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企一體化職教辦學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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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托產業辦學的歷史回顧

職業教育素有依托產業辦學的優良傳統，近代中國在經歷兩次鴉片戰爭失敗之后，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改良派代表人物提出了“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以制器為先”的求強舉措。自19世紀6O年代起，相繼建立了一批軍事工業，如上海江南制造總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機器局等。以灌輸封建道德、培養仕宦人才為宗旨的舊式教育，已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一批傳授現代科學技術文化的新式學堂破繭而出，具有代表性的有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福州船政學堂、天津電報學堂、天津水師學堂等。其中，上海廣方言館附設于江南制造總局，天津電報學堂隸屬于大清電報總局。上述史實表明，中國近代新式教育以興辦職業教育為發端，職業教育以依托產業而發軔。進入現代社會以來，職業教育不僅在辦學實踐上取得了許多成功的經驗，而且在教育理念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在中國職教界，素有“南張北周”之說。張謇的“一藝之末，學必有師”理念：周學熙的“T藝非學不興，學非工藝不顯”以及“T學并舉”“教學做合一”等主張都對現當代職業教育發展不無借鑒意義。

黃炎培先生對中國職業教育思想的成熟與完善，做出了足以彪炳千秋的貢獻。他將職業教育要依托產業辦學升華為職業教育社會化的理念，主張辦職業學校“必須盡量和當地同類工廠密切聯系，凡教師、課程、設備、實習種種問題，都宜在廠校合作之下解決”。他還主張，“要辦職業學校，當先辦工場，欲辦工校，先辦工場，這話很是。不過就現成工場附設工業教育，也是很可以的”。顯然，職業教育“須向職業社會里邊去設施”是黃炎培職業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今仍具有極為可貴的引領價值。新中國成立后，在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憲法中，即規定“國家舉辦各種學校，普及初等義務教育，發展中等教育、職業教育和高等教育。并應發展學前教育”。至1956年，與1949年相比中等專業學校由561所增至755所，增幅34．58％；技工學校由3所增至212所，增幅69倍。中專在校生由7．71萬人增至53．85萬人，增長597％；技校生由0．27萬人增至l1．09萬人，增長40倍；企業辦訓練班和學徒制培養了50萬人(次)。1957年2月27日，主席提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1958年4月的中共中央《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對黨的教育方針增加了“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文字。同年5月，劉少奇主席在視察天津之后，于5月30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中國應該有兩種主要的學校制度和工廠農村的勞動制度，即一種是全日制的學校制度和全日制的工廠、機關勞動制度，一種是半工半讀的學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讀的工廠勞動制度”，并認為“這是采取群眾路線，多快好省地培養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知識分子的一種方法”。半工半讀制度首先以天津為試點，迅速推廣至全國。至1965年，全國半工(農)半讀學校已發展到6．16萬所，在校生443．3萬人。縱觀新中國成立以來職業教育發展歷程，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教育觀和依托行業、企業辦學的教育機制，始終處于主導地位。這也為職業教育后來的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

二、依托產業辦學的當前困惑

近一段時期以來，伴隨經濟體制改革，職業教育一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長足發展，截至2009年，我國中等職業教育在校生人數已達2179萬人；高等職業教育在校生達到1280萬人，分別占高中階段教育與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的47．12％和45．29％，雙雙達到接近50％的水準。然而，另一方面，職業教育的發展也遇到了許多新問題，在依托產業辦學方面問題尤多，主要表現為：

1．行業辦學的勢頭日漸式微。有關資料顯示，目前在我國企業中，國有企業僅占較少份額，其余都是私企和外企。長期承擔行(企)業辦學的主體一直是國有企業，大部分國企都同附設的教育機構實行了剝離，少數勉強維系的也屬有名無實。多數私企還處于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而外企幾乎無一例外地以贏利為目的。再加上多數私企和外企屬于“代工廠”性質，他們大量需要的是從事簡單勞動的勞動力，因而他們(包括部分國企)更愿意成為勞動力市場的買方。上述狀況就催生了兩個困境。一是政府陷入困境。原本多元化的辦學主體由于行(企)業的缺位，已經演化為政府辦學的一元化主體，而囿于財政因素政府又因教育投入不足而不斷遭到質疑。二是學校陷入困境。因為失去了行(企)業的支撐，學校難以將教學內容與行(企)業實際要求相契合，也難以對用工市場的用人規格和知能結構需求做出相對準確的預測，從而只能處于被責難的尷尬境地。

2．校企合作的道路舉步維艱。曾幾何時，部分職業院校受普通院校爭相創辦“世界一流”院校或“研究型大學”的啟示，偏于熱衷規模擴展，結果卻導致硬實力不斷強化，軟實力卻持續弱化。待到走了一圈彎路之后，才發現原來“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的固有優勢，再加上此時教育主管部門又一再號召職業院校實行“產教結合”，于是各院校紛紛跟進。鑒于前述因素，校企合作長期處于院校一頭熱、企業一頭冷的狀態，盡管一些院校拿到了同某行(企)業合作辦學的協議書，但由于雙方欠缺實質性的共同利益訴求，因而缺乏真正的合作辦學行為，即使在文本上羅列了數條合作項目，也難以切實履行。

3．教育政策的導向尚存偏失。近年來，教育行政部門推出了一系列旨在促進職業教育發展的政策，然而實際效果并不盡如人意。比如其一，盲目并校和無序更名積重難返。在“做大做強”的口號下，一些地方將數所職業院校合并起來，一些院校把本來極具行業特征的校名變更為寬泛而含混的校名。這勢必造成千校一面、大而不專，原本極為濃郁的行業特色逐漸消亡。其二，企業介入教育難，教師赴企業難。盡管教育行政部門多次倡導吸收企業工程技術人員和能工巧匠到學校擔任兼(專)職教師，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卻設置了多重門檻和歧視政策。雖然三令五申，規定職業院校教師每年要到企業實踐學習兩個月，但要么是無企業可以接納，要么是教師因教學任務過重而分身乏術。其三，學校實訓基地難以替代企業生產實習。近年來，許多地方都設立院校獨立設置的或以行政區劃為單元的實訓基地。因為這種“仿真”脫離了真實的職業精神氛圍和科技研發情境，所以無論實訓設備如何先進，與生產一線相比總有相對差距。教師與企業技術專家相比總有實質差別。因而，這種實訓基地不宜過度提倡，更不能用來替代去企業實習。行業辦學或校企合作的必要性自不待言，行(企)業也未必沒有合作辦學的積極性。探索新時期行業辦學與校企合作的新途徑，確實是應當著力破解的重大課題。

三、探索校企一體化辦學之路

校企一體化辦學，是基于依托產業辦學，又高于依托產業辦學的一種辦學機制。概言之，是要構建一種集產、教、學、研為一體的新型實體。探索校企一體化辦學之路，似應把握如下要點：

1．學校要主動為企業服務——從“引教入企”到“引企入校”。學校應以主動服務換取企業支持。比如，免費向企業提供員工培訓服務；直接參與企業的新材料、新技術、新T藝研發；承擔企業的新產品設計、新技措研究，努力成為企業的“外腦”和“智囊團”。在此基礎上，待條件較為成熟時，可以由學校提供場地，讓企業出資建廠房、購設備，在學校開辦工廠。這種工廠既是企業的生產、研發基地，也是學校培養學生、培訓教師的基地。更為重要的是，學校可以依托企業，加大專業、學科和課程建設的力度，在合作中尋求教學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進而提高為企業服務的質量。學校作為一體化辦學的一方，切忌急功近利。只有把企業看做是自己的企業，充分照顧企業的所急、所需，讓企業在學校提供的服務中，得到真切的支持，收到實際的效益，才會激發企業長期同學校合作的主動性，營造校企一體化辦學的初步基礎。

2．尋求一體化辦學的深度內涵——從校企共建至企校融合。深化校企一體化辦學的內涵至少要達到三個目標：一是功能一體化，即真正成為將生產和教學融為一體的實體。二是方式一體化，即最大程度地發掘校企雙方的各自優勢，形成新型的培育合格職業人才的育人方式。三是管理一體化，要建立統一的生產和教學組織機構，特別是擴大企業在育人層次規格、職業知能結構、職業資格認定等方面的話語權，切實體現企業在辦學機構中的主導地位。校企深度融合說到底是企業文化與教育文化的融合。職業教育本來就是同生產實踐關聯最為緊密的教育類別，而令人惋惜的是同企業文化融合的問題卻長期未能較好地解決。在一體化辦學實體中，兩種文化的交叉與碰撞，利于學校接納優秀企業文化的滋養，改造教育文化中的不適應、不適宜成分，使學校文化更具行(企)業的職業特征，把學校辦成企業心目中“自己的學校”。

3．希望在于轉變發展方式——經濟發展方式與教育發展方式。當前，中央關于“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決策，已經受到全社會的普遍認同。教育發展方式也應當作出與之相適應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然會作用于教育發展方式。轉變粗放型的、過度依賴資源消耗和外部市場的、過度追求規模擴張的經濟發展方式，必然會對教育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有益的啟迪和反思。同樣，教育發展方式也會反作用于經濟發展方式。教育要引導產業界逐步擺脫在世界產業鏈中的低端地位和淺層次競爭，為企業提供高層次的技術型、技能型人才，為企業有能力參與以優化產品品質、提升技術含量為特征的高層次競爭助力。這些為構建校企一體化辦學機制創造了絕佳時機。從這個視角來看，走校企一體化之路不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非常緊迫的。

總之，恢復與弘揚依托產業辦學的優良傳統，探索新時期校企一體化辦學的新機制，是職業教育走出困境，破解當前職業教育面臨的諸多中、微觀困惑的破局之策之一。其效果如何，還有待于職教界和產業界的共同努力以及改革實踐的持續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