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擎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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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29日至11月11日，在鐘瑩、唐曉容兩位老師的帶領下，我和其他七位同學作為華南農業大學社會工作系的代表，在香港協青社進行了為期兩周的實習。衷心感謝匯豐銀行慈善基金的資助，衷心感謝協青社對我們的培訓和教導，衷心感謝那些關心祖國內地社工發展的香港同仁和香港同胞，這次實習，我空手而去，滿載而歸。這次實習，讓我樹立了對中國社工事業的堅定信念；這次實習，讓我看到了內地社工發展的方向和希望；這次實習，點燃了我聯合內地同事披荊斬棘乘風破浪開拓社工發展新局面的火炬。
與香港相比，中國內地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仍然十分滯后。社會工作誕生于西方，至今已有上百年的歷史。解放前后，我國的一些大學已經開辦了社會工作專業。但是，受“左傾”思想的影響，在1952年高校的院系調整中，社會工作專業被視為偽科學而取消。直到1989年，北京大學開設社會工作與管理專業，內地的社會工作教育才開始恢復。從1989年算起，到今天為止，內地社會工作教育剛剛走完15年的路程。在這15年中，又有近10年的時間在摸索經驗。因而，內地社會工作教育的蓬勃發展，只是最近幾年的事。在最近幾年，社會工作專業像雨后春筍一般破土而出，遍布祖國的大江南北。時至今日，內地已有200余所院校開設了社會工作專業。隨著教育規模的擴大，社會工作的職業化更為迫切。然而，現實告訴我們，社會工作仍然不是一個有明確崗位的職業，仍然未被社會主體所認知、接納。當我們走出校門，社會工作這四字頻頻讓人誤解、納悶，也頻頻讓我們尷尬、彷徨。內地的一些學者提出，社會工作要先教育后職業化，用教育來帶動需要，以需要推進職業化。這種思路確有合理之處，但200多所院校，幾萬學生，已經畢業的人紛紛轉行，沒有畢業的人精神彷徨。社工，想說愛你真地不容易。我們學習社工，本身就缺乏激情，加上社工專業理論的過分西方化以及內地社工實務的空白，很難將專業知識融入自己的知識結構。可能，無形之中，潛移默化之中，我們已經具備了社工的一些素質，也接受了社工的價值觀念。但是，當我們走進社會，仍然發現社工的價值觀念和傳統的價值觀念沖突重重。而且社會并沒有讓我們進行專業實踐和實習的環境。而香港社會工作專業的命運不像內地這么坎坷，從1970年代香港經濟騰飛開始，社工迅速實現了本土化和職業化，至今，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工注冊制度和社工職業規范。反觀內地社工，仍然面對著本土化和職業化的雙重任務。向香港學習，無疑是內地社工發展的捷徑。因此，香港同仁及香港同胞對我們的提攜和幫助，是及時的、必需的、寶貴的。
得知自己有機會到香港實習，我著實興奮了很久。但是，我也有一些憂慮。我認為自己的專業知識不夠，實務經驗匱乏，實習可能困難重重。到香港后，協青社的社工對我們的熱情洋溢的幫助與毫無保留的輔導，讓我拋去了心理包袱，讓我受益匪淺。
協青社于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成立，是一所專為邊緣青少年提供危機介入服務的社會機構，在香港享有較高的知名度。其服務機構有通宵外展隊、二十四小時電話熱線、男/女危機介入中心、自立堂和蒲吧。外展隊的任務是每晚十時到翌日清晨六時在街上搜尋那些年齡在十八歲以下離家出走或無家可歸的青少年。危機介入中心以小型家庭模式運作，由專業社工為青年人及其父母提供輔導服務，嘗試找出導致青年人離家出走的原因，最終希望能令年青人回歸家庭。自立堂是在職或待業青年的過渡期宿舍，給那些已到工作年齡（15歲以上）、卻因沒有獨立居住能力而在街上徘徊的年青人提供六個月廉價的住宿和基本職業培訓，幫助他們自立。蒲吧是年青人的游樂場所。我們八位同學分別在男危機介入中心、女危機介入中心和男自立堂實習。
我的實習場所就是男自立堂。自立堂是待業和在職青年的過渡期宿舍，服務對象是已達工作年齡(15歲以上)，卻沒有獨立居住能力而在街上徘徊的青年(24歲以下)以及由社會福利署轉介的因為有輕微犯罪行為而受感化令的青年(21歲以下)。服務女自立堂因為某些原因已經取消，現在只有男自立堂。男自立堂分為A室和B室。A室的青年人多為自立堂的老顧客而且未受感化令，而B室的青年人都是自立堂的新顧客而且有受感化的義務，因此，A室的氣氛較為活潑，而B室的氣氛則比較沉悶。
在男自立堂住宿的青年，待業的要限期去找工作，在職的要準時上班、下班，準時返回自立堂。男自立堂的門后有一個登記簿，專門記錄這些青年人外出的原因和估計返回的時間及實際返回的時間，青年人簽實際返回的時間時要有當值的社工監督、確認并簽字。男自立堂的青年晚上10：30開始做家務，分工負責掃地、拖地、倒垃圾、洗廁所、擦窗戶、欄桿等勞動。協青社努力營造一種“家”的氛圍，男自立堂青年人多已自立，飲食基本自己解決，但他們每個星期一晚上要吃“住家飯”，大家一起做、一起吃。我們發現，A室青年執行了這個制度，B室青年既不來A室參與，也不在B室實施。原來，據我了解，A室青年和B室青年不和，A室青年個個都裝老大(扮大佬)，看不起B室的青年，而B室的青年則認為A室的青年不守規矩、無法無天。“住家飯”制度開始時，兩室青年曾在一起吃，但后來B室青年就不過來了，大家分開搞。但是B室的青年熱情不夠，搞了幾次就停了。除了“住家飯”，男自立堂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制度“獎勵計劃”，對及時上班、下班、認真做家務、努力工作或努力找工作的青年進行獎勵，以強化他們的良好行為。獎勵計劃涉及到十個項目，每項一周的最高分是6分，每周的最高分是60分。協青社注意到利用每一個細節鼓勵、嘉獎青年人，例如，獎勵計劃板上寫著“你做得到獎勵計劃”；青年人自發幫助男自立堂制作了精美的OIC（當值職員）輪值表，社工馬上給予表揚并寫了感謝的話語貼在墻上。
協青社的核心文化和核心理論是一個“愛”字，愛青年人，愛青年所愛的東西，青年人才會愛你，才會傾聽你的教導與規勸。因此，協青社的社工很注重同服務對象建立良好的關系。男自立堂的中心主任Paul，多次提醒我們同青年人建立良好的關系。可能是因為年齡以及社會閱歷的緣故，我們感覺自己在男自立堂并無威信，甚至不太受歡迎。我們剛進男自立堂時，那里的青年對我們都很冷淡，最多只是簡單的寒暄，雖然我們已經很主動了。我知道，在我們之前，上海、臺灣、云南、天津的社工學生都來實習過。也許，在他們眼里，我們同以前的那些實習青年工作者一樣，都是過眼云煙，騷擾他們一段時間后就拍屁股走人。這種情況讓我們工作信心和工作熱情銳減。必須突破這種局面，我們的熱情非但不能降低，還要比以前更熱烈，只有這樣，才能融化我們同青年人之間的堅冰。我們嘗試著去做，愈挫愈勇。同兩個伙伴相比，我的工作難度更大，一是因為我性格有點內向，二是因為我不會講廣東話。普通話在香港遠未普及，1997年回歸之前基本沒有普通話教育，回歸之后才漸漸興起了普通話課程。男自立堂的青年人多數不會講普通話，可能能聽懂一些但很費腦筋。因此，我與他們存在語言障礙。這個問題一度讓我氣餒、畏縮。但是男自立堂的社工Natale，聽到我把不會講廣東話作為借口，就說語言不是問題。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鼓舞，而且幾乎是同時Paul和Wendy也不斷鼓勵我。我自己獨立接觸的第一個青年人阿Y，那時他正在自立堂樓下的宿舍區看報紙。我同他進行一些簡單的交流，知道了他的名字、就業狀況、入住時間等等。有了第一次突破，我對自己的信心倍增了。雖然我不會講廣東話，但能用普通話同青年人交流并獲取一些信息，收獲同樣不小。之后，我又接觸了五六個青年人。因為有的青年很晚才回來，回來之后又忙著沖涼、做家務，我同他們沒有太多的交流機會。即使對有機會交流的青年人，我們的態度也十分審慎，不敢問敏感的問題。香港理工大學社工專業的一個學生在男自立堂做義工，每月做40個小時。我從他那里嘗到了不少東西，因為雖然他也比較內向，但是他的工作方法很好，他每一次只攻擊有限的目標，集中精力同兩三個青年交談。我發現他這個“個個擊破”的方法挺非常有效。Paul的一些指導，也讓我們掃除了顧慮。Paul說，你們隨便問，想問什么就問什么，問到他們傷心，大不了哭一場，哭也是正常的，有什么不可以問呢？此后，我開始問起青年人的家庭、過去和其他背景資料。在男自立堂實習期間，我和我的伙伴策劃了一次小組活動“齊齊Sing&桌球大比拼”。通過這個活動，我們認識了更多的青年人，并且深化了同他們的關系。正是從這個活動開始，我們才打開了工作局面，獲得了男自立堂的青年人的認可和接納。
10月31日晚，我和一個伙伴去體驗協青社的通宵外展。協青社設有專職的外展隊，每晚十點至翌日清晨六點，在街上搜尋那些年齡在十八歲以下離家出走成或無家可歸的青少年。每晚當值的外展工作者有四名，分成一，兩隊，分別駕車去搜尋。那晚，我們的搜尋地點集中在九龍。在Kafe和ViVi帶領下，我們幾乎搜遍了九龍的大街小巷、公園屋村、飲食游樂場所。我們遇到過四次可疑對象，但因為當晚是萬圣節，很多青年只是因為貪玩逗留在外，他們會回家，所以我們沒有接人回協青社。我發現外展隊的工作者能在很短的時間就同青年人建立起良好的關系。獲得青年人的信任，與青年人建立良好的關系，是外展隊工作的關鍵。Kafe說，他們不會責問青年人“為什么不回家”，而是轉換方式，問“你剛才去了哪里”和“待會兒去哪里”，以此判斷青年人是否有危機是否需要幫助。外展隊將青年人接回協青社后，社工并不馬上行動，而是等到青年人沖完涼、吃飽飯、美美睡一覺，獲得安全感之后，社工才會介入。我覺得協青社的社工很會把握介入的最佳時機。
11月9日下午2：30—11：30，我和我的伙伴在協青社一樓蒲吧實習。剛去認識蒲吧的工作人員，就要同他們一起做游戲。實際上，除了當值社工以外，他們基本是會員，也即協青社的服務對象。協青社提供給他們這么一個機會，帶有職業培訓的目的。我發現在蒲吧工作，不但要學會與人溝通的技巧，還要學會青年人喜愛的運動和游戲，同他們一起玩，才有機會交流，交流才有深度。蒲吧有籃球場、乒乓球臺、桌球室、健身器、游戲機、電腦房、卡拉OK房、舞蹈室，運動基本是免費的，而游戲會收取少許費用。會員以及社外的青少年都可以到這里來玩。蒲吧的人流高峰集中在下午5－7點，這時青年人已經放學、下班，有時間來蒲吧。我們實習當日，有180人次來蒲吧。
除了這些實習，我還接受了兩種工作方法的培訓，即危機介入法和現實治療法。Wendy向我們講解了危機的定義、特性、種類，形成以及發展階段，根據發展階段確定危機介入的最佳時機以及危機介入的步驟。現實治療法我們在個案工作的教材中學習過，但是Wendy的講解讓我對這種工作方法有了更深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讓我學會了如何將它運用到社工實務中。我們參加了男危機介入中心的個案會議，了解到另一種工作方法，即系統治療法。社會工作者不但要與案主會談，還要聯系案主的家庭、學校，并訪問案主的家庭，將案主作為系統中的一員，全方位多角度了解案主。
在實習期間，我一直在思考三個問題：第一，內地社工如何發展？第二，香港社會工作的運行模式是否適宜內地？第三，作為一名社工，我將怎樣發揮自身的作用推動中國社工事業的發展？無疑，內地社工的生存環境十分惡劣。社工的職業化尚未完成，NGO（非政府組織）也沒有普遍地成長起來。上海、廣州這些城市，已經有一些NGO在活動。但是這些NGO，大多為境外NGO的分支機構或受境外基金資助的機構，它們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以及能持續多久，都是值得反思的問題。總之，我相信，13億人的中國不能靠國外的資助存活，中國NGO的萌芽、成長，必須尋找一種新的途徑，必須依靠中國本土的力量來完成。
中國社工職業化的最大困難就是NGO不發達。經過十余年的教育，中國已經培養了一大批社工畢業生，并不缺乏專業社工。而中國存在社會轉型期這一事實以及社會問題的潛伏性、多發性，也說明內地急需社工。問題在于，社工和社會需要之間缺乏中介機構，缺乏NGO。因此，尋找NGO發展的新途徑，大力推動內地NGO的發展，是社工職業化的當務之急。
我們在香港理工大學參觀時，遇到了在此參加學術交流活動的內地十八所高校社會工作專業的學生代表，他們來自祖國各地。我們的實習交流以及他們的學術交流都是匯豐銀行慈善基贊助的推動內地社工發展的一攬子計劃的一部分。在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的方先生的組織與主持下，我們與十八所高校的代表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交流會，共同探討香港社工的成就以及內地社工的發展趨勢。香港同仁和香港同胞資助我們來港參觀、實習、交流，目的就是期望把我們培養成內地社工發展的領袖。因此，我認為我們負有打破中國社工職業化的僵局、使社工理念為全社會認知、接納的歷史責任。我們需要做什么？我認為營造NGO產生和發展的社會環境，直接參與NGO的創立與管理，是中國社工的核心任務。
如何實現這個任務呢？我認為，首先需要營造放寬NGO注冊限制的公眾輿論和社會氛圍。在中國內地，成立一個獨立的NGO，其難度不亞于成立一個政黨。在西方社會和香港社會，NGO與政府都存在一些磨擦、沖突。在經典的社會工作理論中，NGO有組織社會運動反對行政當局的不合理決策的色彩。內地的不少黨政領導干部，因此將非政府組織看作反政府組織，對非政府組織的注冊資格進行嚴格的限制和審查，甚至采取不予注冊或拖延注冊的方式，扼殺NGO的成長。很多草根NGO索性不注冊、不與政府合作，在巖石的縫隙中成長。但是，中國政體帶有強烈的行政主導性，政府占有廣泛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不與政府合作，NGO的發展仍然難以實現突破。社工應當與政府合作，NGO應當與政府合作，自覺接受政府監督，消除政府對NGO的誤解和警戒，使政府正確認識NGO的功能與角色，讓政府支持NGO的發展。在這個過程中，社工必須一方面大聲疾呼，喚起社會輿論的同情；一方面耐心解釋，獲得行政當局的理解。
其次，社工應當廣泛活動、深入社會，獲取社會各界尤其是經濟組織的贊助，使NGO的創立運行有經費支持。中國不乏利潤豐厚的大公司大企業，也不乏收入高的個體，但是這些組織和個人往往缺乏應有的社會責任感，不熱衷于社會公益事業。因此，社工應當喚醒團體和個人的良知，使關注、支持社會公益事業成為全社會的習慣。協青社創立之初，只有兩名社工，現在已經發展為一個規模較大、全港知名的NGO。協青社之所以取得成功，正是因為它將爭取贊助作為工作的重點之一。協青社設有專職的經費籌集部門，專門負責拉贊助。從最初的租房、借房辦公益，到現在擁有14層高的綜合大樓，協青社的確走過了一段不平凡的路子。協青社100余名職工的薪水以及行政費用，靠的也是社會贊助以及與社會福利署的合作項目所獲得的經費。
NGO是非營利組織，社會贊助是其存在的生命線。想方設法籌措經費，是成功經營NGO的關鍵。協青社籌措經費，走的并不是普通的路子，而是聰明、簡捷的路子。例如，協青社注重用公眾人物引起社會的關注。香港末任總督彭定康的夫人及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夫人，都是協青社的贊助人。行政首腦夫人的影響力和號召力，當然非一般人可比。協青社的贊助基金、贊助單位和贊助者遍及全港，與這一點不無關系。
第三，中國社工需要一批杰出的領袖。這些人，應該具有執著的理想信念、深厚的理論功底、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和腳踏實地的務實態度；這些人，應該具有深厚的個人魅力、機智的處事能力，迷人的形象氣質和強烈的感召力。也許有人說，完全具備這八個特征太難了。但是，沒有辦法，這些正是領袖人物的特征。既然是領袖，當然與普通人有較大的區別。這八個特征，是我從李烈文、林希圣兩位先生身上歸納出來的。
李烈文神父創辦了協青社，林希圣先生則創辦了正生會。正生會是一所戒毒機構，其宗旨是引導吸毒者戒除毒癖、重新回歸社會。在香港期間，我有幸參觀了正生會主辦的正生書院。“正”，取自“改邪歸正”；“生”取自“出生入死”。改邪歸正，出生入死，正可謂正生書院的校訓。正生書院是為青少年吸毒者開辦的文化和職業培訓學校，學生上午上課，下午做工。正生書院將許多自我毀棄乃至被社會所拋棄的青少年從死亡線上拉回來，并且改造成對社會有用的人才。正生書院設在香港離島區的長洲和大嶼山，學校主體在大嶼山芝麻灣附近的一條山谷中。正生書院的生存條件和生長環境，十分惡劣。書院只有幾處簡陋的建筑，同內地農村的民房類似。書院的教室，甚至不避風雨。有一處教室，只是用柱子撐起來的石棉瓦棚。學生用的桌椅，都是其他學校或社會廢棄的。山下芝麻灣附近原來沒有碼頭，書院的老師從長洲搭船過來時，要跳下水游上岸，然后穿著濕漉漉的衣服給學生上課。有兩個學生甚至在岸邊被海浪卷走。另外，書院只有一處公廁，七十八個學生上廁所要排隊。從岸邊上山的路原來也是泥濘的土路。為了建碼頭、建公廁、修山路以及注冊為正式學校，林希圣先生領導正生書院的師生與政府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建碼頭、建公廁、修山路都需要經費，需要政府撥款。起初，政府對他們的要求置之不理，要政府給錢沒有那么容易。但是林先生并未放棄，而是繼續領導社會運動，引導學生去鬧政府。即便如此，政府仍然不理睬。后來，正生書院兩個學生的去世以及林先生和另外一名學生因食物中毒而住院，引起了香港媒體的廣泛同情。林先生善于把握被媒體采訪的機會，委婉地向社會道出了正生書院的困難。政府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被迫撥款建碼頭、建公廁、建山路。正生書院注冊成為私立學校，也經歷了類似的坎坷奮斗。香港實行九年全免費義務教育，適用于一切21歲以下的年輕人，私立學校收多少學費，政府補貼多少。注冊為私立學校，正生書院會增多一條穩定的經費來源。內地社工正缺乏像李烈文神父、林希圣先生這樣的拓荒者和領袖，缺乏一批“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拓先鋒。
這樣的領袖在哪里？帶領內地社工走出困境的摩西在哪里？上帝遠在天堂，不可能賜給我們一個摩西。世間的事，內地社工的發展，全靠我們自己。因此，實現社工的本土化、職業化，將社工的愛心帶給千千萬萬受困的個體和家庭，這個艱巨的任務要由內地社工自己來完成。誰是我們內地社工的領袖？這將取決于社工個人的能力和魅力。但是，我更希望內地的社工具有“社工領袖，舍我其誰”的氣魄，不斷提高個人的能力和素質，讓自己在社工實務中成長為一代領袖。這是我對自己的期望，也是我對內地同學、同事的期望。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讓我們擎起中國社工的火炬，把社工的熱情和愛心盡情揮灑給養育我們的祖國吧！
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中國的社工事業，一定會像噴薄而出的朝陽，勢不可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