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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學前教育師資供應存在結構性失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社會階層分化日漸明顯。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課題組以職業分類為基礎,以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占有狀況為標準,將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基本形態劃分為五個等級:一是社會上層。包括最高層領導干部、大企業經理人員、大私營企業主、高等級的學者專家等。二是社會中上層。包括中低層領導干部、大企業中層管理人員、中小企業經理人員、中高級專業技術人員及中等企業主。三是社會中層。包括初級專業技術人員、小企業主、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四是中下層。包括個體體力勞動者、一般商業服務業人員、工人、農民。五是生活處于貧困狀態并缺乏就業保障的工人、農民和無業、失業、半失業的人群。其中,上層、中上層人士占總人口的比例不足10%,中層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5%-20%,余下部分為中下層及底層,占70%-75%。根據各階層對幼兒教育不同的需求傾向,當前我國學前教育需求結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層次:10%的最優質的學前教育服務,15%—20%的良好學前教育服務,70%-75%的基準化的學前教育服務。現實困境是,2000年后,我國幼兒園供給總量下滑,不同性質幼兒園的比例也發展了變化。例如,2000年我國的幼兒園結構中,集體辦園約占46%,教育部門辦園占20%,其他部門辦園9%,民辦園約占25%。而到2010年,情況則完全改變了,民辦園成為幼兒園的主體部分,占比約為68%,教育部門辦園19%,集體辦園僅為10%,其他部門辦園3%。與此相對應的是,當前我國社會中下層和底層人民對基準化的學前教育需求大致占學前教育需求總量的70%-75%,而收費相對低、并且質量有保障的公辦園、集體辦園僅占幼兒園總量的30%左右,并且絕大部分的公辦園、集體辦園的首要招生對象為公務員、機關單位工作人員的子女,提供給普通民眾子女的名額非常少。另一方面,盡管當前我國民辦園已經占據幼兒園總量的65%以上,成為學前教育供給的事實主體,但與公辦園、集體辦園相比,在同等保教質量下,民辦園的價格往往更高,或者是游離于保教質量標準之外的低質低價。在我國質優價廉的公辦園尚屬稀缺資源,“僧多粥少”難免會引發家長的激烈競爭。從這個意義上說,幼兒園除了供給短缺之外,“入園難”還是一種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不匹配的結構性矛盾。與此同時,幼兒教師的供求關系仍存在結構性失衡現象,主要表現為層次性失衡和區域性失衡。
1.層次性失衡。伴隨著九年義務教育的基本普及,師資數量供需矛盾發生了新的變化。尤其隨著我國人口控制政策的有效實施,小學適齡人口開始減少并逐漸向初中推移,高中學歷人口逐漸增加,使我國當前的教師供給關系由總量緊缺向層次性失衡轉變。從目前的師生比來看,小學教師總量過剩,初中教師呈過剩趨勢,高質量的幼兒和高中教師嚴重欠缺。
2.區域性失衡。對于廣大農村和經濟欠發達地區來說,幼兒教師依然嚴重缺乏。學前教育師資隊伍素質不高與當地缺少培養學前教育師資的高等院校有關。以浙江省麗水市為例,麗水市為經濟發達省份中的欠發達縣域,只有兩所大專院校――麗水學院和麗水職業技術學院,2009年前均沒有學前教育本科專業畢業生。唯一一所開設五年一貫制大專學歷層次教育的學校是由原省級示范性中等師范學校改制后的麗水中等專業學校,該校學前教育專業建設雖然有20年的歷史,但受學校性質和辦學層次的制約,只能以掛靠其他高校辦學的形式來求得生存和發展,專業發展相當緩慢;其次是該市部分縣(區)的中等職業技術學校都開設了三年制學前教育,專業發展無序,師資力量薄弱,生源底子差,層次低,因而高學歷幼兒教師的匱乏成為制約麗水市學前教育發展的瓶頸。作為經濟大省,浙江早在2005年就實行二級師范體系辦學制度。當時只有浙江師范大學、寧波大學、溫州大學等高校開設學前教育本科專業,且招生面前全國,數量有限。相當一部分生源在畢業后繼續讀研,或者進入研究機構,經濟欠發達的縣域一級幼兒園幾乎沒有學前教育本科生前來就職。多樣化的學前教育需求與師資供給的矛盾在浙江省顯得十分突出,縣域鄉鎮幼兒園中相當一部分教師是從富余的小學教師轉行過來,同時還招收了大量的普通中職校學前教育專業畢業生。以麗水市為例,該市唯一的全日制本科院校——麗水學院從2009年開始面向全國招收學前教育本科生,招生規模為2個班級80余人,大部分畢業生回到戶籍所在地,或者流失到杭嘉湖等經濟發達地區。根據麗水市教育局部分統計,2013年全市幼兒教師上崗持證率僅為47.8%。大量的鄉鎮民辦幼兒園由于教師工資待遇低,各類社會保險沒有按照規定執行,隊伍不穩定,流動性很大。浙西南地區鄉鎮幼兒入托難、入園難情況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成為當地政府難以解決的問題。
二、多措并舉全面提高幼教師資水平
基于上述事實,從社會公平和國家干預社會發展的角度考慮,普通民眾和弱勢群體的幼兒教育需求應該由政府來滿足。在幼兒教育市場中,公辦園要體現財政支持的意義,而民辦園則體現市場調節的意義。在幼兒教師的培養上,不管是東部地區還是西部地區,本科、專科、中職(幼兒師范)三個層次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依然需要共同存在,特別是后兩個層面的師資培養顯得尤為迫切。正因為如此,黨和政府才在今年的全國職教會議召開之際頒布了《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規劃(2014-2020年)》,并以戰略性的目光提出要“優化職業教育城鄉布局。”“要在城鎮化建設中科學規劃職業教育,院校布局更加貼近所服務的產業和社區。新增高等職業學校主要向中小城市布局。根據各主體功能區的定位,推動區域內職業院校科學定位,使每一所職業院校集中力量辦好當地經濟社會需要的特色優勢專業(集群)。”根據上述指導思想,我們以江浙閩粵等經濟大省為例。這些省份企業眾多,從中西部涌進數量巨大的外來務工人員是支撐當地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但他們作為第四、五個級次群體,其子女入托、入園和當地大多數鄉鎮農村居民的要求一樣,只需要收費低廉、質量有一定保障的基準化的幼兒教育服務,他們希望自己在工作時,孩子能夠有玩伴,幼兒園有較好的硬件設置和師資條件,能夠培養孩子良好的生活習慣與品德以及一定的興趣愛好。在這些省份中,有相當一部分中等師范學校歷史悠久,特色顯明,聲譽很好,屬優質教育資源,應留在教育系統,不要流失。所以,主要應鼓勵他們合并到師范院校中,成立幼兒教育學院,培養幼兒教師;或升格為高等幼兒師范專科學校;少數學校可視當地的實際狀況而改為普通高中或職業學校。在這方面,福建、江蘇等省借助《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這股春風,改革成績斐然,普通民眾子女入托、入園受益匪淺。在浙江,雖然實行二級師范體系制度,但學前教育本科畢業生遠遠無法滿足民眾的需求。無論浙東還是浙西,浙北還是浙南,各縣域幼兒園師資仍以初中起點的五年制學前教育專科畢業生為主力軍。在相當一部分鄉鎮幼兒園中,中職學前專業畢業生構成當地師資主體。如果按照浙江省二級師范體系制度,這些師資明顯無法達標,理想與現實之間構成了嚴重的背離。其實,職業教育并不是低層次教育,中國需要構建現代職教體系,中職、高職可以向本科、研究生延伸,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也可以相互融通。《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也明確把師范教育納入到現代職教體系,學前教育師資既可以實行中職校與高職校“3+2”分段培養,也可與應用型本科院校“3+2”分段培養;高職校可與應用型本科院校聯合進行“3+2”“5+2”分段培養。像浙江這樣的經濟大省可參照福建等省市的經驗,將麗水中等專業學校(原松陽師范)等這些原本有著20余年學前教育辦學經驗的省級示范性師范學校與相關院校整合,或者單獨升格高等幼兒專科學校,扶持其不斷加強內涵建設,提升辦學實力,明確其作為區域性幼兒師資培養的核心基地地位,服務于地方經濟發展。
總的來看,從《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到《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都將加快建設一支師德高尚、熱愛兒童、業務精良、數量充足、結構合理的幼兒教師隊伍作為促進學前教育事業的重點。各級政府、教育主管部門要充分發揮宏觀調控職能,分階段、分層次地對幼兒師范教育進行調整,既考慮目前幼兒教師缺口巨大,需滿足鄉鎮幼兒園過渡性、補償性的需求,又要著眼于今后幼兒教育多元化、優質化的要求,實現幼兒教師從數量擴張到質量提升的轉變,全面梳理各類學校開設學前教育專業的情況,按照幼兒教師職業特點,從人才培養方案、課程設置、教學方式、硬件設施等方面對相關學校學前教育專業開展流程監管和終端督查,提高幼兒教師專業化培養程度和質量。科學配置和整合優質教學資源,積極發揮一批具有悠久辦學歷史、獨具辦學特色的中、高等師范院校的示范和引領作用,實現幼教人才培養數量與質量的一致與均衡,從而更好地推動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
作者:王萬良單位:麗水學院幼兒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