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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學的學科體系是在檔案學的發展中逐漸完善起來的,根據檔案工作的不同方面、種類、角度,檔案學從一門學科發展為以檔案學為中心的一個學科群體。自檔案學誕生以來,其學科體系始終圍繞著檔案與社會、檔案與利用的關系這兩個基本問題而設定。吳寶康先生最早用描述性的語言概括了檔案學的學科體系:“檔案學是由若干科學課目共同組成的,因此檔案學實際上就是這些科學課目的總稱。這些科目是:中國檔案史、世界檔案史、文書學、檔案工作理論與實踐、檔案文件公布學。”[3](p88)隨著檔案活動的開展,檔案學不可避免地向其它學科涉足,一些新的科目如檔案文獻編纂學、檔案文獻鑒辨學、知識管理、檔案計算機管理等等逐漸形成。由此,許多學者對檔案學學科體系開始了重新設定,出現了“二分法”:理論檔案學和應用檔案學;“三分法”:理論檔案學、應用檔案學和檔案管理技術;[7](p82)“四分法”:理論檔案學和應用檔案學、敘述檔案學和輔助檔案學,[8]還有些學者提出了“五分法”、“六分法”、“七分法”。學者們對檔案學科體系的不同劃分,成為一些人質疑檔案學獨立學科地位的理由,即它與其它學科的關系曖昧,沒有自己獨立的研究范疇和話語體系。從理論上講,一切對檔案工作有利的研究都應納入檔案學研究的范疇,也正因此,檔案學者們對檔案學科體系有著諸多的劃分。我們應該看到,每一種學科體系的設定和劃分都是一個歷史階段人們對檔案工作和現象認識的產物,不可能達到盡善盡美,必然帶有時代的局限性。檔案學學科體系的歷史階段性,意味著它必須始終面對來自檔案學理論與實踐的持續挑戰。現論的跨學科、跨領域研究決定了它不可避免地要涉足其它學科領域審視檔案學問題,隨著人們認識的改進,檔案學體系的設定必然會發生新的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是檔案學科不斷成熟完善的一種標志。德國檔案學者赫爾曼.魯姆叔特爾認為,檔案學與其它學科研究領域雖然交叉重疊,但是,檔案學的獨立性與協同性并不是一對矛盾,來自其他學科的挑戰,正是檔案學發展的加速器。[9](p213)事實上,并不獨檔案學科存在“借用”現象,其它臨近學科圖書館學、情報學、歷史學、信息學都存在這一現象,這并未對這些學科的獨立學科地位構成致命動搖。因此,問題的癥結在于如何吸收相關學科的成果。當前的癥結集中體現在“不成熟的心理、理論和實踐條件,很難使跨學科研究在檔案學術研究中發揮出應有的效果,反而使部分學術成果有悖于跨學科的價值取向。”[10]概而言之,檔案學學科體系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尋求到一個終極確定的答案,實屬困難,正因如此,檔案學學科體系不能支撐整個檔案學獨立的大廈,我們不能妄把檔案學獨立學科地位的支點歸為檔案學學科體系。檔案學要想贏得尊嚴,就必須更加關注現實的檔案實踐問題,回到最真實的檔案學之境來。
“應該蘊涵能夠”——檔案學學科功能
綜上,檔案學獨立學科地位的支點既不取決于檔案學學科屬性,也不取決于檔案學學科體系。那么能夠標明檔案學獨立學科地位的支點究竟是什么?什么才能夠支撐起檔案學獨立學科地位的大廈?換言之,檔案學不能被其它學科所替代的決定性要素是什么?筆者認為這個決定性要素即是檔案學無可替代的學科功能。筆者從“應該蘊涵能夠”得出的結論并非是否定檔案學學科性質及學科體系的重要性,這些基本概念和問題正是檔案學學科功能得以實現的基石,筆者此文之意在于凸顯檔案學科不可被替代的立足點正是檔案學學科功能。“‘功能’即指事物的效用和價值,對一定的主體來說,功能是某事物存在和發展的應有意義和基本論據所在。因此,對功能、效用、價值的關注,是人們作為主體關注一定客體的著眼點。人文社會科學的功能即人文社會科學在社會認識和社會實踐中的功效和可能起的作用。”[11](p26)那么,檔案學的學科功能有哪些?這些功能對社會和人是否有用?對社會檔案需求的滿足程度如何?筆者認為檔案學在檔案活動中承擔兩種學科功能,一是解決人類檔案利用難題,二是指導檔案實踐,二者是檔案學必須存在的生命根基。第一,檔案學的直接功能:解決人類檔案利用難題。檔案是人們在日常事務過程中形成的直接記錄,對人類有著重要的信息情報價值。面對大量紛繁復雜的檔案,如何滿足人類的檔案利用難題?檔案學作為解決人類檔案利用的必修課程,其最直接最基礎的功能就是向檔案工作者傳承檔案學基本理論知識及其蘊含的檔案文化理念。指導人們解決檔案利用難題,檔案教學改革也必須能夠體現出檔案學的這一直接功能。在信息知識社會的今天,檔案工作不僅是一種簡單的“職業”,更是一種“專業”,檔案工作者的不可替代性正是有賴于檔案學解決人類檔案利用學科功能的有效發揮。然而反觀現實,我們不能忽視檔案學在解決人類檔案利用的過程中似乎陷入了瓶頸,檔案學幫助人們解決檔案利用的學科功能并未真正發揮效用,多次檔案教學改革成果也不明顯。檔案學在教學實踐中價值弱化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重理論輕實踐,操作知識過少,部分理論滯后或超前于檔案實踐,尤其是一些社會因素、政策因素等并未給檔案學直接學科功能的發揮提供適宜的社會環境,這些都嚴重阻礙了檔案學直接功能的實現。第二,檔案學的間接功能:指導檔案實踐。社會對檔案學的歧視以及很多檔案人不自信的很大原因在于檔案學面對檔案實踐應用的解釋功能和指導功能大大弱化了。也就是說,檔案學危機的終極根源在于理論與實踐的矛盾沖突。檔案學不能對檔案實踐有效指導,人們就有充分理由對其提出質疑。我們必須注意到,檔案學者深思熟慮的理論成果多被實踐者束之高閣,而實踐者面對工作中的難題依舊束手無策。“理論脫離實踐”成為困擾我們多年的難題,完全脫離實踐的檔案理論不僅很難保證其正確性、科學性,也不具備任何實際價值,由此形成的理論只能是經院派理論,沒有實現的土壤,因此,檔案理論必須源于實踐。可以說,創建檔案學理論本身不是目的,它的真正目的在于為檔案實踐服務。雖然檔案理論必須源于實踐、指導實踐,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檔案理論可以直接用于實踐。指導檔案實踐的功能,更多的是以“間接”的方式實現的。也就是說,并非是直接的、具體的檔案學理論才能指導實踐,恰恰是概括性和普遍性的檔案學理論更能指導實踐。從各學科的發展情況可以看出,學科理論并不提供解決具體問題的現成答案,而是提供一種思維意識和觀點,使人們在解決問題時具有正確的觀念。至于運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所取得的效果,并不是理論的能力所及。具體到檔案學來說,它不可能僅以檔案實踐中的具體情境為研究對象,因為適用于指導某種檔案情境下的理論,必然會脫離另外情境及其它檔案實踐者的需要,這也違背了理論所固有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本質。過于具體的檔案學理論構建“往往偏重于檔案實踐,從而失去了主體意識和學科自身的特點,失去了檔案學的學術尊嚴”[12]。檔案學的教學改革不能過于強調操作技能實踐,不利于檔案學獨立學科地位的形成。當下,我們的檔案學理論不能很好地指導實踐,很大原因不在于理論性過強,過于抽象,而恰恰在于它的理論性過差,概括性不強,不能真正發揮深化認識,指導檔案實踐的功能,從而動搖了檔案學的學科地位。
本文作者:張江珊作者單位: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