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度教育論文：過度教育及其啟發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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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石丹淅1，劉青桃2作者單位：1北京師范大學2華中師范大學
測量結果
一般而言，采用自我評估法測算過度教育時，根據其評估標準不同又可將該方法進一步分為兩類：第一種方法以用人單位為標準來評價工作所需教育水平；第二種方法以個人為標準評價工作所需教育水平。使用課題組數據，我們分別測算了在第一種和第二種方法下我國當前過度教育發生率（見表1）。從上表不難可以看出，在采用自我評估法測算過度教育發生率時，用第二種方法得到的測算結果高于第一種評估方法。出現不一致的原因在于自我評估法個人主觀性太強，可能使過度教育發生率的結果向上偏差。兩種方法孰優孰劣，Stasz（1998）深入研究后認為，對于工作所需的技術水平評價，雇員能夠比雇主更精確地判斷他們自己的工作水平，因此，以雇員個人為標準評價工作所需教育水平更貼近現實[6]。鑒于前文所述，過度教育的主觀、客觀兩個測度方法各有其優缺點，因此為更加客觀地反映出我國當前過度教育狀況，下文采用了眾數法分別從性別、職業、行業、所有制四個層次進一步對過度教育發生率進行了測算。
1．性別層次
在國外研究中，Santos，MendesOliveir和Kiker采用自我評估法測算出男性過度教育發生率為28.8%，女性為40.0%，男性教育不足發生率為44.2%，女性為25.9%；Cohn和Kahn采用實際匹配法測算出男性過度教育發生率為13%，男性教育不足發生率為12%；Groot采用同樣的方法測算出男性過度教育發生率為13%，女性為10%，男性教育不足發生率為10%，女性為8%[7]。Groot和Maasen（1997）等采用平均數加標準差法測得英國1991年男性過度教育發生率為15%，女性為8%；Cohn和Ng（2000）采用同樣的方法測得中國香港1986年至1991年間男性過度教育發生率為38%，女性為31%，而男性教育不足發生率為28%，女性為25%[8]。在國內的研究中，武向榮和賴德勝（2010）利用2008年北京市企事業單位就業狀況調查數據采用自我評估法測算出男性過度教育發生率為51.23%，教育不足的發生率為5.30%，女性的過度教育發生率和教育不足發生率均大于男性，分別為53.68%和6.71%[9]。使用同樣的數據源，本文采用眾數法測算了我國當前性別間過度教育發生率，男性為56.70%，女性為55.77%（見表2）。從表中可以發現，女性在過度教育發生率和教育不足發生率均大于男性，在教育適度方面，女性小于男性，這些說明整體上我國當前女性勞動力在實際工作中不匹配的程度較之男性更為嚴重。
2．職業層次
教育、收人與職業間的關系很早之前就受到了智力界的關注，但在國外研究中鮮見專門測算不同職業間過度教育發生率的研究。在國內，隋國玉（2009）利用2002年針對城鎮居民的調查數據采用標準差法估算了不同職業種類間的過度教育發生率和教育不足發生率，發現專業技術人員的過度教育發生率最低，男性為11.26%，女性為6.68%，在辦事人員群體中，過度教育發生率最高，男性為19.87%，女性為25.44%[10]。武向榮和賴德勝（2010）利用2008年北京市企事業單位就業狀況調查數據采用自我評估法測算出非技術工人、辦事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的過度教育發生率依次為57.63%、55.62%和54.87%，非技術工人、商業和服務人員、技術工人的教育不足發生率分別為10.17%、8.09%和7.49%[11]。使用2008年北京市數據，采用眾數法本文測算發現，商業服務人員、私營企業主、產業工人、專業技術人員、機關及企事業單位辦事人員的過度教育發生率最高，分別為65.26%、60.00%、56.25%、53.23%和50.30%，而私營企業主、產業工人、行政管理人員、各類經理人員的教育不足發生率最高，分別為28.00%、26.04%、20.84%和16.46%（見表3）。而1995年的統計數據顯示①，對于辦事員和非技術工人而言，過度教育發生率較高，這個結果和當前相比，依舊沒有什么變化。對于專業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而言，教育不足發生率較高，這個結果與當前相比已有很大變化，目前專業技術人員的教育水平不但得到很大提升而且已經有過剩趨勢。此外，行政管理人員、各類經理人員等教育不足現象凸顯。
3．行業層次
測算結果顯示，從行業層次看我國當前在金融保險業、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視業、國家黨政機會和社會團體、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農林牧漁業的過度教育發生率很高，分別為77.23%、63%、55.56%、48.84%、48.39%；在批發零售及餐飲業、交通運輸及郵電通信業、社會服務業、制造業的教育不足發生率很高，分別為71.05%、69.70%、64.83%和64.03%（見表4）。而1995年的統計數據表明，在國家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科研和技術服務、金融保險業、農林牧漁業、教育和文化藝術的過度教育發生率較高，分別為26.6%、20.4%、20.0%、15.6%和15.4%；在房地產和公共事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建筑業、農林牧漁業、交通運輸及郵電通信業的教育不足發生率較高，依次為27.9%、26.5%、25.9%、21.6%和21.2%。可見，1995年統計數據顯示過度教育發生率較高的行業當前依舊是過度教育凸顯的行業，它們是金融保險業、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視業、國家黨政機會和社會團體、科學研究和綜合技術服務業、農林牧漁業，盡管位序上稍有變動。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與以前相比，這些行業的過度教育發生率均有顯著的上升，譬如國家黨政機會和社會團體從27.9%上升至55.56%，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視業從15.4%上升至63.0%，金融保險業從20.0%上升至77.2%。另一方面，與以前相比，教育不足發生率較高的行業有所改變，從1995年的房地產和公共事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建筑業、農林牧漁業、交通運輸和郵電通信業變動為當前批發零售和餐飲業、交通運輸和郵電通信業、社會服務業、制造業，且上升幅度較為顯著，譬如交通運輸和郵電通信業教育不足發生率又21.2%上升至69.7%，這一變化過程體現了經濟發展中“產業升級”的特性。
4．所有制層次
為進一步了解當前不同企業所有制類型間過度教育情況，本文測算了（中央、省）國有獨資、（地方）國有獨資、城鎮集體所有制、城鎮私營（包括合伙企業）、城鎮個體（企業）、中外合資企業、外資企業、國家控股企業、其他股份制企業（包括股份合作制企業）等的過度教育發生率和教育不足發生率（見表6），得出在中外合資和外資企業、（中央、省）國有獨資、國家控股企業、（地方）國有獨資過度教育發生率較高，分別為41.18%、40.83%、36.49%和29.26%，在（地方）國有獨資、其他股份制企業(包括股份合作制企業）、城鎮私營（包括合伙企業）和（中央、省）國有獨資等教育不足發生率較高，分別為55.85%、52.63%、47.44%和38.99%。1995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央、省）國有企業、地方全民企業和國有制企業的過度教育發生率最高，這樣當前情況基本一致，（中央、省）國有獨資、國家控股企業、(地方)國有獨資等過度教育發生率高暗示出，在這類型企業中儲存了過多的教育資源，而實際當中沒有被充分發揮出來。此外，統計結果還顯示，在城市集體所有制企業中教育不足的發生率最高，而當前在（地方）國有獨資、其他股份制企業（包括股份合作制企業）、城鎮私營（包括合伙企業）和（中央、省）國有獨資等教育不足發生率較高，說明不同所有制類型教育不足狀況這些年發生變化和轉移，但整體上國有獨資企業、國有控股等類型企業在過度教育和教育不足兩方面表現出較高的發生率，說明在此類型企業中當前就業者的工作所需教育水平與實際所受教育水平間“不匹配”（mismatch）現象較嚴重，亟待引起重視。
過度教育發生率偏高的原因分析：勞動力市場分割視角
國際比較研究表明，美國1969、1976、1985和1994年的過度教育發生率分別為35%、42%、33%、30.7%，呈現倒U型變化；英國1986和1991年的過度教育發生率分別為31%和15%，呈現下降趨勢；荷蘭1974、1982、1983和1984年的過度教育發生率分別為17%、16%、16%和39%；西班牙1985和1990年的過度教育發生率分別為17%和28%；葡萄牙1982、1985和1992年的過度教育發生率分別為24%、26%和33%，荷蘭、西班牙、葡萄牙三國整體呈現上升趨勢[12]。本文采用自我評估法和眾數法相結合的方法測算結果顯示我國當前過度教育發生率明顯偏高于歐美國家，無論在性別、職業方面還是在行業、所有制方面都有這樣的特點。中國大學生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在8%左右，大大低于世界中、低收入國家（24%）和美國（35%）①，全國每十萬人擁有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2000年和2010年分別為3611和8930人②，也明顯少于歐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從此角度看，我國整體上是處在教育不足階段，換言之，我國當前過度教育發生率偏高只是局部的。引致過度教育發生率偏高的影響因素是多方面的[13]，解釋這種現象的理論視角也是多元化的[14]，結合我國實情為較深入的闡釋過度教育問題，我們打算集中筆力從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視角進行分析。二元勞動力市場理論最早是由Doeringer和Pi-ore（1971）提出[15]，該理論基本假設為：整個社會的勞動力市場可以進一步劃分為一級勞動力市場（pri-marylabormarket）和二級勞動力市場（secondaryla-bormarket），一級勞動力市場就業穩定、培訓和晉升機會多、工作環境好、工資環境好、工資高；二級勞動力市場則相反，就業不穩定、缺乏培訓和晉升機會、工作環境較差、工資較低，且勞動力在這兩類勞動力市場間很難流動。一級勞動力市場中的核心崗位構成了內部勞動力市場，內部勞動力市場中工資由單位內部的管理規則和管理程序控制，一級勞動力市場的附屬崗位和二級勞動力市場則構成外部勞動力市場，而外部勞動力市場中工資主要是由市場競爭機制形成。這種分割的二元勞動力市場在我國至少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從區域上看，體現為沿海地區勞動力市場和內陸地區勞動力市場。由于我國還處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加之區域間自然資源稟賦各異、經濟社會發展政策傾斜化、市場半徑差異化，使不同區域之間經濟及文化發展不均衡，差距較大，如以工資為例，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各地區按登記注冊類型分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在國有企業中，北京、上海、廣東依次為67403、71885、49027元，湖南、湖北、江西依次為31900、35044、30031元，甘肅、新疆、貴州依次為29889、31006、31469元③，以“北上廣”為代表的東部區域分別是以湖南、湖北、江西為代表的中部區域和以甘肅、新疆、貴州為代表的西部區域的1.9倍和2.0倍。此外，生活在經濟發達的區域，還可以享受現代社會文明成果，如便捷的交通、豐富的信息、齊全的公共服務設施等等；而在經濟發展欠發達的區域，則難以享受這樣高質量文明福利，故大學畢業生擇業時首先經濟發達區域，人才流動仍呈現出“孔雀東南飛”的局面，如有研究表明目前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流向依舊體現出較顯著的區域特點，“京津滬”、“東部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占比依次為25.5%、52.9%、10.7%、10.8%[16]。另一方面，從地區上看，則體現為大中城市勞動力市場和小城鎮及農村勞動力市場。由于歷史因素和轉型期，我國城鄉間在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距，以工資性收入為例，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顯示，城市居民家庭基本情況與農村居民家庭基本情況在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方面工資性收入分別為13707.68元和2431.05元④，前者是后者的5.6倍。此外，生活在農村則各類信息相對閉塞，公共服務設備缺乏（如影院、博物館、銀行、車站、商場等等），精神生活單一，故大學畢業生擇業時首選大中城市，“寧要城里一張床，不要農村一幢房”。如研究表明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流向呈現出明顯的城鄉特點，選擇留在“省會城市或直轄市”、“地級市”、“縣級市或縣城”、“鄉鎮”、“農村”占比依次為53.3%、30.0%、12.4%、3.4%、0.9%[17]。如果兩種勞動力市場之間不存在分割，在就業難時較高學歷者則可以較方便地先從大中城市市場流入小城鎮及農村市場，等機會成熟時再返回大中城市，這實質上是一種理性選擇，也降低了非自愿性失業和非充分就業的風險。然而，在現實中由于兩種勞動力市場之間存在明顯分割，例如戶籍制度等障礙，抑制了高學歷者自由流動，原因在于一旦選擇了小城鎮及農村市場，以后要進入大中城市市場需要付出很高的工作轉換成本（具體包括工作接受成本、工作離開成本、與原單位的交易成本和心理成本）[18]。顯然，工作轉換成本和心理成本越高，較高學歷者就越不愿意遷移。總之，勞動力市場分割產生的分割收益，使大學畢業生將留在一級勞動力視為一種理性的人力資本投資，如爭向聚集大中城市、沿海地區、國企、黨政機關、金融、教育文化藝術及廣播電視業及各類優勢崗位，但一級勞動力市場核心崗有限性必然加劇在該市場中的就業競爭，從而使就業者與工作的不匹配概率增大，過度教育的可能性提高。
政策建議
Levin認為過度教育每增加一年，則平均工作滿足感下降3.3%，而工作滿足感每增加1%，公司產出卻能增加2.53%[19]。文東茅（2002）研究發現如果一名大學畢業生發生了過度教育，則其收入會比相同學歷和對應崗位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平均低9.5%[20]。可見，積極地處理好過度教育問題，對處在經濟發展轉型期、整體上高等教育發展依舊不足的我國，意義深遠。本文建議從以下幾點著手應對：第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鼓勵技術創新。Acemoglu（1998）認為技術進步具有內生特點，高人力資本存量易引發人力資本偏向型技術進步，由于資本與技能間具有互補效應，所以從長期看會抬高高教育水平者的工資，并創造出更多的崗位[21]。從歷年要素投入對生產貢獻率數據看，我國當前經濟發展方式為資本驅動型的發展方式，勞動生產率對產生貢獻率的提高、資本投入量對產出貢獻率的增大、資本生產率對產出貢獻率為負值①，意味著當前經濟發展方式是勞動節約型的，TFP對產出增長的貢獻率明顯低于歐美國家和發展國家平均水平說明我國技術創新不足，這些共同抑制了就業彈性。因此，改變經濟增長過度地依賴于資本，鼓勵技術創新，延長產業鏈，同時加大對中小企業融資扶持，必成為我國擴大就業規模、減輕過度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第二，進一步深化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降低勞動力市場分割程度，減小勞動力流動成本。縮小區域、城鄉、職業、行業、所有制等間的收益差距，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從近期來看，則要淡化戶口等制度對勞動力擇業時約束，淡化單位的福利保障功能，同時要建立健全社會保險制度。此外，應建立通暢的信息傳遞機制。一方面使大學畢業生們理性看待當前就業難現狀，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大學畢業生保持合理的就業期望、轉變就業觀念。因為伴隨改革的深化，分割性收益會逐漸減小，工作轉換成本肯定也會降低，首選的工作對于生命周期內收入現值最大化的重要性自然也會減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