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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我國高等教育在進一步發展過程中需要特別關注三個問題:首先,在公辦高校繼續發展的同時,必須發展民辦高校,提高民辦高校的辦學水平。其次,無論是公辦高校還是民辦高校都需要提高質量。再次,在公辦高校中,應當將精英教育與大眾化教育區別對待。
【摘要題】改革與發展
【英文摘要】Afterenteringthenew
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也就是要防止片面性。世紀之交,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發展時期,招生規模不斷擴大,這對推動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加快我國高等教育的大眾化步伐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我們也要對這種“高速”發展保持適當的冷靜,切不可只注意發展,而忽視了提高,以致誤人子弟。特別是在注意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同時,千萬不可忽視少數大學必須踏踏實實地名副其實地實行精英教育。為此,我國的高等教育在當前還需要著重關注以下幾個問題。
一、在公辦高校繼續發展的同時,必須發展民辦高校,提高民辦高校的辦學水平
當今世界已經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和信息化社會,在這種情況下,一切競爭包括綜合國力的競爭,歸根結底都是知識和人才的競爭。而要培養大批高層次的優秀的專門人才,主要依靠高等教育來完成。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國很快就撤并了私立大學和教會大學,使所有高等學校都變成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舉辦的公辦大學。經過1952年院系調整和改革開放以來高等教育的快速發展,我國公辦大學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成為國家高等教育的主力軍,有人形象地稱之為“國家隊”。而近年來民辦高校雖然已經崛起,但由于起步較晚、基礎薄弱,目前還無力承擔國家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培養大批高素質人才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公辦高校的肩上。所以,在面臨國際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繼續發展公辦高校是快速培養人才的必由之路。
【內容提要】高等教育研究的創新沒有一個統一的模式可以遵循。教育研究的真諦在于解決教育活動中出現的各種需要解決的問題。高等教育研究在解決問題方面具有自身的特點,僅僅依靠研究者自身的創新,并不能保證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在實踐中發揮作用。高等教育研究者在高等教育創新問題上應轉變研究思想,把理論和實踐有機結合起來。
【摘要題】理論經緯
【英文摘要】Justlike
一切研究活動,無論是認識世界的科學研究活動還是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要想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特別是要想取得重大的進展,特別是要想取得重大的進展以至突破,都需要某種程度的創新,高等教育研究當然也不例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創新,作為一個命題,并不是一個新問題。那么為什么今天重新提出這一問題?簡單地說,一是因為我們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指導當前改革實踐時,創新還遠遠不夠,需要研究者加以特別的關注;二是長期以來,對高等教育研究的創新問題并沒有給出清晰的答案。
對高等教育研究的創新進行討論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這涉及很多問題,比如方法的創新、研究思路的創新、研究結果的創新和研究過程的創新等等,此外還要涉及研究者的自身素質。筆者這幾年參與了高等學校的一些教學改革實踐,有很多感悟,想從實踐的角度對高等教育研究的創新做些探討,以求教于同行。
一、高等教育研究要重視解決實際問題
順應時勢善加引導
“入世”后,中國教育與世界接軌已是大勢所趨。“入世”后,中國可與世貿組織140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互惠的教育合作,真正實現中國向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開放。為更好做到這些,以下問題需要注意:
引進優質教育資源,把好入關口。一般來說,發達國家掌握比較先進的教育技術和教學方法,學習和借鑒它們的先進經驗非常重要。可以最大程度發揮中外合作辦學的積極作用,如積極借助國外先進教育經驗,引進優質教育資源,加強高新技術短缺人士培養,緩解社會教育需求的壓力等等。但特別需要鼓勵優質教育資源的進入,防止魚目混珠。一些發展中國家“入世”后,過度開放教育市場,讓一些低質量的教育機構辦學,貽誤學生,造成損失。這樣的教訓,中國應該汲取。
堅持教育主權,校長是關鍵。因為校長作為學校日常工作的最高領導,具有管理教師和教學的權力,能夠把握學校教育和教學的正確導向。中國教育界已意識到了這一點,例如,目前清華大學、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國基礎教育職業教育信息網決定聯合開展中小學校長職業化培訓工作,并成立了清華校長職業培訓中心。
開放教育市場,積極又慎重。從一些發展中國家“入世”后教育市場面臨的挑戰來看,國家主權、社會道德和民族文化繼承等是否受到經得起沖擊是個難題。各國政府在開放教育市場時,態度都十分慎重。在WTO的140多個國家和地區中,目前只有40個國家簽署了開放教育市場協議,且其中30多個國家也是有限開放本國市場。“入世”后,義務教育我們不能松手,高中和高等教育只能是有限制的合作。據介紹,迄今,我國已有幾百家高等教育機構以及高中與國外教育機構合作辦學。
法律監管必須要加強。開展中外合作辦學的根本目的是促進我國教育事業發展。我們需要在國家法律中規范中外合作辦學行為,對中外合作辦學依照法定程序實行審批,實施監管和評估。對于管理與教學狀況不佳的學校要堅決給予處罰,甚至關閉。
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正處在一個非常重要和關鍵的時期。這個時期的意義從表面上看是數量的急劇擴大,但是,從更深層次和發展歷程看,它正在經歷著一個重要轉型。這種轉型既是適應國內國際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中國高等教育本身的一種創新;它既是高等教育外部關系的一種調整,也是高等教育內部的一個改革。因此,充分認識這種轉型的意義、特點和基本取向,對于自覺參與和指導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高等教育超常規的發展需要新的戰略和思路
盡管世界上一些發達國家在高等教育的發展過程中,也都經歷了從精英型高等教育向大眾化高等教育的轉型,但是,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卻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根據我國"九五"期間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情況看,1996-1998年基本上屬于高等教育穩步發展的時期。在這三年中,本專科在校生的規模從1995年的547.7萬人,發展到1998年的623.1萬人,年增長率為4.4%;1999年以后國家提出了通過多種形式積極發展高等教育的政策,即所謂的"擴招",當年高等學校的本專科在校生人數就由623.1萬人增加到7189萬人,增長率為15.4%;而招生數量的增長率達到32.1%,其中普通高等學校本專科招生的增長率達到42.9%。2000年在前一年擴招的基礎上,高等學校本專科招生的數量有了進一步的增長。根據2001年高等學校的招生計劃,高等學校在校生的規模仍將繼續擴大人數。如果我們要在2005年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目標,那么年招生規模將達到500萬左右(包括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等形式)。這意味著我國高等教育每年招生和畢業的"吞吐量"幾乎等于某些大國高等學校全部在校生的總數。
這樣的發展速度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上也是從來沒有過的。但是,與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市場經濟的獨特性一樣,中國高等教育的這種發展是有現實依據和基礎的。
首先,這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知識經濟和高新技術的迅速發展對人力資本的要求已經越來越高,知識和人才已經成為新的全球競爭的關鍵。然而,相比較而言,我國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力資源或高層次人才的數量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非常大的差距。根據有關部門的統計,我國每萬名勞動力中從事研究與開發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為84名,僅相當于中等發達國家的1/5和發達國家的1/9。我國在1998年有專業技術人員總量3877萬名,占從業人口的5.5%,相當于發達國家的1/4至1/3,其中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僅占17.5%,中專及以下學歷占一半以上。
其次,是我國教育本身均衡和協調發展的要求。2000年我國已經基本實現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目標,而且,在這個基礎上各類高中的規模也迅速擴大,特別是普通高中的發展規模早在1997年就突破了"九五"計劃在2000年達到在校生850萬人的目標。由此,高等教育的發展呈現出明顯滯后的狀況。
摘要:本文論述了伴隨著我國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而日益緊縮的高等教育財政,以及私人教育成本對受教育者個人及其家庭進行高等教育選擇的影響。1997年我國高等教育成功實現了從免費高等教育向高等教育成本補償制度的過渡,但迄今為止,我國高等教育系統依然面臨著嚴重的經費供求矛盾,同時居民中仍然存在著巨大的沒有滿足的對高等教育的需求。近年來,隨著成本補償水平的逐年提高,經濟因素包括家庭收入、求學成本、學生資助和預期收入等逐步成為影響個人及其家庭進行高等教育選擇的重要因素。根據1999年的城市居民入戶調查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城鎮居民對高等教育個人需求的成本彈性系數是0.562,即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如果高等教育私人成本提高1%,受教育者本人及其家庭能夠支持其接受高等教育者在總體中下降的比例為0.562%。而且,家庭收入水平越低,受教育者及其家庭對私人教育成本的變化越敏感。高等教育私人成本的變化對城鎮居民中最低收入戶的影響是最高收入戶的兩倍多。這表明,在公共財政預算約束的條件下,加大高等教育成本補償的力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擴大高等教育規模,滿足居民對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但另一方面較高的學費水平可能會挫傷低收入家庭接受該類型教育的積極性,因此必須采取適當的學生資助政策以保證教育機會的公平和效率。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中國有普通高等學校205所,本專科在校生數為11.65萬人。1978年中國有普通高等學校598所,本專科在校生數為85.63萬人。1998年中國有普通高等學校1,022所,本專科在校生數為340.88萬人。自1949年至1978年再至1998年,中國高等教育規模有較大程度的發展。1978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數約為40萬,1998年達到108萬,平均年增長率為6.11%。1978年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數約為85萬,1998年達到340萬,平均年增長率為7.41%。據統計,1997年中國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本專科在校生數約占適齡人口的7.6%。根據教育部發展規劃司重新修訂的統計口徑和毛入學率的計算方法,1997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9.1%。1999年,這一指標達到11.5%。
從改革開放到1998年,中國的經濟一直處于迅猛發展的時期。在八、九十年代,國民生產總值以8-9%的速度增長。同時,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逐漸逼近,知識創新和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將越來越明顯。這些現象似乎向人們表明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蘊涵著對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1998年以來由于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年均經濟增長速度一度有所下降,在這種情況下,有些學者認為高等教育是刺激消費擴大內需最有潛力的市場;高等教育投資不僅是一種人力資本投資,而且還是擴大有效需求,改變消費不足的有力手段。在擴大高等教育規模以刺激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呼聲下,1999年中國普通高等學校的招生規模在1998年招生規模的基礎上擴大了約44%,年招生數約為156萬;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提高到11.5%。2000年繼續擴大招生規模,年招生數達到約220萬。2001年招生數達到約250萬人。
一、高等教育規模擴展和經費供求矛盾并存
高等教育規模擴展必須以高等教育經費水平的提高為依托。否則的話,高等教育的質量將會有一定幅度滑坡。而事實上,自80年代以來,中國高等教育就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制約。為彌補經費需求與供給的缺口,中國政府和有關教育部門正在采用兩種解決辦法。一是擴大財政來源,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二是提高教育資源使用效率,挖掘高等教育辦學潛力。在多渠道籌措教育經費的實踐中,成本補償政策的推行被認為具有重要的理論依據和實踐價值。
教育經濟學的研究表明,高等教育不僅會帶來巨大的社會收益,而且會帶來巨大的私人收益。而且,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會收益率。在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對受教育者個人實行成本補償、優化教育資源配置以及發展多種教育形式是中國政府和有關教育部門擴展高等教育規模以滿足社會和個人對高等教育需求的政策選擇。值得注意的是,高等教育不同于物質生產領域。高等教育提供者向受教育者收取的學費不同于商品或服務買賣的價格,而是由受教育者個人或家庭分擔一定比例的高等教育培養成本。因此,高等教育收學費是由高等教育的受益方-受教育者個人-向高等教育的供給方提供的成本補償。也就是說,高等教育的成本是由公共和個人共同承擔。個人分擔部分主要體現為由受教育者個人或其家庭交納一定數額的學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