良好的機遇，爭取和加大話語權是大勢所趨，也是國家利益所在。
2.人民幣加入SDR助推黃金衍生品市場繁榮我國的黃金市場選擇的是現貨與期貨隔離的發展模式，商業銀行主要承擔現貨交易商和做市商的角色，黃金期貨交給期貨交易所，相比現貨，針對黃金的衍生產品品種開發不夠。人民幣加入SDR將會使持有以人民幣計價黃金產品的投資者產生對黃金衍生產品的需求，特別是場外大宗交易產生的套期、遠期、期權等，這些需求會倒逼人民幣計價的黃金衍生產品應運而生。這對選擇套期保值的投資者來說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以前只能用美元交易的黃金遠期產品可以直接用人民幣黃金遠期的形式操作，規避了匯率風險。總而言之，黃金場外衍生品市場會因此變得日漸繁榮。
3.人民幣加入SDR會刺激國內黃金制品多樣化，加大消費力度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不斷深入，人民幣成為黃金交易國際計價工具將逐漸成為現實。黃金及制品以人民幣結賬，會大大方便民眾購買黃金制品，降低資金成本，方便國人出國旅游時的黃金制品消費。同時，從事黃金經營企業加大其資金投入，重視黃金消費市場品種的研發與多樣性，國內黃金制品經銷商的投資熱情將進一步激發，大眾消費者購買欲望增強，促進黃金制品消費。
二、未來黃金市場需要的專業人才
面對機遇與挑戰并存和高度開放的黃金市場，合格的職業人才需求至關重要。無論是對于擁有開展黃金業務的企業還是黃金市場交易方的參與主體，都需要優化整合現有人力資源，發揮其應有的競爭優勢。具體而言，黃金市場合格的職業人才需求可分為以下幾類：1.黃金衍生品市場的研發人才面對日漸活躍的黃金衍生品交易市場，相關的研發人才需求隨之上升。這些人才必須熟知黃金市場的交易規則以及法律法規，具有良好的精算基礎，以及系統性創新能力。2.精通黃金交易規則的經營人才隨著中國黃金市場的進一步開放，黃金市場的參與主體也進一步擴大，大量的擁有專業知識以及金融產品營銷經驗的精英人才將會為整個市場帶來新的活力。3.通曉國際法的談判人才人民幣加入SDR將使我國在大宗商品交易市場上取得應有的話語權，因此必須學會做規則的制定者而不只充當規則的接受者。通曉國際法的談判人才將會為我國的黃金市場發展打開新局面。4.從事黃金制品銷售的市場營銷專門人才人民幣加入SDR會進一步刺激我國黃金制品消費，尤其相對眾多的一般消費者而言，消費欲望、需求以及對黃金品質的要求會更高。目前，大眾消費者對黃金的需求有收藏、抗通脹保值和黃金飾品等不同目的，且已擴展到各個年齡層面，但是，從事黃金制品銷售的營銷人員業務水平普遍欠缺，人員素質與一般商品銷售人員并無二致，這不僅制約了黃金制品的銷售，也造成了其銷售渠道的單一。
三、黃金市場專業人才培養對策
人民幣入籃后，從短期來看，黃金市場前景撲朔迷離、走向不甚明朗。但長期看來，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黃金市場一定更加繁榮。目前，我國黃金市場在金融市場中可稱為最為開放的市場，國際與國內市場聯動，市場復雜，產品繁多，在此背景下，如何培育更多的高素質的專門人才，以優化及補充黃金市場人力資源，適應市場發展需要，筆者以為應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1.改革人才培養模式，拓展人才培養規模數量目前，我國黃金市場人才培養主要由少數地質類高校和具有財經類專業的高校承擔，由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迅速快，金融市場龐大，人才分流嚴重，黃金市場專門人才數量供給嚴重不足，缺口很大。因此，改革較為單一的人才培養模式，實施多元化、社會化的開放式辦學模式和機制尤為重要。教育主管部門應在搞好學科專業布局的前提下，鼓勵高校充分利用社會力量辦學，如增設新學校新專業、采用混合所有制辦學或引進國外智力辦學等，加大人才培育規模與力度，適應市場人才需求。
2.注重職業應用能力培養，契合人才培養與市場適應度作為黃金市場人才培養搖籃的高等學校，應主動承擔為市場培育更多的優秀人才的重任。做好人才培養的關鍵，在于重視內涵建設，突出專業特色，提高人才培育質量，尤其是構建應用型人才培養新體系，讓人才培育與市場需求無縫對接。只有不斷更新教育教學觀念，適時調整專業結構，深入開展課程體系建設和教學改革，才能突出人才特色。只有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樹立質量意識，加強教學監控，才能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只有樹立創新思維，順應黃金市場發展要求，實施校企聯合及產學研一體化，突出實踐能力培養，才能提高人才素質，這也是契合人才市場適應度的好方法和捷徑。此外，還要積極改善辦學條件，為人才產出創造可靠的物質保障。
3.探索多樣化的職業人才培養方式，彌補市場人才結構性不足貼近市場要求，需要什么人才就培養什么人才，是市場經濟的不二法則。目前，黃金市場專門人才短缺，人才結構也不盡合理，就更需要進行人才培養方式的探索。訂單式人才培養，既簡單易行，又符合實際，且具有針對性，是解決當前黃金市場人才不足的有效途徑之一。積極倡導企業與高校及科研院所合作，充分利用前者資金優勢和后者科研人才優勢，實施聯合培養方式培育所需人才，既能提高人才培養的效率和可持續性，又可達到利益攸關方的雙贏效果。如共同建立研究工作站、流動站，合作建立人才培養基地及實踐基地，都能延緩、解決市場人才短缺問題。對于國際化人才需求，可通過國外直接引進、國外培養或國內國外聯合培養方式，獲取具有國際視野、熟悉法律和市場規則的專業人才。
4.引進與培訓結合，優化企業內部人力資源
發展黃金市場，打造內部核心競爭力是核心，而不斷優化人力資源配置是其關鍵所在。積極引進優秀人才十分重要，做好企業培訓工作更不可或缺。企業應清楚自身發展狀況，盤點人力資源能力現狀，看其能否適應市場和企業發展需要。通過調整整合內部人力資源結構，強化員工素質培訓，來達到優化內部人力資源的目的。人員培訓可采用“走出去，請進來”的方法進行，“走出去”就是員工外出培訓，“請進來”即引進外部智力進行內部培訓。培訓方式靈活多樣，比如證書制與研修式、長期與短期、脫產與業余等，還要創造有利于人才脫穎而出的環境氛圍等。四、結語人民幣加入SDR將為黃金市場發展迎來良好開端，也為黃金市場專門人才需求培養提出了新的要求。只要我們充分抓住改革契機，引進相關優秀人才，優化人才培養方式，黃金市場必然會迎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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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國際化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人民幣升值，美元匯率，進出口
2011年3月18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收6.5668，較前一交易日繼續走高。而在2005年7月21日，此中間價卻高達8.1111。從圖1中也不難看出，自從我國實行匯率制度改革以來，人民幣兌美元的中間匯率在穩步下降（直接標價發下），或人民幣相對美元在升值。2005年7月21日至2011年3月18日，人民幣升值幅度已達19% 。是何原因導致人民幣步入了長達六年的升值通道，且目前仍保持著升勢？對此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也是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本文正是通過對上述問題的探討，試圖找到原因并對其影響進行評估。
圖1
1、 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原因
1.1 政治與國家戰略原因
這是左右著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漲跌的首要因素，主要包含歷史的政治因素與當前的國家戰略兩方面。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擴大了出口，形成了以出口為導向，以出口促發展的經濟政策。為了使中國出口的商品在國際市場上更具有價格競爭力，在固定匯率制度下的特殊歷史時期，人民幣價值被人為的壓低、扭曲。這種做法使得以出口為導向的勞動密集型企業經歷了大繁榮，帶來了GDP的高速增長。自2005年匯改以來，我國放棄了固定匯率制度，轉而實行有管制的浮動匯率制度進出口，我國已不會在外匯市場上實施強有力的干預措施來維持匯率穩定，人民幣幣值被人為壓低的局面已成為歷史。此后，人民幣的升值成為必然。
隨著08年國際金融風暴席卷全球，中國的出口受挫，尤其是對美國的貿易量銳減，“出口”這一強勁的經濟發動機已經光鮮不再。因此，決策層將目光轉而移到了國內，著力于擴大內需，以消費促增長。此后，中國保持低幣值來促出口的意愿下降，不再過多干預匯率，人民幣在市場供求的作用下，匯率趨于合理。另外，美國在危機中的表現差強人意，令美元趨于弱勢。作為國際間主要結算貨幣的美元，幣值出現幅度較大的波動勢必會引起全世界范圍內的擔憂。人們渴望幣值更堅挺、匯率更穩定的世界貨幣。在這種大環境下，“人民幣國際化”被提上了日程，并被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中國方面也有意識推動這一進程，并在周邊國家陸續開展了人民幣結算業務，收到了較好的效果。人民幣想要成為被廣泛認同、接受的世界貨幣，要有合理的估價，堅挺的幣值與相對穩定的匯率中國。而目前我們所看到的，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恰恰說明了我們的貨幣走在國際化的道路上。
1.2 人民幣的升值
不僅僅是對美元，自2005年7月21日至今，人民幣對除日元外的四個主要貨幣均有不同程度的升值，具體為：對歐元升值8.58%，對港幣升值20.09%，對英鎊升值25.56%，這意味著人民幣的購買力在提高，價值正回歸合理。
人民幣的幣值被低估這一觀點目前已經被廣泛接受。有關人民幣兌美元合理匯率的討論，許多學者曾進行過論證。格里高利·曼昆曾運用一價定律，通過麥當勞所銷售的巨無霸在兩國的售價來估計人民幣兌美元的實際匯率。根據2005年的麥當勞的價格，在中國為10.5元，美國是3.06美元。據此換算，人民幣兌美元合理的實際匯率應該為4.43。人民幣被低估了2.36倍。這種簡單而巧妙的計算方法粗略的證明了人民幣確實被低估。
1.3 美元的貶值
與中國相反，美國近些年來的貿易賬戶常常是逆差，而美國信用體系的過度膨脹，貸款消費意識的過度強化，更是加快了美元貶值的進程。為了刺激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所帶來的衰退，美國推進了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元供給的大量增加使這一情況更加惡化。
1.4 中美之間的貿易差額
由于歷史政治原因進出口，人民幣的價值被壓低。直接后果是中國連年的貿易順差未能改善。如今，人民幣在有管制的浮動匯率制度下，必然會因為貿易順差的存在而趨向于升值。
1.5 資本的流入
資本流入主要來源于兩方面，一是中國引進外資，二是國際資金的流入。
中國經濟長達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令世界矚目，加之富有吸引力的利率水平，使中國成為了備受國際資本的青睞的理想投資地。投資客做多中國資產，促使著人民幣不斷地升值。
目前，我國對國際游資采取的態度是寬進嚴出，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投機炒作對匯率波動的影響。可以預計，若中國對國際游資采取更加開放的政策，會消除資本撤出中國困難的顧慮，從而使更多的資本流入國內，短期內會促使人民幣升值，長期來看放大劇匯率大幅的波動的風險。
2、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既是機遇又是挑戰，這對不同行業不同階層的利益影響是不同的。一般來說，人民幣升值會使出口企業的產品在國外價格上升，不利于出口。因為類似的原因，進口商品變得更加有競爭力。如何消化因為出口企業利潤減少而造成的失業人口，以及國內企業如何面對進口商品參與競爭，是經濟管理部門需要進行研究的重要議題。
2.1 對微觀經濟的影響
人民幣的升值同時影響到出口企業與進口企業。
對于出口企業，長期的升值會促使其壓低成本、減少生產、裁員。在這種情況下，較理想的出路就是盡快進行產業轉型，生產高附加值的產品或者帶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專利產品，以恢復企業盈利。近年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正呈現上升的態勢。特別是今年年初，各地出現了用工荒現象。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工資的上揚，對于依賴廉價密集勞動力的傳統出口企業，這無疑是雪上加霜。如果沒有及時轉型，那么企業所面對的很可能是破產。因此人民幣的升值一方面影響著出口企業的產出與相關崗位的就業狀況，另一方面積極的促進了產業經濟的調整。廣大出口企業面對此不利因素時，當審時度勢，抓住困難背后的機遇，積極轉換思路，及時進行生產結構的調整與產業的升級。能否做好這一點，是企業乃至整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值得一提的是，在勞動力成本提高的同時，由于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進口原材料成本下降，這將引導企業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源密集型產業過渡，從而對進口原材料產生一定的依賴。
而對于進口企業，人民幣升值則會加速其成長。持續擴大的盈利會促使社會資源加速向進口行業及相關配套產業轉移進出口，同時也會吸引一大批人才從事相關工作。進口商品的繁榮會給傳統的國產商品市場帶來沖擊，可能會改變國人消費習慣，長期看會使中國國民對進口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大，從而給中國經濟帶來長久的影響。
目前中國海外并購的案例逐漸增多，并越來越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一種趨勢。ChinaVenture投中集團的報告顯示，2010年中國企業完成海外并購57起，披露金額達294.19億美元，較2009年分別增長111.1％和249.9％。盡管目前主流的觀點否認人民幣的升值為此類并購案增加的主要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隨著人民幣幣值的提高，匯率會在海外并購所起的促進作用將會越來越明顯。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的旅游業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隨著人民幣的逐步升值，中國的外國游客數量會下降，這不但會影響到旅游產業的發展，還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涉外餐飲服務，外事翻譯等系列相關產業中國。
如何協調出口企業的產業轉型與進口產業的加速發展，如何引導中國企業進行合理海外并購、規避跨國投資風險，如何緩解因此產生的結構性失業，盡快使進口企業小花出口企業的失業工人，是擺在經濟職能部門的重要議題。
2.2 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出口的下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從圖2可以看出，2005年至2010年的2月，出口占GDP的比率下降了約8% 。
圖2
類似于宏觀經濟學中的回振效應與溢出效應，人民幣升值引起中國更多的進口商品后，會使得中國的主要進口國出口增加，促進其經濟繁榮，轉而增加我國出口商品的消費，提高本國產出。由此往復，中國及主要貿易伙伴均會從中受益。
原材料、礦石、燃料的進口價格降低會使PPI有明顯的下降，壓低整個社會商品與勞務的價格水平；同時，低廉的進口商品會壓低CPI指數，使中國的經濟有機會步入高增長、低通脹的黃金增長期。
2.3對居民生活的影響
人民幣升值對廣大人民群眾的影響也是廣泛的，并且具有雙重影響。
一方面，由于升值帶來的產業結構調整，對勞動力市場產生沖擊，會不可避免地造成一部分人的結構性失業。
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幣對他國貨幣升值，這意味著出國旅游、留學在價格上更具吸引力。中國已經出現了海外留，海外購物潮，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可以預計，隨著人民幣的持續升值，中國的海外留學、購物、旅游熱潮還將繼續并持續壯大進出口，中國國民會更多的走向世界，中國文化也隨之將更深遠的影響全球。另外，由于價格下降，進口商品更富吸引力。人民的消費籃子商品變得豐富，消費者可供選擇的商品更加多樣化，國產商品與進口商品的全方位競爭也會極大提高廣大群眾的消費效用，社會整體福利上升。
2.4 對政治的影響
近年來中國與各貿易伙伴的摩擦不斷，中國在海外傾銷與反傾銷案件呈上升趨勢。美國、日本、歐盟也先后向中國施壓，試圖迫使人民幣更快的升值。中國頻繁出現的貿易摩擦，究其根源，離不開人民幣幣值被低估，導致中國出口的商品具有低廉的價格，在海外市場上占有越來越多的份額這一經濟現狀。而人民幣的逐步升值，有利于緩和中國在國際貿易領域的摩擦，使得各種外交政治活動得以更加順利的展開。
3、結語
可以認為，人民幣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人民幣正在經歷價值回歸，已經邁出了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這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肯定與褒獎，這更加給廣大人民群眾帶來了實惠，提高了消費者的福利。同時，我們應當清醒的認識到，這是機遇，更是巨大的挑戰。如何盡快適應人民幣升值的腳步，合理的調整產業結構與布局，緩和各階層矛盾，調整各個產業的利潤分配，以及配套出臺相應的進口出口與貿易政策以支持相關產業的發展，是擺在國家面前的一個問題。能否順利通過這個挑戰，也是抓住機遇，促進中國經濟更好更快發展的關鍵。附錄
[1] 鳳凰網財經，18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5668 繼續走高，finance.ifeng.com/forex/whyw/20110318/3698375.shtml，2011/3/18.
[2] 中國人民銀行，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對美元），pbc.gov.cn/publish/main/537/index.html，2011/3/18
[3]中國銀行，當日牌價，boc.cn/sourcedb/whpj/，2011/3/18
[4]IAS GROUP，China Export/GDP Ratio，iasworldtrade.com/images/stories/Econ/china-export-gdp.jpg進出口，2010/09/08
[5]張遠超，孟祥仲，宏觀經濟學，濟南：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3
[6]高鴻業，西方經濟學（宏觀部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3
[7]走自中國，中企遠征海外步伐加快 需規避海外并購風險，news.chinaventure.com.cn/2/20110304/52089.shtml，2011/3/4
[8]格里高利·曼昆，宏觀經濟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袁磊，山東經濟學院統計與數學學院，山東濟南，250014
袁磊，1989年7月出生，男，籍貫山東省青島市，現就讀于山東經濟學院應用數學專業，理學學士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