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大學通識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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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教育的式微與通識教育的興盛

歐美高等教育中的GeneralEducation,在我國通常譯作“普通教育”或“一般教育”;在臺灣、香港地區則譯為“通識教育”。當然,在我國眾多的高等院校里,“普通教育”或“通識教育”等提法并不常見,通常冠以“促進全面發展的教育”或“素質教育”等名稱。現代大學的通識教育與歷史上的自由教育不無相似、相通之處,但時移世易,硬要將兩個適應不同時代,有著不同性質、對象、內容與方式的教育視為一體,豈非“刻舟求劍”?由亞里士多德倡導、影響了西方大學幾百年發展的“自由教育”,有明確的內涵與特定的指向。第一,自由教育是“與奴隸與工匠相對”的“自由人”所應享受的、以自由發展理性為目標的教育。第二,接受自由教育的個體必須具備一個前提,即擁有充分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閑暇時間,無須做工、務農或經商,無須為衣食而奔忙。第三,自由教育尊崇的是“自由人的價值”,是幫助少數精英獲得德性、智慧與身體和諧發展的教育。第四,中世紀大學自由教育以“七藝”,即“七種自由藝術”為主要內容。盡管“七藝”已經含有人文與自然知識的早期分類,但畢竟此時學科混沌,界限未明,自然科學尚處在發展初期。文藝復興以后,歐洲大學便明確以人文學科作為自由教育的主要內容。隨著社會的演進和時代的變遷,科學的進步導致了學科的不斷分化和知識日趨專精;技術的更新,尤其是科學與技術的結合,導致了生產方式的變革和社會分工的加快,從而也使社會對專業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自由教育遭到質疑和挑戰,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專業(職業)教育。然而學科的過度分化導致了相互疏離與分割;知識的專精也可能滑向狹窄與瑣碎;熱衷于追求功利和實用,忽略了人文素養、價值與道德的專業教育(職業教育),有可能將大學降格為另一種形式的職業培養所,使大學畢業生變成缺乏理想、熱情和人生價值目標的“單面人”。功利化的專業教育的這些缺陷和弊端,一直為世人所垢病。

在一些人追懷“自然教育”的崇高與清純,而另一些人堅持專業教育的正常與合理的時候,也有許多人在思考這樣一些問題:大學能否實現“既培養學生成為專業人員,又培養其成為有教養的人這樣一種雙重目標”(托斯頓•胡森,1991)?能否不僅使人學會“做事”(todo),而且使人學會“做人”(tobe)(M.范•多倫,1943)?能否在科學與人文、功用與理念、專業知識的傳授與完美人格的養成及“為稻梁謀”和“為天下憂”之間取得某種平衡,而不再作目光短淺的取舍?起初,人們試圖“復興”自由教育來療救專業(職業)教育的偏頗。也有人主張對經典的自由教育實行“改造”,為其奠定實用基礎,并“使它們與當代種種問題建立更直接的聯系”。1945年頒布的被人稱為“紅書”的哈佛報告《自由社會中的普通教育》,則明白地指出:普通教育的真正任務,是“協調來自遺產的模式和方向的意義與來自科學的實驗和革新的意義,這樣它們就可以富有成效地相互共存”。指出了現代大學的普通教育與經典的自由教育的“同中之異”。大學通識教育(普通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現出來。在華人地區,尤其是中國,嚴重的“應試教育”和過早的文理分科所造成的種種弊端,更將實施和優化通識教育的緊迫性提上大學行政領導和教授們的議事日程。應當看到,現代大學的通識教育與經典的自由教育相比較,至少在三個方面有了變化。第一,通識教育是面向諸多莘莘學子的——從豪門巨富到平民百姓——而不再像自由教育僅僅是少數精英們的特權。第二,通識教育并不排斥或貶低專業教育,相反,應當而且可能攜手合作,互補共進。第三,通識教育是文理兼備的,力圖通過科技與人文“兩種文化”間的深刻對話,達到溝通、整合的目的。

二、現代大學通識教育之使命

現代大學的通識教育負有多重使命,要者有三:

(一)補缺、糾偏,擺脫狹隘與淺薄

中學階段過早的文、理分科,造成了青少年知識結構的明顯缺陷。這是“應試教育”的“公害”之一。進入大學,劃分過細過窄的學科、專業,加上功利色彩過于強烈的學習態度,愈加強化了大學生知識掌握的缺失和偏狹。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的第一項使命,就是要治療教育失當所造成的“營養不良”、文理失衡。1978年以后在高校普遍開設的“大學語文”課程,即是針對大學新生文化素養不高、文字語言能力薄弱而采取的補救措施。賦予通識教育補缺、糾偏的功能,主要有三方面的理由:

(1)物質的、人類社會的,以及精神的世界本來就是統一的,彼此融合的。我們對自然、人文與社會的認識,也不應當是彼此割裂、支離破碎的。

(2)大學畢業生可能碰到的種種問題,都不會是單一的技術或文字問題,不會只涉及數學或力學知識。早在1949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通過的著名的“劉易斯報告”就指出:“技術的和社會的問題如此錯綜復雜地交織在一起,以致人文學科和社會學科必然成為人的職業所需要的部分”。麻省理工學院校長保爾•E•格萊博士又在1987年制訂“工程師教育探索性改革計劃”,基本思想是:“一位專業工程師再也不能僅僅駐足于工程技術一隅了。他生活并活動在一個社會系統中,需要理解文化和人類的價值。人文學科不能再被視為僅僅是“糕餅上的糖粒”。

(3)大學所培養的各個學科、專業的畢業生,若干年后將有相當一部分進入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和科學、技術的決策層和管理層,他們若只有狹隘的視野和殘缺的知識結構,不僅難以勝任工作,而且可能因決策失誤而造成莫大的損失,甚至釀成可怕的災難。大多數高等學校的通識教育,往往側重于人文的、價值理念的、傳統文化的教育,因而造成了一種誤解,似乎通識教育就等同于人文教育,等同于中國文化教育。如前所述,科學教育也應是大學通識教育“題中應有之義”。尤其當科學、技術的發展遠遠超出常人的認知范圍,同時又深深地滲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的今天,更是如此。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高等學校不僅致力于把科學教育、技能培訓同人文教育結合起來,而且致力于推進科學教育、技術教育的“人本化”,注意在科學、技術教育中突出科學精神和創造能力的培養。

(二)整合、貫通,由知識的統攝漸臻智慧的領悟

補缺、糾偏僅僅是大學通識教育的一個切入點,我們決不能止步于此。因此,第二層次的大學通識教育應當在掌握較多知識的基礎上,實行科際的整合,即發現各專門知識、各相關學科之間的聯系,并突破各學科不同的符號體系、邏輯體系所造成的“能障”或認識“盲區”,形成知識的“大局觀”、“整體觀”。美籍華裔科學家楊振寧教授與國內一批科學家、詩人和畫家所進行的饒有趣味的試驗有力地證明:在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之間、抽象思維與形象思維之間,并不存在一條萬丈鴻溝。它們之間的界限可以突破、跨越,“兩種文化”可以對話,可以相通、交融。大學通識教育必須防止“雜、散、亂”的傾向,不能只是開設一大批五光十色的課程供學生選修,不能僅僅“填鴨式”地灌輸各種知識。必須注重心智的訓練,即培養學生洞察、剖析、選擇、整合和遷移的能力,以收舉一反三、融會貫通之效果。有的學者將“通識”兩字解讀為“統攝”,實在是真諦之見。缺乏“統攝”能力的人,不可能將知識轉化為智慧,即使學富五車,也不過是一只“兩腳書柜”而已。

(三)超越功利,超越“小我”,弘揚新的人文精神

由追求整合的知識到促進身心全面發展,由智慧的領悟到價值澄清和人格養成,這就是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的“第三境界”,也是不易實現而又必須孜孜以求的更高目標。就人的發展而言,身心的和諧,左、右腦的協調,知與行和表與里的一致等等,都要求人們從“全人教育”的觀點來規劃與實施大學通識教育。就社會的進步而言,未來社會不僅僅是一個科技發達、經濟富庶的社會,還應是一個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充滿激情與理想的社會。如果大學教育所培養的只是一些自以為是的技術官僚,或者冷漠、呆板的“電腦人質”,或是唯利是圖、人格卑下的政客、市儈,那么,誰來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誰來為民族的、國家的利益犯難冒險?誰來為社會的公正、平等與清明而仗義執言?大學教育,特別是大學通識教育,都回避不了塑造“新人”和“完人”的任務。大學通識教育可以通過對歷史的追溯與反省、對異質文化的比較與批判、對傳統的推陳與出新、對藝術的欣賞與贊美、對科學的探索與創新等等,幫助青年學生超越功利,追求高尚,從而造就一大批全面發展的、敏于探求、善于批判、勇于創新、樂于奉獻的新人,弘揚新的人文精神。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斷言,現代大學的通識教育不再是一種點綴、一種輔助、一種補救措施,而“往往更是大學教育的靈魂”。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的三項使命,相互聯系而又有層次之分。但從多數大學實施通識教育的現狀來看,不同程度地存在著“實用化”、“技能化”和“拼盤化”的傾向。許多高校,特別是理工科院校所開設的通識教育課,很多是類似“英語廣告”、“商務契約譯寫”、“外貿英語函電”、“實效商務寫作”、“公關技能初步”、“微機操作”、“股票市場簡析”等實用性、技能性課程。這一方面受教師知識結構和水平的局限,另一方面與系、校主管人員和學生仍以實用、功利觀點來看待通識教育有關。此外,由于通識課程的開設缺乏論證,選修缺乏指導,又會導致另一種傾向即“拼盤化”的出現。有學者批評臺灣地區有的高校將“寵物飼養”之類也充作通識課程。美國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主席歐內斯特•博耶1987年發表的調查報告,對美國高校中“什錦炒菜”式的通識教育提出質疑,認為從農業工程到意大利語,從保健教育到經濟學等由學生“自助餐”式選修形成的任何組合,“都被夸大為夠得上稱之為普通教育”,其實,學生從一門狹窄的課程修讀到另一門同樣狹窄的課,“很少能發現它們之間的聯系,更看不到知識的總體”。這樣做,其實是背離了通識教育的真諦,虛化了通識教育的使命。由此看來,三項使命的真正實現,還要付出艱苦的努力,還要走很長一段路程。

三、現代大學通識教育之形式

現代大學通識教育的形式必須多樣化,方能承載賦予它的多重使命。世界各國高等學校已經有一些成功的探索。

(一)開設跨學科課程

早在本世紀30年代,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就開設了“當代文明課程”,將社會、歷史、科學、文化等多方面的知識、概念綜合起來,向學生作導游式的介紹。70年代以來,歐美高校設置的STS(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即“科學、技術與社會”課程也大量出現,如“計算機課程與社會”、“能源與社會”、“生物技術與倫理”等等。英國牛津大學則將兩種或三種以上科目結合在同一課程之中,如“經濟學與工程科學”、“哲學和數學”、“冶金學和材料學”等“兩科課程”;“工程學—經濟學—管理”、“心理學—哲學—生理學”、“經濟學—哲學—政治”等“三科課程”。

(二)舉辦系列講座

由多位有著不同學術背景的教師圍繞某一專題開設的系列講座,也是實施通識教育的較好形式。例如,南京大學在推進課程建設“小型化”、“模塊化”和“邊緣化”(即跨學科)“個性化”的同時,從1990年至1994年,先后組織了“馬克思主義與當代西方社會思潮”、“臺灣四十年”、“哲學與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當代科學發展新動向”、“體制、目標、現代化”等20多個專題180余場系列講座。近兩年來又在浦口新校區為大一、大二學生舉辦系列學術報告300余場。其中如數學系教授主講的“科學技術的數學方法”、“數學思維與學習方法”;天文系組織的“蝴蝶天文•物理•氣象的學科革命”;大地海洋科學系的“資源、環境與持續發展”、“長江三峽與三峽工程”;物理系的“奇異的低溫世界——低溫物理、低溫化學、低溫生物、低溫醫學”;生物系的“生態與社會經濟發展”;哲學系的“技術引進的哲學思考”、“傳統哲學與現代決策管理;外國語學院的“文化差異與英語學習”;政治學與行政管理系的“市場與政治”等等,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跨學科及整合、貫通的原則,受到了大學生的歡迎。

(三)組織“問題研究”

約翰•S•布魯貝克把“問題研究”作為“跨學科組織的第二種方法”,“它不從學科著手,而是從那種多面性問題——各門學科復雜地結合在這一問題里——開始。”例如,“貧窮問題”即是一個很好的研究題目。可以選擇來自不同系科的學生,在一兩位教師的指導下,利用各自學到的社會學、經濟學、社會心理學、政治學及其他學科的專門知識和理論,闡述自己對“貧窮問題”的研究心得與對策建議。對一個大學生來說,要求他用常人可以理解的術語向一批聰明的外行闡述他的發現,本身就是一種有益的訓練。而他在傾聽具有其他知識背景的同學的發言,并與之爭辯、討論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跨進其他學科領域,有所涉獵,有所啟發,收益是不言而喻的。這種“問題研究型”課程,是較高層次的通識教育,一般以大三、大四學生為宜。首先,學生在具備相應的文化基礎之后,接受一門學科的訓練;第二步,應用這門學科去探討該領域中的一些問題;第三步,通過共同問題的研討,把各學科聯系起來。有許多世界性的和全國性的問題值得組織這類跨學科研究與教育。例如:裁軍、人口、貧困和進步、海洋和海底的開發利用、民工潮的原因與控制、懲治腐敗與政治改革、信息高速公路與發展中國家等等。

(四)重視潛在的、非課程形式的通識教育

校園文化對大學生的身心發展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如各種學生社團活動、校園文化藝術節、大學生辯論賽等等,都可以成為通識教育的重要環節,對學生長見識、增才干、陶冶性情、提高素養大有幫助。而有關對大學生課外閱讀的指導更值得特別討論。1996年3月,香港《明報》組織了一次“大學生課外閱讀問卷調查”,根據從香港科技大學、中文大學和城市大學回收的317份問卷,可以看到大學生“即食閱讀”的趨勢。也就是說,今日香港的大學生看書大多揀選“即食”性或“易消化”的書籍,而一些深層次的,如哲學思考或歷史題材的書籍卻“似乎被他們忽略了”。“大學生最喜愛的10本書”中,金庸的武俠小說4本榜上有名,張愛玲等人的言情小說也居兩個席位。“大學生最愛讀的雜志”,則多數是《壹周刊》等“集資訊、時事、潮流、娛樂、八卦于一體的雜志”。《明報》不無憂慮地指出:這類被“認為‘嘩眾取寵’的刊物會否影響這班大學生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呢?似乎頗引人深思。同年9月有人對南京高校學生閱讀情況的調查,則反映了大學生閱讀的“實用”、“功利”傾向。有76%的大學生在一學年中讀過20本以上的課外書,專業輔導書占61%,其中又以外文、計算機、金融、法律、醫藥最多;28%為娛樂消遣性書籍,其中又以武俠、言情小說為主;而哲學、政治、歷史、藝術、心理學、教育學等領域的學術著作,僅占11%。港、寧兩地的調查給我們一個強烈的信息:大學生的課外閱讀亟待指導,大學通識教育必須從空間和時間上去占領之。英國17世紀杰出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和“整個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卡爾•馬克思語)弗蘭西斯•培根有一段名言:“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聰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倫理學使人有修養,邏輯修辭使人善辯。

總之,‘知識能塑造人的性格’”。這段話將閱讀具有影響人的性格和能力,從而具有塑造人、完善人的作用表達得十分透徹。在這里,建議組織各方面的專家學者認真研討,開列出“當代大學生共同必讀書目”向青年學子推薦。同時編寫出精當的“導讀指南”,為大學生書海拾貝提供必要的指導。各大學、各院系也可根據實際需要推薦書目,組織有意義的讀書活動。總之,對大學生的課外閱讀進行指導,是通識教育大有作為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