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漢語范文精選

語言研究所是中國科學院最早建立的哲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研究所之一。1950年6月語言研究所正式成立，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后，語言所歸入社科院，至今已經整整過去了四十五年了。語言研究所的所址最初是在北京東城翠花胡同，1956年初遷到北京西郊中關村，1958年又遷到北京西城端王府夾道，1969年底全體人員下放到河南息縣“五七干校”，1972年夏回京后暫駐北京朝內南小街原文字改革委員會大樓的一部分，1976年進入原北京地質學院主樓，1984年遷到北京建國門內大街中國社會科學院大樓至今。語言所歷任所長是：羅常培(1950—1958)、呂叔湘(1959—1982)、李榮(1982—1985)、劉堅(1985至今)。先后擔任過副所長的有：葉籟士、石明遠、趙洵、劉涌泉、陳章太、侯精一、晁繼周、賀巍；江藍生、孟庚海、董琨。

一

語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語音樂律實驗室的基礎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兩方面的來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員，二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高等院校抽調來的部分學者。建所初期，語言所規模不大，卻匯集了丁聲樹、羅常培、呂叔湘、陸志韋、傅懋勣等著名學者，他們領導了語言所早期的漢語語法研究、漢語方言研究、漢語音韻研究、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漢語語音研究等學科的工作。

1，現代漢語規范工作

新中國剛剛成立不久，黨和政府對語文規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報》1951年6月6日發表社論《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同時開始連載呂叔湘、熙的《語法修辭講話》。全國掀起了一個學習語法的熱潮。語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圍繞著促進漢語規范化的目標而展開。如《語法講話》的編寫，方言調查工作的開展，《現代漢語詞典》的編纂，以及《中國語文》雜志對現代漢語規范化、推廣普通話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討等。

1955年10月，由語言所負責籌辦的“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國科學院郭沫若院長在開幕詞里說：“我們所提出的漢語規范化問題，那就是要確定漢民族共同語的組成成分盡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標準，那就是要根據語言發展的規律，采取必要的步驟使得這全民族的語言在語音、語法、語匯方面減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統一性。”呂叔湘在會上宣讀了他和羅常培合作的《現代漢語規范問題》的報告，報告中對漢語規范化的意義、原則和需要做的具體工作項目作了詳盡論述。在這次會議上代表們提出了若干研究課題，并就組成普通話審音委員會、擬訂《現代漢語詞典》編纂計劃、擬訂漢語方言初步普查計劃等工作形成了決議。這次會議的文件后來匯編成《現代漢語規范問題學術會議文件匯編》(科學出版社，1956)。這以后，語言研究所的各個研究組分別就語法、語音、詞匯、方言、詞典編纂等工作展開了深入的研究。

［論文關鍵詞］長江南北方言；持續體標記；本字；成因

［論文內容摘要］持續體標記的形成，是一個動詞進行系列語法化的過程。本文從共時、歷時兩個角度，重點考察了漢語南北方言表持續體標記的本字和南北差異的成因，認為造成持續體標記南北不同的原因是：動詞“到”虛化作動詞趨向補語的時間（兩漢）早于動詞“著”虛化作動詞趨向補語的時間（魏晉南北朝），因此體標記“到”早于“著”產生，而南方方言代表了較早的漢語方言層次。

一、引言

體標記又叫做“動詞詞尾”“態標記”“狀態補語”“動態助詞”，是動詞補語的一種，附在動詞后面，用于表達動作的狀態、情貌。羅自群在《現代漢語方言持續標記的類型》中的方言地圖顯示，在北方方言里，表示動作的持續或進行主要用體標記“著”表示，而長江以南（本文統稱江南，下同）方言動詞的持續貌和進行貌主要用“到”和“起”表示，其中“起”主要集中在西南官話和湘語區，不如“到”分布廣泛。

二、江南方言持續體標記“到”類的分布

《現代漢語方言大詞典》各分卷的材料和已發表的論文表明，用“到”類字作持續體標記的方言區域主要在長江以南，普遍分布在吳語、湘語、贛語、西南官話、江淮官話等區的多數方言點，閩語、粵語、客語區也有分布。長江以北的部分四川、重慶方言也有表持續的“到”，一般認為是明清時期的湖廣移民傳去的，是受長江以南的方言影響造成的。主要用字有“到[tau0]”“倒[tau0]”“噠[ta0]”“得[te0]”“底[ti0]”“的[ti0]”“老[lau0]”“牢[lau0]”等。這些持續體標大多數可以同時用作完成體標記，本文只論述它們表持續的用法。例如：

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史上，有著許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從大的方面說，有兩個時期的情形特別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國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貪婪地向中國學習，甚至是在與中國文化接觸后，大和民族才首次與文字遭遇，從此才學會了書寫。日語的“假名”（字母）不過是漢字的變體。而在近代，則是中國拚命地向日本學習。別的方面且不論，僅就語言文字方面說，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漢語的輸出國。日本“漢語”，沖擊著東亞各國的語言系統，當然也大量進入中國的漢語中，成為中國人日常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近代由日本輸入的漢語詞，被稱作日語“外來語”，這里也借用這種稱謂。在“外來語”上加上引號，是為了與直接來自西方的外來語（如沙發、咖啡、邏輯等）相區別。因為這二者畢竟有些不同。

現代漢語中的日語“外來語”，數量是很驚人的。據統計，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這些都是日本人對西方相應語詞的翻譯，傳入中國后，便在漢語中牢牢扎根。我們每天用以高談闊論、冥思苦想和說“東”道“西”時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來的，——想到這一層，我的頭皮就有些發麻。

實際上，離開了日語“外來語”，我們今天幾乎就無法說話。就在我寫這篇談論日語“外來語”的文章時，也必須大量使用日語“外來語”，否則就根本無法成文。這個問題近幾年也不時被人以不同的方式道及。例如，雷頤先生在介紹美國學者任達的《新政革命與日本》一書的《“黃金十年”》一文中，便寫道：

通過大量的翻譯引介，一大批日語詞匯融入到現代漢語之中。有意思的是，這些詞匯甚至迅速取代了“嚴譯”（按：指嚴復的翻譯）的大部分術語。這些幾乎涉及各類學科的新詞匯或是現代日本新創造的，或是使用舊詞而賦以新意，現在又被廣大中國知識分子所借用，這大大豐富了漢語詞匯，并且促進了漢語多方面的變化，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奠定了一塊非常重要的基石。現在我們常用的一些基本術語、詞匯，大都是此時自日本舶來。如服務、組織、紀律、政治、革命、政府、黨、方針、政策、申請、解決、理論、哲學、原則等等，實際上全是來自日語的“外來語”，還有像經濟、科學、商業、干部、健康、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法律、封建、共和、美學、文學、美術、抽象……數不勝數，全是來自日語。

雷頤先生是以肯定的口氣談到日語對漢語的侵入的。而李兆忠先生的《漢字的圈套》一文，則在與雷頤先生做了相同的介紹后，不無遺憾地寫道：

【論文關鍵詞】聲調中古語音近代語音現代語音

【論文摘要】聲調是字音(音節)的要素之一。音節有聲調是漢藏語系語言的特點，在漢語以及與漢語同系的語言中。聲調在區別詞的意義方面的重要性和聲母、韻母相等。本文從古音聲母清濁方面，就漢語的聲調及其發展演變，對中古語音的聲調、近代語音的聲調以及現代語音的聲調做了簡單的思考與論述。

所謂聲調，是指音節讀音高低升降的變化。漢語從何時起就有了聲調的存在，現在還無法斷言。通常認為，上古漢語也應該有聲調的區別，但究竟有多少個調類，它們可能的調值如何，至今尚無定論。而中古時期的漢語語音的聲調區別已經得到了共識，并且，當時的音韻學者已開始對這種區別進行了深入的、系統的研究。

一、中古語音的聲調概述

漢代以前，人們還不知道有四聲，直到齊梁間駢體文盛行，受佛教轉讀佛經聲調的影響，逐漸覺察到自己的語言中也有聲調存在，開始以“宮、商、角、徵、羽”五音對字音進行歸納，隨后定出“平、上、去、入”，通稱為四聲。《切韻》、《廣韻》、《韻鏡》及《七音略》等都是按照“四聲”分韻的。

四聲的名稱起于南北朝齊梁時代（五世紀末六世紀初），據《南史•陸厥傅》說：齊永明年間，“時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脁，瑯玡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颙善識聲韻。約等為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永明時期的這段敘述是平、上、去、入“四聲”名稱見于記載的較早的材料。此外，《梁書•沈約傳》云：“約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舍曰：‘何謂四聲？’舍曰：‘天子圣哲是也。’”《周颙傳》記云：“颙始著《四聲切韻》行于時。”

［內容摘要］六朝時期的詞匯在漢語詞匯史上占據重要地位。本文通過對六朝筆記小說詞匯研究價值的剖析，回顧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研究成果，并對其研究現狀進行了反思。

［關鍵詞］六朝；筆記小說；詞匯；價值

一、六朝筆記小說詞匯研究的價值和特點

詞匯作為語言中最敏感的因子，與社會的變化息息相關，任何社會的變遷都會在詞匯內部留下痕跡。六朝①在我國歷史上是一個極其動蕩的時期。此期戰亂頻仍，政權交替，災禍連年，人們生活在戰爭和死亡的痛苦之中，社會生活和風俗文化也隨著南北各民族人口的大量流遷而發生改變。在漢語詞匯發展史上，六朝也是一個重要階段。它緊承秦漢，遠續隋唐，是上古漢語與中古漢語（今從王云路、方一新的分法）的交替時期，這個時期的詞匯呈現出與上古迥然不同的特點。由于社會發生了巨大變革，要求語言承載更多的交際信息，因此大量新詞語新用法應運而生，許多先秦舊詞語此時也發生了演變，產生完全不同的新義項；常用詞義位發生更替，同義詞反義詞顯著增加，單一義位多義化，產生大量多義詞。同時，六朝又是外族文化和中土文化第一次大規模的碰撞時期，佛經的漢譯加大了對雙音節的需求，客觀上加快漢語雙音化的步伐。雙音節的迅猛發展，為后期雙音化高峰奠定了堅實基礎。外來詞的吸收和中土化也豐富了漢語詞匯。另一方面，權威工具書上六朝以后乃至近代漢語中很多新詞新義，它們最早的用法可以追至六朝。由此可見，六朝時期在詞匯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我們對于詞匯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對口語詞和常用詞（廣義上包括基本詞）的研究，因為它們最接近實際語言，“是后人了解當時語言的最可靠的依據”②。西漢末年，佛教傳入中國，佛經的漢譯也隨后開始。佛教是面向大眾傳播教義的，因此，佛經翻譯要通俗化才能爭得更多的信奉者。而從事翻譯的外籍僧人大多漢文修養不高，加之佛教原典的文體性質決定了漢譯佛經的口語化程度較高。“這就在客觀上使佛典翻譯成為影響漢語書面語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打破‘雅’的藩籬而接受口語成分的重要因素”③。向熹先生曾指出：“魏晉以后，書面語和口語的距離日益加大。六朝開始出現一種比較接近口語的書面語——古白話。南北朝《世說新語》、《齊民要術》、佛經翻譯……等，都用白話寫成，它們是研究中古和近代漢語的主要依據。”④六朝筆記作為一個時代的語言記錄，同甲骨文、先秦諸子、唐代變文、宋儒語錄、明清白話小說被作為漢語詞匯史上不同階段“面貌”的典型代表⑤。對六朝筆記小說詞匯的全面研究，有助于對斷代詞匯面貌的了解。

小說在六朝以前被人們看作是“街談巷議”，大多散見于其他文獻中。例如《左傳》中有很多關于人物、場面和戰爭的描寫都屬于小說的范疇；《史記》列傳中很多關于人物事件的描寫，卻依附于正史。這些口語化的語言，使小說具有無窮的生命力，能在民間流傳下去；而恰恰由于小說的存在，使我們能夠更真實地了解當時社會的語言實際。六朝筆記小說包括以《搜神記》為代表的志怪小說和以《世說新語》為代表的志人小說。志怪小說以描寫神仙鬼怪為主旨，包括《幽明錄》《異苑》《搜神后記》《拾遺記》等；志人小說以描寫人物性格特點為主，包括《語林》《殷蕓小說》《笑林》《郭子》等。六朝時期社會紛亂，無論上層社會還是下層社會都處在不穩定的恐懼中，因而脫離現實轉向神道鬼魅成為平民的一種價值趨勢，清談放誕成為士大夫階層的時尚。變化的社會生活折射在語言中表現為：志怪小說中關于神鬼精魅、生死喪葬、羽化升仙的詞語特別多；志人小說中對清談品評、人物性格方面的描述就比較鮮活。總起看來，六朝筆記已經具備小說特點，注重故事情節的曲折和語言表達的豐富。關于事件、時間、人物外貌、語言、行為、心理、表情等方面的詞語非常發達，這構成小說詞匯一大特色，也成為后期各階段小說詞匯繼承發展的前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