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教育中共通能力的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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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能力并不指向于某一具體的專業領域，它是對具體能力的整合，是一種“元能力”。這種重視綜合能力的人才觀，客觀上要求教育要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再次是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客觀趨勢。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所提出的“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和“情感、態度、價值觀”的多維度教學目標，是對傳統的“雙基教學”（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的發展和揚棄。新課程改革要求課堂教學需要注重學生“知、情、意”整體和諧發展。人的發展不僅僅是認知的發展，學校也不僅僅是傳授知識的場所，現代教育更注重人的全面發展，更關注人的發展的整體性。基礎教育新課程改革的理念對高等教育也是適用的。最后是高等教育“大眾化”的要求。一方面，當前我國高等教育已經步入大眾化階段，提高教育質量、注重內涵發展成為今后一個時期高等教育發展的重點，此前的精英教育模式需要向大眾教育轉變，大學教育在人的發展中的基礎性日益凸顯；另一方面，基于當前知識更新變化日新月異的事實，人們認識到，具有自主學習的意識與能力比學習多少知識更有意義，基礎性的、綜合性的具有高度自主建構性和遷移性的能力對大學生而言更為重要，而這正是共通能力的內涵。“共通能力”正逐漸進入大學教育教學的視野。培養共通能力，對提高大學生綜合文化素養，促進其全面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共通能力的培養應該落實到每一門課程，尤其對于大學英語課程來說，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尤其具有特殊價值。英語課程在當前高等教育課程體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重視外國語教育是當前世界教育的趨勢，比較熟練地掌握一門外國語，是對大學生素養的基本要求。所以，大學英語教育中學生共通能力的培養問題值得深入研究。

一、英語教育與共通能力：一個文化哲學的視角

對中國人來說，英語教育是非母語的語言教育。英語是一種語言，也是一種文化。只有從文化的層面來觀照英語教育，學生才能真正理解英語，并能正確地運用它，不致產生誤讀，這是培養其英語能力的前提基礎，共通能力的培養也才是可能的。對于英語課程中大學生共通能力的培養，以下幾個前提性問題需要深入研究。

第一個問題是共通能力與語言學習的關系。語言是人與人之間進行交流的工具。人類的知識是通過語言而形成的，人類的思維通過語言來把握客觀外部世界，或者說，語言是思維與存在之間的重要中介，尤其是理性思維，更離不開語言。現代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在相當程度上說明了語言對于人的重要性。從教育的層面上來看，人的心理發展包括認知、情感和意志結構，認知是人的心理活動的基礎。而人的認知能力的發展是建立在掌握語言基礎之上的，任何知識都以語言的方式存在，人通過語言來學習知識，理解知識。這也是為何越是低齡兒童，語言的學習越重要的原因。語言是最基礎的交往工具，只有學習語言，正確地理解和運用語言“，社會化”才是可能的，人才能成其為人。人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來掌握知識，在學習與運用知識的過程中不斷形成和提高能力，所以，語言能力是所有能力得以形成的基礎，并且基于語言能力的人際溝通能力也是共通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個問題是文化類型的差異對外語學習的影響。隨著國際交流的日漸頻繁和常態化，學生不僅要學習母語，也要學習外國語。以漢語為表征的中國文化與以英語為表征的歐美文化屬于不同性質的文化類型，對此，學界相關論述頗多，故不贅述。那么在不同文化類型背景下的語言學習，是否具有特殊性，這是筆者所關注的第一個問題。語言是文化的集中體現，如果持不同語言的兩個民族其文化類型相近，那么他們相互間的交流就相對容易，但是，如果這兩個民族的文化類型差別很大，那么相互間的交流就會很困難，甚至會產生語言與文化上的誤讀。例如，將英語的“Dragon”和漢語的“龍”對譯，就是一種典型的誤讀。雖然這兩個詞匯在詞源上有一定的相似之處，都與蛇有關，但差異更為突出，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而英文中的“Dragon”則是邪惡的象征。相對而言，中日之間語言上的這種誤讀則要少得多，日文中的某些詞匯甚至不需要翻譯，直接拿來用中國人就能理解，其背后的原因則在于中日間要比中英間的文化隔膜少得多。對中國人來說，日語、英語都是外國語，但在學習過程中，問題的性質是不同的。從宏觀的大的范圍來看，中國、日本、韓國等東南亞國家同處于儒家文化圈，其基本的價值觀念有相同之處，語言也是這樣。英語教育則不同。英語背后的文化是基于希臘文化基礎上的歐洲文化，它與中國文化的差異是巨大的。中國文化一般被稱為“樂感文化”，中國文化注重“人與整個宇宙自然合一，即所謂盡性知天、窮神達化，從面達到最大快樂的人生極致。”[2]西方文化則有十分突出的宗教色彩，因而一般被稱為“罪感文化”。兩種語言之間的差異其實質是文化類型的差異。

第三個問題是能否脫離文化來學習語言？近代以來，中國人對歐美發達國家的心態始終十分復雜。“天朝大國”的歷史文化心態使我們在潛意識里是不認同、不接受歐美文化的，學習外語只是策略上的權宜之計，目的是“師夷之長以制夷”，洋務運動時期的外語教育之所以舉步維艱，與這種國民心態有很大關系。與當前外語學校“門庭若市”不同，當時的外語學校（如京師同文館）在創建之初卻是“門可羅雀”的。由于國情的原因，當前的外語教育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這一問題，對于歐美發達國家的政治與文化，主流意識形態很大程度上仍是持批判的立場，這對當前的外語教育產生很大的影響。熱衷于某一種語言，卻拒斥這種語言所代表的文化，這代表了許多人在學習外語時所懷有的文化心理。更有意味的是，由于相當一部分英語國家經濟比較發達，其背后的文化也顯得強勢，與歐美文化相比，中國文化則相對處于弱勢，這使得很多人缺乏文化上的自信與自尊，對西方文化無原則的批評和無原則的推崇，構成當前外語教育中的文化生態。這種不夠健康的文化心態使得我們很難真正了解英語背后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因而我們也就很難真正理解英語這種語言。語言是文化的核心，由于缺乏走進西方文化的誠意與能力，我們的外語教育的功能也只能是工具性的，這從反面說明了語言與文化的不可分。綜上所述，英語教育中共通能力的培養是十分必要的。只有理解英語國家的文化，才能正確運用英語，才能做到與他人的有效的溝通，不致因語言的誤讀而造成相互之間的誤解。

二、英語教育中學生共通能力的培養：問題與思路

從共通能力的培養來看，當前的英語教育存在以下問題：一是教育理念的“去文化”化。這是有歷史原因的。“在相當一個階段，我國外語教育由于學生入學水平低下，一直將技能訓練放在首要地位，人文素質教育在整個教育中的比重很小，導致外語專業畢業生人文基礎很差，批判性思維能力很弱；對西方文化了解膚淺，對中國文化了解更少”[3]，外語教育的這種技能性和工具性的價值取向，造成外語人才的“匠氣”較重，缺少“書卷氣”。外語教育是高等教育課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也要符合我國的教育目的和大學的培養目標。“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禮記•大學》）綜合素養與專業素養相得益彰“，專”和“博”具有統一性。一方面，其他學科的知識對英語學習構成知識和文化支撐；另一方面，英語作為一種語言，本身就具有文化性。但英語語言的文化性并不能自動呈現在學生面前，需要自覺地去挖掘。忽視了語言背后的文化內涵，造成了學生在學習英語時只能是機械的和刻板的，難以真正走進英語，也難以和他人用英語做有效的交流，跨文化的交流建立在對對方語言和文化的深刻理解的基礎之上，需要具有共通能力。二是英語教學存在的應試傾向。這不僅存在于英語教育中，而是一個普遍問題。不僅英語教育如此，甚至我們的母語教育也未能免俗。不論是母語教育還是英語教育，重“語”輕“文”的現象都很突出。課堂教學就像流水線一樣，豐富的具有生活性的語言被分解了，成為標準化生產的一個個部件，語言本身的美感、整體性被消解，人文性遁于無形，剩下的就是一個個考試的題型和一個個應試的技巧。在英語教學中，學生缺少對語言的親切感，只有越來越強烈的疏離感。難道這就是英語教育的初衷么？這并不是我們愿意看到的。在以應試為唯一目標的英語教學中，學生們只是提高了自己的應試技巧，英語運用的實際水平并未明顯提高，啞巴英語、聾子英語的問題依然存在。可以說，我國的英語教育的效率是十分低下的。如果說應試也是一種能力的話，那這種能力并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事實上，正是應試傾向的存在，造成了外語教育中的“高分低能”，學生們的外語水平只能在考場中才得以體現，而在現實生活中，卻口不能言，手不能寫，其背后則是心不能思。僵化的支離破碎的語言知識難以轉化為語言能力，共通能力的培養也就無從談起。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英語教育中學生共通能力的培養，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入手：

首先，在觀念上確立英語教育的人文性，是大學生共通能力培養的前提。人文素養是綜合素養，它不僅是詞匯、短語、語法層面的，更是文化層面的，只有理解歐美文化，才能真正理解和正確運用英語。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它的運用方式集中體現了各民族的文化特征[4]。一個民族如何說話，是和這個民族如何生活相一致的。了解英美國家的歷史、民俗、宗教、藝術等方方面面，對學習英語來說都是必要的。一方面，教師在英語課堂上需要自覺加強英美文化的介紹；另一方面，語言本身就蘊含了豐富的文化信息，某一個詞匯、某一個的短語的產生和發展，本身就是一個文化的演進過程。所以，走近生活，從整體性的角度來學習語言，注重理解，在情感上產生共鳴，感受語言的美，正如我們讀李杜的詩歌能夠產生共鳴一樣，這樣才能真正走進英語的文化世界，語言能力才能形成。

其次，英語教育中大學生共通能力的培養是建立在有效的母語教育基礎之上的，加強母語教學，可以更有效地在英語教育中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一個尷尬的現實是，當前我們的英語教學正在陷入一個“邯鄲學步”的境地，一方面，對英語國家的自覺或不自覺的文化認同使得我們在文化上甘于“被滲透”和“被殖民”，“中國文化在無意識之中已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一切并自覺維護后者的利益，而且在言語、思維、理論方面不自覺地流露出來”[5]；另一方面，對本民族文化上的“虛無主義”卻導致對外國語言和文化有效理解的前提被消解，我們喪失了與西方文化平等對話的基礎，也喪失了有效學習和理解英語及其文化的立場以及前提。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已經“不會說話”了，說的雖然是漢語，用的卻是英式語法，句子越來越長，越來越復雜，似乎不這樣不足以表現出學問和層次。母語能力的弱化造成對外語理解上的困難。加強母語教學，也是培養學生共通能力的重要途徑，更是英語教育中共通能力培養的前提。因此，在知識結構上，英語教師努力做到“學貫中西”是十分必要的。學好母語，才能真正學好外語，這就是英語教學中的“辯證法”。

作者：于蘭馬楠草單位：渤海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