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犯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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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4—16歲是人生花季的年齡，處于此階段的青少年學生本應在文明殿堂的學校里接受教育健康成長。然而，在社會轉型與不斷變遷的過程中，由于家庭、學校、社會以及青少年本身等一系列的原因，近年來，中學校園犯罪現象日益增多，一幕幕讓人痛心、令人震驚的慘劇仍在繼續上演。本文通過一系列的數據和事實的分析，闡述了轉型期校園犯罪現象增多的深層次原因，并依此提出防止校園犯罪的幾點建議。

關鍵詞：校園犯罪；青少年教育；對策

學校，本該是一方神圣的凈土，是青少年學生接受教育成長的地方。然而，社會不斷變遷與轉型的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各種問題的青少年學生屢屢出現，校園暴力、性犯罪的頻頻出現更是讓人觸目驚心。從學生之間因瑣事引發的互毆到師生沖突的發生，從普通的校園暴力侵害到校園暴力犯罪，從未成年學生跨校作案到社會黑惡勢力的侵入……種種問題，一幕幕讓人痛心、令人震驚的慘劇仍在繼續上演，這不能不值得我們去深思。本文通過一系列的數據和事實的分析，闡述了轉型期校園犯罪現象增多的深層次原因，認為近年來中學校園犯罪現象增多，是學校、家庭教育、社會文化影響及青少年本身等多種原因造成的。依此，文章最后提出了防止校園犯罪的幾點建議，即應著重加強家庭教育與民主法制和思想道德教育等。

一中學校園犯罪特征分析

來自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的統計資料表明，近年內，青少年犯罪總數已經占到了全國刑事犯罪總數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歲少年犯罪案件又占到了青少年犯罪案件總數的70％以上。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花季年齡學生的犯罪特點卻和成年人的犯罪動向大同小異。

首先，暴力性犯罪越來越多。如一16歲男生為了一個小小的誤會，亂刀捅死了自已15歲的同學。其中，團體犯罪又是首要的。最近公安機關破獲的一起12名青少年輪奸15歲少女案件，其中9人為18歲以下未成年。2003年，這類犯罪占未成年人犯罪總量的50％以上，其中甘肅、安徽兩省均為54％，山東為72．91％。

其次，盜竊搶劫犯罪增長明顯。近年來，全國60％的未成年犯罪都是這類犯罪行為，有的省達到70％，甚至高達80％。南方網訊有這樣有則報道：一名年僅15歲的少年入室盜竊時，竟用電線將女主人勒死后逃竄。

再次，低齡化、突發性犯罪案件增多。就校園暴力出現的頻率而言，小學與大學的校園暴力遠低于中學。換言之，13、14歲至17、18歲是校園暴力的重點及主要年齡層，2000年的5名未成年罪犯中，16周年以下僅1人；2001年12名未成年罪犯中，16周歲以下的上升為6人。這種犯罪動機受不良文化，如黃色光盤、暴力電影的影響最大。

除了以上所總結的中學犯罪的接個顯著特點，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學校園最主要、最具傷害性的犯罪應該是隱性犯罪，即人為的長期的對“弱勢群體”身體或精神的摧殘。這種傷害由于不太明顯且發生效應較為遲滯，因此很容易被人們忽視。但它往往對少年兒童脆弱的心靈造成無法估量的消極影響。隱性傷害應該說是孩子心底最深的痛！上海市一名小學六年級學生，在今年5、6月間短短半個月的時間里，連續兩次被同學打得滿身是傷。該學生家長哭訴：“孩子嚇得不敢再去學校”。有的少年團伙找準弱小同學通過威脅恐嚇對其長期敲詐。2002年9月，廣州市某中學初二級部分班的七八名學生受到“大家姐”王茵的“通牒”：必須交出10元至50元不等的“保護費”，否則就會“有麻煩”。這對孩子的身心發展無疑是一種很大的傷害。

另外，必須提到的是，近年影響比較大的還有性犯罪。由于與同學交往過程中所引發的猜疑、嫉妒而采取報復，即青春無知所犯下的不可饒恕的錯誤。某中學初二兩“大姐大”女生，均有男朋友，可學校里好多男生都對另一班級中的一漂亮且成績好的女生有好感，兩女生便支使同學對她進行威脅，最后競恐嚇她去一旅館，讓幾名男生對其凌辱達4小時之久！僅僅是十三四歲的孩子便有如此之大的報復心理？類似例子還有很多，廈門市某中學一初二男生在和一女生交往一年之久時發生性關系，致使懷孕，不小心“走露風聲”，另外兩名女生便給報社打電話……僅僅是初二學生便偷摘禁果？難以置信，這是十三四歲的中學生所為。

二轉型期中學校園犯罪現象的原因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原來封閉式的傳統計劃經濟模式逐漸向開放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轉變，從傳統農業社會結構逐漸向現代工業社會結構轉變，處于這種快速經濟體制轉軌、社會轉型的特殊歷史時期，各種社會問題也不斷顯現。轉型期相對的的社會解構和混亂，加劇了世界觀、價值觀尚未形成的青少年的迷惘和沖動，也導致青少年犯罪現象急劇增多。青少年學生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而從以上的諸多數據和事實可以看出，中學校園犯罪的日益嚴重已經成為轉型期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問題，其深層次的原因不得不值得我們去反思。

首先，青少年犯罪和自身成長所必經的過程是分不開的。人類一生中有兩個階段成長變化最快，一是初生后的二、三年里；二是十一、二歲以后的三、四年里。國外有的心理學家把這兩段時期說成是暴風驟雨的時期。那么其后果是青少年在體力上充滿了爆發力，連帶使他們有“無敵金剛”的氣勢。而青少年又是一個心理成長迅速的時期，這期間充滿了具有敏感、好奇、喜歡冒險、愛模仿的特點，又具備抱怨和叛逆的青春特有心理，這種叛逆加上爆發力在不正確的引導下犯錯便成為輕而易舉的事情。且青少年處在"初生牛犢不怕虎"的階段，認識能力低，辨別能力差，看問題簡單、片面，不知天高地厚，待人處事往往感情用事，很少經過深思熟慮，常常不顧后果。這就造成了犯罪的“盲目性、沖動性、暴力性、模仿性、偶發性”突出。如：有幾位青少年為了吃夜宵，而又沒有錢，就到江濱公園的黑暗處搶劫一對情侶的錢財，共獲得50元，就因為這50元錢這幾個人結果都被判處了有期徒刑。根據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論，他認為人的精神生活主要由兩個獨立的部分組成，即意識和無意識，無意識有兩個含義：一個是指人們對自己的一些行為的真正原因和動機不能意識到，另一個指人們在清醒的意識下面還有潛在的心理活動在進行著。作為后一種含義的無意識之中，包含了各種為人類社會倫理道德、宗教法律所不能容許的原始的、動物性的本能沖動以及與各種本能有關的欲望，這種欲望雖然被壓抑在無意識之中，但它是積極的活動著的，不斷地尋找出路，追求滿足，力求在意識的行為中得到表現。青少年犯罪無疑就是他們的無意識薄弱的表現。

z中學階段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友伴的影響力增加，也即社會化的影響。因為青少年時期是認識自我，尋找自我的時期，他們希望成為社會的成員，渴望盡快獲得群體、團體或社會的承認和接納。因而他們需要多重管道從別人那里了解自己的定位。由于同伴的看法對他太重要了，同伴的壓力使他無法抗拒，因而同伴對他的影響力也就超出其它的年齡層。亞文化群論是美國社會學家科恩（Alberek．Conhen）首先提出的，亞文化（subculture)是整體文化的一個分支，它是由各種社會和自然因素造成的各地區、各群體文化特殊性的方面。社會生活中充斥著那些導向犯罪的價值觀點、觀點和行為，形成一種亞文化，使時常接觸此文化的學生的犯罪行為相互傳播。由于他們辨別是非的能力較低，如果缺少正確的引導，很可能受到"亞文化群"的影響而無法自拔，陷入與自己有相同情感體驗和相同要求的落后群體中，并進一步發展為犯罪團伙。同時為了自己的定位，相同傾向的青少年也特別容易成群結黨的一起行動，對不同的人排斥，沖突也在所難免了，符合符號互動論(symbolicinteractionism)其中的假定：人對事物所采取的行動是以這些事物對人的意義為基礎的，這些事物的意義來源于個體與其同伴的互動，而不存于這些事物本身之中。另外對犯罪少年來說，他們確認的價值[1]同他們準備尊行的和實際正在尊行的價值之間存在的“剪刀差”和差距是很突出的。

其次，不良的家庭環境和家庭教育，是造成青少年集團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學生正經歷身心巨變，他們與家庭之間的關系也不同于往昔。強烈的獨立、自主的需要和家人的嚴加管教相矛盾。調查數據顯示：父母的影響占76.22%。（1）通過了解犯罪少年發現：50％以上的家庭屬于放任型家庭，放任型家庭一般有兩種：一種是父母忙于工作（經商）或者外出打工將子女托付給保姆或親屬（多為子女的爺爺奶奶和外公外婆），在這種家庭下的孩子不但沒有的親情觀，易形成抑郁、暴躁、敵視的性格和對人和事物都非常冷淡的態度。如果家庭對其放松或管理不到位，他們很容易就會做出違法或違社會道德的事情，這也是社會結構功能失衡的表現；另一種是父母對孩子教育比較隨心所欲，沒有一貫的標準，放任自流。此種家庭氛圍下的孩子難以養成良好的思維和行為習慣。在嬌慣溺愛和簡單粗暴兩種方式交叉使用下的家庭，孩子也容易犯罪。（2）家長的自身修養、以身作則也很重要。所謂“上梁不正下梁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即為差別聯結理論：受家庭、不良同輩團體的誘導。家長是孩子最直接最經常的模仿對象，家長的言行舉止，是孩子效法的榜樣。家長言行舉止不文明或在道德品行上有問題，會對孩子產生侵蝕作用。（3）家庭的和睦情況也是家庭環境影響的重要因素之一，孩子們從家庭中得到物質幫助是生活的必需，而從家庭里得到精神上的幫助卻是孩子成長的必需。家庭是青少年活動時間最長、受思想影響最深、聯系最緊密的地方。在和睦的家庭中，家庭關系和諧，溫馨，親密無間，幸福溫暖，這樣就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環境，使孩子的身心得到健康成長。相反，孩子就要承受巨大的壓力，心理就會畸型發展。據統計，父母離異家庭子女犯罪率是健全家庭的4.2倍。家長始終還要保持的一種心態：自己培養的不僅僅是一個孩子，而且是祖國的棟梁。

再次，社會和文化大環境的影響。近年來，社會轉型帶來的城市化、人口流動及社會結構變動，造成就業、就學、福利、娛樂等各方面的一些不均等現象，拜金主義盛行，賭博、行賄受賄、弄虛作假等不正之風和丑惡泛濫成災，對生活在其中的青少年起著耳濡目染的不可低估的毒化作用，毀了不少青少年純潔健康的心靈，使他們跌入了犯罪的深淵。暴力文化已經成為現代文化生活中很多人不可缺少的文化享受，暴力文化的商品化自然成為商家的最大賣點。特別是日韓和歐美國家一些影片的影響最大。更促成了青少年的模仿，以使自己成為“團隊”的“領袖”。雖然我國有關青少年問題的法律中都一律禁止孩子接觸暴力文化和色情內容，但在現實中卻基本沒有可操作的限制性規定，對此還基本處于放任狀態。

另外，學校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的不健全也是導致校園犯罪現象增多的一個不可回避的原因。現在學校只重視分數，根本不把成績差的學生放到眼里，認為他們是學校的“落后”者，這在無形中傷害了學生的自尊心，扼殺了他們的自信心。中學校園不僅缺乏民主和法制的校園文化氛圍，而且連最基本的青春期教育仍然是一片空白，書包里藏著玫瑰也就不足為怪了[2]。人口學研究表明，20世紀的100年間，每過25年少男少女的性成熟提前一年，上個世紀初性成熟期發生在十六七歲，世紀末的時候已經提前到十二三歲。另一方面，青年人結婚的年齡則大大推遲。世紀初的時候是20歲左右，世紀末已達到26歲以上。專家們把從性成熟到結婚的這一段時間稱為“性待業期”。顯然，目前人們的“性待業期”已達到10年，甚至更長。所以空白的青春期教育和現實的強烈需求便產生了沖突，必然引發犯罪。

三、走出校園犯罪的困境：思考與建議

青少年犯罪是社會生活狀況與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晴雨表，它可以充分體現出社會生活與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問題與矛盾，也影響到社會中的各個部門、各個方面，更重要的是關系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長。然而，青少年犯罪現象的產生并非僅僅青少年本身的原因，而是相對復雜的，如上所述，它還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種原因。所以，預防校園犯罪要動員全社會各方面的力量進行綜合治理。結合上述校園犯罪的多種原因，作者認為預防校園暴力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首先，要抓好家庭教育，家長應當積極履行好監護責任，尤其注重培養孩子善良的人格、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生活習慣，培養孩子的愛心和道德感，讓孩子們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學會給予和奉獻，學會與他人和睦相處。在獨生子女家庭中家長要消除孩子心理上的狹隘、自私、惟我獨尊、好占上風等性格。家長還要了解，正處于發育中的孩子看了什么樣的書、什么樣的影視作品，接觸了什么樣的人和事，對他們的世界觀、人生觀產生怎樣的影響？要想辦法盡可能地保持與孩子的溝通交流，減少兩代人之間的代溝，并教育孩子學會自我保護和慎重教育已經出現不良行為的孩子。家長始終還要保持的一種心態：自己培養的不僅僅是一個孩子，而且是祖國的棟梁。

其次，因為青少年犯罪的可塑性比較大，學校老師要從孩子們的曠課、違反紀律、打架來提早預防犯罪，要平衡思想文化的灌輸，不能片面追求升學率，慎重對待違犯校規校紀的學生。在加強民主法制的知識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基礎上，學校還要以合適的形式和現代觀念開展青春期教育，要根據學生生理發育特點，對學生進行正確的性生理和性心理教育，引導他們對待自己生理和心理上的變化，正確處理好異性間的關系，以幫助他們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和積極健康的情感，使他們能夠健康成長。其中主要的是人們要明確一個事實：早戀不是問題，出問題的是對待早戀的態度。雖然花季孩子的犯罪主要是家庭和學校的責任，但不能忽視社會的影響，所以強調德治與法治相結合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可行之策。

再次，社區和社會司法機關的作用不容忽視。現代社會，社區是社會的基層組織形式，是家庭、學校和兒童生活的基本環境，社區起著社會與政府之間的紐帶作用。如果社區的社會工作者能夠利用專業知識和職業觀念及時發現社區青少年的異常行為，并給予指引，也許校園犯罪就會大大減少。另外社會要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少年司法制度公安、司法、海關、文化部門要聯手行動，采取各種措施，堅決查禁制造和傳播負面文化的行為，清理、凈化文化市場，為青少年提供內容健康、文化品味較高的出版物或音像制品，以豐富青少年的精神生活。要讓內容健康積極向上的文化占據主導地位，堵塞可能對青少年產生毒害的文化渠道。社會人群（家庭、學校、社區）還要避免以“標簽”的眼光來看待曾犯罪的青少年，應該采用獎勵、期望的態度，幫助他們領悟正確的觀念，重新審視自我與定位自我，達到矯正犯罪少年的認知和行為的效果。

四結束語

治理校園犯罪是一個長期系統的復雜工程，需要多個部門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具體來講，社會、家庭、學校、司法宣傳單位等多個部門要齊心協力，相互促進與彌補，共同致力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長。這是結合我國校園犯罪現象特征、原因及中國國情做出的現實選擇。

注釋：

[1]確認的價值，指違法人真正認為是必需的和有益的價值。

[2]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孫云曉和北京出版社編輯張引默合編《藏在書包里的玫瑰》

參考文獻：

1、達爾戈娃：《未成年人犯罪的社會心理學問題》[M]，群眾出版社1985年版

2、周路、楊若何、胡汝家：《青少年犯罪綜合治理對策學》[M]，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

3、徐建：《青少年犯罪學》[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

4、夏學鑾：《轉型期的中國人》[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