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管理和幣升值調整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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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WTO的正式成員兩年以來，中國的對外貿易呈現出高速增長的態勢。2003年我國一躍成為當年世界排名第四的貿易大國，對外貿易總額達到了8512億美元，比上年增長了37.1%。伴隨貿易地位的迅速上升，中國與主要大國之間的貿易關系面臨著重大改變。新形勢下如何定位、調整我國的貿易政策，已是現階段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課題。

人民幣升值問題凸現貿易政策調整的緊迫性

從形成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來源來看，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因素：

人民幣匯價的定位

迄今為止，我國人民幣的匯率一直采用與美元單一掛鉤的政策，美元的相對貶值，同時導致了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的相應貶值。從理論意義上看，人民幣匯價的定位，并不在于人民幣匯率當前是升值或貶值，而是人民幣匯率的確定是否具有合理的形成機制。這里的困難在于，人民幣對美元的匯價不是由我國國內市場的供求關系所決定，而是由我國央行主導的模擬性外匯交易市場來確定。如果要使人民幣匯價通過市場機制形成，意味著外匯市場的放開、現行結匯售匯政策的變化、國家外匯儲備體系的改革、乃至整個銀行體系的重構等一系列制度的重大改變。顯然，根本改變現行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是短期內可以實現的。因而，其他國家對人民幣匯率定位的不滿，將在一定時間里困擾我國匯率政策的制定。

中國對外貿易的迅速增長

相對于其他國家的貿易增長緩慢，近幾年我國對外貿易的高速發展，使中國的貿易增長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從實際情況看，當前我國對外貿易的迅速增長，主要是由在華的海外投資企業、特別是在華跨國公司的加工貿易所推動的。

中國FDI的穩定增長態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FDI累計達到了4900多億美元。尤其在2002年，中國的FDI超過了美國，排名躍居世界的首位。中國FDI的穩定增長，意味著國際資本持續不斷地流入中國，這一穩定增長的態勢與有關國家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

長期以來，我國對美國一直保持較大的貿易順差。由于美、日等國是我國最主要的貿易伙伴，這使我們在處理此類問題時，會經常處于比較弱勢的地位。

在筆者看來，人民幣升值壓力問題的實質在于：產品以中國大陸為原產地的國際競爭力優勢，使國際經濟資源向中國大陸的大規模集中，并由此可能導致中國經濟的長期持續增長。主要發達國家試圖通過人民幣的升值，改變國際經濟資源對中國的配置流向，來避免中國經濟發展的一枝獨秀。

很顯然，人民幣的升值壓力問題具有極其復雜的國際經濟背景。鑒于該問題直接起因于貿易，且主要通過貿易形式表現出來，因此，盡快調整我國現行的貿易政策，從中國對外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綜合處理開放環境下所面臨的對外經濟矛盾，已成為目前我國經濟發展的當務之急。

制約貿易政策調整的主要因素

在筆者看來，以下客觀因素直接制約著我國貿易政策的調整：

“入世”后我國必須履行的有關義務

作為WTO的正式成員，我國將在近幾年內基本確立市場經濟的管理體制，整個宏觀經濟管理體系需要重新調整。就貿易管理而言，不論是關稅政策、進出口政策，還是市場準入、投資政策以及有關經濟開放的各項政策，都必須基本符合WTO的有關原則。其中，尤其是非歧視原則下的國民待遇、公平競爭與貿易、貿易政策的透明度等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制約著我國貿易政策調整的基本取向。

確保我國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

作為國家整體經濟政策組成部分的貿易政策，必須服務于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發展這一總體經濟發展目標。這一總體目標內在規定了我國貿易政策的形成基礎。不論是貿易政策的制定或調整，確保本國經濟的持續發展，總是第一位的。經濟開放本身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通過改革開放，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制定貿易政策，實際就是如何在此基礎上，形成能為國際社會特別是主要貿易伙伴所接受的有關政策體系。

作為貿易大國需要平衡的國際貿易關系

近幾年中國對外貿易的高速發展，一方面有力地拉動了經濟的總需求，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但另一方面，卻使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的貿易摩擦問題過早地突現出來。在經濟的工業化過程尚未完成之時，因貿易的迅速增長而引起的貿易沖突加劇，對我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相當不利。因此，現行貿易政策的調整必須適當保留貿易平衡政策運用的活動余地。我們認為，伴隨我國貿易地位進入世界前列，未來很長一段時期，我們將不得不花費相當精力應付貿易沖突帶來的貿易平衡問題。對此，我們必須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組織準備。

貿易政策調整的路徑依賴

調整貿易政策意味著相關政策管理體系的變化，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原有管理體制的改變。這里的問題是，改變原有政策協調機制所帶來的協調成本增加，是否使調整后的管理更富有效率。建立開放經濟下的貿易綜合管理體系是大勢所趨，但新的協調機制的有效作用客觀上是存在著一定的路徑依賴問題的。換言之，現行貿易政策的調整，應具有一定的連貫性或繼承性，尤其是貿易政策的改變，如何與其他相關政策的銜接配套。要盡可能避免因貿易政策的變化而引起整個宏觀管理政策體系運行效率的降低。這方面，有機地融合現有的相關政策體系，是使新的內外貿易一體化綜合管理體系有效運行的重要保證。

現階段貿易政策調整基本取向

關于貿易政策的體制約束問題

這一問題直接涉及到我國今后貿易政策的基本方向，具有至關重要的戰略意義。在我們看來，加入WTO之后，意味著我國的社會經濟形態將會逐漸實現實質性轉變，絕非單純意義的國際組織進入問題。成為WTO的正式成員后，客觀上規定了今后我國經濟體制的發展方向，必須符合WTO要求的體制框架——市場經濟體制，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在整體上能與世界通行的國際慣例接軌。這在本質上意味著，我國未來的社會經濟形態是朝著現代市場體制的方向發展。因此，“入世”后我國貿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必須充分體現這一體制轉變的發展要求。這種轉變可以具體體現為以下方面：貿易政策重心的轉移，即從側重政府宏觀外貿戰略朝側重微觀主體發展方向轉移。貿易政策基礎的轉變，即由傳統的比較優勢為基礎逐步向以競爭優勢為基礎轉變。貿易政策管理方式的轉變，即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間接管理為主轉變。貿易政策作用范圍的改變，即作用范圍由過去單一的外貿領域向整個流通領域延伸。這意味著貿易政策將更多地注重我國內外市場的融通、內外貿易的統一。貿易政策作用方向的改變，即由過去側重于貿易限制向貿易促進轉變。

關于貿易政策的基點問題

我們認為，盡管從大的調整方向上，新的貿易政策要符合WTO的體制框架及其有關原則是明確的。但是，現階段我國貿易政策的基點，客觀上是存在著一定的選擇的。這就是：我們到底是按嚴格履行中國“入世”的有關承諾，還是以符合WTO有關原則的基本精神為界，來制定我國今后的貿易政策，這是問題的焦點所在。

眾所周知，一國實施貿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旨在保護本國經濟健康發展的同時，促進本國與外國之間的貿易發展。貿易政策本身具有雙重目標，當現實經濟中兩方面并不發生沖突的時候，貿易政策的實施，意味著雙重目標的同時實現。但如果實施過程中兩方面存在摩擦及嚴重沖突時，就必須對其中的一個目標進行修正，以保證貿易政策的有效實施。在我們看來，貿易政策的首要目標是保證本國經濟的健康發展。一國貿易政策是傾向于保護或開放，或是中性的，根本上取決于該國經濟發展的狀況。對此，我們絕不能本末倒置。貿易政策本身就是政府對貿易自由的干預，它的制定與調整，必須基于本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和市場機制的有效作用。否則，貿易政策很可能失效或產生扭曲作用，喪失其自身的價值。

顯然，現階段貿易政策的調整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約，不是某單一因素所能決定的。貿易政策既要適應國際環境的變化，也要服從國家利益的客觀要求。在我們看來，現階段貿易政策的制定，既不能依據單一自由主義的原則，亦不能依據單一的民族主義原則，而是符合國際經濟規則的、綜合體現本國根本利益的、并具一定國際意義的貿易政策。當今各國貿易政策的發展，有明顯的趨同現象。經濟全球化正在使各國國內政策向國際化方向發展，對原有的國家主導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戰。作為世界經濟重要力量的中國，其經濟政策（包括貿易政策）不可能不體現國際經濟環境發展變化的要求。

現階段的對策思考

盡快建立內外經濟融通的綜合性貿易管理體系

經濟全球化的加速，使大型跨國公司能夠實現全球范圍的資源配置。我國傳統的貿易壁壘手段，已經無法限制跨國公司在中國的縱深發展。為了確保我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單一的外貿外經管理體系，必須根本上轉變為內外經濟融通一體化的綜合管理體系。

制訂促進國內優勢企業國際化發展的政策體系

目前，推進我國企業的國際化發展已經相當緊迫?，F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大力促進國內優勢企業的海外擴展。在這方面，具體可在國外市場進入、國外市場的開發、企業的技術創新等環節予以切實的政策支持，形成系統的貿易促進政策措施。

充分發揮企業中間組織的積極作用

通過企業間自律組織的作用，一方面可規范國內市場秩序，避免政府干預市場過多之口實；另一方面，又能以民間組織形式協調國內產業或企業的利益，利于減少傾銷行為；同時，也為我國將來實施WTO的保障措施條款奠定組織基礎。

建立有效的市場運行監控體系

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對完備的有關市場開放的法規體系和組織機構，在公開性、透明度原則基礎上，規范國外資本的市場準入；另一方面，盡快制定開放經濟下宏觀市場運行的預警體系，從動態上有效監控我國市場開放的運行。這方面，不論是傾銷和反傾銷的應對，還是貿易、資本流動的異動監控，都是非常重要的。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經濟全球化的加速與我國的“入世”，客觀上使中國的經濟安全問題，已經現實地擺在了我們的面前。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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