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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主張,本科階段的培養目標應定在寬口徑、厚基礎、培養“通才”上。好像不同意這種觀點?主張本科階段不能完全實行“通才”教育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我們回頭看一些國家高等教育的發展,大致上經歷過通才教育、專才教育和通才教育三個階段,這似乎是一個循環,但有本質的不同。早期的高等教育并沒有明確的專業界限,所以早期的學者都是百科全書式的。專才教育是近代科學發展的直接結果,它按專業進行集約化的人才培養,大大提高了高等教育的效率。但學生的知識面比較窄,跨專業工作能力較弱,跨專業流動也較困難。我認為,20世紀后半葉國外一些學者主張實行“通才教育”,依據的是交叉學科和邊緣學科出現的新情況。由于社會的進步,對教育提出的要求就是培養通才。但這種通才只能是基于一定專業基礎上的,相對意義上的“通”,社會還需要大量的各專業領域的專才。因此我更傾向于另一種說法,即現代高等教育應當致力于“T”字型人才的培養。即個人的知識結構應該是以某個專業領域的知識為主,即“T”的豎道,在此基礎上建構一個寬廣的知識平臺,就是“T”的橫道,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一專多能。
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日益普及,“通才”教育能否行得通?
中國的高等教育正在經歷大眾化的進程,它會帶給高等學校怎樣的挑戰,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對教育的需求將大大增加,傳統的以選拔為基本取向的教育觀念和教育制度都將受到徹底沖擊,人們的不同需要將對教育發生更深刻的影響。一種多元化的、更靈活的教育制度將會替代現行的選拔性教育制度,向每一個學習者提供更多的發展可能性。龐大的現行學校體系運行方式將被徹底改變,會在學校、教師與學生或其家長之間形成一種全新的權利與義務關系。我并不認為中國高等教育的大眾化必須和“通才教育”相聯系。我們能否把眼光放得更長遠一些,不僅關注教育對社會各方面的作用,而且開始關注教育對自身的意義,突破傳統的目的──功能觀,真正推動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發展。
如此說來,高等教育得改變以往的教育模式,比如是否需要或必須實行彈性教育?彈性學習是信息社會的產物。它包括彈性、自治、學習者中心等基本理念,它允許個人以一種最有效的方式來學習,為其提供
豐富多樣、可以選擇的學習形式。依據上述理念設計的個性化教學結構包括:以學生為中心的彈性選課制度、以現代互聯技術為基礎的信息化教學交互系統、以彈性結合為特色的學生群體交流學習模式、以發展性和個性化為特點的彈性教學評價系統、以“寬進嚴出”以及學分制為特點的學籍管理系統等。彈性學習以學生為中心,由學生來決定學什么、如何學、何時學、何地學等學習中的各種問題,從而大大地拓寬了學生學習知識的途徑。
作為教育專家,認為目前本科生的培養現狀與其培養目標之間是否有差距?加入WTO我們與國外的本科生教育能否接軌?
中國教育背負著太多的傳統,強烈地影響著我們的價值選擇。近百年來的現代教育發展又積累了太多的工業文明烙印,理性、權威、塑造、訓練似乎就是教育的代名詞。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全然不同的新時代,但我們的學校卻在沿襲一種傳統的記誦之學,過分看重書本、權威,用一種僵化的教育標準和人格范式來訓練學生,而缺乏一種創造的精神。一些學校本科生教材陳舊,有的甚至還沿用80年代的舊教材。課程安排不盡合理,授課方式與中學生無大差別,可以說,本科生教育的這些問題已經導致質量滑坡,學生厭學的趨勢。我們別無選擇,必須對本科生教育進行觀念和制度的創新,必須從新的角度來重新衡量本科生教育的目標和績效,重新衡量本科教育的培養規格、課程標準和質量要求。只有徹底沖擊傳統的以精英教育為基本取向的觀念和制度,才能創造一種多元化的、更靈活的本科生教育制度,向每一個學習者提供更多的發展可能性。
我們不能不承認,入世后我們還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加入WTO,意味著成員方之間的競爭將在全球范圍內進一步深入下去,培養具有創新精神的人才將成為加入WTO之后中國高等教育面臨的首要任務。
人們經常有這樣的議論:現在的本科生素質不能與恢復高考后的那幾年相比,這與高校擴招是否有關?怎樣評價當今的大學生?
這不能一概而論。總的說應該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如果說這一代青年人有什么弱點的話,這主要是貫穿于教育全過程的導向問題。超負荷的學業壓力使一代人變成了被動的學習機器,壓抑甚至泯滅了孩子應有的童心;機械的記誦之學使活生生的孩子整天面對一大堆死記硬背的無用知識,扼殺了孩子與生俱來的原創力、好奇心,造就了一大批高分低能的學生;過度的競爭不適當地強化了孩子的自我中心傾向,并使相當多的孩子不斷面對失敗,損害了孩子應有的自尊、自信,從而產生社會化方面的困難;成人社會對新一代人缺乏應有的了解,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強加于自己的孩子,導致兩代人之間的代溝;學校和教師還在維護一種傳統的“學高為師”的權威地位,按部就班地傳道、授業、解惑,全然不顧社會變遷所帶來的種種新變化。我認為簡單地歸之于高校擴招是不公平的。
認為,高等教育目前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么?高等教育要經歷一場怎樣的變革才能從容應對這一挑戰?
在當前社會轉型的過程中,中國的高等教育正逐步形成影響教育運行的三種力量,這就是學術力量、政治力量和市場力量,其中市場力量是一種新興的、對教育構成巨大影響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處理教育與市場的關系就是當前高等教育改革發展面臨的一個新課題。
1995年《教育法》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營利為目的舉辦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這一規定表明了教育與市場的基本關系。在實踐中,卻發生諸多認識上和適用上的混亂。實際上,通過市場對教育的有限介入來向社會提供公共產品,這是市場經濟國家的普遍做法。但是在中國,教育能否介入市場,如何介入市場,政府在市場介入的情況下又如何發揮自己對學校的調節功能,問題的復雜性遠不是上述簡略的規定就能解決的。
傳統的學校教育基本上是一種封閉的,與市場無涉的領域。但進入90年代以來,中國的教育正在面對全新的情況,一個逐步發育成熟的市場體系促成了利益追求各不相同的眾多社會群體,對教育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市場的介入向人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教育能否產業化?如何產業化?在建立和完善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教育體制的過程中,應如何規范和調節學校的行為?政府和市場在教育領域中構成了怎樣的關系?應如何發揮各自的作用?一個正在形成的市場體系正迫使我們重新審視我們對教育的理解。當中國教育界還在熱衷于進行教育能否產業化、商品化的經院式討論時,許多國家實際上已經把教育看成是一種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間的準公共物品,用一種非市場提供與有限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供方式有效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在世界范圍內,教育正在向開放貿易的趨勢發展,一個世界性的開放的教育大市場正在悄然發展。
中國教育正面臨挑戰,挑戰將給相對封閉的中國教育帶來契機,促使中國教育更快地融入一個世界性的教育大市場。但在登上這個大舞臺之前,我們可能還要經歷各種磨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