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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高等教育建立于19世紀中葉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從1947年獨立之后開始快速發展。從上世紀50年代至6O年代,大學生入學人數每年遞增達13一14,隨后逐級遞減,進入年增長49/6—5的穩定增長期。印度具有私人資本參與高等教育的歷史傳統,獨立之后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政府不但積極建立大學與學院,還向私立院校提供財政資助,這一政策極大地刺激了私立院校的發展。2O世紀80年代之前,印度基本上按照殖民時期的老模式發展高等教育。文科學生的比例高達45,理科學生占2o,商科學生占18,工科學生僅占17。學科比例的失衡不僅嚴重制約了經濟和產業的發展,還造成嚴重的結構性就業困難u]。20世紀80年代后,由于私立高等教育的蓬勃發展,大量私立學院和大學開設了以市場為導向、職業化和國際化的課程,如工程技術、信息技術、教師教育、醫學、管理等市場急需的專業,工科專業在私立學校中的比例高達8O。這一變化不但解決了高等教育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結構性失衡問題,而且培養了大批適應國際化的應用型人才,為此后印度軟件業和服務業躋身世界水平的超常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不過,雖然印度的高等教育經過多年的穩步發展,目前已經具備較大的規模。但是,大規模的擴張后只有少數學校能夠真正達到質量標準,大多數學校的教學質量和學生服務設施及水平都未能達到甚至遠低于大學的標準。特別是2o世紀8o年代之后,政府由于財政緊張,愈來愈無力建立新的大學和學院,也無力再繼續維持撥款,對高等教育的監管及影響力日漸衰微。導致許多大學,尤其是已占印度高等教育全部支出的半壁江山的私立院校的教育質量呈現明顯下滑的趨勢。與此同時,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對高質量教育及服務的呼聲日盛,而印度有限的高質量大學又無法滿足這一龐大的市場需求,其結果導致影響至今的越來越多印度高級人才和優秀學生的智力外流。
二、印度高等教育的現狀
在獨立后的60多年里,雖然印度高等教育取得舉世矚目的巨大發展,但是由于長達200年殖民統治之后遺留的經濟基礎薄弱、官僚政治阻擾、教育經費不足、教育機會不公、教育結構失衡等諸多問題,使印度的高等教育改革充滿險阻,麻煩不斷。印度高等教育為滿足不斷增長的教育需求而進行大肆擴張的同時,也導致教育質量的嚴重下滑和勞務市場的無業可就。其直接的后果是大量人才的浪費以及眾多的科技及各個行業的精英移居海外,使得印度成為如美國教育學家阿諾夫所說的“一個向西方輸送高級人才的凈出口國”_2]。從歷史上看,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高等教育師生流動領域一直扮演著輸出國的角色,和西方發達國家的交流尤其如此,印度也是如此。雖然與其它發展中國家——一如在與南亞、中亞、非洲國家的交流中處于輸入國的優勢,但是與發達國家的交流幾乎呈現一邊倒的輸出態勢。非但如此,印度優秀人才的流出占據發展中國家人才流失的首位,這一現狀嚴重影響印度自身的經濟騰飛。據美國國土安全部的統計,2005年,25持有H1B(美國工作簽證)的移民來自印度,其中恰恰有相當一批人是印度的頂尖或優秀專業人才①。他們中間大部分人都是在接受高等教育階段離開了印度。面對這一現實,印度必須采取有效的措施吸引住這些師生以及人才。如果印度的大學提高競爭力,留住人才,那么,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就會在印度接受高等教育而不再是出國留學。他們在完成學業之后就更可能進人印度的工業等各個部門,為印度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做出重要的貢獻。這也是所有發展中國家所必須解決的問題。印度目前高等教育的現狀是,公立教育體系還遠遠落后于國際標準。印度目前的350所大學和15600所學院中,絕大部分是公立的,每年畢業生達到250萬。其中,工科畢業生人數為35萬,是美國工科畢業生人數的一倍。即便如此,也只占了18~24歲印度適齡大學人口的很小一部分。雖然印度高等院校的畢業生數量龐大,然而只有極個別的印度大學躋身于世界前列。在2006—2008年世界大學學術排行榜前300位中沒有一所印度大學。排名最前的公立大學印度科學學院(IISc)排在前400位,幾所印度理工學院(IITs)由于教學科研出色排位有進步。在2008年QS世界大學排行榜中,德里理工學院和孟買理工學院進入前200名。盡管如此,在印度,除了1o所頂尖公立大學之外,其余的公立大學在整體上仍然遠遠落后于國際標準,名列世界前100位的大學仍然集中于歐美國家。從表面上看,這些名列前茅的一流大學在師資質量、教育資源以及研究經費等方面都占盡優勢。但是,在本科生層面,中游大學和頂尖大學的課程設置均相差無幾。歐美國家的大量研究表明,這些排名領先大學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為學生提供強大的支援系統,使學生獲得豐富體驗的主要目標最大化。而從歷史上來看,印度和其它發展中國家一樣,在這方面相形見拙。不過,由于高等教育全球化的推動,印度也開始大力實施這一模式,特別是和國外大學建立教育伙伴關系以及開展跨國界學生交流計劃①。
三、印度和國外大學的合作伙伴關系
根據200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印度當年的出國留學生總人數為13.9萬余人,排在中國之后位居第二,如表1所示,其中出國留學生的主要目的國是美、澳、歐等西方發達國家,如表2所示。另據美國獨立的非盈利組織國際教育研究所(IIE)公布的2008年“開放門戶”年度報告統計數據證實,印度已成為美國大學國際學生的主要來源國②。報告顯示,過去10年里,印度前往美國留學的人數穩步增長。從2000年開始,印度在美國的留學人數從5.5萬人上升至2008年的9萬人。729,6留美的印度學生為研究生層次,14為本科生層次,其中許多人完成學業后一去不返。除此以外,印度還是美國大學吸引外國學者排位第三大輸送國。與此相反,從其它國家到印度留學的國際學生人數卻相形見拙。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2006年赴印度學習的美國留學生僅有2600余人,前往印度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學生總人數不到1.3萬人,且以發展中國家為主③。依此計算,從外國留學生獲得的學費收入還不到當年印度高等教育總收入的0.5。顯然,印度大學師生海外移民潮的勢頭方興未艾,目前還毫無減緩的跡象。更糟糕的是,印度還無法從那些受益國得到任何補償。在如此形勢之下,印度需要規范學生進出的手段,即需要通過建立起西方一印度大學之間互利互惠的伙伴關系來扭轉這一趨勢,而這種合作形式至少到本世紀之初都由于印度師生向西方大學的單向流動而屢屢流產,無法持續。不過近年來,這一令人憂慮的狀況正在發生深刻的轉變。已經有130多所國外大學和印度的公立、私立及遠程教育等各類高等教育機構建立了合作關系。為了更多地接收國際留學生,印度許多公立及私立院校甚至撥出25的名額虛位以待①。由此推動學生交流計劃和教師交流計劃在印度大學與國外大學之間展開。這一趨勢對印度大學走向國際化,推動國民經濟發展起到不可忽視的作用。印度的大學國際化趨勢不僅僅局限于美國。實際上,印度和西方的教育交流源遠流長。在歐洲,德印之間的高等教育交流起始于1959年西德對當時馬德拉斯理工大學(1iTMadras)成立所提供的寶貴資金和學術援助,并導致其后5o年的長期合作。德國高教組織(DAAD)一直在印度開展此類合作活動,為印度提供年度獎學金、短期研究基金和客座教授等大學合作計劃。而印度和法國的教育交流更為長久,跨越150年的歷史,只是近幾十年來逐漸落后于其它國家。和德國的情況一樣,印度在法國的留學生遠遠落后于美國、英國和加拿大。法國目前每年接收6萬名留學生,而中國就占了1.7萬人,印度只有1500人。和德國一樣,法國去年也宣布擴大和印度的學生交流計劃。2007年2月,以促進印法教育交流為目的的印法校友網(Indian—FrenchAlumniNetwork,IFAN)發起成立,至今已達4000余會員。與此同時,印度和西方大學之間的教師交流計劃也在比肩發展,無論數量和質量都開始有了顯著的提高。2009年,辛格政府和英國政府之間簽署了一項5000萬美元的教育及研究協議,促使一批英國頂尖大學和印度高等院校之間的合作。
四、學生支持服務系統
西方高等教育擁有世界一流的學術水平,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然而,近年來方興未艾的留學潮不僅僅是因為西方國家發達的經濟、科技、學術和教育資源,還在于西方大學有著一整套學生支援服務系統。西方大學的差異化催生了為學生提供各式各樣人生體驗的發達的學生事務服務機構。這類服務機構在大學的整體教育和科研體制之下為實現將學生培養成具有國際化視野的全球公民以及行業領袖的教育戰略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些機構成為架設師生國際化交流計劃的橋梁,而且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不斷完善,以滿足學生日益增長的認知、社會以及人格發展的需要②。美國的大學里有各種各樣的學生支持服務系統滿足學生的不同需要。例如,美國大學的健康服務部包括咨詢、殘疾、保健、心理等多方面的服務項目。這是因為美國公眾和家庭的關注使得大學董事會將其列為優先考慮的位置。美國的大學,尤其是聲名卓著的院校,特別注重學生的個體需要,以滿足美國中上層家庭子女的要求。美國的一流大學都給學生配備個人導師,有各種俱樂部滿足學生的文化、娛樂或體育活動,建立現代化的體育設施,為學生提供健康服務以及心理衛生咨詢。西方大學的學生支持服務按照不同的發展水平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基礎階段、提升階段和完善階段。基礎階段著重于建立必須的基礎設施,開展支持服務的活動項目,有效地調動并整合各種信息和資源,為學生的學習、生活以及各類活動提供有效的保障和有價值的體驗。譬如,校園基礎設施及儀器設備,如先進的計算機系統、使用便捷的網絡設施、運行良好的教室多媒體等;恰當的師生比;跨文化的學術及培訓計劃;豐富的課外活動選擇(學生團體、俱樂部、體育活動等);健康及咨詢服務(健全的醫療保險制度和心理咨詢服務等)。提升階段著重于提高學校的管理水平和服務效率,針對不同學生的特點及要求開展個性化支持服務,使學生減輕學習壓力,幫助學生取得成就感。譬如,幫助學生建立專業發展計劃;建立師生交流平臺,增加師生互動的機會;建立學生學習效果測量系統,設立評估指標,監控措施實施效果。完善階段建立在校級及跨校級水平上的網絡型支持服務系統,通過完整的數據分析系統分析、評估和跟蹤學生的發展狀況,滿足學生的學習、體驗及職業發展需要。譬如,建立水平及垂直的雙向師生聯系網絡以及多方位的學生學習與發展效能評估體系;建立水平及垂直的雙向部門間聯系網絡以及部門間人員及資源、信息和數據的整合系統;利用數據分析系統強化評估及規劃效果,跟蹤學生群體的思想狀況、出現的問題以及發展趨向,適時修改計劃,改善服務質量;為學生職業規劃提供咨詢、信息以及高質量的服務,增強學生的就業實踐及能力①。隨著西方大學和印度大學聯合及交流的日益頻繁,雙方之間的學生支持系統、學術文化規范以及師生交流渠道等相互兼容的問題就顯得日益重要。法國高等教育部長瓦萊麗•佩克雷斯認為,印度和法國的文化差異是印度學生在法國學習人數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盡管印度作為一個新興勞動力市場對外國留學生正產生越來越大的吸引力,然而這種差異還是使得眾多歐洲學生對前往印度留學躑躅不前E。]1%。雖然印度和西方大學簽署眾多協議,建立伙伴關系,但是,這種聯系仍然處于初級水平。對于印度而言,吸引歐美國家的留學生來印度留學遠遠要比輸送印度學生出國留學困難得多。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從管理層面上將學生支持服務系統和西方模式相互兼容。也就是說,在發展和西方大學的師生交流計劃時要配套嵌入這種支持系統。然而,這一要素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高等教育體系中要么是由于不具備客觀條件而先天不足,要么是由于主觀上有意無意地忽略而發育不良。印度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即使是印度的傳統一流大學在這方面的發展也嚴重滯后。一般而言,印度的大學,尤其是那些中央政府支持的大學,都還沒有建立起完整的配套的學生支持服務體系,更不用說為學生提供個性化服務。其根源在于,在政府包辦的教育體制之下,大學缺乏競爭的動力。其結果是,對學生支持服務系統的投入不足導致高等教育的質量難以提高,有些甚至影響到學校的聲譽。即便是在印度名列前茅的大學中情況也是如此。印度知名工科院校坎普爾理工學院(IITKanpur)在2005年至2008年問連續發生五起學生自殺事件,引起國際間對印度公立院校學生狀況的廣泛關切和質疑,也嚴重影響西方大學和印度公立院校之間的留學生交流計劃。目前,印度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幾近飽和,只有名牌大學的優秀學生才有機會繼續讀研深造,或者找到一份好工作。即使是本科生也面臨越來越大的求職壓力,由此衍生出各種心理問題。而印度的大學幾乎還沒有對此類問題的正式研究報告以及對問題學生采取預防措施。盡管近年來一些印度大學開始將學生支持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但是與國際化發展的要求相比仍然十分落后。近年來,面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嚴峻挑戰,一些印度大學也在向西方先進大學看齊,在提供學生支持服務方面奮起直追,邁出了可喜的步伐。譬如,校際聯合,資源共享。聚集在普納及其周圍的34所學院14個校區,通過平行及垂直整合共享資源,互惠互利,同時和孟買結成姐妹城市,以提升教學資源的使用效率。位于皮拉尼(Pila—ni)的伯拉技術與科學學院(BirlaInstituteofTechnologyandScience,BITS)在果阿(Goa)、海得拉巴(Hyderabad)以及海外的迪拜(Dubai)設立了分校,使學生能夠接受為期七個半月的技術專業培訓。德里理工學院(1iTDelhi)設立了學生事務委員會(StudentAflairsCouncil,sAc)作為討論學生相關政策的論壇,處理學生群體關注的各種問題。位于普納的巴拉迪•維迪阿皮斯大學(BharatiVidyapeethUniversi—ty)通過留學生辦公室為留學生提供咨詢服務,同時和其它國家大學簽訂合作協議,與國際機構建立聯系,開展國際交流訪問計劃。
馬尼帕爾高等教育學院(ManipalA—cademyofHigherEducation)為學生提供全面的保健、咨詢和醫療服務,在過去的5年里,注冊的外國留學生人數位列印度榜首。印度高等教育體系在面對全球化的過程中,學生支持服務戰略和大學評估戰略在推動印度與國外大學的國際合作交流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對于印度而言,具有特別意義的是,印度的私立大學通過開發創新計劃和組織機構發展與西方大學以及學術機構之間專家、教授、學生的更為對等的互動關系,使得這些交流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之上。盡管印度私立大學數量有限且相對年輕,但在國際合作交流中起到的作用卻不可小窺,甚至超過傳統國立大學①。許多印度的私人組織及企業開始涉足和大學的合作與開發,而這種趨勢又反過來促使學生支持服務計劃在多層面和多維度展開。許多學校有實力為學生提供醫療保險、咨詢服務、社區實踐和職業規劃等服務計劃,同時通過滿足學生的個性化需求使學生的專業知識和就業市場嫁接在一起。這些具有創新意義的非傳統大學一方面大大增加了對印度學生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又培養出一種新型的學生,即具有社會、專業和全球化競爭能力的畢業生。而這些學校本身也開始擺脫“文憑工廠”的身份,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提升學生在全球化環境下獲得成功的必備技能,同時也創造出發展這些技能的各種計劃。
五、印度的私立高等院校的兩個成功案例
據印度西孟加拉邦科技部的預測,印度高等教育最具活力的是私立高等院校。假以時日,未來接受外國留學生的主力軍非私立院校莫屬。作為私立高等院校發展的代表,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加爾各答的Heritage理工學院(HeritageInstituteofTechnology,HIT)和海得拉巴的印度商學院(IndianSchoolofBusiness,ISB)。HIT是由印度北方一些著名企業和專業公司組建的卡爾楊•巴蒂信托公司(KalyanBhartiTrust)出資的全私人投資的教育機構。HIT成立7年以來,它成為印度新一代私人高等教育學院的楷模。由于資金雄厚,其影響力之大甚至吸引了聲名顯赫的公立大學的名教授加盟。HIT還通過校友會組織與印度計算機學會(ComputerSocietyofIndia,CSI),儀器儀表、系統和自動化學會(Instrumentation,Systems,&AutomationSociety,ISA),印度化學工程師研究所(IndianInstituteofChemicalEngineers,IIChE),電氣電子工程師研究所(InstituteofElectrical&Elec—tronicEngineers,IEEE)等組織建立密切的合作關系。在此基礎上,HIT建立了強大的學生支持服務系統,為學生提供優質的個性化服務。例如,組織學生參加由企業院所主持的研究項目、座談討論、實驗操作等活動,為學生提供瑜伽和游泳等多樣化的課外體育活動,豐富學生多方面的人生體驗,為學生創造獲得成功的活動平臺。除此之外,HIT還參照美國和加拿大的學生支持服務標準,為所有學生提供醫療保險和心理衛生咨詢服務,而這一點至今印度公立大學還是難以望其項背。在HIT,學生的書本費全免,筆記本電腦免費發放,由私人企業支持的IT系統平臺為學生支持服務系統的有效運作提供技術保障。HIT的出色表現開始吸引一些世界知名大學的目光。倫敦經濟學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LSE)和新澤西理工學院(NewJerseyInstituteofTechnology,NJIT)等外國大學紛紛前來商談學生互換等交流合作計劃。HIT的目標是為外國留學生提供一流印度大學的學術水準,同時為他們創造不低于西方大學的學生支持服務體系。印度私立院校比之公立大學的一個明顯的優勢是,私立院校在教育改革中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向西方大學比肩的強烈意愿。這是公立大學所難以企及的。這一趨勢使得印度的私立院校不斷加速超越公立大學,這一點越是在年輕的私立院校體現得越是明顯。和HIT的情況類似,印度海得拉巴商學院(ISB)在其短暫的6年歷史中創造令人難以置信的輝煌。2008年2月,ISB被《金融時報》(FinancialTimes,FT)2008年度MBA全球排行榜遴選進入世界前20位,甚至高于美國西北大學的凱洛格管理學院(KelloggSchoolofManagement)。ISB是印度第一所進入世界300強的符合國際標準的大學。在FT排名中,ISB在國際流動性和職業生涯發展兩項指標中表現出色。ISB接收的訪問學者甚至包括來自沃頓(Wharton)、凱洛格(Kel—logg)、倫敦商學院(LondonBusinessSchoo1)等世界知名學府。ISB開發了獨特的職業規劃提升服務,通過企業主管指導為學生提供多樣性的職業發展選擇。
六、印度高等教育改革的開放政策與展望
盡管面臨一些利益集團和黨派在議會的反對,被譽為“改革之父”的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Singh)仍然力排眾議并規劃藍圖,成立直接隸屬總理的高級咨詢團隊——全國知識委員會(theNationalKnowledgeCommission),引領印度向知識社會轉型。在近期遞交的報告中,該委員會提出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即到2015年,將目前的350所大學增加到1500所,使18—24歲的年輕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提高到159/6[31199。印度高等教育改革著重兩個方面,對內大力發展私立院校,對外積極引進高水平大學,主要是西方知名大學。由于印度式民主下的黨派紛爭和各個利益集團之間的博弈,對外開放的過程充滿坎坷,步履維艱,但是仍然在阻礙與分歧中不斷推進。2007年3月,印度內閣提出一項政府議案——外國高等院校法(theForeignInstitu—tionsBil1)。該提案的目的是規范和批準符合質量及學費標準的國外大學進入印度開辦分校,防止學校的商業化傾向,使印度中下階層的子女上得起學。然而,由于主管印度高等教育最高部門的人力資源發展部部長阿瓊•辛格(ArjunSingh)及左派政黨的反對和阻撓,使得辛格總理強力推動的該項議案的立法程序直到2009年初仍然在議會中擱淺。2007年5月,在印度大選后新一屆聯合政府中上臺的新任人力資源發展部部長凱皮爾•斯柏(KapilSiba1)推動了一項類似議案的通過,規定進入印度辦學的國外高校要通過降低學費使印度大眾子女能夠支付得起學費。2007年6月下旬,由印度著名物理學家亞西•帕爾(YashPa1)領導的高等教育革新與復興委員會(theCommitteeonRenovationandRejuvenationofHigherEducation)向斯柏遞交一份報告,建議成立新的中央委員會取代人力資源發展部下屬的大學撥款委員會(UniversityGrantsCommis-sion,UGC),行使審核大學資格的權力,同時設定學費上限,監督教學質量,以保證最好的國外大學來印度開辦分校。斯柏承諾盡快將各項改革議案提交議會表決。支持者樂觀地認為,由于在新一屆議會中左派政黨勢力減弱,新議案的通過能夠獲得多數支持。反對派則認為,印度各邦由于自身的既得利益不會希望這些議案獲得通過。由于“外國高等院校法”是否能在議會獲得通過充滿變數,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國引發并波及全世界的金融危機的影響,許多原來打算在印度開設分校的西方大學開始改弦易轍,另打算盤,尋求和印度大學建立伙伴關系或合作辦學,不再采取獨自辦學或開設分校的擴張策略。例如,與印度教育部門官員及大學有著傳統良好關系的德國國際教育組織(DAAD)認為,今后的趨勢將是西方大學和印度大學之間更多地走向聯合辦學而非直接競爭,即更多地建立伙伴關系而非競爭關系,雙方通過向學生頒發雙文憑構建一種“互惠互利”的文化與精神。毫無疑問,從競爭走向合作為主基調的戰略轉變對印度向高等教育國際化轉型的方向和策略產生了重大影響。其機遇是為印度大學加快走向國際化創造了絕佳的平臺和條件,其挑戰是如何首先贏得和西方大學合作的先機,進而建立相容的文化規范,整合雙方的課程體系,遵守共同的評估標準,增強雙方的師生互動,保障雙方的協調管理,使其和諧一致服從于學生支持服務體系這一核心,同時又使印度文化不會被西方文化“再殖民化”。從表面上看,印度的公立大學由于競爭向合作的轉變延緩了先前的危機感,同時由于擁有諸多的優勢和資源,占據了合作的有利地位。然而,如果政府不居安思危,盡快改革落后的學生支持體系,就無法和西方大學順利接軌。而具有更靈活的機制和理念的私立院校就會后來居上,占據先機,把握住歷史性的發展機遇。從長遠來看,盡管印度的民主體制下各個政黨勢力相互間存在著反復的利益博弈,但是,或遲或早如外國高等院校法之類的議案終究會獲得通過。盡管人們對印度的私立院校的辦學質量眾說紛紜,爭議不斷,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即私立院校具有特有的靈活性和主動性。在公立大學的眼中,諸多私立院校還需要跨過“質量認證”這道門檻。然而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這種努力使得所謂“雜牌”的私立院校有了改進與發展的動力和目標。而恰恰是有些公立大學長期以來自恃尊大,不思進取,結果正是這些大學在舊體系的束縛下面臨最大的轉型困難。可以斷言,如果這種狀況不加以改變,在全球化和教育改革的雙重壓力下,印度私立院校整體超越公立大學的局面指日可待。
七、結論
由于在高等教育國際化條件下印度和西方大學之間的師生交流日益頻繁,在印度高等教育市場中爭取和國外大學聯合辦學并建立交流計劃的競爭就越發激烈,而要掌握主動權的一個先決條件就是提供一流的學生支持服務系統,這對印度的大學和私立院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這場競爭中占得先機的顯然是私立院校,它們更具靈活性的機制和更先進的理念,使其能夠更快地達到國際化教育的標準,適應國際化學生的要求,而這一點恰恰值得印度公立大學深刻反思就中國和印度相比較而言,雖然中印兩國同屬發展中國家,但是,由于體制和結構的不同,兩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展道路存在顯著的差別。最大的不同在于,印度向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轉型更多地來自于自下而上的市場化改革,其主要的推動力來自于私立院校,政府的改革舉措卻往往遭遇到其它政治勢力的阻撓。中國雖然在過去3O年的改革開放中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然而民辦院校的發展則處于低級萌芽發展階段,還無法吸引最優秀的學生和人才,至少在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內無法和公辦大學比肩,更不用說擔當起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主力軍這一歷史重任。這一特點表明,中國向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轉型必定是首先依靠政府自上而下推動改革,而中國政府近期出臺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恰恰提供了這樣一個歷史性的發展契機。對中國而言,向高等教育國際化的轉型只能依靠公辦大學的改革,包括去行政化、大學自治以及教授治校,與國外一流大學合作辦學,建立師生交流計劃,引入完善的學生支持服務體系和國際標準接軌等。同時,還要引進國外的一流大學開門辦學,大力發展民辦院校,鼓勵民營資本和國外一流大學聯合辦校,努力建立中國的一流民辦大學,以此引入市場化的競爭機制,促使民辦與公辦大學的良性競爭,培育自下而上的自發的改革發展動力。唯此,我們才能留住一流的學生和人才,同時吸引國外的優秀學生和人才,實現雙方的平等交流與互動。在這一方面,我們可以從印度高等教育的發展獲得許多有益的經驗與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