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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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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邏輯

          一、職業教育發展的基礎論

          所謂基礎就是指將職業教育發展與社會聯結起來的那部分內容。具體而言,社會分工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構成了職業教育發展的基礎。

          (一)社會分工是職業教育發展的前提基礎

          社會分工是指社會活動中的勞動分工,是對社會活動中的不同部門,以及生產中的不同工序配置不同的勞動力,實行分工協作,從而實現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目的。社會分工的優勢就是讓擅長的人做自己擅長的事情,使平均社會勞動時間大大縮短。社會分工是在一定歷史階段,由于人類勞動的發展和與外部協作的需要而必然出現的一種現象。職業教育的起源、發展與社會分工及其專業化的不斷加劇密切相關。在原始社會末期和奴隸社會,農業與畜牧業、手工業及商業的社會大分工出現,商品交換逐步發展,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出現分工。在此ZHIJIAOSHIHUA職教史話基礎上,職業教育開始真正得以產生。“作為教育門類之一,并且承擔著特殊的任務和使命的職業教育,則是伴隨著社會分工及社會職業的產生與發展出現的,職業教育的出現滿足了社會對傳播與延續專門性職業知識的需要”[3]2。在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分工發生了劇烈變革,并逐漸形成了新的社會職業觀,這成為這一時期職業教育發展的基本前提”[3]23。社會分工的存在,一方面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財富的增加,另一方面,分工也使人的交往不斷擴大、深化,人的活動范圍、人的能力發展空間和層次不斷地拓展和升華,人類文明不斷進步。可見,沒有分工,就不會有人類歷史的演進,更不會有社會的發展進步[4]。職業教育為進入職業領域的個體做準備,隨著社會分工的變化而改變。比如,“明清時期手工業的分工非常細致,致使技術的傳授與學習也日益分化與專門化”[3]116。因此,職業教育的發展既是社會分工發展的結果,也是社會分工和生產力發達程度的重要標志。

          (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遷是職業教育發展的物質基礎

          人類經濟結構在不同歷史階段由于復雜與成熟程度的不同,會影響職業教育的一些根本性特征。職業教育模式、規模與課程和它們所存在的社會經濟環境有著密切關系。縱觀職業教育史與人類社會經濟史,可以發現,職業教育,包括其專業設置、課程設置和層次結構等問題,均受制于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當社會經濟結構的多種要素發生變化時,對職業教育的規模、體系、專業、課程、教學等產生深遠的影響[5]。職業教育適應社會技術進步的需求,主要通過適應產業結構的變化所導致的就業結構的變化來適應技術進步的要求。即技術進步導致產業部門所需從業人員的知識和技能結構發生變化,這種變化會使社會就業結構發生與之相適應的變革,并導致職業教育隨之發生變化。比如,“春秋戰國時期,社會經濟的巨大發展突出表現在當時的農業和手工業方面。生產工具由青銅器進入鐵器。鐵農具的使用促進了牛耕和水利事業的發展,帶來冶金業和其他手工業的進步。與此同時,農業和手工業領域的職業教育也得到進一步發展”。再如,隋唐時期,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達到鼎盛,這同時也是中國古代職業教育昌盛的時代。“隋唐時期,學校教育獲得長足發展,各種傳授自然科學、諸如天文、歷算和與化學有關的醫藥學等學科,以及具有實用性質的專科學校非常發達”[3]75。

          二、職業教育發展的動力論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需要動力,離開動力,發展和創新就無從談起。自然科學中的動力機制,應用到社會科學領域中是指一個社會賴以運動、發展、變化的不同層級的推動力量及其產生、傳輸并發生作用的機理和方式。職業教育發展的動力機制是指推動職業教育發展的各因素或力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運行方式。國家重視、設置官職推動和制度化建設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職業教育發展的動力機制。

          (一)國家重視職業教育發展

          我國古代職業以農牧業為主,尤其是農業,他是古代中國的立國之本。歷朝歷代比較有作為的統治者為了提高農業產量,增加國家收入,都非常重視對農業生產者進行職業技術教育。“統治階級對農業的重視漢代一度形成,‘勸農立本,當世急務’的社會認識”[3]55。有些最高統治者還會以身示范,表達對農業教育的重視。“天子耕種籍田是古代統治階級為了提倡和鼓勵天下重農和務農而進行的率先垂范活動,目的在于引導天下風氣,穩定農業生產”[3]80-81。在中國古代歷史的大多數時期,推行職業技術教育成為一種政府行為,具有強制性。國家統治者運用手中的權力,集中國家力量,總結推廣來自民間的創造、發明和職業技術教育經驗。從而使得職業技術在全國得到迅速推廣,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6]。比如,“武則天當政為皇時,同樣特別重視加強農業教育與教化。她一貫重視農業生產,最重要的是她命令有司編輯撰成《兆人本業記》一書,并且頒行天下,用以加強和改善農業生產”[3]81。

          (二)設置官職推動職業教育發展

          “設管教民”就是國家在管理機構中設立專門的部門和官員,負責傳播農業新知識和新農具的應用,指導農民從事農業生產。在漢代,設有大司農宮,負責管理農業生產和推廣農業生產技術。各地方的三老、力田等官吏,都是農業職業教育的主要承擔著[3]56。漢武帝晚年,趙過創造了代田法、新農器。為了推行他的新耕作法,朝廷命令全國郡守派遣所屬縣令、三老、力田、鄉里老農到京師學習,學成之后負責教民。“北宋末南宋初,宋代各級地方長官均兼任本地勸農使一職,成為宋代官制,而勸農職責的履行情況也成為官吏考課的重要內容。這樣一來,地方官勸農的活動更加頻繁、有效”[3]92。元朝時實施勸助農耕、發展生產的重農政策,設置了專管農桑、水利的機構“司農司”,并任命了勸農官,負責管理農業生產和教民耕種[7]。

          (三)職業教育發展的制度化

          制度化教育主要所指的是正規教育,也就是指具有層次結構的,按年齡分級的教育制度。制度化教育是人們為了捕捉生產剩余、社會分層和文化更新而來的新的教育機會利益,而對教育進行重新設計、選擇和調整時所產生的具有正式化、規范化、等級化、集權化及至科層化傾向的教育[8]242-243。如,春秋戰國時期,齊國在齊桓公和管仲執政時期明確規定士、農、工、商的子弟應子就父學,弟從兄學[9]。“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對專門科技人才的培養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其特點是在中央官學體制中不斷出現培養專門科技人才的科技專科學校。盡管此時期這些學校并未形成系統的體制,但它們為中國古代科技專科學校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培養科技職業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3]56。

          三、職業教育發展的形式論

          每一種事物都有一定的運行程序和方法,教育也不例外。盡管教育現象,教育問題錯綜復雜,但人們還是努力去抓住關鍵要素,進行簡潔的概括歸納出可以認真把握的操作策略和程序來,這就是教育形式。通俗地講,教育形式指的是教育活動方式的形態,是人們在充分尊重教育規律的前提下,為提高教育質量和效率而產生的一種相對穩定的教育方法、方式、策略、理念于一體的實踐模型。教育形式是教育活動的中介之一,也就是說,它是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進行教育活動時所必須依賴的一個中間環節[10]。中國古代職業教育主要有學校教育、藝徒教育和家傳教育三種形式。

          (一)學校職業教育

          職業教育在古代中國社會未能得到獨立的發展,但是在漫長的歲月里,職業技術教育也曾部分地演變成學校教育形式。在我國奴隸社會,存在世襲制度的職官教育,稱為疇人之學;在秦代官府中有“學室”作為訓練吏員的機構;從魏晉南北朝之后,歷經隋唐宋元明清,在培養官吏的官學中出現了大量專科學校,包括書學、算學、律學、醫學等,其職業性教育的意味更為濃厚[11]。比如,在唐宋時期,學校教育制度已經非常完善。中央官學的主體仍是以教授儒家經典為主,有國子學、太學和四門學。同時,也設立了適應統治需要和各專業機構需求的專門學校,主要培養專業技術人才。如書學,專攻書法和文字學;律學,專攻律令等法典及法例;算學,專攻數學。醫學,則分為醫學、針學、按摩和咒禁四大科,其中醫學科又進一步細分為體療科、瘡腫科、少小科、耳目口齒科和角法科;藥學,專攻藥物學等[3]76-78。

          (二)藝徒職業教育

          以非正規的教育方式進行的農業、商業和手工業者的技術教育,這是農業社會職業教育的主要形式。藝徒制是以教育等級制為基礎,以師傅管教徒弟為主要方法,以技藝傳授為主要內容的教育形式。藝徒制教育是中國古代諸如工藝、美術、制器一類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要形式。這種制度產生于商周時期,到唐朝形成。在宮廷作坊、官營作坊中都普遍存在,并且形成了與手工業發展程度相適應的藝徒訓練方法。“官營手工業中產生了較為系統和發達的藝徒教育和培養制度,這成為古代中國職業教育的一種重要形式”。該傳統一直延續到我國封建社會結束[11]。“唐代官營手工業中培養手工技術工人的藝徒制度主要由少府監具體管理”,“唐代藝徒訓練中的師傅或教官由官營作坊中的工師擔任”[3]84。中國古代藝徒訓練從一開始就重視基本功的訓練,而且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辦法,即“示范———模仿”的方式。注重基礎和運用;注重課考其“誠”和“效”;注重總結、提煉和交流[12]。師傅示范并且講解,再由學徒來模仿,學徒也都是在生產的過程中學到技藝。

          (三)家傳職業教育

          世襲家傳是我國古代進行職業技術教育最常見的一種形式,主要體現在家庭手工業生產中。在家庭手工業中最早出現了師徒培訓的雛形,也就是父子傳藝活動,隨著家庭手工業的發展,形成了中國古代社會家技代代相傳,“族有世業”的情形。掌握科技知識的某些人,對技術知識依靠代代相傳而實行壟斷,這其中父子世代傳習工藝技術的現象是很普遍的。家傳職業教育對于形成與發展我國舉世矚目的工藝事業,有著重要的作用。唐代之前,在手工業者培養方面長期采用家傳世襲的方式[3]83。唐代之后,疇人世業并沒有消失,反而在一定時期得到了強化。比如,明太祖就規定,欽天監人員永遠不許動遷,子孫只習學天文、歷算、不許習他業,其不習學者,發南海充軍。所以明朝中央一級的天文歷法教育采取世業相傳、子承父業的方式[3]105。至清代,各地許多名牌產品,如杭州“張小泉剪刀”,北京名酒“蓮花白”等,皆為家傳的世業。

          四、職業教育發展的功能論

          社會科學研究的功能主義視角來源于把社會和生物有機體的類比,生物有機體的構成單元是細胞,由細胞組成的器官的運動和相互作用組成了生命和生命的過程。基于這種社會觀,社會學家致力于研究的是社會各部分彼此之間及其與社會整體的相互關系。功能主義把整個社會作為一個大系統,將社會各部分進行分類,構成社會的功能模塊,探討作為系統的社會與各功能模塊之間的關系,以及模塊之間的關系。職業教育發展的功能是指職業教育發展在社會中所發揮的作用,從不同的角度看,職業教育的功能又可分為實用功能和價值功能兩種。職業教育的實用功能注重教育方法、技術和經驗,注重職業教育的效益(包括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等),關注個體的現實存在,立足和回歸現實生活。職業教育的價值功能強調“以人為本”、“終極關懷”等,具體來講,就是注重人的“潛能”是否得到充分發揮,人的個性是否得到充分張揚,人的主體人格是否得到自由發展等。傳道、授業、解惑,塑造人的靈魂,是學校教育的根本職責所在,對職業教育來說也是如此。概括起來看,職業教育的功能直接體現在知識傳授、政治統治和文化傳承幾個方面。

          (一)職業教育發展的知識傳授功能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對經濟增長具有決定作用。職業教育是將科學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重要中介。任何科學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不僅僅是某一歷史時代的產物,而且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記載,是不斷傳遞、積累、發展和再生產的歷史過程。職業教育從其產生之初,就承擔了知識傳授的功能。“為了將這些職業領域中已有的文化知識和生產技術傳播給下一代或未來從事這些工作的人,專門傳授這些所謂‘職業技能’的教育在原始社會開始出現”[3]2。在這個過程中,職業教育一方面通過教育教學活動,將人類先前積累起來的科學知識和技術傳承下去,為新的科學發明奠定基礎;另一方面,通過生產勞動,再生產新的科學技術知識,由此,創造出新技術、新工藝、新工具,直接發展生產力[13]149。

          (二)職業教育發展的政治統治功能

          教育的政治功能表現在它對維護社會政治穩定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從歷史發展角度看,任何國家、任何社會,其維護社會統治、維系政治穩定的基本途徑無一不是通過教育。因此,無論是中國古代教育,還是西方古代教育,其政治目的多于教育本身的目的。在較長時間內過多強調了教育的政治功能,忽視了其他方面的功能。從秦漢開始,與儒家學者企盼相反的一種發展在中國歷史上逐漸成型,這即是由李斯倡導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教育理念與制度,其核心恰恰歸攏到“政統”的統帥之下[14]。在此大背景下,職業教育時常淪為為政治服務、培養治國英才的工具和倫理道德教育的助手。比如,“為了適應政治的需要,隋唐時期的一些職能部門大量招收學生,傳授專門的職業技術,也成為隋唐獨具特色并且卓有成效的職業技術教育類型,培養出大批專門人才為封建統治者所用”[3]78。

          (三)職業教育發展的文化傳承功能

          教育是人類特有的傳承文化的能動性活動,文化傳承是教育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文化傳承在人的教化與培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文字和科學技術為人類傳遞和保存文化提供了各種方式和可能,從而可以避免由于人類個體生死交替而造成的文化流失和斷裂”[15]380。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各行各業都積累了無比珍貴的職業生活經驗,擁有十分豐富的職業文化遺產。傳統職業文化中具有的一些積極因素需要職業教育來將其發揚光大,這又主要體現在對職業道德的繼承和對職業意義追求兩個方面。在職業道德方面,職業教育著重要繼承傳統職業文化中的“義利統一”工作觀、“真誠守信”工作準則、“愛崗敬業”的事業態度[16]。一個社會選擇什么樣的職業教育發展模式受制于有著特定偏好和利益的職業教育制度創新主體之間的力量對比關系[17]。所以,職業教育的發展問題可能更多的不是一種預先設計的結果,而是一種經驗性事實,其存在的合理性并不在于邏輯而在于事實,在于它在事實上是不是切實有效。對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歷史常懷敬畏之心,而不是輕率地將其與今天的職業教育發展割裂開來甚至對立起來,這也許就是筆者閱讀本書所得到的最大收獲。

          作者:皮江紅單位:浙江工業大學教育科學與技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