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管理范文精選

內容提要：現代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馬克思不可能完全預見到現代社會出現的各種新問題。這就要求我們要以一種發展的眼光看待勞動價值論，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解決新問題，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待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本文擬從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在內涵和外延，商品價值、效用等內容以及在新的時代背景下，企業經營管理者和科學技術工作者如何參與收入分配等問題兩方面來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

世紀之交，隨著科學技術知識和信息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的廣泛應用，在工業經濟中孕育成長的知識經濟已經初見端倪。知識經濟的出現是社會生產力超越工業經濟向更高階段的飛躍，它必將對在工業經濟時代創立和成長起來的所有理論提出挑戰，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也不例外。勞動價值理論就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中指出，“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勞分配與按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鼓勵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工作和經營管理作為勞動的重要形式，在社會生產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深化對勞動與勞動價值論的認識。”

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的同時也必須深化對勞動的認識。

關鍵詞：知識經濟體力勞動腦力勞動勞動價值論

第一方面：

摘要：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對人民幣內外價值的討論已成為國內外理論界和管理部門關注的焦點，人民幣正面臨著強大的升值壓力。本文選取1995年1月—2006年1月的匯率、國內消費物價指數以及進出口總額的月度數據，利用SVAR模型，分析了人民幣匯率變化的動態波動效應。結果顯示，在受到結構性沖擊后，匯率的波動與國內物價的波動呈現出反向變化趨勢，違背了貨幣購買力平價規律，而與進出口之間的脈沖響應表現正常值，這表明人民幣的對外價值與對內價值存在一定偏離。本文最后針對這種偏離，試圖從我國匯率制度性的安排上做出解釋；實證結果同時檢驗了“購買力平價定律”的適用性。

關鍵詞：匯率波動；SVAR模型；結構脈沖響應函數；人民幣價值

一、前言

匯率作為一個重要宏觀經濟變量，對經濟的健康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步伐的加快，人民幣匯率問題已成為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政治家都關注的焦點。2006年2月，中國外匯儲備達到8536億美元，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外匯儲備第一大國，2006年10月，中國外匯儲備突破萬億美元。同時，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一再向中國政府施壓，要求中國政府將人民幣匯率調整為自由波動，目的就是迫使人民幣升值，但我國政府反復重申，中國不會迫于外界壓力而允許人民幣升值。圍繞人民幣匯率所產生的爭論不僅是一個國內經濟金融理論問題，也逐漸成為一個國際問題。

經濟,金融,貨幣-[飛諾網]

一般而言，一國的國際收支、通貨膨脹率、利率、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外匯儲備、財政政策以及人們的心理預期等都會對匯率的變動產生影響，同時匯率的變動也會反作用于這些因素。綜觀人民幣匯率問題的研究文獻，人民幣匯率波動效應研究成果很多，大多是圍繞匯率波動與其他經濟變量之間的交互作用來論述的；人民幣價值問題的研究文獻卻非常少，其中討論最多的是人民幣價值是否存在高估與低估。魏巍賢(2000)從匯率的決定與穩定性上來分析匯率波動效應，他認為1994年以來人民幣匯率波動的穩定性主要歸因于中央銀行的外匯干預、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高速的經濟增長、對外債余額與通貨膨脹的有效控制，未來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將主要取決于宏觀經濟變量和國際金融環境，特別是日元不再進一步貶值。面對人民幣高估或低估的爭論，王世軍、王曉萍(2000)的研究認為，人民幣的高估或低估是所選擇的基期不同而形成的，以1990年為基期，1998年的人民幣匯率低估；以1994年為基期，1998年的人民幣匯率則高估。李祺(2006)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始終圍繞均衡匯率波動，并經歷了不同程度的高估和低估，貿易條件、開放度等基本經濟因素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影響顯著，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外匯儲備規模對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影響不顯著。關于匯率波動對進出口貿易的影響，曹陽、李劍武(2006)的研究表明：從長期看，隨著匯率波動率的增加，我國的出口量會減少，進口量則會增加，而短期匯率波動率的增加對貿易影響不大。在人民幣匯率的管理方面，竇祥勝、揚析(2003)認為，人民幣匯率已經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階段，從未來改革方向看，應適當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以充分反映出人民幣匯率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特征，經濟的開放程度也會對一國的匯率波動水平產生影響，孫煥民、李國柱(2004)的研究表明，匯率波動與一國經濟開放度有較強的相關性，一國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從長期看會有助于減緩匯率波動；對匯率形成持久影響的是實體經濟因素，隨著一國經濟開放程度的提高，匯率的波動更不容易受到特定國情的影響。

1.人民是價值創造的主體誰是價值創造的主體，怎樣確定他們的社會地位，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不僅構成了價值觀的重要內容，而且成為價值觀的基點。立足于這個基點，合乎邏輯地形成了其獨特的價值觀系統，從而在當今世界各種不同的價值思想體系中樹起了一面新的旗幟。

首先，根據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對價值創造的主體作出了全新的判斷。他明確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在這里，“創造世界歷史”就是創造價值；“動力”就是主體的創造力；“只有”不僅對創造主體的唯一性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規定，明確地肯定了人民群眾的歷史地位，而且具有嚴格的排他性，把一切走向反動的剝削階級及其代表人物，包括上帝、耶穌一類的神秘力量，統統排除在創造主體的范圍之外。

其次，認為：在這個新世界中，黨的領袖、國家官員和普通群眾之間，只有分工的不同，沒有貴賤的區別。前者的價值就在于服務，即為廣大的人民群眾謀幸福。為了矯正傳統的身份等級偏見，在排定的社會群體價值序列表中，人民被置于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對這種價值序列關系曾作過明確的敘述：“我們一切革命干部，無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至于在人民內部，更無尊卑貴賤的差別，身份價值完全平等，彼此目標根本一致。所以，號召“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選集》第3卷，第1005頁），以便形成親密無間、團結友愛的新型同志關系。

立足于對上述兩個問題的基本結論，認為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武裝的無產階級政黨，作為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決不能像剝削階級那樣對人民群眾采取敵視、輕視或利用的態度，而是應當真心實意地相信人民群眾，全心全意地依靠人民群眾，完全徹底地為人民群眾服務，謙虛謹慎，甘當人民群眾的小學生。

2.共產黨人的價值取向是人民利益把人民利益作為根本的價值取向。他指出：“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選集》第3卷，第864頁）這一取向具體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在經濟上，主張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全心全意地為人民謀福利，把人民利益作為最根本的取向。基于不同歷史階段的客觀條件，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這一取向，制定了不同的大政方針和經濟政策，以盡可能地滿足最廣大群眾的根本利益。例如：土地革命時期，打土豪分田地；抗日戰爭時期，發展生產，減租減息；解放戰爭時期，廢除封建土地制度，實行耕者有其田；建國以后，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20世紀60-70年代，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相應措施……這些都是這一價值取向的實際貫徹。也正是根據這一取向，他一貫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謀取個人或小集團利益的行為，反對高高在上、脫離群眾、不關心群眾疾苦的官僚主義作風，嚴厲打擊貪污腐敗等各種直接損害人民群眾利益的犯罪行為。他經常要求全黨深刻注意群眾生活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等等都要提到議事日程上，認真予以解決。（參見《選集》第1卷，第135-137頁）他一貫堅持立黨為公，反對立黨為私，認為這是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黨的根本區別。他反復強調黨的宗旨、責任和奮斗目標，并要求全黨加強黨性的修養和鍛煉，防止被糖衣炮彈所擊倒和在和平環境中變質。

公允價值會計（FairValueAccounting）是指以市場價值或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作為資產和負債的主要計量屬性的會計模式，其核心是公允價值的確定。公允價值會計的產生首先是會計計量理論發展的必然結果。

一、公允價值會計產生的理論基礎

（一）會計目標的變遷

會計計量模式的選擇，最終服務于會計目標。多年來，會計目標一直是各國會計學界研究的焦點，其中，以美國的研究最為突出。美國會計界在20世紀70、80年代形成了兩個代表性的會計目標流派，受托責任學派和決策有用學派。

就受托責任學派講，受托責任之所以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資源的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而與之相應的決策有用學派的理論不僅要求兩權的分離，更重要的是，還要求社會資源的分配是通過資本市場進行的，也就是說，資源的委托與受托關系是通過資本市場建立起來的，其涉及的利益主體更趨于多元化。可以說，它們并不是兩個完全對立的學派。從根本上說，兩者都強調會計要為所有者的委托負責，只是在具體內容上各有側重。受托責任學派更加強調受托人的經管責任，將重點放在受托人與委托人的關系上；而決策有用學派則強調會計信息對企業以外的各利益主體的重要性，即會計信息要為其決策提供依據。

由于現實的會計工作多以如實反映經營者的受托責任為目標，歷史成本便成為會計計量的主導模式。但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2000多家金融機構因從事金融工具交易而陷入財務困境，但建立在歷史成本模式上的財務報告在這些金融機構陷入財務危機之前，往往還顯示“良好”的金融業績和“健康”的財務狀況。究其原因，因為在現有的會計理論中，會計計量是建立在歷史成本基礎之上的，歷史成本是資產實際發生的成本，反映了資產或負債在實際交易中的歷史記錄，是以反映受托責任為會計目標的。按照歷史成本計量時，只能反映己發生的成本，而不是未來可能發生的成本。然而，在計量衍生金融工具時，由于其初始投資很少或者為零，且在未來結算，其簽約時的初始投資（歷史成本）并不能反映其價值和風險情況。并且在持有期間，由于其價格的波動較大，歷史成本難以追蹤市場價值的變動情況，使相關性和可靠性受到很大影響。此后，人們開始更加關注如何使會計計量能夠為投資者、債權人以及其他會計信息的使用者提供對其投資、信貸等活動更為有用的信息，會計目標開始更多地傾向于決策有用觀。會計目標的這種轉變，是公允價值這一計量模式產生的重要前提條件。

【內容提要】人學思想是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運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實際，圍繞中國人民的自由解放和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形成了以人的本質為基礎，以人的價值為中介，以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為核心的人學思想，在人的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晚年在人學思想上雖然發生過一些迷誤，但其基本方面仍然是正確的，具有科學價值和當代意義。人學思想把人的全面發展確立為共產主義的遠大目標和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對于我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堅定共產主義信念、不忘“人的全面發展”的大目標，又立足于積極“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現階段實踐，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鍵詞】/人學思想/人的全面發展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8477(2003)12-0003-04

人學思想是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認真研究和評價的人學思想，對于哲學思想的發展，對于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人學思想的科學價值和晚年的迷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