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學科發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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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國公共管理學科自身建設有不同的看法。有學者認為中國公共管理的學科范式尚未形成:不同學科之間、基礎理論與實際應用之間、中外公共管理理念之間的沖突與融合,以及公共管理領域的學術共同體尚未形成[2]。也有學者從學科隊伍、學科方向、項目設立、學科基地建設、學術成果產出、學科環境營造、二級學科劃分、知識體現不同層次學術需求等學科建設標準方面[3]進行了多層次的理論探討。這些探討有助于厘清思路,給公共管理學科發展指引出明確的方向。應當看到,將公共管理列為一級學科,是建立在公共管理知識具有相對獨立性基礎上的。雖然對知識進行學科劃分是按照科學規律進行的,但這并不能抹煞帶有一定主觀色彩。公共管理及其二級學科的確立,是對公共管理類知識進行劃分的結果,同樣帶有主觀色彩。公共管理學科建設跟這種知識的主觀劃分分不開。而知識的劃分歸根結底又來源于知識的生產①。

知識生產與知識劃分之間存在著一個單向的不可逆的順序關系。從這個意義上講,公共管理學科建設可以追溯到公共管理知識的生產過程,高質量公共管理知識的生產、積累和創新是公共管理學科建設的本根。公共管理學科建設應該以此展現它學科成熟、冷靜和穩重的姿態。既然如此,就必須正視公共管理知識生產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指出3點:

(1)公共管理知識生產與實踐脫節。實踐是理論的唯一源泉,作為應用型學科,公共管理知識生產更應緊密結合實踐,緊跟實踐的步伐,創造出解決中國實際問題、有中國特色的公共管理知識體系。但我們看到,很多公共管理的著述完全是在書齋里和圖書館進行,囿于從理論到理論的推演。公共管理中一些重大理論并不是公共管理學界提出來的,而首先是由政府或者政府內部智囊團提出的,公共管理學界只是起到了對理論進行“二次解釋”的作用。一些公共管理理論由于是閉門造車,自身缺乏解釋力,不能回應現實。它只能在學生的課堂中考試用,一到實踐或實踐著的人群中,就喪失了理論的魅力和價值。據說,有經濟學家在課堂上動輒大說“溫州現象”,并以此著稱,但自己從未去過溫州。公共管理學界亦不乏這種“溫州現象”。

(2)公共管理知識生產領域中重復建設現象嚴重。現代社會是一個學術民主與寬容的社會,學者有權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我們不能在各種聲音中迷失,忘記了一條最基本的道理:發言最多的往往并不是最有水平的。有學者概括,社會科學領域存在發言最多但水平不一定更高的現象:觀點炒作多,理論創新少;應景之作多,知識積累少;學風浮躁者多,治學嚴謹者少。目前,公共管理類包括二級學科學術著作數量驚人,如行政管理概論一類的著作超過百種,但很多是應急就章,重復建設,后出版之書不僅沒有超過前者,反而后退。能有水平、質量上的重大突破,得到國際或國內同行普遍認同的力作、精品、權威經典之作,少之又少。有些翻譯過來的經典之作,由于學風浮躁或功力不夠,已不再經典甚至讀不懂。以MPA教材建設為例。在MPA辦學熱的情況下,大批MPA教材進入市場。但由于MPA教育剛剛起步,尚不很成熟,所以一些教材實際是在進行低水平競爭。據對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存書的統計,以MPA題名的系列教材有14種,類型和內容很多是重復的①。當然,這里不是簡單否定學術界、出版界同行的工作。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學科建設總要有個過程。但我們應該認真研究,怎樣減少或杜絕這種重復建設現象,特別是改革具有導向性的現行學術評審制度。

(3)對外來知識和歷史知識消化能力不強。知識沒有國界,但根據知識生產地域不同,可以劃分為本土知識和外來知識。現代意義上的學科之所以能夠成立,就在于知識橫向、縱向的傳承性。從橫向看,我國公共管理學科引進大量西方發達國家公共管理理論,彌補了國內這方面知識的空白與不足,非常必要。但其中讓人感到,消化能力不強,如照抄照搬,很多理論僅停留在移植層面,和我國現實的結合還是兩張皮,并沒有從“混合物”轉變為“化合物”。

從縱向看,我國有豐富的歷史傳統文化和治國安邦的經驗,這些本土文化中的公共管理精華被忽視了,鮮有人問津和總結,這也是消化能力不強的表現。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學者肯尼思•溫斯頓(KennethWinston)在一篇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的MPA教育,只注意從美國,比如肯尼迪政府學院,引進課程設置和教學模式等技術性的東西,卻由于歷史和政治原因,沒有去挖掘本國的儒家文化傳統,沒有去借鑒本國古代通過嚴格考試,選拔政府官員的“士大夫”制度的經驗。溫斯頓認為,只有把肯尼迪政府學院中的技術訓練與本國“士大夫”制度的道德要求相結合,才能夠培養出適應中國未來民主社會需要的公共管理者②。歷史學界湯恩比說:古典教育是一種無價的恩惠。綜上所述,我國公共管理學科的發展,必須強調實踐的觀點,創新的能力。實踐是科學理論發展的動力與源泉,也是檢驗理論真理性的標準,要完善和強化公共管理知識生產者與公共管理實踐的內在聯系機制。在實踐的基礎上,要強調和加強公共管理知識生產者理論創新的能力。這種能力,來自于理論的功底、現實中的求索、科學的方法、文獻資料的掌握、厚積薄發的研究,來自于中國公共管理的使命感和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