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學論文范文精選

一、地方歷史文化是古代文學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古以來，因地域與歷史的關系，中國古代形成了很多各具特色并讓我們能引以為豪的地域文化，如齊魯文化、三秦文化、吳越文化、湖湘文化、嶺南文化、閩粵文化等。應該說，中國古代文學范疇離不開這些地方歷史文化，地方歷史文化是中國古代文學重要的組成部分。古代作家和作品分布于不同地域、不同歷史階段。這些作家作品屬于地方歷史文化的一部分，也屬于中國古代文學的一部分。由此可見，地方歷史文化與中國古代文學有著無比緊密甚至水乳交融的關系。因此，在講授中國古代文學的時候，離不開地方歷史文化，地方歷史文化應該很好地融入到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中，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提升教學效果。孔子、孟子都是古代魯國人，他們首先屬于齊魯歷史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屬于中國古代文學(文化)的一部分;同樣，屈原首先屬于楚(湖湘)文化的一部分，然后才屬于中國古代文學的一部分。所以說，沒有地方歷史文化，就不可能有中國古代文學。因此，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不能高高在上，離開地方歷史文化泛泛而談。離開了地方歷史文化，中國古代文學的教學便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

二、地方歷史文化融入成高古代文學教學的思路

(一)編寫地方歷史文化讀本，作為古代文學教材的重要補充

不同地域有各自的歷史文化，不同地域的歷史文化有不同的特點和特色。齊魯大地，因為是先哲孔子和孟子的故鄉，因他們而發軔的齊魯文化聞名中外;位居我國西北的三秦大地，因為有了半坡遺址、秦始皇陵、兵馬俑、昭陵、乾陵等古代遺跡而使三秦文化大放異彩;地處中原的洛陽、開封因有多朝立都而被國家命名為歷史文化名城;即便位處嶺南一隅的桂林，也因為古代文化遺址眾多、古代文人墨客來往者眾多而位列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既然各地都有各具特色且豐富多彩的地方歷史文化，如能將其編寫成地方歷史文化讀本，作為古代文學教材的重要補充，不僅能極大地拓展古代文學的外延，而且能極大地豐富古代文學的教學內容;同時，還會進一步拉近歷史與現實的距離，讓學習內容在學生的心目中更加可親可近，從而極大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

(二)創新教學方法，變以課堂教學為主為課堂教學與實地參觀并重

論文關鍵詞：貴族化；平民化；自然主義

論文摘要：西方文學從一開始就具有濃厚的貴族氣息，中世紀起逐漸有了平民化意識。文藝復興時期這種意識有了一定發展，啟蒙文學時代有了更大的發展，直至自然主義文學興起，最終完成了向平民化的轉變。文學作品從以表現貴族人物為主轉向了以表現普通、平民人物為主；從以表現帝王將相、英雄人物的活動為主轉向以表現普通、平民人物的活動為主。

西方文學從一開始就存在貴族化傾向。這表現在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上。歐洲文學的源頭是古希臘、古羅馬文學，而史詩和悲劇是古希臘、古羅馬的代表作品，這些作品中的人物基本上都是帝王將相或者是勇敢無比的英雄人物。史詩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荷馬史詩》，它由《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部分組成。《伊利亞特》以“阿基琉斯的憤怒為主題”，圍繞著特洛伊和希臘之間的戰爭，主要描寫了英雄阿基琉斯、赫克托耳以及聯軍的首領阿伽門農這些貴族人物，在《奧德賽》中同樣也是圍繞著貴族人物奧德修斯來寫的。古希臘產生了對后世有巨大影響的三大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歐里彼得斯，他們的代表性作品《俄瑞斯特亞》《埃阿斯》《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阿爾刻提斯》《希波呂托斯》《瘋狂的赫拉克勒斯》等，所描寫、突出、刻畫的都是貴族化的人物及其活動。

古希臘、羅馬的文藝理論中貴族化的傾向也比較明顯，如亞里斯多德的《詩學》中關于悲劇的主角的論述：“憐憫是由一個人遭受不應遭受的厄運引起的，恐懼是由這個這樣遭受厄運的人與我們相似引起的……此外還有介于這兩種人之間的人，這樣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入厄運，不是由于他為非作惡，而是由于他犯了錯誤，這種人名聲顯赫，生活幸福，例如俄狄浦斯、堤厄斯特斯以及出身于他們這樣家族的著名人物。”“出身于他們這樣家族的人物”主要是指貴族階層的人物。

一、中世紀西方文學平民化意識的開端

10至11世紀的歐洲各國出現了以手工業和商業為中心的城市，那時的封建社會進入了全盛時期。城市的發展產生了城市文化，出現了非教的學校和反教會的“異端”運動。于是，教會在思想文化上的壟斷被打破，非教會的世俗文化形成，城市文學也應運而生。城市文學是在民問文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作者大多是城市街頭說唱的人，“作品也大多取材于現實生活，表現市民階級的機智和狡猾，諷刺專橫的貴族、貪婪的教士和兇暴的騎士”。法國是當時城市文學最發達的國家之一，有很多作品表現市民們的機智、靈活和重實際的特點。農民也是笑談中經常出現的人物。他們的機智和講究實際的特點使自身得以擺脫困境，獲得令人稱好的結局，如《神父的母牛》《農民醫生》等。城市文學的作者大多是沒有受過文化教育的普通人，不知道希臘史詩和悲劇，也不知道理論家亞里斯多德和賀拉斯，所以他們在寫作時不受古典傳統中陳腐規則的束縛，在作品中能自由地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法國鬧劇《巴特蘭律師》中描寫巴特蘭律師與羊倌捉弄布商，最后巴特蘭被羊倌捉弄。該鬧劇揭露了商人的貪婪和法律的腐敗，也反映了勞動人民的困苦處境，表現了作者的市民階級意識。但像這樣的作品在當時為數不多，因為教會文學仍然占據著統治地位，封建社會中特有的騎士文學等還都是貴族化的文學，所以從中世紀開始才產生了平民化文學的意識。

一、美國文學畢業論文題目與美國文學教材中作品的比較

近年來，美國文學課多使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陶潔主編的《美國文學選讀》(以下稱《選讀》)作為教材。從目錄中可以看到《選讀》選擇了18世紀—20世紀38位美國作家和詩人的作品，其中膾炙人口的美國文學作品有:納薩尼爾•霍桑(NathanielHawthorne)的《紅字》、赫曼•麥爾維爾(HermanMelville)的《白鯨》、亨利•大衛•梭羅(HenryDavidThoreau)的《瓦爾登湖》、斯哥特•弗次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蓋茨比》、阿瑟•彌勒(ArthurAsherMiller)的《推銷員之死》、約瑟夫•海勒(JosephHeller)的《第二十二條軍規》等。《選讀》選擇的美國文學作品和其他較知名的美國文學教材相比，既有相同，又有差異，各有千秋，如:孫華祥主編的《美國文學選讀》、吳定柏編著的《美國文學大綱》、曹曼著的《美國文學教程》等美國文學教材。縱觀這些教材所選的美國作家作品，雖然也都是美國文學史中最有影響的作家及其知名作品，但不是一提到該作品就能立刻想到其作家，不能使不同學校但相識或相同學校、又有相同學習背景的同學找到相關作家共同的話題，更不能就其所寫畢業論文選題進行深入探討，因為所選作品不是該作家的代表作或成名作。這種情況在不同高校應該不占少數。以北京聯合大學英文系2007—2009年三屆英語專業畢業生的49篇關于美國文學的畢業論文為例，只有不足1/3的畢業論文與美國文學教材《選讀》中的作品有關，一共16篇。其中，有9人寫關于《紅字》的論文，3人寫關于《了不起的蓋茨比》的論文，1人寫關于《瓦爾登湖》的論文，1人寫關于《雞蛋的勝利》的論文，2人寫關于《隱形人》的論文。可以看出寫廣為人知的美國文學名著作品《紅字》《了不起的蓋茨比》和《瓦爾登湖》的論文有13篇，占其總數的81%，其余3篇占19%。這說明學生更愿意寫關于較知名的美國文學作品的論文。上述5部美國文學作品只占《選讀》作品的13%，而且寫與其相關論文的人數極不平均，除了寫關于《紅字》的論文相對較多外，只有少數或極少數學生對其他4部作品感興趣。大多數學生都選擇了寫關于其他美國文學作品的論文。他們的論文選題是關于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的《黛茜•密勒》、譚恩美的《喜福會》、尤金•奧尼爾(EugeneO’Neill)的《奇異的插曲》、威廉•福克納(WilliamFaulkner)的《獻給愛米麗的一朵玫瑰花》、馬克•吐溫(MarkTwain)的《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海明威(Hemingway)的《老人與海》、賽林格(Salinger)的《麥田守望者》、羅伯特•弗洛斯特(RobertFrost)的《波士頓以北》、愛默生(Emerson)的《美國學者》、埃德加•愛倫•坡(EdgarAllanPoe)的《厄舍老屋的倒塌》和《一桶蒙特亞白葡萄酒》、露易莎•梅•奧爾科特(LouisaMay)的《小婦人》、弗朗西斯•伯內特(FrancesBurnett)的《小公主》、杰克•凱魯亞克(JackKerouac)的《達摩流浪者》和《紫色》、惠特曼(Whitman)的《我自己的歌》，甚至還有學生選擇了美國NBC播出的幽默情景喜劇《六人行》。雖然所選擇的作家在《選讀》中有提及，但學生所選的作品卻與教材極為不同。對比發現學生選擇的是作家們的代表作或成名作，而《選讀》中的作品則相對不如前者知名，學生們在預習、做問答題和撰寫相關論文時，普遍反映難以找到相關資料，給他們自學和深入學習這些作品帶來一定困難。從學生選取的關于美國文學作品的論文選題看，他們興趣廣泛，思想活躍，涉獵范圍大，選題遠遠超出了《選讀》中作品的范圍。選題密切結合美國文學的傳統理念和定式，如關于《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和《老人與海》的選題;且注重美國當今社會現實和發展，如關于《喜福會》和《六人行》的選題。這就使得美國文學教學與畢業時撰寫美國文學作品的論文脫節，使美國文學課上學到的知識不能學以致用。為此，學生不得不另起爐灶，重新查找資料，了解其他的作家和他們的作品。這雖是學以致用，舉一反三的創新之舉，但實際上是舍近求遠，大多寫不出優秀論文。這反映出編寫美國文學教材的專家對美國文學作品的興趣、價值取向與學生對美國文學作品的興趣和價值取向不同，美國文學課都是按部就班地講，尤其是外教講美國文學課時，他們只是按照其興趣所講，學生也是為上課而學，為考試而做練習等。結果課堂內容與美國文學畢業論文的選題無關，教學效果很不理想。因此，應首先認同學生對美國文學作品的興趣和選擇與教師有差異;其次，應注意全面引導和介紹相關作家及其作品，不能只集中講授所選教材的片段或章節;再次，應調動學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使學生的興趣與教學內容相對一致，使美國文學課為英語教學、畢業論文的選題和寫作以及了解美國社會和文化更好地服務。

二、如何講授美國文學課

(一)有意識介紹與作品相關的論文選題

美國文學雖然只有200多年的發展歷史，但自1901年頒發諾貝爾文學獎以來，美國作家至今已有10人獲此殊榮，成為世界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更能體現當今世界文學的發展趨勢。全面系統地學習和研究美國文學作品不僅可以進一步提高英語水平、閱讀能力，更能提高英語文學修養和文學批評能力，有助于了解美國社會的形成和發展，美國各個時期的社會形態、構成以及這個當今世界第一發達國家的發展走向。這和撰寫文學類本科畢業論文的目的和要求相一致。了解和掌握這些正是撰寫一篇合格的文學類本科畢業論文所必備的。因此，在講授某位美國作家及其作品時，教師應有意識地介紹一些經典的畢業論文選題，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和興趣以提高他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例如在講《紅字》時，除了講解必要的作者生平、作品的歷史背景、主要情節和主人公的命運外，還要介紹一些經典論文選題，如:“《紅字》中字母A的象征意義”“《紅字》中的清教主義”“《紅字》中的寫作技巧”“《紅字》中的愛情”“《紅字》中的女權主義”“《紅字》主人公海斯特的性格”等，讓學生帶著問題去閱讀相關章節或全文，或看同名電影并撰寫讀后感和觀后感。這樣學習的結果是立體的、鮮活的、積極的。撰寫畢業論文是高能學校英語專業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學生學習成果的綜合檢驗，是學生必須自主完成的學習任務。因此，美國文學課的教學應該和美國文學類畢業論文寫作有機地結合起來，為學生撰寫畢業論文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教學方法

在研究領域和研究題目上，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相比，有了更大的拓展。傳統熱點，如莎士比亞、喬叟、《貝奧武甫》、斯賓塞、馬洛等，得到了持續的和更加全面的關注;與此同時，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繼續開拓深入。大概由于新歷史主義和文化研究的影響，從前少有人問津的莎士比亞歷史劇變得格外“吃香”。不僅相關論文集中出現②，而且莎翁歷史劇成為2006年清華大學“莎士比亞與政治哲學”通識課的教材(趙曉力、吳飛，《國文》，2006，4)。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更加全面深入。不唯《坎特伯雷故事》，而且喬叟的其余作品;不唯喬叟(沈弘，《文評》，2009，3)，而且其他中古英語文學作品(陳才宇，《浙江大學學報》社科版，2003，1;《安徽大學學報》哲社版，2007，5)，如《高文爵士與綠色騎士》③、《忍耐》、《凈潔》(劉乃銀，《文研》，2004，6;《論叢》第7輯)、《珍珠》(王繼輝，《國文》，2004，1)、《克蕾絲德的遺言》等;不唯《貝奧武甫》(王繼輝，《外文》，2002，5;《文研》，2003，1)，而且其他古英語作品，如《十字架之夢》(肖明翰，《文研》，2011，3)等都有專文討論(參見楊開泛)。許多文章都可圈可點，如陳才宇的執著，劉乃銀的溫和，沈弘的敏銳，王繼輝的沉著，肖明翰的迅捷，等等。斯賓塞方面，除了《仙后》(胡家巒，《歐美文學論叢》第2輯;劉立輝，《文評》，2006，3;《文研》，2007，3)等詩作外，鮮為人知的散文作品《愛爾蘭之現狀》中的民族意識也被提請注意(李成堅，《文評》，2011，2)。馬洛方面，除了常見的關于戲劇和詩歌的作品研究外，鄧亞雄綜述了國外的馬洛研究(《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6，2)，馮偉探討了馬洛的傳記建構問題(《國文》，2010，4)。在文藝復興時期詩歌方面④，胡家巒的園林詩歌研究(《國文》，2002，4;2004，3;2006，2;《外語與外語教學》，2006，1;《天津外國語學院學報》，2007，6等)、蔣顯睸的小史詩研究(《論叢》第9輯;《國文》，2010，2)、朱賓忠的愛情詩研究(《文研》，2002，2)、趙元為西方文論關鍵詞系列撰寫的“十四行詩”(《外文》，2010，5)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胡家巒的文章論及了像蓋斯科因、西爾維斯特、蘭多爾夫、沃勒、考利等多位相當重要但幾乎無人討論的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人，具有填補空白、開啟來者的意義。在文藝復興時期戲劇方面，涉及的廣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趙亞麟粗線條勾勒了莎翁與同時代劇作家的關系(《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2004，3)，基德《西班牙悲劇》(程倩，《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7，2;耿幼壯，《文評》，2005，3)、韋伯斯特《瑪爾菲公爵夫人》、博蒙特和弗萊徹《少女的悲劇》(龔蓉，《文評》，2008，2;2011，1)、托馬斯•海伍德的《倫敦四學徒》(郝田虎，《文研》，2008，1)等得到重點關注。其中，耿幼壯總結了伊麗莎白時期復仇劇興盛的原因，以《西班牙悲劇》為例分析了復雜的復仇觀，指出死亡問題與復仇、正義相比，是復仇劇更為內在的主題。這篇論文實際上回應了張隆溪20世紀80年代關于悲劇和死亡的文章(《中國社會科學》，1982，3)，是接著講的。

由于劉建軍等人的努力，學界對于歐洲中世紀文學的認識更清醒、更自覺、更明確了。劉建軍《歐洲中世紀文化與文學述評》一文從宏觀角度確立了對中世紀的再認識(《文研》，2003，1)。李曉衛則從文化根源和文學表現兩方面，追溯了歐洲中世紀文學與古希臘羅馬文學的內在聯系(《文研》，2003，6)。在中世紀的歐洲，不僅希臘和希伯來傳統，還有多種古代文化要素碰撞融合;歐洲中世紀文學不僅具有過渡性質，而且為后來的歐洲文學發展奠定了基礎(劉建軍，《文評》，2010，4)。文藝復興運動是在中世紀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文藝復興文學表現了基督教文化影響下所形成的人文主義思想(劉建軍，《文研》，2007，5)。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界逐漸就歐洲中世紀文化、文學、歷史、宗教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達成共識，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黑暗時代”的簡單片面說法日漸銷聲匿跡。應該說，學界對于歐洲中世紀———包括英國中世紀文學和文化—的重新發現是新時期的基本成就之一。旅美學者李耀宗在臺北出版的力作《諸神的黎明與歐洲詩歌的新開始:噢西坦抒情詩》可以說代表著中華學人目前在歐洲中世紀文學研究領域的最高成就。研究方法更加多樣化。除了馬克思主義、文本細讀、新歷史主義、女性主義、比較文學、巴赫金等比較熟悉的方法外，文化唯物主義(與新歷史主義相類而不同;許勤超，《國文》，2010，4)、文學達爾文主義(王麗莉，《外文》，2009，1)、后殖民主義(段方，《文研》，2005，2)、手稿研究(郝田虎，《國文》，2010，2;《江西社會科學》，2011，7)⑤等理論方法也得到(進一步)介紹。倫理學視角開始重新得到重視(如顏學軍，《文研》，2006，1;羅益民，《西南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1)。⑥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新歷史主義。經過20世紀90年代的介紹消化，更多的中國學者能夠更為熟練地運用該方法開展研究，研究對象也不局限于莎士比亞(如胡鵬，《文評》，2011，2)，也包括文藝復興時期戲劇(如龔蓉)等。而新歷史主義與文化研究相結合，帶來普遍的對于文學中政治議題的格外關注。例如，程朝翔的兩篇文章(《國文》，2005，2;《文研》，2005，2)聯系現實，深入淺出地討論了戰爭對莎劇(如《亨利五世》)和作為文化符號的莎士比亞的利用，對認識文學的本質富有啟發意義。沈弘(《文評》，2009，3)和郝田虎(《外文》，2008，2)的文章探討了早期英國文學的寫作方法問題:大量存在的模仿和借用是“剽竊”還是“札記式寫作”。

在研究載體上，這一時段的顯著特點是專著的猛增。單就莎士比亞而言，根據筆者的統計，1978—2011年中國內地和香港共出版專著(包括論文集，但不包括譯著、文學史、選本、傳記、辭典等)約一百部，其中1978—1989和1990—2000兩個時段數量差不多，都是20余部，而新世紀十年的專著數量即占整個新時期的一半還多。施咸榮在《莎士比亞和他的戲劇》(1981)的結尾說:“除大學教材和報刊上發表的論文外，研究、評論莎士比亞的專著還不多。”30年間，增長了近百倍，不可謂不迅速。在除了莎士比亞的文藝復興英國文學方面，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各有一部專著(王佐良和楊周翰)，20世紀90年代這方面的著作也不多，主要收獲是文學史。進入新世紀，這一領域的專著才逐漸多起來，主要有:胡家巒，《歷史的星空》(2001)、《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詩歌與園林傳統》(2008);沈弘，《彌爾頓的撒旦與英國文學傳統》(2010)等。在中世紀英國文學方面，臺灣1983年就出版了顏元叔的著作《英國文學:中古時期》，1990年以前大陸幾乎沒有專著。1990年以后，除了鮑屢平《喬叟詩篇研究》(1990)和王繼輝《古英語和中國中古文學中的王權理念:〈貝奧武甫〉與〈宣和遺事〉比較研究》(1996)等之外，主要還有:李賦寧的《英國文學論述文集》(1997);陳才宇的《英國古代詩歌》(1994)、《古英語與中古英語文學通論》(2007);陸揚的《歐洲中世紀詩學》(2000);肖明翰的《英語文學之父———杰弗里•喬叟》(2005)、《英語文學傳統之形成:中世紀英語文學研究》(2009);劉建軍的《歐洲中世紀文學論稿:從公元5世紀到13世紀末》(2010);丁建寧，《超越的可能:作為知識分子的喬叟》(2010);劉進，《喬叟夢幻詩研究:權威與經驗之對話》(2011)等。文學史方面最重要的是李賦寧、何其莘主編的《英國中古時期文學史》2006年出版。這些沉甸甸的收獲中有不少英文書，尤其是博士論文。英文著作的好處是與國外學術界交流方便，但也會限制讀者數量，減少影響力，使得本來就小眾化的早期英國文學研究(莎士比亞除外)更加成為少數專家學者的智力游戲。而學者之間的對話互動大大促進了學術進步，例如，孟憲強認真對待從叢“哈姆萊特并非人文主義者”的質疑和批評(《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1989，1;《南京大學學報》哲社版，2001，5)，在《三色堇:〈哈姆萊特〉解讀》(2007)中花大力氣重寫了“哈姆萊特與蒙田之比較研究”一章，使得內容更加豐富充實。在譯著方面，黃杲睺1998年首次出版、后來在海峽兩岸多次重印的詩體譯本《坎特伯雷故事》多為學者征引，大有代替方重早年散文譯本的勢頭。20世紀90年代的中世紀英國文學重要譯本包括馮象譯《貝奧武甫:古英語史詩》(1992)和吳芬譯《特洛勒斯與克麗西德》(1999)等。沈弘和陳才宇是中世紀英國文學的主要譯者。沈弘厚積薄發，譯作除《農夫皮爾斯》(1999)外，還有:伯羅《中世紀作家和作品:中古英語文學及其背景(1100—1500)》(2007)、《中世紀英國:征服與同化》(2007)和《英國中世紀詩歌選集》(2009)。

其中最后一部尤其值得重視，譯文像此前的《農夫皮爾斯》一樣，節奏整齊，措辭講究，忠實典雅，清新可誦，有的篇目還填補了空白，如《珍珠》，但因為在臺北出版，大陸這邊少有人知。而沈弘精心選擇了二手文獻伯羅進行翻譯，是中世紀文學研究基礎建設的一部分，大有乃師楊周翰、李賦寧之風。陳才宇譯作主要有:《英國民間謠曲選》(1989)、《貝奧武甫:英格蘭史詩》(1999)、《英國早期文學經典文本》(2007)、《亞瑟王之死》(2008)。在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方面，莎士比亞當然譯者輩出，莎翁中譯研究甚至成為一個相當重要的“次領域”，近年來這方面的專著就有四部(桂揚清等)。王佐良主編的《英國詩選》(1988)有一些早期英國詩歌的譯文。除培根外，曹明倫還翻譯了伊麗莎白時期三大十四行詩集:莎士比亞(1995，2008)、錫德尼(2008)和斯賓塞(1998，2008)。高黎平、林少晶也譯了莎士比亞、錫德尼和斯賓塞的十四行詩集(2011)。胡家巒是斯賓塞詩歌的重要譯者，除了早已面世的《斯賓塞詩選》(1997)外，一直致力于翻譯令梁實秋望而生畏、終于抱憾沒有嘗試(序言:2)的《仙后》。梁實秋譯有三卷本《英國文學選》(1985)與他的《英國文學史》配套，其中，前兩卷是早期英國文學作品的選譯。除了散文和詩歌外，梁實秋選譯了從中世紀到18世紀的8部戲劇，選目精當，加上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獨自一人的工作大體反映了英國戲劇的發展歷程。但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翻譯還有許多處女地有待開墾，戲劇如瓊森、博蒙特和弗萊徹、麥辛哲、韋伯斯特等，詩歌如懷亞特、薩里伯爵、伊麗莎白一世、丹尼爾、德雷頓、坎庇恩、巴恩菲爾德、羅思夫人等的大部分或全部篇什，散文如錫德尼《阿卡狄亞》、雷利《世界史》、各種游記等，許多精彩的作品有待有心人睻譯，以廣流布。

由于《外國文學研究》2005年起被A＆HCI收錄，英文論文的發表成為必須，其中一些是關于早期英國文學的，包括中國學者的文章(楊林貴，2006，1)，也包括韓國學者(艾斯托克，2008，5)和西方學者(韋爾思，2006，1;布魯克斯，2006，1)的文章。或許我們可以考慮像臺灣《淡江評論》那樣，推出全英文的常規學術期刊。一些書評對國內外新書的評介為國內學界提供了信息和指引。例子包括胡雅玲評芝加哥大學出版社《伊麗莎白一世翻譯文稿》(《文研》，2010，5)、王麗莉評格林布拉特《塵世間的莎士比亞》(《外文》，2006，5)等。許多期刊不重視學術性書評的現狀有待改變。各種學術會議的舉行逐漸常態化，早期英國文學中最有號召力的依然是永不落幕的莎士比亞。譬如，2004年，復旦大學主辦了“莎士比亞與中國”全國研討會;2008年，武漢大學又一次主辦了莎士比亞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次是在1993年)。外國訪問教授對中國學生博士論文的指點已成為常態:康奈爾大學CarolKaske教授幫助了劉睼銀的博士論文，哥倫比亞大學AnneLakePrescott教授幫助了劉立輝的博士論文，等等。近年來，ThomasRendall教授任職于北大英語系，開設喬叟和但丁課程。“洋先生”和“洋學者”對中國早期英國文學教學和研究的貢獻值得做專題探討，應該把他們和晚清至民國的傳教士區別開來。在博士生培養方面，從沈弘1989年從北京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算起，我們目前至少培養了10位中世紀英國文學博士，分別畢業于北京大學(三位，李賦寧指導)、華東師范大學(四位)、湖南師范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和首都師范大學(以上各一位)。其中六篇都是以喬叟為題目的。而文藝復興時期英國文學的博士更多，僅北京大學培養的就超過十位，有辜正坤(1990)、程朝翔(1992)、黃必康(1998)等。《英美文學論叢》第15輯的專欄“學者筆談”系中世紀英國詩歌專題，由劉乃銀及其門生撰寫的三篇論文組成。1978年以來的30余年中，有關莎士比亞的專欄或專輯屢見不鮮，而有關中世紀英國文學的專欄大概這是僅有的一次。綿延八百年的中世紀英國文學理應得到人們更多的重視，被埋沒的明珠終將煥發出奪目的光彩。

在論及早期英國文學研究時，人們往往歡呼論文數量的增長，以此作為發展繁榮的標志。這種認識有它的道理，但對數量增長也要辯證地看。在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領域，實際情況是，老一代學者的論文產出大都不算多，這大約是因為該領域研究需要長期鉆研和深厚的語文學基礎，李賦寧厚積薄發的榜樣可能也起了作用。與此相對照，肖明翰2000年以前是研究福克納的，新世紀以來穿越廣袤時空“闖入”該領域，效果上卻似乎一鳴驚人，后來居上。截至2011年，肖明翰已經發表了28篇論文，而且大都發表在《文評》等四大刊物上。這一鮮明對比如何解釋?是他天才的發揮和超發揮?是他的孜孜不倦，勤奮努力?是學術期刊對于少有人耕耘的中世紀英國文學園地的偏愛?好像全都是，又全都不是。筆者認為，肖明翰多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恰恰是他作為異乎尋常的“闖入者”，語文學基礎不夠好。他自己承認:他不怎么懂古英語、古法語和拉丁語，中古英語也比較差(上冊，前言:7);他的古英語文學研究論文中，一再注明他參照了多種現代英語譯本。應該說，肖明翰是一個誠實的學者，因為他的誠實和勤勉，他是值得尊重的。行文至此，筆者禁不住想起英美學界另一位異乎尋常的“闖入者”:馬丁•貝爾納教授，《黑色雅典娜》的作者。貝爾納因為他飽受爭議的巨著《黑色雅典娜》早已名滿天下，但許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本來是中國學家，劍橋大學漢學博士，曾在北京大學學習漢語，研究中國早期社會主義思潮和中國政治，20世紀70年代中期才轉移了興趣，“跨界”從事古希臘文明起源研究。表面上看，肖明翰和貝爾納都是在學術成熟期突然轉入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而后取得出人意料的成功;但他們有一點重要的不同:貝爾納是語言天才，為了《黑色雅典娜》項目，他掌握了古希臘語、希伯來語、古埃及語等許多種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古代語言，三卷《黑色雅典娜》花了他整整三十年時間!把肖明翰和貝爾納相比也許并不恰當，筆者這樣做無意貶抑肖本人或他的成果，目的只是為了提醒大家:早期英國文學研究，尤其是中世紀，門檻是比較高的，需要專門的語文學訓練做基礎，這就是為什么李賦寧一篇介紹中世紀英國文學的文章(《外文》，1998，5)大部分時間卻在講英語史，需要熱情勇敢的學人舍得坐冷板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

一、高等教育轉型背景下高師古代文學畢業論文寫作的職業思考

高等教育轉型，就是要向應用技術型轉、向職業教育轉型，培養服務社會的應用型技術人才。從職業教育的角度看，高等師范院校及其轉型后的地方院校漢語言本科專業畢業生應是中小學語文師資的重要來源。筆者以為，高師古代文學本科畢業論文的寫作與語文教師職業息息相關，不可偏廢，理由如下:

(一)是語文教師的素質基礎語文教育的重要性從高考改革中可以清楚看到，作為一名合格的語文教師，必須具備大量的文學知識(包括古代文學知識)及寫作能力、邏輯思維能力、獨立思考能力等。而一篇合格的畢業論文，側重培養的就是寫作中的邏輯思維與獨立思考能力及對所學專業知識的靈活運用。有質量地完成畢業論文，無疑是對本科生知識與技能的檢閱與訓練，并將惠及今后的教學。

(二)有益于語文教師的晉職論文寫作作為未來的中小學語文教師，他們最實際的問題是，走上工作崗位后的職稱評聘，教學科研論文是其晉職必不可少的條件。可以說，完成一篇有質量的學士學位論文，將會為他們日后的職稱論文寫作打下良好的寫作基礎。

(三)與語文教師的教學內容關系密切從專業知識的角度看，目前的小學語文教材中，古詩詞的分量增加了;中學語文教材中，文言文的分量增加了;今后的高考中，語文總分將大幅提高;隨著教育部《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的出臺，中國古代文學課程也尤顯重要。這些都要求語文教師具備充分的古代文學知識及運用知識的能力，而古代文學畢業論文的寫作恰恰給畢業生提供了一次專業知識梳理與綜合運用的機會，這對畢業生今后教學知識的積累、教學能力的提高是大有裨益的。

二、選題———高師古代文學畢業論文寫作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