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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的專家學者對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質有比較一致的認識,但在具體理解上又有不同視角。有學者認為,作為現代唯物主義的與舊唯物主義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它把實踐的觀點作為首要的基本觀點。馬克思所理解的實踐是人自身通過對環境的改造和創造來達成與環境統一的活動。因而,實踐就其本質而言就是超越的。道德教育作為一種實踐活動必定具有超越性。教育的超越性其核心在于培養主體性的人。有學者認為,道德教育的超越性本質并不排斥教育必須從現實規定性出發。但具有超越性的道德教育不是以現實的規定性來束縛人、限制人,而是要使人樹立發展的理想,善于把道德理想賦予現實。還有學者認為,在社會轉型期,調節人際關系的手段有多種,道德是人們用以調節人際關系的重要手段之一,顯然它不能從功利的角度出發,其特殊性就是用人的精神性的滿足特別是對真、善、美的追求來協調人際關系。市場經濟要求道德教育必須化外在道德要求為主體內在“自律”的追求,因此,當代道德教育最顯著的特色就是關于主體人格的培養。
在道德教育本質與現實關系方面,一些學者認為,道德作為人類一種精神活動,是對可能世界的把握,所反映的不是“實是”而是“應是”。它并不是人們現實生活的摹寫,而是把這種現實行為放到可能的、應是的、理想的世界中加以審視,并且用理想的標準對現實行為作出善惡的評價。這種“應是”與“實是”,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運動構成了人類的道德活動并且推動人類向至善的方向前進。個體在這樣的過程中不斷自我完善、自我超越。也有些學者提出道德教育現實與超越性本質的立足點是什么的問題。認為,道德的超越性必須建立在現實性的基礎上,應該使超越性追求與現實性規范辯證統一。
道德教育在面向現實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必須回答其與市場經濟的關系,也就是說,在當前社會轉型道德的“應是”是什么。學者們認為,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為政治、經濟、文化等制約是不容置疑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有文明的人際關系來強化和維持自身模式運行。市場經濟必定要求社會具備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的道德規范體系。因此,當前的道德教育及其理論困惑正是這種體系改組轉變的陣痛反映。有學者提出,道德問題必須放在社會環境中去考察,沒有純粹的道德。還有學者提出,德育的內容不是自身規定的,它首先取決于社會規定。當前市場經濟尤其是轉型期環境有很多不利于道德教育的因素必須加以克服。在當今社會背景中,道德教育必須有自身特有的強有力的適應機制。
二、對傳統道德教育的批判與繼承
有學者提出,在建立當代道德教育體系的過程中,要以民族化為基礎,強調民族性與世界性。道德傳統是民族文化的積淀,其核心是群體價值觀。民族性的道德傳統又是在不斷發展的,只有在原有的傳統基礎上不斷更新,才能逐步建立當代道德教育的理論體系。離開了傳統的現代化是不可能存在的。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對中國傳統道德教育進行研究,不僅應該重視其內容,更要注意其方法。從總體來看,它與西方的理智主義道德教育傾向有明顯的區別。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所走的是情理合一的道路。道德情感的陶冶與修煉在道德人格形成中既作為中介和動力又作為評價機制起著核心作用。無論從內容上,還是從方法上,中國傳統的道德教育思想都具有現代轉型的社會價值。如果說跨世紀人才素質培養需要立足于民族和傳統這塊根基上的話,那么,中國傳統道德教育思想的精華為這種外在要求提供了內在的根據。歷史證明,道德教育如果忽視民族文化的根基——道德傳統,那只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如果說上述觀點主要是從傳統教育思想中挖掘寶藏的話,那么另一種觀點則側重在對傳統道德教育的“批判”。有學者認為,中國傳統道德教育基本上是消極的。它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趨于保守和愚昧,壓抑著人的主體精神。盡管傳統的道德教育思想對當代道德教育體系的建立有一定影響,但其意義究竟有多大令人置疑,而且對傳統的道德教育支離破碎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往往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有學者還通過對傳統文化對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分析,認為應該現實地、具體地看待傳統,諸如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與儒家文化并非極度相關。還有學者認為,幾千年來,以儒家為代表的道德體系是依靠政治制度來維持的,與其說是道德毋寧說是一種社會約束機制。因此,我們必須客觀地、實事求是地研究傳統道德教育,決不能在現代道德及其教育體系中簡單位移傳統道德教育。
尚有一種觀點認為,對傳統道德教育思想的全盤否定或接受都是不妥的。在內容的選擇上應考慮現實條件,即便是精華部分尚有現實的可行性以及方式、方法問題。不能因為西方有學者“關注”我國傳統文化而“弊帚自珍”,也不能因為有人“否定”而“全盤拋棄”。應該從現實社會條件出發,充分認識到現代社會并不完全排斥傳統的道德內容,而且現代道德教育的花朵只會開在由傳統道德教育這棵樹根生長出的枝條上,關鍵是“改良”和“嫁接”。此外,有學者提出應該挖掘革命傳統教育中的道德內容和方法,其中的合理性因素是不能忽視的。
三、對西方道德教育思想的借鑒
大多數學者認為20世紀以來西方道德教育理論及其研究對我國當前道德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有學者指出,道德和道德教育是歷史性概念,作為歷史的是可變與不變的統一。不變的是道德的永恒精神即自律精神,人類自律是超越自然性的自由。而具體的道德原則、規范在不同的社會發展時期是可變的。不同的民族有其不盡相同的道德價值體系。另外,就其可變而言,其變化發展又是有規律可循的,一定的道德價值、規范體系總是社會條件尤其是生產方式、經濟體制的反映。我國作為現代化的后發展國家既不可能跳越西方工業化所走過的道路,又應當避免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偏差。有些學者研究并闡發了西方道德教育的發展過程,認為20世紀以來西方的道德教育理論是發展變化的,它與社會背景、歷史條件相對應。60年代以來,道德理論及其教育中的否定極權主義和相對主義與二戰后人們認為道德是相對的有關。而60年代以后的主情道德教育又是與民主化運動、人本主義等密切相關的,出現的反對灌輸的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微觀操作模式研究,也是與之一致的。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來西方道德教育理論中反對價值觀念自由,“回歸規范教育”的動向特別值得引起注意。
四、關于德育的現實操作與德育學科的理論建設
關于德育的現實操作,有學者提出建立全息大德育模式。從客體的自然條件、社會環境、教育本身和主體的受教育者生理、心理特點以及道德環境,全方位地構建大德育網絡。由于道德教育從來都不是孤立的,作為社會巨系統一部分的道德教育與社會各組成部分彼此關聯。有學者借鑒羅爾斯社會正義理論,研究、闡釋了社會至善與個體從善的關系,認為社會至善是個體從善的前提,互為條件。有學者提出建立一種規范教育模式,認為當前最大的失調是規范的失調,應該培養受教育者的規范意識、社會責任感和義務感。還有學者主張建立主體參與式的德育模式以及強調社會性情感發展的道德教育模式等。
古詩文是中華倫理道德的主要載體,挖掘其中的倫理道德底蘊,對青少年進行傳統倫理教育,努力提高學生的思想道德素質,是我們每一位語文老師義不容辭的責任。
一、中學教材中的古詩文蘊藏著倫理道德的內涵
1. 仁愛孝悌。這是中華倫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仁,以愛人為核心,是各個歷史時期、各種道德學說中最基本和最高的德目;孝悌,即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它是倫理道德的基礎。這種道德在社會生活中進一步推廣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從而形成了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的情懷和安老懷少的社會風尚,形成中華大家族濃烈的人情味和生活情趣。教材和讀本中《茅屋為秋風所破歌》、《捕蛇者說》、《項脊軒志》、《祭妹文》等課文,輻射著這種倫理的精華。
2. 精忠愛國。幾千年來,是什么力量把中國疆域里如此眾多的民族緊緊地集結在一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偉大的愛國主義傳統;幾千年來,中華民族歷經無數內憂外患,幾乎瀕臨絕境,是什么力量使其維系不墜?也正是中華民族的愛國傳統和自強不息的精神。戰國詩人屈原,雖遭排擠冷落,一心報國,甘愿與祖國共存亡;南宋詩人陸游,年近七旬,“尚思為國戍輪臺”;巾幗英雄花木蘭,女扮男裝,“萬里赴戎機”,保家衛國——課文中這些仁人志士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感和“捐軀赴國難,誓死忽如歸”的衛國行動,值得我們效仿和弘揚。
3. 謙和禮讓。禮,是中華倫理道德的突出精神。作為待人接物的“禮節”,作為個體修養的“禮貌”,作為處理人與人關系的“禮讓”,都是人的修養文明的象征。禮之運作,又有“謙和”之美德。中國人自古就提倡謙以待人,虛懷若谷的品德。“禮”之所以流傳至今,乃至傳到周邊國家及海外,是因為它能促進團結,有利于治國。正是藺相如的豁達大度,包容一切的情操和廉頗痛改前非的精神,幻化成銳不可當的巨大力量,使強秦不敢“加兵于趙”。
4. 勤儉廉正。中華民族歷來就以勤勞節儉,廉名正直著稱于世。諸葛亮在《誡子書》中教導“靜以修身,儉以養德”。宋代司馬光以“儉素為美”,平生所為正如他在《訓儉示康》中所言“吾性不喜華靡”、“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明代王翱,廉潔奉公,疾私如仇,寧傷夫人不傷法度,此等正氣,令人肅然起敬。勤儉廉正是中國人共同的價值取向,中華民族之所以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和各種困境中能不斷發展,與此是分不開的。
5. 勇毅力行。孔子說:“仁者必有勇”、“勇者不懼”。凡有仁德之人,必是勇敢的人。同時,“勇”往往和“毅”聯系在一起,中國自古就注重堅毅品格的培養,“愚公移山”、“精衛填海”等,就是對“毅”的提倡和贊揚。文天祥,在元人的百般引誘和九死一生的情況下,忠貞不渝,舍生取義;譚嗣同,變法失敗,放棄出逃的機會,慷慨赴難,殺身成仁。在他們身上,勇毅力行得到了最完美的體現。
此外,誠信知報,見利思義,尊師重教,崇尚節操等倫理道德,在中學古詩文中都有反映。
二、學習古詩文應幫助學生確立道德觀念,陶冶道德情感,磨礪道德意志,從而培養道德行為習慣
1. 確立道德觀念。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如果對道德觀念缺乏了解,就談不上道德行為的形成。在具體的教學過程中,我們應充分發掘和利用課文中所蘊涵的道德觀念,從感性到理性,由淺入深地進行說理教育。如,《愛蓮說》教育學生“出淤泥而不染”潔身自好;《岳陽樓記》教育學生以公為先,“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師說》教育學生尊師重教;《涉江》教育學生堅守節操,不隨俗沉浮等等。同時,要利用課文涉及的名人逸事進行教育。如,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陶淵明的“不為五斗米折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
2. 陶冶道德情感。道德情感的培養,是促進人們踐行道德義務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環節。列寧曾說過,“沒有‘人的感情’,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對于真理的追求。”特別是現代社會,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生活節奏日益加快,法律規章日趨復雜無情,未來學家奈斯比特認為,這種情況需要高情感加以平衡。否則,人人厭煩不安,從而種下人際沖突的新種子。因此,培養道德情感,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3. 磨礪道德意志。人們在踐行道德義務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種種困難阻力。若沒有堅強的道德意志,就可能畏縮不前。不僅如此,實踐道德義務本身,就包含著為他人和社會的利益而犧牲個人利益,甚至獻出生命。若沒有堅強的道德意志,就可能半途而廢。
關鍵詞:道德哲學 理論倫理學 高校道德建設
倫理學與道德哲學的內容紛繁復雜,各種流派自成體系,而的道德理論體系“用西方倫理學的模式和理論來敘述中國固有的倫理思想”[1],融匯了中國傳統道德哲學和西方倫理學,對于高校德育工作者來講,具有綜合性的指導和借鑒意義。
道德的形成過程與影響因素
在現代西方道德哲學史中,普遍將關于道德義務的理性基礎的爭論劃分為兩個主要學派:道德理性主義和道德情感主義。[2]則力求將這兩個方面進行中國化的綜合:良心對道德的形成起作用的過程體現著情感主義道德觀,理想對道德的影響體現著理性主義道德觀。更重要的是,通過良心和理想兩者的相互作用和辯證關系,解釋了道德形成的過程。
1.道德的產生是良心與理想共同作用的結果
“行為猶兩造,理想猶法律,而良心則司法官也。司法官標準法律,而判斷兩造之是非,良心亦標準理想,而判斷行為之善惡也。”[3]“良心者,非無端而以某事為可為某事為不可為也,實核于理想。”[4]人的理想是判斷善惡是非的標準,而這個判斷由誰來做呢?是良心。
2.道德義務的心理動機源于良心,道德義務的內容規范源于理想
正如所說:“本務者,人生本分之所當盡者也,其中有不可為及不可不為之兩義……故本務之觀念,起于良心,而本務之節目,實準于理想。”這也就說明了道德義務規范性的兩個方面:動機和約束力。
3.良心與理想在道德形成過程中存在著互補的作用
在良心給定的前提下,理想越遠大,現實與理想的差距就會越大,就越會受到良心之責。在理想給定的前提下,現實與理想的差距給定,良心越強,對同樣差距的良心之責也就越大,這就是德育建設中的“木桶原理”。因此要提升道德水平,必須要培養較強的良心,還要樹立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遠大理想,二者需同時進行,缺一不可。
4.道德的養成過程也就是道德義務的履行過程
“凡實行本務者,其始多出于勉強,勉之既久,則習與性成。安而行之,自能欣合于本務,是之謂德”[5]。在看來,道德并不是人生而具有的品性,而是在履行道德義務的過程中逐漸涵養而成的。他對道德種類進行了闡明,尤其是對“消極道德”和“積極道德”進行了解釋。
道德形成過程與影響因素的理論基礎
的道德形成體系,簡單來講即是“循良心、持理想、行義務、成道德”,下面將分別對這些因素進行深入討論。
1.理想的基礎
認為:“自發展其人格,而使全社會隨之發展者,人生之鵠也,即人之行為之理想也。”[6]即人的理想就是發展人格,“而人格之發展,必與社會之發展相應”,是“對于自己、若家庭、若社會、若國家之本務”[7],脫離了社會則無所謂人格了。那么,的合乎道德的個人理想與社會義務相聯系的理論基礎何在?中國傳統道德哲學從“理”學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回答。馮友蘭說,“某一類之物之成為某物,必依照某理”,事物的構成部分只有按照事物之理的規定運動,該事物方能存在。“每一人皆屬于其所構成之社會,其行動之可以直接或間接維持其社會之存在者,是道德的行為”。[8]因此,道德之“理”應遵循社會之“理”。“凡社會的分子,在其社會中,都必有其倫與職”。其中,“倫”是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職”是人與社會的關系,“盡倫盡職的行為,是道德的行為”。[9]可見,中國傳統的道德哲學對道德內容的規定性來自人的社會屬性。
2.良心的培養
如果說道德規范的內容源于理想的話,那么在眼中,道德的動機則源于良心。“良心者,道德之源泉”。良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心理概念,而心理活動的基本要素便是知、情、意。因此,認為,對于良心的養成而言,“知、情、意三者,無一而可偏廢也”。對于良心如何鍛造,“心”學對“致良知”有著較為系統的闡述。
“致良知”是王陽明心學的主旨,是在實際行動中實現良知,知行合一。在梁啟超看來,“致良知”的前提是“辨術”和“立志”。辨術,為善惡真偽義利之辨;立志,則是志于道、志于德、志于仁。“致良知”的“修證之功有三:曰存養,曰省察,曰克治,三者一貫……”[10]
(1)存養,是存心養性,是保存本心、存養善性。存養之法有“敬”與“靜”兩種。敬,是“修己以敬”,即自覺;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也”,即自律;是對理想信念和道德價值的仰視與敬重。靜,是“非寧靜無以致遠”的觀照;是時常安靜清心,給自己一個梳理自我的寧靜時空。
(2)省察,是通過反省檢查以發現和找出自己思想和行為中的不良傾向、壞的念頭、毛病和習慣。梁啟超對省察的方法梳理得較為系統:省察之法有普通省察法和特別省察法兩種。特別省察區別于正常生活中的普通省察,包含“吃一塹,長一智”的意思。普通省察法分為根本省察法和枝葉省察法。枝葉省察法又有隨時省察法和定期省察法兩種。此外,“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11],兩者是統一的過程。
(3)“克治”,是克服和整治。克服,是指當發現自己存在不良的念頭和行為傾向時,在成為現實和有損道德的行為之前便能夠克制。整治,則是針對自身現實存在的不良行為和習慣進行糾正,使其恢復到合乎道德的軌道上來。
以上“致良知”的過程,也是中國傳統的修身養德之道,即便是在現實社會仍具有借鑒意義。事實上,良心對于道德的重要作用,西方哲學家休謨和亞當·斯密等人也多有論述。無論是的“良心”,還是休謨的“反省內心”,或是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都是從知、情、意的角度,從心理層面對良心進行鍛造。而道德的養成是“知、情、意、行”的統一,所有的道德規范和心理動機最終都要落實在“行”上,這便自然過渡到了對道德義務的需求。
3.道德義務與道德形成
道德義務與一般法律意義上的義務不同。法律所定的義務,是個人對別人、對社會所負的責任。道德義務所對應的權利與法律義務對應的權利不同,其表現在若履行道德義務,則不會受到良心的譴責。在看來,道德義務長久履行,形成習慣,即成道德。
至此,道德的“萃取”過程宣告完成:良心持人生目標,對所作所為形成善惡觀,進而有了道德上的義務感,在道德義務的履行過程中,久而久之便養成了道德。借助這一過程,我們可以理解道德的不同屬性和種類。首先,在道德動機(即良心)作用下,道德在個人心理層面有著知、情、意的統一;其次,在道德規范(即理想、人生目標)影響下,道德在社會層面體現了個人、家族、社會和國家義務的統一。
理論倫理學對高校德育建設的啟示
1.高校德育建設面臨的問題
在的道德體系中,良心和理想是兩個最為重要的基石。因此,我們對道德養成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的討論,也基于這兩點展開。
(1)良心培養環節面臨的問題。社會環境和價值評價機制。一方面,當前浮華、躁動、嘈雜的社會生活難以容下內心的寧靜,增加了存養與省察的難度;另一方面,社會對個人成功的定義常表現于行為結果的可量化上,而作為道德源泉的良知,對其價值的衡量主要是一種內在的感受,較難得到當前文化的感知與肯定。學校德育理念與方式。一方面,傳統道德修養觀念認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12],窮理和盡性是一個統一的過程,第一課堂的專業化解構了人性完善的綜合性,而這種割裂破壞了良知培養的整體性;另一方面,道德培養是一個“知、情、意、行”統一的過程,而德育課程重視知識的教育,忽視情感和意志的培養,在對“知”的灌輸和對“行”的要求之間缺乏情感接受和意志養成的存養省察。
(2)理想樹立環節面臨的問題。理想的教育方式。當前大學生理想規范教育的方法較多采用歷史分析法和實踐教育法。對大學生而言,除同義反復般的外部求證外,將理想融入個人價值觀的過程尚需自我求證。而自我求證的方法之一就是從個人理性上理清理想規范形成的基本邏輯。
理想的接受過程。遠大理想的樹立,除了需要對理想內容進行理性梳理外,還需要一個情感接受的過程。在現實工作中,常用的說服方式是采用個人目標和集體目標的辯證關系,試圖將個人利益與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直接建立聯系。但由于忽略了過渡階段,反而導致兩者邏輯關系的割裂。面對這一問題,傳統修齊治平的家國情懷的培養方法,值得高校道德建設工作借鑒。
2.推動高校德育建設的對策
基于以上對道德形成體系和當前面臨問題的分析,我們需要考慮以下兩方面:一是在道德形成過程之內,要以改進各個影響因素和影響環節為出發點;二是在道德形成過程之外,要以完善高校德育環境為出發點。
(1)為修身養德創造好的氛圍。理想形成過程以傳統歷史文化為背景,而當代社會環境和高校文化與傳統文化存在的差異,要求高校學生管理工作者首先要為修身養德創造良性氛圍。
德育環境方面。在保留專業學習功利性目標的同時,高校學生管理工作者可以在專業傳授中,激發學生對知識、對智慧原始的敬重和樸素的情懷。高校應借助相應課程設置,著力培養學生對道德的追求和存養的情感。例如,借鑒“自美感之外,一無雜念”的主張,將美育作為世界觀教育最重要的途徑,借助美育消除人我之別,摒除私念,打開通往純粹的高尚情感的通道,激發學生對真善美的質樸追求。
德育理念方面。要大力推進通識教育建設,使大學教育成為道德教育的一個整體過程。通識教育的理念是超越功利性與實用性,以培養“完整的人”。在理想的通識教育環境中,目前開展的德育工作事實上可以成為真正德育建設的一個子系統:高等教育建設本身就是高校德育建設,教育就是德育,即“知識即美德”。
(2)改進道德形成的各個環節和因素。在良好的德育環境和理念中,我們需要改進道德形成的各個環節和因素。
德育建設的目標。實現道德規范和道德動機的統一,即“知、情、意、行”的統一。在中國,無論是修身規范還是道德義務,都應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展開。目前,對這些德育規范知識的教育局限在“知”的層面,而道德從知識層面到學生現實的行為是一個“知、情、意、行”統一的過程,只有這樣,才能“真學、真信、真懂、真用”,真正落實道德實踐。
德育建設的方法。實現常規道德教育和傳統道德修養的統一。在理想樹立方面應做到理論和情感并重,一方面讓學生理解和接受理想規范的邏輯基礎,另一方面培養學生修齊治平的家國情懷,實現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義務的統一。在良心培養方面可以適當借鑒存養、省察和克治之法,提升道德境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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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以降,學者們堅持不懈、殫精竭慮地探索學習的有效模式,各種理論相繼登場。20世紀上半葉,行為主義學習觀占主導地位。行為主義基于巴甫洛夫的刺激反應理論認為通過加強刺激,反復強化,就能學會知識。以斯金納(skinner)為代表的語言學家認為學習就是在外界正反饋的刺激下,通過反復操練,逐步形成習慣,學習成功的關鍵是適時提供正反饋。但是由于這種學習理論過分強調死記硬背,忽略了有意義的學習,因而遭到質疑。20世紀60~70年代認知心理學興起,認知心理學家將人與計算機對比,認為“學習發生在個體內部。人腦好比信息處理器,它將外界輸入轉化為攝入,作為陳述性知識存儲起來,再經過不斷練習,逐步轉化為程序性知識。其間學習者形成假設,通過外界反饋檢驗假設,修訂假設,使自身的語言體系不斷完善。學習的進步體現在大腦內部知識體系的變化,其學習過程呈現出普遍性的特征。”這種理論將學生視為個體的信息處理者,有將人的學習孤立化、簡單化的趨向。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將注意力轉移到社會因素對語言學習和發展的制約作用上來。以前蘇聯維果茨基(vygotsky)為代表的學者提出了社會文化理論。
1 社會文化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文化理論的核心概念是中介論和內化論。中介論認為人所特有的高級認知功能在低級生物性功能(如聽覺、嗅覺)的基礎上產生,以社會文化的產物——符號來中介個體和社會物質世界的關系。人是運用符號工具作為輔助手段來控制和重組低級生物心理過程(這種過程大部分屬于自動的對外界刺激的反射),這種控制使人區別于其他物種,是自覺而有意的,以間接地調節與他人、與自身、與世界的關系。本文由收集整理符號工具包括數字、計算系統、音樂、藝術成果、文學作品,尤其是語言。通過社會互動,語言符號才開始在行為中由外到內發揮心理工具的作用,也就是將自然的心理過程轉化為高級認知功能。
中介的一種形式是調節。調節分成物體調節、他人調節和自我調節。物體調節指個體直接受周圍環境的控制和影響;他人調節指兒童的思維和行動依靠成人的語言;自我調節指兒童能夠依靠自己的語言思維和行動。
在二語學習中,他人調節指學習者在老師、父母、同伴等的指導幫助下進行協作式交談的學習;自我調節指學習者具備了自主運用語言的能力。學習是從他人調節到自我調節的中介過程,依靠面對面的交流一起解決問題。
內化指社會成員把交際活動中的符號產物轉化成心理產物以中介自己的心理活動的過程,是從社會關系或更具體說是社會相互作用逐漸向個人內心品質轉化的過程,并使個人掌控自己的大腦。維果茨基指出,內化過程是從人際活動的心理間平臺轉化成個體的心理內平臺的過程, 內化是通過模仿機制形成的,內化的關鍵在于人具備模仿他人有意識活動的能力。但這種模仿并非機械重復,而是受制于社會文化調節,只有當學習者積極參與社會交流或者在自我話語中創造性地模仿他人的話語時,語言輸入才起重要作用(lantolf & thorne, 2007:201)。
社會文化理論還有一些其他概念,比較重要的是最近發展區和搭架子。
最近發展區(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指“兒童獨立解決問題的發展水平在成人指導下或在有能力的同伴合作中解決問題的潛在發展水平之間的差距”。最新研究表明,最近發展區可以:(1)在專家與新手之間的互動中,能力通過社會互動轉移給新手;(2)在新手與新手的互動之間,能力相當的同伴通過合作、討論得以構建(donato, 1994)。
最近發展區是由教育所創建生成的,兩種發展水平之間的距離也由教學動態來決定,且是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最近發展區的向前發展就是學生學業的不斷進步。維果茨基認為“教育學不應當以兒童發展的昨天,而應當以兒童發展的明天為方向。只有這樣,教育學才能在教學過程中激起那些目前處于最近發展區的發展過程。繼而他發現,就教育過程而言,重要的不是著眼于學生現在已經完成的發展過程,而是要關注那些正處于形成的狀態或正在發展的過程。
而搭架子指任何成人——兒童或專家——新手的協作的行為。兒童或新手還不能獨立運用某些知識和技能,但可以通過談話借助對方給予“搭架子”的幫助獲得期望的結果。兒童或學習者通過專家或較成熟者進行協作式交談,實現共同理解而最終獲得新的知識與技能。wood 等認為支架式幫助有以下六個特點:激化完成任務的興趣;簡化任務;維持任務目標的方向性;突出任務的關鍵特征,以及目前任務完成狀態和理想狀態之間的差距;控制解決問題過程中的挫折;提供示范。
2 社會文化理論與認知語言學的主要區別
在二語習得研究方面,目前主要有兩大學派:認知派和社會文化派,二者的語言觀、學習觀、研究對象和哲學傾向都不同。一般來說,通過分析事物對立面,更能認識事物本身。這也是社會科學的重要研究方法。因此,這里談談社會文化理論與認知語言學的主要區別。
在語言觀上,認知派認為語言是心理現象,由抽象規則組成,存在于個人大腦中;社會文化派則認為語言是社會現象,與文化混為一談,無法分割,存在于人們的交際活動中。在學習觀上,認知派認為學習發生在個體內部,學習者將輸入有選擇地整合到已有的知識體系中,通過不斷輸出,逐步將陳述性知識轉化成程序性知識;社會文化派則認為學習是社會參與的結果,學習者運用語言參與社會交際活動,獲得語言和文化知識,轉而成為個人腦內活動的材料。在研究對象上,認知派主張二語習得研究的對象是第二語言的運用,而不是語言習得,語言的使用和語言習得是不可分割的,研究的焦點在于社會/互動因素
及其對語言使用產生的影響。認知派認為學習的最終狀態是學習者的語言水平達到目的語水平或者出現僵化現象;社會文化派認為語言學習沒有最終狀態,學習者永遠都處于學習狀態之中。在哲學傾向上,認知派主張現代派觀點,堅持人和社會環境互為獨立實體的二元論觀點,認為無論社會環境因素發生多大改變,二語習得終究是心理過程,語言學習所處的社會環境變化不會引起習得方式大的變化;社會文化派主張后現代派的觀點,認為社會文化環境中的語言使用對二語習得起著根本性而不是輔的作用,人類心智機能的起源和發展都包含在社會和文化的互動之中。
3 社會文化理論對大學英語教學的指導
3.1 充分學習中外優秀文化
前述內化論認為社會文化理論認為語言學習并不完全依靠學習者對語言知識的內化,批評認知框架下的二語習得研究忽視了社會文化環境對學習過程的影響,進而強調社會環境對語言學習的重要作用,強調人類心智機能的起源和發展都包含在社會和文化的互動之中。因此我們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要教育學生充分學習中外優秀文化,從中吸取豐富的營養,加深自己對世界、對社會、對人生的理解。這對內化學生學習能力有益處,學生能夠更好地把握語句隱含的意思,領會作者的意圖,掌握語篇結構,真正學會英語,有效提高交際能力。
3.2 引導學生參加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
社會文化理論強調社會文化因素在人類獨特的認知功能中的核心作用,把語言習得看作是將社會活動和認知過程聯系在一起的社會文化現象(lantolf & thorne, 2006)。因此,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我們要引導學生參加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在實踐中創造性地模仿地道的英語。只要我們指導學生多動腦筋,多下功夫,就會找到許多用英語做事的社會實踐,比如到在本地召開的涉外商務洽談會、博覽會、體育比賽中做翻譯助理、志愿者,到外國人經常出入的場所兼職,主動找外國人交流,在網上和外國人聊天等等,方式多種多樣。
3.3 激發學生的最近發展區
如前所述,維果茨基認為,就教育過程而言,重要的是關注那些正處于形成的狀態或正在發展的過程,因此我們在大學英語教學中要想方設法激發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對學生剛學到的英語知識和英語技能要趁熱打鐵,及時復習,及時運用。這樣,學到的東西才能過手,真正變成自己的東西。為此,我們要認真分析哪些是學生的最近發展區并據此制定及時循環,及時復習的計劃。這樣堅持下去,學生的能力一步一步穩固形成,學生英語綜合素質的提高就指日可待。
3.4 引導學生協作式學習
前述搭架子是通過協作實現共同理解而最終獲得新的知識和技能。這種協作可以是成熟者與學習者之間的,也可以是學習者之間的,因此在大學英語教學中,我們要注意與學生的協作,了解學生的學習目標、學習時間、學習習慣、學習態度、學習方法、學習困惑等等,也讓學生了解老師的教學風格、教學思路、教學安排,相互溝通,協作學習。我們也要鼓勵學生相互之間協作學習,互相請教,互相探討,順利地從他人調節過渡到自我調節。只有完成這一過渡,學生的英語學習才會更輕松,效果才更好。
在教學興起一課時,我先對上一節課學的做了這樣的復述:“1898年那拉氏勾結榮祿在北京發動,囚禁光緒帝,廢除新法;康、梁被迫出逃,六君子遇難。維新派希望通過變法挽救民族危亡、發展資本主義的失敗了,中華民族就此亡國滅種了嗎?不!失敗后,興起,粉碎了帝國主義的美夢!要知結果怎樣?請同學們先自讀全文。”這樣的導入,承上啟下,巧妙地銜接了新舊知識,激發了學生的求知欲,培養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也實現了章節的過渡,自然而然地導入了新課。在教學一課時,我描述了林則徐的場景——銷煙壯舉開始后,林則徐和地方官吏親自監督銷煙過程。他派人在虎門挖了兩個大水池,池中灌入海水,將鴉片放在池中浸泡,然后再投入生石灰,頃刻間,池水沸騰,鴉片消融。再將它排入大海。就這樣每天銷毀鴉片幾百箱,一直持續了20多天,才完全銷毀,整個過程令所有觀看的人極為佩服。那么禁煙后,中英戰勢如何?這使學生們產生了強烈的求知欲望,再提出自學目標,學生就會主動積極地投入新課的閱讀、思考、交流、探討中,這樣既培養了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也提高了教學效果。
二、引用成語,加強識記
成語是中華民族語言寶庫中的一份寶貴財富,它概括性強、寓意深刻,適當引用能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我常結合新課內容,把它作為導語。如歷史教學中可引用的成語有很多,吳越爭霸中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孫武的“三令五申”,項羽的“破釜沉舟”,淝水之戰的“投鞭斷流”“草木皆兵”等都可以作為導入新課的導語。通過引用成語導入,學生會對歷史事件記憶深刻,只要提出這個成語,一個歷史事件就會出現在腦海中。
三、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