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家庭教育支出變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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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伴隨經濟的飛速發展，廣東農村家庭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有了顯著提高，居民消費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恩格爾系數大幅下降。2009年廣東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48．3％，比1980年的降低了20個百分點[4]。這表明人們的收入除了用于必須的日常支出外，還有較多份額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和投資。珠三角地區金融業發達，投資渠道多元。廣東居民的投資對象從簡單銀行儲蓄擴大到基金、股票、債券等，投資領域也擴展到房地產、教育和醫療保險等領域。自1994年廣東省政府提出“科教興粵”戰略以來，廣東的教育事業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但與經濟發展的要求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
1．1農村家庭教育支出總額增速減緩
廣東省農村家庭教育支出總額的絕對數量雖有提高，但相對數量不高，且增長速度放緩，甚至出現負增長(表1和圖1)。在1995-2009年期間廣東省農村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支出額均維持在每年300元左右，2009年的支出額為296．7元，遠遠低于同期發達省市人均教育支出額800元左右的水平，甚至還未達到全國的平均水平。廣東省農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增長速度偏低，其支出形成的投資力度與經濟發展水平極不相稱。
1．2家庭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呈下降趨勢
從圖2中可以看出，廣東省農村居民自2000年以來的教育文化等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總體呈現下降趨勢，特別是2004以來下降更為迅速，至2009年教育等支出占比僅為5．9％，大致回落到1991年的相對水平。從整體上看，廣東比江蘇、浙江等發達省市的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都要低。2000-2009年江蘇、浙江農村的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年均值分別為12．9％、l1．5％，同期廣東的這一指標值僅為8．8％。顯然，在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時，原本不高的廣東農村教育支出占比反而下降，這一現象應當引起警惕，因為它將影響廣東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結構轉型。2文獻綜述及其評論
2．1教育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致力于從理論和實證兩個層面解析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目前的理論研究主要是在內生經濟增長框架內，通過刻畫人力資本形成過程以深入剖析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關于教育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則集中于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表現出的差異性，如劉曄等利用1996-2006年中國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分析中國中東西不同地區的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差異性，而郭慶旺等通過構建包含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兩階段人力資本積累模型，揭示不同公共教育政策對地區經濟增長存在顯著性的差異促進作用。城市偏向的教育經費投入政策是城鄉教育水平、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決定因素p，這就需要大力發展農村教育事業隋。基于中國省際數據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盡管學者們選取的樣本、研究方法及研究區域存在差異，但都得出相似的結論，即教育支出形成的教育投資與經濟發展相互聯系、相互促進，教育發展滯后將對經濟發展構成瓶頸制約。因此，各地需要加大教育投資，注重教育與經濟的相互促進和協調發展。
2．2家庭教育支出與家庭收入相關關系的實證研究
在認可教育投資促進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學者們廣泛關注的重點自然就落在居民家庭教育投資總量的增加上，而家庭教育投資支出與收入密切相關。多數學者從居民收入或消費結構視角分析研究教育支出與家庭收入的關系。楊明等n基于廣東居民消費結構變化的實證分析表明，居民對教育的需求隨著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相應增長，即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家庭教育支出也越大。而羅楚亮等p從教育收益率的角度分析，提出教育收益率隨著收入等級的提高而下降，教育支出更有利于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由此可見，學者對教育支出與家庭收入的相關關系的研究結果不一，有待理論研究的進一步論證。
2．3家庭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研究
關于教育投資比例的研究則聚焦于家庭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增加上。當前研究多從居民教育支出的增長率遠高于收入增長率、政府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收費的快速增長等視角給出了教育支出占比增加的解析。如楊汝岱等口認為高等教育改革造成家庭教育支出大幅上升，也改變了家庭對于未來教育支出的預期，導致居民消費的各個組成部分中，食品、衣著等基本消費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而教育支出比例逐年上升。任兆璋等運用動態消費模型對廣州市1993-2000年城鎮居民教育消費支出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分析，預測2001-2010年廣州市城鎮居民的娛樂文化教育支出比例均在12％以上，且呈遞增趨勢。顯然，按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趨勢預測的教育支出占比的增長趨勢與現實嚴重不符，亦難以解析當前教育投資支出占比出現下降的趨勢。
總之，學者們對于教育投資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投資支出的增加原因及其趨勢判斷、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教育支出的差異性、以及區域間支出差異的實證分析等領域，而近年來少有學者關注農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問題。事實上，以往的研究中，無論是政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重心都放在家庭教育投資絕對量的增加上，而很少有文獻提及教育支出的占比下降問題，其深層原因更是難以得到關注。盡管有些研究涉及到農村家庭教育支出與家庭收入、政府教育支出的關系問題，但從時間上看還需進一步跟進，應分析最近幾年出現的新情況與新問題。為此，筆者擬對1980---2009年廣東農村家庭教育支出的相關變量數據進行計量分析，并納入通貨膨脹和居民的居住支出等因素，解析農村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成因，以此對近年來廣東農村家庭教育支出額減少及政府教育支出等公共政策作更深入的反省。
3農村居民教育支出影響因素的理論分析
農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目前學者們主要關注到的因素有：政府教育支出、家庭收入、教育成本分擔制度、教育需求等，而較少關注到通貨膨脹、家庭居住支出的擠占以及地區文化環境等因素。而由于地區文化環境等因素難以計量，筆者主要分析家庭人均純收入、通貨膨脹、家庭居住支出和政府教育支出對農村家庭教育支出的影響。
3．1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對教育支出的影響
家庭人均消費支出是人均純收入的函數。隨著廣東省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提高，雖然物價指數也在增長，但名義收入增長帶來的收入效應明顯，家庭消費支出受收入效應的影響也相應提高；同時，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居民消費結構得到優化，居住、醫療、教育等支出呈現增長態勢。然而，家庭支出的各個方面并不同步增長，有快有慢。2004-2008年廣東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的平均增長率達9．6％，2009年廣東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06．9元，實際增長了10．7％t。而同期教育支出增長卻十分緩慢，因而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出現下降現象。從農村的恩格爾系數可以看出，農村居民用于家庭必需消費支出的比例還比較大。農村居民在收入的絕對數量相對有限的情況下，教育消費支出對家庭的必需消費支出有較大擠占影響，另外教育消費支出具有一定的剛性，因而雖然家庭教育支出與家庭收入正相關，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具有累退性質，即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總消費支出額越高，家庭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卻越低。
3．2通貨膨脹對教育支出的影響
家庭教育投資建立在家庭教育支出上，而教育支出是居民消費支出的一部分。通貨膨脹影響居民的消費傾向，居民對經濟增長態勢的判斷影響其消費支出結構，并且對通貨膨脹的預期會加速通貨膨脹。為避免通貨膨脹時的貨幣貶值，居民很容易受通貨膨脹預期影響而加大當期的消費支出。在既定收入的前提下，通貨膨脹上升，教育成本也隨之上升，由于未來的不確定性大，教育支出產生的收益要在較長時間內才能見效，是未來收益的貼現值。因此，在一定的時段內，教育支出的比例會隨著通貨膨脹的上升而減小。相反，在通貨緊縮時，居民儲蓄傾向上升、平均消費傾向下降，選擇減少即期消費。由于教育支出的遠期收益大，且教育支出發展方向趨于多元化，家庭在通貨緊縮時一般會加大對教育的投資，教育支出占比也相應上升。
3．3家庭居住支出對教育支出的擠占
隨著住房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經濟發展，尤其是自2004年以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異常繁榮，房價上漲過快，致使居民的居住支出上升較快。2006年新農村建設戰略實施，在政府的誘導下，農民將大部分收入投資于住房。這改變了農民的消費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擠占了居民的教育支出。廣東農村居民居住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上升較快。廣東農村居民人均住房消費支出占比在2008年達到20％，即使2009年的居住消費支出比2008年的下降了約1．9％，居住支出占比仍達l8．8％，比2000年的14．3％提高了將近5個百分點，在農村居民收入增長有限的情形下，如果住房支出的增長速度大大快于收入增速，住房支出勢必擠占居民的其他支出，尤其擠占具有長期投資性質的教育支出。2000--2009年廣東農村家庭居住支出與教育支出分別占總支出的比例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41。
3．4政府教育支出對居民教育支出的雙向影響
從全社會來看，教育投資收益具有正外部性。為促進教育的發展，提高全民素質，政府推出一系列強有力的措施，如九年義務教育的學雜費全免、對教育亂收費現象進行大力整治等，推動農村教育發展。另一方面，政府還直接加大對教育的投資支出，從總量上提高教育的支出水平。政府教育支出極大地減輕了家庭的教育支出負擔，對家庭教育支出產生明顯的收入效應。這是因為政府教育支出有效降低了家庭相關支出成本，相當于增加了農村居民的收入，而居民會把增加收入的一部分用作教育支出，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加。然而，從總體上看，近年來政府教育支出的快速增長對家庭教育支出產生的收入效應可能弱于替代效應。由于政府教育投資存在總量不足、結構失衡、效率低下、管理不到位等現象n，政府教育支出增長的替代效應明顯，對家庭教育支出的收入效應弱化，加上通貨膨脹和房價上漲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居民將更多的收入投資于其他領域，以致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伴隨政府教育支出的增加而下降。
4廣東農村家庭教育支出的計量分析
廣東農村家庭教育支出受到人均純收入、政府教育支出、家庭居住支出、通貨膨脹和廣東人講實際的文化等因素影響。
4．1家庭教育消費支出模型
已有的實證研究表明，居民的教育支出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呈現正相關關系，家庭教育支出額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且教育支出額的增長速度隨收入水平的增加而遞減，即收入水平越高，教育支出額的增長幅度越小”1。筆者以廣東農村居民家庭相關數據做計量研究，得出不同的結論：收入水平達到一定量時，教育支出額反而隨收入的提高而下降。以農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為因變量(．，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自變量(神進行分析(其中0)，有二次函數模型(1)通過檢驗。y=O．171．827~10|x2—8O(1)t(11．4)(-8．1)(一3．5)其中．表示家庭教育支出，X表示家庭人均純收入。統計量通過顯著性檢驗，且方程擬合優度達到93．3％。對模型(1)兩邊求倒數，得教育支出水平對收入水平的邊際傾向，dy／dx=．3．7×10一x+O．17，令dy／dx=0，得x=4679．8，也就是說家庭人均純收入約等于4680元時，廣東省農村居民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達到最高。x<4680元時，dy／dx>O，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隨收入的提高而提高；相反，當收入超過4680元時，dy／dx<O，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隨著收入提高而下降。這是因為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水平時，可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其他方面的支出，如增加旅游支出等。廣東農村家庭的人均純收入在2005年已經達到4690元，此時的教育支出達到最大值；2005年以后居住支出、醫療保健支出等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教育支出有所減少。由d2y／dx：<O可知，居民教育支出額的增長速度隨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遞減。農村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高于高收入家庭，教育投資的支出彈性有差異，這與廣東省農村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教育支出現狀相吻合。
4．2模型修正
模型(1)主要考慮家庭人均純收入水平對教育支出的影響，忽略了政府教育支出對家庭教育支出的作用。從世界范圍來看，中國政府教育支出水平與世界平均水平還有較大差距，但改革開放三十幾年來政府不斷加大對教育的投資力度，特別是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以年均20％左右的速度增長，2007年的同比增速甚至達到47％t43。政府的教育支出可能影響家庭的教育支出。引入政府教育支出變量，對模型(1)進行修正，得到模型(2)：y=O．122x,一0．657一37．58(2)t(17．39)(一10．83)(-2．56)其中，，表示家庭教育支出，噩表示家庭人均純收入，X2表示人均政府教育支出，f檢驗均通過，方程擬合度達96％，模型有較強的解釋力。從方程(2)的系數可以看出，系數為正，即政府投資支出不變時，家庭教育支出隨人均純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家庭人均純收入每增加1個單位，家庭教育支出將增加12％。同理，系數為負，即家庭人均純收入不變時，家庭教育支出隨政府支出的增加而減少，政府教育支出每增加1個單位，家庭教育支出將減少66％左右。2000年以前，由于家庭人均純收入不高，但增長較快，此時政府教育支出能極大地減輕家庭的教育負擔，政府教育支出對家庭教育支出產生的收入效應突出。2000年以后，政府教育支出增長很快，由于政府教育支出結構和體制不夠完善，其對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應明顯，收入效應相對不顯著，加之其他因素的綜合作用，因而家庭教育支出增長較慢，且家庭教育支出占比下降。
4.3教育支出占總支出比例的計量模型
廣東省農村家庭教育支出不僅總量增長緩慢，而且教育消費支出占比在近年來表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大多學者采用最為成熟的AIDS模型研究居民消費行為，該模型是1980年由Deaton和Muellbauer引入價格因素創建的理想需求系統模型n，其線性形式為：wf=+In(y／p)+：)，1np．，，其中V,6代表某消費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p是價格指數，Y是總的消費支出，是某消費品價格。由于教育消費支出的價格不易量化，故不考慮價格因素，而以Working—Leser模型分析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問題n“。多數學者用此模型描述商品的消費份額關于總消費支出對數的函數關系，即線性恩格爾曲線函數。Working(1943)t”和Leser(1941)t的經驗研究表明：商品支出份額和總消費支出對數之間的線性函數形式對許多經濟和時間區間數據都擬合得比較好，實證文獻將Working．Leser模型設定為如下形式，即w：a+lny，其中W表示農村家庭教育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例，Y表示農村家庭總消費支出。現將這一模型改進，得到半對數線性模型：w=3．0261ny-O．009~5．272(3)t(11．8)(一7．7)(-4．1)其中，W表示農村家庭教育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例，y表示農村家庭教育支出，c表示政府人均教育支出，模型擬合度為89．5％，檢驗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6<0．001。模型(3)中家庭教育支出對數lny的系數表明，家庭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與家庭教育支出額呈正相關關系。顯而易見，家庭教育支出增多，其在總支出所占比例就增大：家庭教育支出減少，其在總支出中所占比例就隨之下降。結合模型(1)和(2)的分析，近年來廣東省農村家庭教育支出總量增長緩慢，甚至出現負增長。這即是說，廣東農村家庭的教育支出額減少，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也就下降。模型(3)中政府人均教育支出的c系數顯示，政府教育支出與家庭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呈負相關關系。這與模型(2)的分析結論一致。近年來政府教育支出對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應明顯，這是當前政府教育支出體制和家庭消費支出結構變化共同作用的結果。家庭居住支出對教育支出的擠占已在前面作描述性統計分析。由于CPI的數據變化頻繁，如采用年度數據計量，將帶來極大的誤差，因此，筆者不對通貨膨脹影響廣東農村居民教育支出進行計量分析。另外，家庭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還受其他諸多因素的影響，如家庭教育投資的機會成本、社會文化環境(尤其是廣東人講實際、求實惠)等，由于難以定量研究這些變量的影響，因此，得出的研究結論只能是眾多歸因的部分解釋。
5研究結論及其政策含義
筆者展開的探索性研究得出：當廣東農村家庭人均純收入提高到4680元后，教育支出增長緩慢且教育消費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下降；家庭教育支出占總支出的比例隨通貨膨脹的上升而下降，且受通脹預期的影響；農村家庭居住支出增長迅速，對家庭教育支出產生擠出效應；近年來，政府教育支出對家庭教育支出的替代效應明顯，收入效應相對弱化。廣東農村家庭教育支出現狀堪憂。為了順利推進廣東文化強省戰略，促進廣東經濟結構的轉型優化，早日實現廣東新農村與和諧廣東的建設目標，廣東必須千方百計加大農村家庭的教育支出。
5．1妥善引導農民的消費觀念，優化農村家庭的消費支出結構
社會各界需要進一步加強對農民的教育與培訓工作，引導農民樹立理性的消費觀念、兼顧消費支出的短期與長期效用；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盡快完善教科文衛消費的配套設施，引導農民加強教育文化支出的意愿；合理誘導農民的住房消費觀念，讓農民知曉住房不是奢侈品，避免住房建設中的攀比現象；在有條件的地方政府可以考慮推出農村地區的保障性住房，并進一步健全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使農民愿意分配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教育支出。
5．2切實增加農民的實際收入，適當控制通貨膨脹的上升速度
加大對農業產業化的扶持力度，完善農業產業化的利益聯結機制；加強農村轉移勞動力的培訓工作，切實改善農民工的生活待遇；出臺優惠政策以鼓勵農民創業，繼續加大政府對欠發達農村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u；政府應多管齊下，應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打擊投機，控制通貨膨脹的速度，提高農村居民的真實收入，延緩家庭教育支出隨收入增加而下降的拐點出現。
5．3完善政府的教育支出機制，發揮政府教育支出的乘數效應
政府需加大對農村教科文衛領域的投入力度，進一步優化政府教育支出的決策機制；改善政府的教育支出結構，政府的教育支出應向農村尤其是偏遠的貧困地區傾斜，提高教育質量，應提供最有效的教育資源配置方式，將重點投在改善師資水平和辦學硬件設施上，顯現政府教育支出的收入效應。
5．4營造重視教育的社會氛圍，彰顯教育對社會的溢出效應
全社會要把尊師重教落到實處，切實解決好農村地區的師資待遇；加快非義務教育的改革步伐，著力解決非義務教育畢業生的就業問題；形成能力導向的薪酬分配機制，凸顯接受教育者的經濟回報，如此才能引導居民增加教育支出，社會才能享有更多的因居民教育支出增加帶來的溢出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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