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學習計劃范文精選

在思想上要培養學生的國際意識，主要是為增進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而加強國際理解教育，使學生能夠深刻理解多元文化，能夠在國際文化交流中充分溝通思想，能夠從國際社會和全人類的廣闊視野出發判斷事物。上海理工大學將教育國際化滲透在學校的各個方面，以國際化促進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知識服務水平全方位提升。積極推進國際合作交流，大力培養國際化人才，推進學校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使學校綜合實力和辦學水平實現新跨越。

1確立教育國際化的戰略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加快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和高水平大學的步伐，培養一批拔尖創新人才，形成一批世界一流學科，產生一批國際領先的原創性成果，為提升我國綜合國力貢獻力量”的戰略構想，同時也指出了“鼓勵學校優勢學科面向世界，支持參與和設立國際學術合作組織、國際科學計劃，支持與海內外高水平教育、科研機構建立聯合研發基地”的高校發展路徑。為我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提出了明確的目標指向。上海理工大學把國際化發展戰略作為“十二五”期間重點戰略之一，通過提高國際化水平、拓展國際化領域、完善國際化體系的戰略舉措，努力推動國際交流合作上層次、上水平、上規模，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高水平有天外特色的國際化辦學格局；基本實現人才培養、師資隊伍、科學研究、學校管理及課程體系、育人環境、管理機制等方面的國際化，使學校國際化辦學水平位居上海高校前列。學校確立國際化發展目標，采取多項措施與國外高校進行交流與合作。鼓勵學院與國外相關的知名大學或學院建立長期緊密的合作關系，聘請高水平的國外專家來校開展學術交流和合作研究，支持教學科研人員赴國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合作研究或進修學習。在招聘滬江學者特聘教授崗位時，不僅要求具有博士學位和正高級專業技術職務，還要求近五年曾在國外高水平高校或科研機構連續工作或學習(訪問學者或進修)1年、或者在海外知名跨國公司、企業從事專業技術或管理且連續工作3年以上的海外回國人員。

2.建立系統化的國際化人才培養體系

高等教育國際化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其中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努力培養適應經濟全球化有國際意識、國際交往和國際競爭能力的人才。[3]按照這一國際發展趨勢，我們的高校應在人才培養方面向國際化要求靠攏，培養目標上強調人才的國際通用性；在培養模式和人才結構上由過去單一的知識結構向能力結構轉化，由封閉式結構向開放式結構轉化，使培養的人才具備國際競爭能力。教育國際化幫助學生了解外面的世界，掌握世界先進文化體系，為未來成為世界公民，參與世界競爭，學會交流與合作打好基礎。上海理工大學加強國際化人才培養相關建設，集聚優質教學資源，改善辦學條件，營造有利于國際化人才培養的教學環境。

2.1課程設置國際化

一、中國近代法學教育之肇始

準確地說，中國近代法學教育肇始于19世紀60—70年代。這是因為，第一，當時中國的社會形勢發生了質的變化，即1840年爆發中英鴉片戰爭，封閉自守的天朝大國被轟開國門，西方列強在入侵中國過程中，不斷依靠堅船利炮強迫清政府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攫取在華利益。綿延數千年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受到巨大沖擊，伴隨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根基的深刻變化，整個中國社會也開始發生轉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此民族矛盾上升為各種社會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自救圖強、抵抗外侮成為時代主題。可以說，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轟開國門后，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迅速向近代轉型，這為開辟近代法學教育提供了客觀的社會歷史條件。

第二，面對19世紀中葉英法殖民侵略，為了救亡圖存，挽救民族于水火，在清朝統治集團內形成了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官員為代表的“洋務派”，他們與以慈禧為首的頑固派根本不同，明確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誠然，在洋務派看來，學習西方長技主要指其堅船利炮這些先進的軍事技術，在他們頭腦中，還是堅定地崇奉盡善盡美的祖宗之法絕不能變的觀點，盡管如此，洋務派在與西方人辦理外交事務過程中，深感“今語言不通，文字難辨，一切隔膜”[2]卷71《章程六條》，認為“不受人欺蒙，必先諳其語言文字”[2]卷8。提出創辦新式教育機構，培養新型翻譯人才，以此為契機，新型的法學教育也隨之成為洋務派所倡導的新式教育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說，19世紀60—70年代洋務派“師夷長技”、培養新式人才的主張及實踐為近代法學教育的開端提供了人力資源及理論支撐。1862年7月11日，在洋務派的推動下，京師同文館正式成立，該機構在教育模式和課程內容上根本不同于中國古代傳統教育，它的設立標志著中國近代法學教育之肇始。京師同文館設立初衷是為培養翻譯人才，因此最先開設了外國語言文字課程，后來教授內容不斷豐富，不僅包括自然科學，而且包括法學在內的社會科學也成為同文館的重要學習科目。具體到法學教育來說，同文館主要基于了解國際關系法則，處理外交事務之急需，從而設置了國際法課程，并聘請了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來華擔任主講，采用的教材是美國國際法學者亨利•惠頓所著《國際法大綱》，又名《萬國公法》作為課程教材。同文館當時有學生10人，他們在這個新式教育機構接受來自美國教習講授的與中國傳統法律截然不同的新式法學知識，學習內容主要包括：“譯義明源”、“論諸國自然之權”、“論平時往來”、“論交戰”[3]116-117。盡管同文館的法學科目僅設國際法課程，系統的法學專業教育遠未實現，但是作為近代意義的第一所高校———同文館開設的國際法教育正式拉開了中國近代法學教育的帷幕。可以說，同文館率先引入西方國際法“作為一個專門科目正式確定下來，并對洋務運動中發展起來的其他洋務學堂講求‘公法學’樹立了風聲”。“由此學習公法的觀念也隨之播及開去”[4]79。這樣，以19世紀60年代京師同文館倡導并踐行的西方國際法教育為開端，表明中國近代法學教育由此肇始。以同文館《萬國公法》教育為切入點,大批西方法學著作被譯介至中國,主要包括德國學者馬爾頓著《星軺指要》、德國學者步倫著《公法會通》、美國學者吳爾璽著《公法便覽》，等等。上述西方法學著作的翻譯及在國內傳播促使國人開始從“學理”角度研習近代西方法學知識，近代意義上的法學也由此萌芽[1]363。

二、中國近代法學教育之全面興起

京師同文館的國際法教育開風氣之先，開啟了中國近代法學教育之路，此后隨著西方列強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殖民統治空前強化，19世紀末中日甲午戰爭使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急關頭，洋務派“中體西用”已不合時宜，以康有為、梁啟超等為代表的維新派，主張“大抵諸國皆以變法而強，守舊而亡”，“欲做到翻然變計”，“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呼吁進行徹底的社會革新，改變晚清政府落后保守的社會制度，采用“西人之學，以文明我中國”[5]5。可見，維新派較洋務派的主張更為激進、全面和深刻，在法學教育方面明確提出效仿日本“援照西法，廣開學堂書院，不特陸軍、海軍將皆取材于學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諸員，亦皆取材于律例科”[6]491。為此提出建立一套結構完整的包括法學教育在內的全新教育機構系統，“京師立大學，各省立高等中學，府縣立中、小學及專門學，若海、陸、醫、律、師范各學”[7]201。在維新派的積極推動下，相繼設立了許多包括新式法學教育在內的近代意義上的學堂，較為著名的有天津中西學堂、上海南洋公學、湖南時務學堂、京師大學堂等。這一時期各學堂的法學教育較同文館有了巨大進步，主要體現在科目設置上，1895年盛宣懷創辦的天津中西學堂辦學章程專設“律例學門”，已初具法學教育的獨立性及專門化特點。律例學門在課程設置上專業系統化色彩明顯，完全突破了先前同文館時期僅限于“萬國公法”教育的狹窄范疇，增設了“大清律例”、“法律通論”、“羅馬律例”、“英國合同法”、“英國罪犯律”、“商務律例”等法學科目的講授學習[8]16。1897年設立的湖南時務學堂其法學教育內容，除了“萬國公法”外，還包括“唐律疏議”、“全史刑律志”、“日本國刑律志”、“法國律例”、“英律全書”、“大清律例”等課程的教學[9]第19卷。另外，在眾多新式學堂如火如荼發展近代法學教育的大力推動下，廣大師生除了承前期同文館譯介西法之風，繼續將之發揚光大外，在近代法學研究方面也取得突破性認識，例如，梁啟超認為公法學可分為“內公法”和“外公法”，其中內公法包括憲法、民律、刑律等各部門法，而有關處理國際關系方面的法律規范稱為外公法。從梁氏對各部門法學所作的分類，說明當時先進的中國人已經接受了全套西法的系統教育而提出上述觀點的。同時，因法學教育課程內容的拓展，增強了法學研究視野，國內涌現出一批近代法學意義上的學術論文，例如，《公法律例相為表里說》、《論邦國交際公法學》、《日本刑法志序》、《論中西刑律輕重異同之故》等，這些論文從研究視角、方法及理論內容都印證了近代法學教育的深入發展。

總之，19世紀末，中國社會殖民地化進一步加深，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在維新派積極倡導興辦新學的推動下，全國各地新式學堂廣泛設立，致力于近代法學教育、培養新式法學人才成為這些學堂重要的辦學宗旨及目標。這一時期不僅各學堂設置的法學課程科目在廣度和深度上遠超同文館時期的法學教育，而且西方法學譯介和近代法學研究成果在數量和質量上同樣取得巨大進步。可以說，中國近代法學教育在19世紀末列強瓜分豆剖疆土、民族災難日益深重、中國面臨亡國滅種危險關頭之際，維新派提出徹底全面改革，主張效仿日本在全國建立各級新式學堂教育體系，明確指出系統的新式法學教育應納入到學堂總體教育計劃而成為其中基本學習科目和重要組成部分。維新派的理論主張引起當時社會積極呼應和巨大反響，并身體力行將之付諸實踐，推動了近代法學教育在此時呈現出全面興起之勢。乘此國民奮而自救、群情昂揚、民智開啟、民風丕變之有利時機，維新派上書光緒帝要求變法革新，光緒帝采納維新派建議，接連下令廢除科舉，改革教育行政制度，在中央設立學部取代傳統的禮部，各省裁撤學政，改以提學使，統轄學務，并在全國設立新式學校教育體系。盡管維新派發動的“”迅速遭到清政府頑固派的殘酷鎮壓，但其掀起了近代法學教育全面興起后的一個高潮。維新派理論及實踐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環境，順應歷史潮流，這是清政府無法絞殺消滅的，否則就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冒天下之大不韙，加速其搖搖欲墜的統治走向滅亡。因此，清廷鎮壓“”運動不久，于1901年1月正式頒布上諭，著手推行新政，并責成臣工積極建言獻策。7月張之洞和劉坤一上建言書《變法三折》，在第一折就明確提出“籌議變通政治人才為先折”，全面改革落后的教育制度，“酌改文科”，減少四書五經內容，引入西方實用性科目，最終廢除科舉；“停罷武科”，“設文武學堂”，在全國建立小學、中學、大學現代教育體系，使“生員、舉人、進士皆出于學堂”。《變法三折》提出的各項革新措施受到清廷贊許，這樣，教育革新必然成為推行新政的重要內容。1902年晚清政府頒布《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設置初等小學、高等小學、中學堂、高等學堂、大學堂普通教育體系，其中規定大學堂中設法政科大學，法律學與政治學為并列獨立的兩個科目[4]188。“癸卯學制”的頒行，不僅徹底改變了中國舊式教育體系，效法日本正式在全國建立了新式教育體系，而且明確了法科教育的具體建制及重要地位。同年4月，清廷任命沈家本和伍廷芳主持修律，“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10]《刪除律例內重法折》。晚清修律的宗旨及要求迫切需要大批新式法律人才方可有效展開修律活動，對此，主持修律大臣沈家本曾說：“法律成而無講求法律之人，施行必多阻隔，非專設學堂培養人才不可。”[10]《法學通論講義序》這樣，以清廷教育機構體系改革為基礎，以晚清修律活動為契機，在沈家本“奏請撥款設立法律學堂”積極爭取和推動下，于1906年中國第一所具有近代意義的法律專門學校———京師法律學堂正式設立。此后大批專門法律學堂在中華大地上相繼設立，遍地開花，“據統計，至1909年全國共有高等教育層次的學堂127所，學生23735人，其中法政學堂47所，學生13282人，分別占學堂總數的37%和學生總數的55%”[11]4。除了公立法政大學大量創設，私立法政大學也日益興盛[11]4。

摘要::科學發展觀視閾下研究生教育發展具有豐富的內涵,賦予研究生教育全新的發展理念。應從培養質量、培養目標和模式、導師隊伍建設、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研究生教育協調發展等方面來推進我國研究生教育的發展。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研究生教育;對策

知識經濟時代,國家之間博弈的實質是依靠科技實力和經濟實力的競爭,歸根結底是教育的競爭,這對于我國研究生教育提出更高的要求。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推動我國研究生教育發展成為新時期研究生教育發展的必然要求。文章針對制約研究生教育科學發展的因素進行分析,通過相應對策研究推進研究生教育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一、制約研究生教育科學發展的因素

(一)研究生擴招帶來諸多問題

1.數量與質量缺乏有機協調。我國研究生招生人數擴招始于1999年,如圖1所示,由當時的9.22萬人增加到2009年的47.5萬人,增長了5.15倍。研究生擴招導致優質生源不足,入學門檻降低,學生整體素質下降,由于師資、教學與科研設施等研究生教育資源的有限性,不利于研究生質量的提高。

一、雙語教學的概述

雙語教學（BilingualTeaching）是指能在學校里使用第二語言或外語進行各學科的教學。M.西格恩和M.F.麥凱（1989）認為雙語教學是把兩種語言作為教學媒介，而其中的一門語言并不一定是學生的第一語言。我國現階段對“雙語教學”的定義是指通過漢語與英語去教授非語言學科的一種教學形式。尤其是在高等教育中，雙語教學是把專業教授和語言教授兩個過程融合在一起，而不再像傳統的單一的專業教學或語言教學，僅僅是簡單地完成母語與目的語之間的翻譯和基本的信息轉換。本文所定義的雙語教學是指在市場營銷專業課程中使用外語教材，以熟練運用英語為主并輔之以漢語的兩種教學語言講授專業內容的教學方式。

二、我國高校市場營銷專業雙語教學中存在的現實問題

雙語教學是把學科專業教學與語言教學進行融合，外語是進行專業課程教學的手段，這和專業英語教學不同，更不是把專業知識簡單地翻譯成中文。雙語教學的主要目標掌握學科專業知識，培養的是既精通市場營銷專業知識又能熟練使用外語的國際復合型人才。但雙語教學在我國的不斷推廣，讓雙語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也逐漸暴露。

1.課程設置的難度

高校營銷專業的專業課通常包括市場營銷學、消費者行為學、國際貿易貿易原理與實務等。在雙語教學過程中，針對這些專業性很強的學科，使專業性和語言性結合在一起是相當困難的，學生要在語言沒有障礙的情況下掌握專業性的知識給教師的“教”和學生“學”都加大了難度。學生一方面要不斷地提高自己的英語能力，另一方面還要花時間去掌握專業知識，這些都給雙語教學的成功實施增加了壓力。

2005年，九龍坡區委宣傳部在區委和市委宣傳部的領導下，認真貫徹全市和全區宣傳工作會議精神，堅持圍繞中心、服務大局，高唱主旋律、打好主動仗，在工作中注重營造聲勢、挖掘亮點，從整體上推動全區宣傳思想工作邁上新臺階。我區擬申報2005年度宣傳思想工作綜合獎，現將主要工作情況報告如下：

一、圍繞主題，堅持創新，深入推進理論武裝工作

（一）堅持創新，深入推進理論學習工作。區委中心組圍繞9個專題進行系統學習，邀請專家學者作專題報告，多次前往周邊區縣考察。在副處級以上干部中開展“五個一”理論學習活動；重點組織副處級以上領導干部、農民和青年群體開展學習討論活動，建立農民讀書俱樂部和青年理論中心，武裝干部群眾頭腦。規范和完善了全區理論學習計劃、學習檔案、學習通報、學習交流和學習考核等制度，明確了學習秘書的基本職責和基本要求，各級黨委中心組學習更加規范化、制度化。

（二）豐富載體，廣泛開展理論宣講工作。開展以“專家教授講理論，送觀念；領導干部講政策，送信心；先進模范講事跡，送信念；技術骨干講科技，送技術”為主題的“四講四送”宣講活動340多場次，并組織“哲學社會科學知識普及周”活動和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精神宣講活動。舉辦全區宣傳理論骨干培訓班，完善政研會載體建設，召開了兩次政研會農村片區會。

（三）緊抓結合，加強理論調研工作。深入開展理論調研活動，高質量完成調研報告多篇。全區各級黨組織也積極開展理論調研工作，共完成調研文章200余篇，其中9篇調研文章參加市政研會開展的“和諧重慶政工論壇”、“愛我重慶說和諧”征文活動獲好評。

建立形勢政策報告會制度，圍繞經濟社會發展、國際國內形勢舉辦形勢報告會。全區共開展形勢政策宣講350多場（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