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獻心得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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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心得體會范文第1篇
近來，我校開展了“講學習比奉獻創業績”活動，通過系統的學習使自己的思想有了進一步的提高，下面就談談我的一些心得體會：
講學習是我們極為重視，反復強調的一個重要問題，講學習，必須善于學習。沒有豐富的文化知識，盡管有再好的愿望，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在任何時候都必須不斷地更新知識，豐富自己的工作技能和實踐本領，善于在工作中開拓創新，提出新的思路和見解，這樣才能把良好的愿望和實際工作效果結合起來，實現動機與效果的同意。要真正學有實效，要做到以下幾點：
一要持之以恒。“貴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無益，只怕一日曝十日寒”。要想真正學到一些東西，不僅要有虛心向學的態度，還必須有鐵杵磨針的精神。應該把一切可能利用、應該利用的時間真正用在學習上。二要注重積累。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納細流，無以成江海。厚積薄發是做學問的基本道理。各種知識積得多了，才能融會貫通，得心應手。三要勤思善辨。初學的東西只是稻麥菽粟之類的原料，要使之成為甘醇的美酒必須經過充分地“發酵”、“過濾”。一方面，在當今若不注意“思辨”，往往會造成“消化不良”，不僅起不到提高素質的作用，甚至會使人誤入歧途。四要博專結合。在知識爆炸的當今時代，高新技術如潮涌來，各種知識相互關聯、滲透的程度愈來愈高，新的時期呼喚博專結合的“T”型人才。作為一名教師在學習上必須有意識地做到博專結合，唯其“博”，才能視野開闊，統攬全局，下好整盤棋；唯其“專”，才能高屋建瓴，見地深刻，工作有創意。五要學以致用。學習任何知識都應在“管用”上狠下功夫。緊密聯系實際是我學習中始終堅持的原則，針對實際工作需要去學，在工作中驗證、升華所學的東西，于做于學都有好處。比奉獻首先要明白奉獻是什么？奉獻是無私的給予，是真誠的付出，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到魯迅的“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是奉獻；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到“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也是奉獻。從中我們不難體會到，奉獻是一種精神境界和行為品質。講奉獻是一種精神，把無私奉獻作為人生的最大幸福。
奉獻是一種修養。名和利，是每個人都會面對的人生問題。
奉獻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說它容易，因為有時就是舉手之勞，人人都可以做到；說它困難，是因為它是一種覺悟，是一種境界，馬克思曾經這樣說過：“歷史認為那些專為公眾謀福利從而自己也高尚起來的人物是偉大的，使大多數人得到幸福的人，他自己也是最幸福的人。”如果說有什么好處，這就是最大的好處。每個教師都要在自己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業績。
奉獻心得體會范文第2篇
當我懵懵懂懂從學校畢業邁入石堡川水庫管理局的那一天起，我憧憬做一名水利工作者，想像著自己為灌區做貢獻，造福灌區群眾，使灌區群眾人民因水而實，因水而富，那是多么美好的時光，。如今我已在石堡川灌區奮斗了十九個春秋，我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
用青春和汗水譜寫的十九余載的青蔥歲月，至今令我歷歷在目，難以忘懷，曾記得在偉業公司的時候，經常在工地施工一線，為了關鍵的施工質量而堅守工地，忘卻了蚊蟲叮咬的疼痛，忘卻了炎炎烈日當空暴曬，為了按期交工，忘卻了答應妻兒回家團聚的日子，忘卻了孩子生病時的那一句承諾，緊張繁忙而從實工程施工一干就是八年，望著碧綠而清澈的水，筆直的渠道，望著巍峨聳立的庫區的仿古式放水塔，望著平坦寬闊的砼路面，我不僅感慨萬千，這里曾經有我揮汗如雨的青春時光，有腳踏實地而輝煌的奮斗歷程，我以此為榮，以此為傲。
自我踏進石堡川管理局的大門，我就下定決心以一個農民兒子的身份服務灌區人民，讓“為灌農服務、圍灌農負責、讓灌農滿意”的服務理念，銘記于心，落實于行。多少個日日夜夜，石堡川灌區讓我魂牽夢縈；多少個日日夜夜，石堡川灌區讓我徹夜難眠；多少個日日夜夜，石堡川灌區讓我激動不已，它讓我累過、愛過、哭過，但一顆為灌區群眾服務的心沒有動搖過，總是盡可能早飲水，引大水，科學合理調配，提高用水量和水的利用率；總是盡可能的提高灌溉服務水平，有條不紊地調水，測水，量水，計算每畝地的實際受水量，指導群眾科學用水，合理用水，節約用水，灌農淳樸爽朗的笑聲是對我工作最直接的肯定。在工作中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總是盡可能的自覺加壓提高自己業務技術水平，讓灌區群眾享受優質服務，讓農業增產，農民增收，我們新時代水利戰線上的人既需要在平凡工作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也要有艱苦奮斗的敬業和創新精神，任憑寒風凜冽，酷暑炙烤，都無法動搖我堅定的信念，作為石堡川的一員我倍感自豪！大禹治水只是美麗的傳說，愚公移山不過是美麗的寓言故事，而我們為了灌區農民增產增收，脫貧致富，人水和諧，用實際行動去譜寫一曲曲壯麗而豪邁的新篇章。
新時代的使命不容推卸，堅定地步伐不容停歇，面對挫折不恢心，面對風險不回避，面對困難敢亮劍，用擔當和責任一件一件去落實，用信仰走好我們的艱辛路，用奮斗實現現代化灌區的夢想，以對灌區事業的執著追求，對灌區農民的高度敬畏，美麗富裕文明的現代化灌區指日可待。
奉獻心得體會范文第3篇
通過學習進一步認識到依法合規經營對我行經營管理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深刻認識到違規經營造成案件高發的危害性，使我更加認識到當前內控管理工作面臨的嚴峻形勢。作為一名農業銀行風險管理人員，我深知依法合規經營是現代商業銀行經營管理的基本原則，也是堅持正確的經營方向的保證，更是金融企業自我發展自我保護及防范金融風險的根本所在，只有堅持了合規經營才能確保我行各項工作健康快速發展。下面是我在學習相關內控制度及管理辦法后的幾點心得體會：
一、加強合規文化教育，是提高經營管理水平的需要
開展合規文化教育活動對規范操作行為，遏制違法違紀和防范案件發生具有積極的深遠的意義。一方面，統一各級領導對加強合規文化教育的認識，使之成為企業合規文化建設的倡導者，策劃者、推動者。當今社會是一個知識經濟社會，各種新事物不斷涌現，新業務、新知識更是層出不窮。形勢的發展要求我們不斷加強學習，全面系統地學習政治理論、金融業務、 法律法規等各方面的知識，不斷更新知識結構，努力提高綜合素質，更好地適應全行業務提速發展的需要。按照“一崗雙責”的要求，認真履行崗位職責，特別是要注重加強對政治理論、經濟金融、法律法規等方方面面知識的學習，不斷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增強明辯事非和拒腐防變的能力，做到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場堅定、頭腦清醒。同時，進一步端正經營指導思想，增強依法合規審慎經營意識，把我行各項經營活動引向正確軌道，推進各項業務健康有效發展。
二、提高個人思想素質和風險防范意識，增強依法合規經營的理念
加強個人的法律法規、規章制度學習，加強思想教育，這是從源頭上杜絕違規違章行為的重要手段。加強對員工的風險防范教育，使大家都認識到社會的復雜性和銀行經營風險的普遍性，認識到銀行本身就是高風險行業，必須把風險防范放在第一位。每天從自己的崗位做起，自覺遵守各項規章制度，自覺抵制各種違紀、違規、違章行為，要根除以信任代替管理，以習慣代替制度，以情面代替紀律，珍惜自己的職業生涯，視制度如生命，糾違章如排雷，增強風險防范意識和自我保護意識，提高規范操作，從源頭上預防案件的發生。
三、加強內控管理，更新服務意識，樹立正確的銀行經營理念
從近幾年銀行業發生的經濟案件來看，“十個案件九個違章”。有章不循，違規操作，檢查不細，監督不力，實屬重要根源，無數案件、事故、教訓，都反應出風險內控管理還存在一定的漏洞。正是制度的不完善，才導致一些人有機會鉆空子，從而給國家資金造成損失。我們每個銀行工作人員都應該吸取教訓，不斷健全完善各項規章制度，并將內控管理當作風險防范的前提條件，要認真扎實地貫徹執行案件防范責任制的規定，促進內部防范機制的強化與完善，努力做到在規范的前提下發展業務，在發展業務的同時，加強規范管理，以保證各項業務的流程和規章制度的約束之內進行。
第一，要把以“客戶為中心”的理念貫穿于工作的始終。“基礎牢固，穩如泰山；基礎不牢，地動山搖”。風險的防范與控制，說到底是人的因素起著重要作用，客戶創造市場，客戶創造價值，客戶是我們的效益之源，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有了客戶，我們的業務才有發展，員工的價值才能夠體現。如果每個崗位的員工都能嚴格要求、嚴格規范、嚴格標準、嚴格執行規章制度，業務操作中的風險就會得到有效的遏制。切實大力倡導、深入宣傳價值最大化、資本約束、全面風險管理、風險與收益平衡、內控優先等先進理念，自覺轉變觀念，將自身工作作為第一道防線納入到風險控制體系中，形成規范操作，防范風險的良好氛圍，真正把為前臺、為基層、為客戶服務當作提升風險與回報管理水平的出發點和歸宿，就能有效提高我行風險管理和內控政策、法規、制度的執行和落實，全面加強風險管理和內控建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二，要更新服務意識。
現實看，銀行的業務基礎是市場，沒有市場就沒有銀行，沒有優質市場和優質客戶就沒有銀行的業務發展，加強市場營銷是目前提高我行核心競爭能力的當務之急。從我行看，我們的經營服務意識與以前相比已有了很大程度的轉變，但這些轉變還僅僅停留在表面層次上，缺乏更深程度的挖掘。在當前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下，要突破原有的局限，創造個性化服務，以全面優質的服務吸引客戶才能在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樹立強烈的市場意識，善于研究現實的和潛在的市場，善于拓展優質市場，善于競爭優質客戶，通過有效的市場營銷促進業務的快速發展。特別是要準客戶定位，牢固樹立為優質客戶服務的意識，因為優質客戶將會給我們帶來更多的經營利潤。
第三，要樹立全面協調均衡的經營理念。
奉獻心得體會范文第4篇
關 鍵 詞 收入風險 社會保障重心 人力資本建設 人口結構風險
17世紀西方學者把人類的所有行為概括為趨利避害。趨利即增進福利，避害即預防和消除風險。收入風險是人們所面臨的，因各種原因導致收入中斷而使生活陷入窘困的常規性風險。人們為了福利最大化而不斷進行技術創新，進而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轉變，但新的產業結構又帶來了新的風險。所以，人類發展過程從一個側面看是風險的不斷更替過程。人們為了避讓和分散這些風險，不斷地建立和提升風險防范和分擔機制，從而使社會保障的重心在制度升級的過程中不斷轉移，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
農業社會的自然風險與傳統保護機制
風險概念意味著預期的不確定性，這種預期實際上是人類對實踐結果的無把握性。人們在實踐中與勞動對象不同的結合而形成不同的生產方式，因而引發了未知的風險。前資本主義時期的農業社會是農耕生產方式，勞動組織是以家族血緣關系維系的結構，感情是社會關系的主要紐帶。由于當時科學技術手段落后、生產力水平低下、主要靠天吃飯，因此風險主要來自自然風險，特別是水災、旱災、火災等。自然風險的特點是突發性強、偶然性大，一旦發生，破壞性大、后果嚴重。從史書記載中可以看到，每當發生大的自然災害，就會出現社會混亂、民不聊生的社會景象。因此，人類最初的生存保障來源于家庭，體現在私有土地的支持和親朋的關愛。但在大的風險來臨時，家庭或家族式的保障便無能為力，更大范圍的社會保護方式就成為客觀要求，慈善事業應運而生。
慈善事業是最初的社會保護形式，也是最早以再分配方式分擔風險的舉措，但其蘊含的情感意味和道德評價，并未脫離傳統社會關系的羈絆。最初的慈善救助的特點是無規范性、主觀隨意性大、非常規性、以食品相助為主、救助水平低下。施善者往往以恩賜者自居，受助者因無功受惠而自尊受損。這充分說明當時的慈善事業是建立在私人感情上的社會互助，而非制度安排。農業社會條件下的慈善行為開始于民間血緣家族，后擴大到地緣互助，當宗教慈善事業發展起來后，這種保障便具有了普遍意義。之后的慈善事業逐步發展為官辦善舉，是由官方組織但未制度化的救助活動，一般以國家介入，并以傳統道德和政治需要為基礎而產生并得到發展。[1]在中國歷史上典型的官辦慈善措施是“義田制”、“義倉制”、“賑濟制”等。西方國家有教會救助制、“仕一稅”制、“施物所”等。
慈善事業是傳統社會風險分散的最高形式，其社會意義在于它以非制度化手段對社會進行整合，是超出家庭關系的社會保護方式；雖然其作用有限，但自發的再分配形式為以后的制度性再分配打下基礎。
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中的失地風險與社會救助制度
真正的制度化救助出現在家庭保障基礎被打破，從而貧困化成為常規現象。在農業社會，家庭有土地、生產工具等生產資料，因此也有了起碼的生存基礎，雖然自然風險是農耕生產方式的主要威脅，但它并未摧毀家庭的土地制度，自然風險的偶然性、間歇性、地域性還構不成制度化社會保障建設的客觀依據。隨著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農業社會開始向工業社會過渡，使得在資本原始積累中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并伴隨著手工業者因產業敗落形成的普遍的、常規性貧困。
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一方面是為新產業進行資本積累，另一方面也是進行工業勞動力儲備。傳統勞動力與土地生產資料的分離，恰恰是為工業生產方式準備勞動后備大軍，但同時也標識風險由自然領域轉向社會領域。社會風險的特點是，人為因素是風險的主因，收入分化加速，人與人的矛盾超過人與自然的矛盾并在逐步積累中形成強烈的社會不滿和階級怨恨，進而加速了社會無序與越軌行為，對當時的統治者也構成了威脅。這種情況下原有的慈善事業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的需要，承受不起社會風險的壓力，客觀上要求治理常規性貧困的制度性救濟方式的出現，因而國家主導的社會救濟制度成為必要。
最早以法的形式確立的濟貧制度是1601年的英國《伊麗莎白濟貧法》，經過20多年的實踐和修正，1834年產生了新《濟貧法》。到18世紀，世界主要國家都建立了社會救濟制度，并且以它作為社會保護的主要形式。雖然濟貧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但與慈善事業相比最主要的優勢是：風險承擔的主體由個人轉向了國家，社會救助有了法律依據，其過程和標準都有了規范性操作和制度化程序，從而使社會救濟制度成為一項正式的社會事業。社會救濟制度是一個低端社會向高端社會進化過程中的必然環節，雖然在高端社會的保護系統中的位次較低，但反映出一些社會根本性的變化：
1.風險和責任意識開始發生質的轉變。依據傳統的觀念，任何人的處境都是自己行為選擇的結果，因此必須自己承擔，貧困也是如此。社會救濟制度的出現說明，現代社會中的許多風險并非個人責任，社會發展過程中許多超個人力量非個人的能力所能左右，因此社會有責任為公民提供保障。這種觀念上的變化反映出國家的風險觀念和對公民的責任意識。2.人權觀念開始進入到實質階段。人權思想是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初期提出來的，旨在反對封建壓迫和宗教神學的束縛。但是最初的人權思想作為資產階級的革命武器，主要倡導的是自由權和平等權，目的是為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服務，還未顯示出對普通百姓的意義，所以馬克思稱其為一種抽象概念；只有當制度化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起來，勞動者的生存問題得到切實的保護，人權實現才有了實際意義。所以說，社會保障為人權保護提供了基礎和條件。3.國家的職能開始發生新的變化。經典國家理論把國家的職能主要歸結為對外防御侵略、對內維護社會秩序兩大職能，而經濟發展和家庭生活是私人領域，國家不加干預。但是隨著風險性質的變化、市場失靈的出現，客觀上要求國家職能也要適應形勢的發展。當國家從幕后走到前臺，擔當起調節經濟和抵御社會風險的社會職能時，就使人類社會的發展道路發生了重大改變，成為市場經濟系統發生脫胎換骨式轉變的歷史契機。[2]4.社會組織制度系統逐漸復雜化。社會組織制度主要有兩大構成，一是動力系統，包括所有能推動社會發展的部門；另一個是社會保護系統，包括所有維護社會安全的部門。動力系統在社會發展初期往往具有優先性，而社會保護系統相對滯后。隨著社會進化，社會保護系統逐漸發展起來，社會救濟制度正是這種保護系統逐步發展完善的開端。由于救濟制度的建立，社會出現了專門的保障機構、人員、法規，同時這種制度的運行也帶動了社會系統向更高階段躍進。
工業社會中的職業風險與保險體系
進入工業社會，與農業社會最大的區別就是所有制發生根本的變化，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脫離普遍化，社會分化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和雇傭勞動者兩大集團。廣大勞動群眾面臨的最大風險已經不是自然風險和土地風險，而是職業風險。所謂職業風險，是指勞動者的生存完全依賴職業的收入，一旦在職業上出現問題，如失業、工傷、患病、年老、生育等，就會喪失收入來源，生存將受到極大威脅。正因為職業收入的不確定性，因此又稱做收入風險。但是，由于工業化發展階段不同，職業風險和社會保障也表現出不同的側重。
1.工業化前期的技術風險與工傷、疾病保險。16~18世紀的資本原始積累為以后的工業發展奠定了基礎，18~19世紀的工業革命則進入大發展時期。工業快速發展的主要特征是，工廠的普遍建立和大機器的廣泛應用，各行業雇工大量增加。但是，由于當時技術并不完備，設備比較簡陋，沒有任何質量標準，特別是資本家為了獲取最大利潤，經常強迫工人在有毒有害的環境中作業，致使工傷事故不斷發生，工人身心受到極大傷害，也給家庭帶來沉重負擔。所以說，工傷與疾病的爆發與工業化有著直接的聯系。但是傳統經濟學認為，現行的工資標準中已經包含著對職業風險的補償，工人接受工資就意味著接受職業中的風險；這樣，工業傷害的責任就應當由工人自己承擔。[3]因此，一些國家的工人們為了解決由職業帶來的這種困境，自發地組織起互助組織，凡參加互助組的成員，都交納一定的會費，當某一成員發生職業傷害或患病時，通過互助組給予一定醫療資助和生活補貼。
然而，事實不斷證明，工業化初期的財富增長是與工人傷病同步增長的，傷病在給工人及其家庭帶來痛苦的同時，也極大地破壞了生產力，積累了社會矛盾；因此通過安撫受傷者來緩解社會矛盾，促進生產成為當時急待解決的問題。1883年德國把工人互助組中的一些做法進行修改，作為工傷保險法案遞交到國會進行討論。同年，疾病保險法案的草案也遞交到國會，經過激烈辯論，《疾病保險法》首先獲得通過。1884年，《工傷保險法》也獲得通過。至此，社會保障制度從濟貧階段上升到保險階段。工傷和疾病社會保險是社會保障制度中建立最早、發展最快的項目。從世界上看，許多國家的工傷與疾病保險都是1930以前建立的，說明工傷與疾病保險，是這一時期社會保障的重心。[4]工傷與疾病社會保險的建立，促進了企業的安全生產，加強了工人的勞動保護；同時，技術的逐漸完善和設備的改進也使工傷與疾病發生率大為減少，從而使這一風險危害逐步降低。
2.工業化中后期的失業風險與失業保險。失業現象在進入工業社會后一直存在，也是職業風險中最大的風險。但是，在工業化初期它還不是社會的主要問題，隨著工業化的深入而逐漸嚴重。雖然失業開始于圈地運動，但現代意義上的失業主要緣于經濟危機。最早的經濟危機發生在18世紀的英國，第一次世界性經濟危機發生在19世紀40年代，而最大的一次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危機發生在1929~1934年。當時的情況是大量工廠停產、倒閉，大批工人失業，社會一片蕭條。如美國在這次危機中，1/3的工人失業，1/6的家庭需要依靠救濟才能生存，社會境況十分慘淡。正是由于經濟危機導致的大量失業，才使國家干預成為必要，失業保障開始成為社會保障的中心課題。然而經濟危機引發的失業畢竟是周期性的，一旦危機過去，經濟恢復，失業者還會重新就業，失業率隨之下降。所以，真正更大的失業風險還在于技術性排斥和知識性排斥。技術性排斥是指由于技術使用提高了資本有機構成，機器替代了人力，這種排斥從工業化中期開始顯現。知識性排斥主要發生在后工業時代（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型）的失業中，是由于知識體系發生根本性改變，新生代生產力代替舊的生產力所表現出的排斥。這兩種失業是不可逆的，沒有周期性，是代際之間的歷史性更替，是換代性失業。因此，這種失業風險的危害性更大。正如有的學者所說：“從收入風險角度看，信息產業的工傷風險大大減少，而數字鴻溝和由此產生的失業風險成倍地增加。”[5]正因為如此，失業保險成為工業化中后期社會保障的重點。
失業保險最初建立于1911年英國的《失業保險法》，西方主要國家在20世紀30年代前后就建立了失業保險，但失業問題成為各國政府高度關注的問題是在70年代以后。如前所述，那時恰逢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型，因知識缺失導致失業率上升，就業壓力增大。當然，隨著人口高峰的過去，人口增長率下降，失業風險的威脅也會逐漸降低。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是社會發展中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首先，它體現了收入風險分散機制的進化。風險分散機制是一個社會自我保護的重要系統，分散機制越優越，越能發揮出最大的抗風險功能，維護社會安全，促進社會良性運行。從家庭保障到社會保險的出現，體現了社會自我保護系統的不斷完善。家庭保障基本談不上風險抵御；慈善事業則是一種臨時性互助，社會救濟制度從個人層面上升到國家層面是個進步，但仍然脆弱，它只是社會中分散風險機制中的一個環節，是以國家責任代替了個人責任，并沒有形成一種社會性的全方位的風險分散機制。社會保險制度的出現，真正把國家、社會（企業）、個人連接起來，形成系統性的風險分散機制。其次，社會保險制度的建立是成熟市場的重要標志之一。市場經濟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資源配置體系，但是它也經歷了由不成熟向成熟的轉變。越不成熟的市場，越表現出決策分散化、信息的不完全性、可預期性越差，因而風險越大。市場失靈就是這種風險積累的表現。而越是成熟的市場，其內部的自我調節和風險控制機制就越完善。社會保險制度的出現，使“個人自由主義的不完全市場經濟形態，過渡到社會參與和國家干預相結合的完全成熟的市場經濟形態”[6].
未來的老齡化風險與養老保障
養老問題由來已久，傳統社會主要依靠家庭養老，進入工業化以后，家庭養老的基礎已不復存在，社會養老被提上日程。最早的養老法規可見1669年法國的《年金法典》，但只是對航海業的關照，正規的強制性養老保險制度建于1889年德國的《老年殘疾保險法》。1935年前后，西方主要國家相繼建立起養老保險制度，到目前，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有養老保障。但是，社會保障的重心長期以來并沒有放在養老方面，原因是上世紀90年代以前，世界人口平均壽命還比較年輕。1999年，世界上60歲以上的老年人比重首次達到10%，標志著全世界開始進入到老年型社會，當年也被定為“國際老年人年”。進入老年型社會意味著養老風險將是今后最大的風險，原因在于：
1.老齡化風險與以往的一切風險不同，它是一種持續性的、增長性的風險，以往的收入風險都是階段性的、非持續性的風險。如工傷事故主要緣于工業化初期的技術不完備以及勞動者與機器的直接結合，當技術的安全性能提高，特別是自動化、信息化成為工業化的核心組織系統后，避免人與機器直接接觸，生產的安全性大大提高，工傷事故也大幅度降低。失業風險主要緣于人口無節制的增加和技術對勞動的替代，但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提高，勞動力供給減少，人口增長率的下降，失業風險也會隨之減弱和消除。唯獨老齡化有不斷加重的趨勢，這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因為人的平均壽命會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生活質量的提高而不斷增長。另外，人類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生育率有不斷下降的趨勢，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老齡化的加重是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
2.個體老年保障延續時間長。其他保障的支付幾乎都是臨時性的，如工傷、醫療、失業、生育保險等等，最長不超過2年，而人在退休后的壽命余年平均在10年以上，而且還有增長的趨勢。如此長的養老金支付期，需要雄厚的、持續性的資金供給，這對保障基金來說是一個極大的考驗。目前，養老保險金的支付金額在社會保障總金額中占有絕對的比例，如我國2004年社會保障支付的總金額是4778億，其中養老保險金是3502億，占總金額的73%，對如此大比例金額進行長時間支付，其壓力可想而知。同時，老齡化過程也是醫療保障費用增長的過程。老年人口身體質量普遍下降，不僅需要經常性的醫療服務，而且也需要較多的護理和照料，老年人口是醫療服務需求最高和醫療費用支付最大的人群。這方面的壓力不可小視，據美國統計部門的數據顯示，長期以來美國政府的財政支出中，衛生保障支出僅次于國防開支。[7]
3.老齡化導致老年撫養比不斷提高。老年撫養比是指退休人數與在職勞動者人數之比，它反映出每百名在職勞動者所贍養的老年退休者數量。撫養比越高，說明在職勞動者的撫養壓力越大。據專家預測，世界平均撫養比在2002年是1：9，到2050年達到1：4；而發達國家將達到1：2.在這方面，中國的老年撫養比提高得更快，2000年為19.91%；到2050年和發達國家一樣將達到50%，即每2個人撫養1個人。[8]以上還沒有考慮少兒的撫養比，如果計算總和撫養比，世界各國都會提前一半時間達到。老齡化的不可逆性反映出養老壓力將會日益加重，成為社會保障難以化解的難題，因此，西方國家社會保障改革的重心也會放在養老保障上。有四個顯著趨勢：一是公共養老金制度將逐漸被以個人積累為主、國家資助為輔的方式所取代，即現收現付制將逐步轉變為完全積累制或部分積累制，如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家個人養老金中的個人積累部分約占75%.[9]二是養老金管理和經營將從國家為主轉到商業保險公司經營為主。三是養老金的補充部分，不是主要靠財政撥付，而是靠基金運營。四是延長退休制度，通過推遲養老金發放來緩解社會保障資金壓力。
社會風險經歷了一個由外部風險向內部風險轉移的過程，即由最初的自然風險（自然災害），轉向人身風險（工傷、疾病），再過渡到能力素質風險（技術、知識），最后發展到人口結構性風險（社會老齡化）。前三項轉變意味著，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知識更新的提速，對人的威脅越來越指向個人的內在素質。社會保障的發展也在順應這種變化，逐漸從低層次保障過渡到高層次保障，從最初的工具性職能、經過權利性職能、過渡到人力資本性職能。
工具性職能是在社會保障初期為了調節階級矛盾、促進生產、維護社會安全所采取的權益之計。如英國的《濟貧法》主要是為了控制社會混亂，德國的社會保險主要是為了緩解勞資矛盾。只有在滿足資本統治要求的前提下，政府才能做出這樣的制度安排。因此，這時的社會保障完全是作為效率的劑，發揮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的作用。權利性職能是社會保障發展的中期，民權理念和民主程序成為社會的核心價值。效率為公平服務，經濟目標服從社會目標，大多數人的福利最大化成為社會評價基準。但是，權利性保障由于過分追求公平而抑制了效率，特別是進入信息社會后，貧困的至因已由物質性缺失轉化到能力性缺失；正因為如此，阿馬蒂亞。森提出，在社會保障建設的理念上，要以“能力”中心觀取代幸福的效用觀，主張對窮人的生存救助應轉變到提供發展機會和發展能力。[10]人力資本職能，是指通過知識教育、技術培訓、科學傳播等方式提高人的素質，增強社會競爭能力。這是上世紀90年代貫穿在積極福利思想中的一個核心概念，在積極福利思想中，社會保障被重新定位于人力資本投資，使社會保障既是社會的安全網，又是一種人的發展的基礎，從而使社會保障走過生存保障、福利保障、并最終達到能力保障。它彌補了工具性職能只注重效率和權利性職能只注重公平的片面性，將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融合一起，以發展求得福利，正是科學保障觀的體現。
我國未來的養老風險是一種人口結構上的風險，它將導致社會保障管理模式和運行方式發生重大改變，即由資金供給性保障轉向生活照料性保障。除了養老金供給外，還要求有廉價的公共服務體系和完善的社區功能支持系統，功能組織的行為關照和精神慰藉將成為社會保障的重要內容，這是一場廣泛的社會動員，是一種在新型社會伙伴關系基礎上形成的新保障范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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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弘。 福利國家向何處去。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250
奉獻心得體會范文第5篇
以開展“干部作風建設年”活動為契機 努力把黨委辦公室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縣委辦公室把“干部作風建設年”活動作為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重要載體和組成部分，將兩者有機結合，統籌推進。在實際工作中，重點抓好三種作風建設，解決四個突出問題，創新五項活動載體，提高六方面服務能力，努力建設一流隊伍，提供一流服務，為全縣“突破跨越、趕超進位”發展戰略的深入實施提供堅強保障。
抓好三項作風建設：一是抓好政治作風建設。在辦公室工作人員中深入開展思想教育，動員全員要顧大局，始終與縣委、縣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確保政令暢通、令行禁止；要守紀律，清正廉潔，公正無私，嚴格按法律政策辦事；要保守秘密，堅決做到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做的不做，決不允許傳播小道消息，不允許把未公開發表的文件對他人公布，不允許泄露機密；要善于學習提高，向領導學習，向同事學習，向群眾學習，向實踐學習，在學習中提高自己。二是抓好工作作風建設。發揚“白加黑”、“五加二”的工作作風，做到抓落實“事無巨細、事必躬親、事不過夜”，高質、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務。三是抓好文字作風建設。要形成良好的文風，文字材料做到速度快、結構嚴、文字精、觀點準；要多關注領導的創新點、群眾的聚焦點和工作的閃光點，多深入基層搞調研獲得第一手資料，把社情民意在材料中表現出來，把好做法好經驗及時宣傳出去，不斷提高辦公室綜合文字水平。
解決四個突出問題：一是解決辦文辦事粗糙的問題。以精辦文、細辦事為最高目標，做到辦文、辦事精益求精，精雕細琢，關注細節，實現辦文篇篇成章，辦事件件漂亮。二是解決參謀服務不到位的問題。打破“領導說、我去做”的慣性思維，主動關注工作重點和群眾關注的熱點，想領導之先，謀領導之前，多為領導當參謀，多提合理化意見和建議。三是解決坐班不做功的問題。堅決克服“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得過且過的懶惰思想，做到在其位謀其政，扎實工作，提高效率。牢固樹立“事爭一流、追求卓越”的工作理念，堅決克服一般化、平常化的惰性思維，堅持高標準確立目標，高起點開展工作，高效率推動落實，高質量完成任務。四是解決語言和行為不規范的問題。注重公務接待禮儀，進一步規范語言、行為和著裝，樹立縣委辦公室的良好形象；對來訪群眾和辦事人員，做到來有迎聲、問有答聲，走有送聲，堅決杜絕“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和“冷、橫、硬、推”現象的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