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學范文精選

本文作者：楊渝南作者單位：西南科技大學

正視雙語教學，提高雙語教學的水準

1雙語教學不是學外語而是用外語學習

其目的是培養學生用英語閱讀、用英語思考、用英語學習專業知識的能力。脫胎于西方行政學的公共行政學，無論是文獻閱讀還是案例分析，都涉及核心詞匯的理解和運用，用英語教學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既能加深學生的印象，又能增強學生的英語語言應用能力，使他們能夠直接用英語來學習和理解專業知識。

2雙語教學要用外語講授但可輔之以漢語

雖然雙語教學強調能在中英語不同的語言環境下，熟練地運用英語進行講授。要求用正確流利的英語進行知識的講解，但并不一味排斥漢語，避免由于語言滯后造成學生的思維障礙;教師應利用非語言行為，直觀、形象地提示和幫助學生理解教學內容，以降低學生在英語理解上的難度。對某些專業名詞或者一時難以理解的專業概念輔之以漢語，以使學生能夠理解。比如對利益集團的解釋，通過非選舉性的方式和手段對公共政策施加影響來實現自己的利益主張的組織。語言之間的流利轉換更能體現雙語教學的環境適應性。在教學中，我們甚至進行環節設計，要求學生能對專業詞匯保持敏感，能隨時進行雙語轉換。

1相關概念及理論闡述

1.1新公共行政觀對我國行政執法研究的啟示

新公共行政學的興起促進了整個公共行政領域的變革，也促使各國公共行政實踐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就我國而言，以弗雷德里克森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理論解釋了當前行政執法行為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并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重要啟示。

1.1.1基于新公共行政的社會公平，促進執法公正

新公共行政學強調，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在于社會公平，在于促進公民社會所有的、以社會公平為核心的基本價值。行政執法作為政府公共行政活動中的一個環節，必須落實這一核心價值，把公正作為行政執法的出發點和歸宿，同時，督促執法主體樹立公平的執法理念，并落實到實際的執法過程中。

1.1.2基于新公共行政的新型組織形態，建構回應性行政執法機構

一、新公共行政學理論概述

新公共行政學的概念是相對于舊公共行政學而言。區分兩者之間的標志是1968年在紐約錫拉丘茲大學召開的明諾布魯克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以弗雷德里克森為代表的年輕公共行政學者共同商議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探討公共行政學的發展態勢。學者強調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內容，將社會公平納入到傳統公共行政學的基本原理與體系中。而在這次運功之前所形成的公共行政理論，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重新建立的公共行政理論稱為舊公共行政學。事實上，最早提出公平理論的是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亞當斯于1965年提出的公平理論。新公共行政學派的社會公平理論依據來源于羅爾斯的公平正義論，即公平的自由高于一切。

二、我國教育制度存在的問題

(一)起點不平等

學生在入學前選擇學校就已經存在不平等想象。對于小學、初中而言，公辦學校一直都是受到許多家長的熱捧，但是這些學校的名額非常的有限，對于普通家庭而言，想要進入好一點的小學或是初中時非常困難的。雖然近些年來不少學校實行搖號抽簽制度，但是，即便普通家庭搖到了能夠入學的憑證，但是學費又是一個難題。尤其是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而對于高中、大學而言不平等的現象就更加凸顯，特別是中考、高考中的加分政策、保送政策，更嚴重的還出現考試泄題、代考等現象。部分省份和城市的高校還存在地方保護主義的情況，這些高校對本省生源的考生所劃的分數線要低于外省生源。這些情況的存在惡性擠占了教育資源，導致部分寒窗苦讀的學子們未能如愿求學。

(二)過程不平等

一、反理性主義的興起

作為憲政主義途徑的公共行政學20世紀60年代～70年代，西方社會逐漸步入后工業社會和風險社會，自然、社會問題日益凸顯。一場旨在“否定”、“破壞”、“消解”、“顛覆”現存的一切觀念、價值、制度的激進的后現代主義思潮產生。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家和思想家紛紛對傳統理性觀念展開了深刻的批判，一場反理性主義的思潮逐漸形成。反理性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爾諾認為，“從進步思想最廣泛的意義來看，歷來啟蒙的目的都是使人們擺脫恐懼，成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啟蒙的世界卻充滿著巨大的不幸”。反理性主義者往往把理性與極權和壓迫聯系在一起，他們主張意義非確定性、價值非單一性、知識非統一性，使得其對理性主義的顛覆也逐漸從認識領域轉移到政治和社會領域。這些都促使人們對政治和社會領域的價值和信仰進行重新認識。公共行政學的憲政主義途徑是指“以自由主義為哲學基礎”，主張進行憲政體制改革，以限制政府權力和保障公民權利和自由為目標，從而更好地將經濟價值和人本價值有機結合起來的重要的公共行政理論范式。該途徑最早可追溯到美國開國元勛杰斐遜的“主權在民”、“自由平等”和“三權分立，分權制衡”思想，中間經過沃爾多、弗雷德里克森、奧斯特羅姆、庫珀、登哈特以及布坎南等學者的發展，逐漸發展和成熟起來，其中新公共行政學派、公共選擇學派和新公共服務學派將憲政主義的研究推向了公共行政學理論研究的中心舞臺。杰斐遜的憲政思想主要包含在《聯邦黨人文集》和《杰斐遜選集》等書稿里，他主張“一切人都是生而平等的，造物主賦予了他某些固有的和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為了鞏固這些權利，在人們中建立了政府，政府的正當權力來自被統治者的同意；無論什么時候一個政府破壞了這些目的，人民就有權改變這個政府或把它廢除，并成立新的政府”。另外，杰斐遜考慮到官僚制政府的有限理性和權力膨脹，提出要通過三權分立、人民參政議政、人民監督、依法行政來規范和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公民的民主權利，這些都奠定了美國公共行政憲政主義理論的思想基礎。作為當代民主行政理論的先驅，德懷特•沃爾多對傳統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對公共性進行了系統詮釋，將民主、公平和正義納入公共行政范疇，認為“公共行政既是一種倫理道德，又是一種意識形態”。以弗雷德里克森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學派主張將社會公平、民主等一系列價值規范引入公共行政中來，以彌補傳統公共行政過度強調技術和工具理性所帶來的人文關懷的缺失。布坎南在分析官僚制理性缺陷和政府失敗的原因、表現后，提出了通過立憲改革克服政府失敗的改革路徑。作為印第安納學派創始人的文森特•奧斯特羅姆對美國主流公共行政思想進行了反思，并分析了美國公共行政的憲法危機，主張在官僚制的基礎上引入民主行政的理念。在《新公共服務》、《公共組織理論》等著作中，登哈特對當時盛極一時的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了批判性反思，認為管理主義和新管理主義對社會公平、正義、公民精神、民主、參與、回應等憲政價值帶來損害，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是服務而不是掌舵。在繼承了民主公民權理論、社區與公民社會理論、組織人本主義與新公共行政學理論的憲政主義基本觀點的基礎上，登哈特夫婦就公共利益、責任、公民權等理念對傳統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理論進行了揚棄，提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新公共服務”憲政思想。作為公共行政學憲政主義途徑的一個里程碑，以登哈特夫婦為代表的新公共服務學派無論在理論方面還是在實踐方面，都代表了當代西方公共行政憲政主義的最高水平。作為公共行政學科發展進程中的一股重要思想潮流，公共行政的憲政主義對于技術理性和工具理性進行了無情的批判，具有較為濃重的反理性主義色彩。無論是方法論方面，還是理論知識框架方面，公共行政的憲政主義都對公共行政學科的發展意義重大。另外，公共行政的憲政主義的公平正義、有限政府、人民主權、行政道德等理念，無疑對于工具和效率理性導向的公共行政學注入了新的元素。然而，我們還需看到憲政主義存在的一些問題，如過度強調政治價值而忽視行政效率，過度強調規范取向而缺乏實際操作性，過度強調統一的價值觀而忽視公共行政的其他價值觀等。總體來說，憲政主義途徑下的公共行政學基本上處于一種“有政治而無行政”和“有政府而無社會”的公共行政學科批判反思時期。

二、公共理性主義的復興

作為社會建構主義途徑的公共行政學公共理性作為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重要概念最早由康德提出。他認為，作為理性的存在者，人應該有權利“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每個人在任何有關良心的事務上都能自由地運用自身所固有的理性”。隨后，羅爾斯對其進行了發展，他將公共理性定義為“公民在有關憲法根本和基本正義問題的公共論壇上所使用的推理理性”，它有利于形成所謂的重疊共識，繼而促進社會穩定。公共理性的論壇可以成為“一個公共權力與普通公民、各種政治與非政治團體之間進行公共協商的公共領域”，各主體為了公共利益而對話、協商、妥協和談判，理解和寬容他者成為公民的重要品質。“作為公共領域中的現代公共理性應成為溝通、協調和統一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個人理性與國家（政府）理性，大眾理性與精英理性的中介與橋梁。”公共理性體現了社會行為主義主體在公共領域里行為理性的公共化。作為對公共行政理性建構途徑（特別是技術———工具理性建構的官僚體系）的一種反思和重構，公共行政的社會建構途徑很好地回應了復雜多變的社會現實和日益多元價值沖突以及日益高漲的公平正義訴求，“指向了在公共生活場域中行動的主體、主體體驗及其賦予現實的意義，強調主體間關系的價值，強調認識政府組織內外的主體間關系，強調發揮行政官員追求實質理性和人文關懷的主體責任，是社會建構的公共行政大廈的話語基礎”。社會建構意味著公共行政要對社會、環境與公民開放，這與傳統公共行政對于確定性的追求大為不同。社會建構主義認為，社會問題不是客觀存在的，而是被人們主觀的思想所建構的。作為公共行政社會建構途徑的奠基者，全中燮教授明確指出，對公共行政理性建構模式的批判是公共行政社會建構模式的邏輯起點，必須重新建構公共行政的話語體系，發展公共行政的價值精神。社會建構思想的核心是“支持組織成員的自我治理能力，即通過互動來維持社會（和組織）秩序的能力”，“社會建構本身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組織成員持續參與著思想和經驗的共享，這樣，他們能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觀點”。很顯然，社會建構思想的一些觀點與公共理性主義十分契合，如協商對話、社會學習、共識民主、社會價值、公共利益等。從某種程度來說，“在社會建構的公共行政理論中，社會過程構成了建構公共行政理論的出發點，沒有社會過程生動的實踐和過程，就沒有公共行政理論的生長”。在社會建構的公共行政理論看來，社會建構的過程本身就有自身價值，最終建構的政策、決策或意見是政府與社會主體在公共領域互動、對話和建構的過程，從而形成公共行政交往互動的行動場景，滿足不同主體的發展需要，實現民主的公共治理愿景。20世紀60年代以來，面對復雜多變的社會問題，全球公民社會的崛起，以及官僚理性對人文關懷的缺失，社會建構被作為一種結構社會問題和重建公共行政學科的重要嘗試被引入公共行政學科研究中來。公共行政的社會建構途徑意味著官僚制獨白式的敘述將被多元主體間的互動對話所取代，傳統的政府單中心的管理結構被社會多中心的治理主體結構所取代，參與、協商、互動和學習成為社會主體活動的主要方式，公共性和社會性成為公共行政的重要品質，社會治理逐漸走向合作治理。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社會建構主義途徑的哲學根基和理論基礎并不扎實，只是一種新的“構成主義”，主體間的建構和對話的前提是他們都必須有合作的意念。

三、結語

理性主義作為當代哲學和自然科學里的一股重要社會思潮，無論對于科學還是社會影響都十分巨大。公共行政學作為一門興起時間較晚的社會科學學科，也難以擺脫理性主義的影響。換句話說，公共行政學科是在吸收和批判理性主義思潮部分內容的基礎上成長起來的。隨著社會民主化進程加速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升，人們在社會公平正義、平等自由、公共利益等基本價值方面逐漸達成一定的共識。社會治理應該是公平與效率、民主與權威、個人與社會、自由與平等的有機統一。單純的理性和單純的公共性都無法很好地回答一些現實的基本問題，唯有一種折中多方主體利益和價值的公共理性成為最接近現實的最佳選擇。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變遷顯示出人類認識和理解世界的能力顯著增強，而管理主義、憲政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三種途徑的相繼出現也表明了公共行政學科自我反思和成長的過程。總之，公共行政學科的未來成長必須積極吸收和借鑒其他學科的有益成果，夯實自己學科的理論基礎，發掘自身發展的潛力，推動本學科持續健康發展。

一、國內公共行政學本土化路徑研究中的問題與風險

總體而言，目前學界有關行政學本土化路徑的研究中所存在的問題和風險既有相對具象性的，也有一般性的。我們首先從學界提出的行政學本土化路徑出發，對各種視角中可能存在的具象性問題及風險進行探討。首先，從問題研究視角來看，它存在著將經驗總結、問題化解等同于理論構建，及以經驗來引導理論的風險。一是將經驗總結與問題化解等同于理論構建的風險。就目前而言，國內行政學界所論及的“問題研究”主要特指的是對“行政現實問題”的研究，它強調的是研究者要將重心置于各種行政現實問題和實踐困境之上(而非放在行政學理論問題上)，注重從實踐中總結出經驗、從個別中總結出一般、從事實中歸納出價值、從特殊的現實、情境中總結出特殊的理論。這樣的研究路徑與邏輯理路很容易使研究者把研究重心放在行政問題本身的解決上，就問題而談問題，而忽略通過行政問題來推動行政學理論構建的初衷。引致這種風險的可能原因主要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對行政實踐與行政理論之間的差異的模糊化所導致的認知錯誤。在現實中，人們很容易將對問題的現象性描述和歸納等同于行政理論構建本身，而未能看到真正的行政理論應該是從雜多的現象中所總結出來的一般性，它不應該僅僅是對行政現象的具象描述，而應該是具有高度的理論抽象性的;其二是由“是”與“應當”之間的差異性及“事實問題”與“價值問題”之間的差異所引致的認知偏差。就行政學理論而言，本土化的行政學理論不僅要反映具體的“是”，還要反映“應當”，不僅要關注“事實”，而且要關注“價值”。而問題邏輯(尤其是目前學界所理解的那種以現實的行政經驗中所存在的問題為研究對象的問題邏輯)所關注的則更多的是“是”的問題，而這種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是”是否能夠推導出“應當”，是值得懷疑的。當學者們把目光集中于現象這一“是”時，就有可能把“是”等同于“應當”，或忽略“應當”在行政學理論體系中的重要性。二是以經驗來引導理論的風險。毋庸置疑，就理論研究而言，本土化的行政學理論不僅要是反映性的，更要是引導性的，它不僅要描述現實，更要批判、反思、指導現實，使現實不斷趨于完善。而問題邏輯則更多地強調的是行政現實對行政理論的先導性，它可能使行政學研究者陷入現實中出現什么問題，就從中總結出什么對策的被動局面，使行政學理論本應具備的對行政現實的引導功能被弱化、被抑制。其次，從中層理論構建視角來看，盡管其對推進行政學本土化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但它也存在如下兩個方面的問題與風險。

一是國際公共行政理論交流中對話層次不對等的風險。事實上，公共行政學本土化不僅承載著為我國行政實踐中的問題尋求出路的使命，也承載著確立中國公共行政學的學科主體性、使中國公共行政學平等地參與國際公共行政學對話的重任。而這樣的國際性對話要獲得平等性，首先要求的是對話的理論層次的對等性———如果將行政學的理論層次按其抽象程度分為中層理論和元理論(或基礎理論)的話，那么，一種平等的、可持續的中西方行政學理論對話模式，從形式上看應是以中國的行政學元理論和基礎理論來回應西方的行政學元理論和基礎理論、以中國的行政學中層理論來回應西方的行政學中層理論。只有這樣的同一層次的對話，才能使中西方的公共行政學交流不至于因范疇、視域的不同而自說自話，才能使中國的公共行政學在與西方的不斷交流中獲取更多的國際影響力。這就意味著，如果僅僅將中國行政學理論的發展定位于中觀理論層次，就必然導致中西方交流和對話的不對等———這一方面是由于:本土化的行政學元理論和基礎理論的缺乏，必然使得元理論和基礎理論層面上的中西方行政學理論交流成為西方的獨白;另一方面則是由于:行政學中層理論一般都是高度依賴于行政學元理論和基礎理論、以行政學元理論和基礎理論為前提的，這就意味著，一旦缺乏中國式的行政學元理論和基礎理論的支撐，本土化的行政學中層理論就可能成為一種在形式上體現中國經驗、在內核上卻反映和注解西方行政學元理論和基礎理論的理論形態。如果是這樣，那么那種看似平等的行政學中層理論對話，實際上卻仍是在西方行政學理論體系內部展開的，它并無平等性可言。

二是中層理論意義上的行政學理論的代表性和一般性不足的風險。對于全球化時代的跨文化交流而言，一種理論能否產生強大的影響，除了要看理論自身的邏輯是否自洽之外，還要看這種理論是否對參與對話的各方理解行政問題、把握行政生活、厘清行政理論有著足夠的價值，而這種價值的大小，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理論形態本身是否具有足夠的廣延性和可擴散性。而對于中層理論而言，它作為一種介于元理論和微觀理論之間的理論形態，具有明顯的“居中”特質:一方面，它不同于對行政現象的單純描述，具備了一定的理論抽象性和一般性;但另一方面，它的理論抽象性和一般性又是不充分的，它摻雜著具象、對于特定的行政情境有著高度的依賴。中層理論的這種具象性和情境依賴性，使得中層理論意義上的行政學理論的借鑒意義和理論價值更多地仍是本土性的，它的可參照性、可推廣性、可接受性遠不如行政學元理論和基礎理論。因此，就中層理論本身的特質和功能而言，它很難承擔起代表中國公共行政學參與國際交流和對話、向世界表明中國公共行政學之獨特貢獻的重任。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層理論構建即使對于推進行政學的本土化具有一定的意義，它也只能是過渡性的、階段性的、策略性的，而非終極性的。再次，從內容體系構建視角來看，其主要可能存在的風險在于如下兩個方面。一是將概念、話語的本土化等同于行政學理論體系的本土化之風險。如前所述，目前行政學本土化中的一個重要策略是從行政學的概念、話語著手，以概念、話語的本土化來推進行政學理論的本土化。應該說，這種做法看到了概念、話語所具有的描述和解釋本土化行政現象的功能，體認到了概念、話語在本土化行政學理論體系構建中的工具性、前提性意義。但必須注意的是，公共行政學的本土化并不等同于概念、話語的本土化;或者說，公共行政學的本土化并非是某些區分于西方的零散的、非體系化的概念、話語的創生和加總，而是要以概念、話語為基礎，經過邏輯加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政學理論體系。

這里的意涵在于:其一，本土化的行政學理論必須是體系化的而非松散的概念和話語的集合;其二，行政學理論的體系化，其核心在于厘定出將松散的行政學概念和話語匯聚起來的邏輯理路，其中，邏輯理路是本土化行政學理論的核心和靈魂，是概念和話語得以匯聚的線索。只有在厘定清楚了本土化行政生活及行政理論所賴以為基的相關邏輯前提、邏輯演變歷程、邏輯主線等的基礎上，本土化行政學的構建才能擺脫無序和紛亂，才能思路清晰、事半功倍。二是學科特質與學術原創性喪失的風險。在本土化行政學的內容體系構建過程中，容易出現兩種傾向:其一是模仿西方行政學內容體系的傾向;其二是模仿其它相關學科的傾向。就第一種傾向而言，它有兩種可能的表現:第一是“新瓶裝舊酒”，即將西方理論和西方行政學的內容體系貼上新的標簽而變成本土化的理論;第二是僅以西方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實，使中國的行政實踐與行政經驗成為西方理論的注解。這兩種表現都是我們在推進行政學內容體系的本土化進程中所要極力避免的。而第二種傾向的出現，則是由后發學科對先發學科的借鑒所引致的。事實上，目前學界所提出的一些本土化概念已經顯現出學科模糊的傾向，一些話語和概念，如“錦標賽體制”、“公推直選”等實際上都來自于經濟學、政治學等相關學科。盡管學科間的交流和借鑒無可厚非，它對于推進行政學的繁榮也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但如果操作不當，它也可能會導致行政學核心概念的缺乏(尤其是具有真正原創性的核心概念的缺乏)，如果是這樣，那么行政學就有可能會被進一步邊緣化，其合法性將會受到進一步的損害。以上我們針對學界有關構建本土化公共行政學的三種具體路徑所可能存在的問題和風險進行了反思。這些問題和風險大多是具象性的、顯見的，它們較易為研究者們所關注和重視。但是，除了上述可能的問題與風險之外，在推進公共行政學本土化的過程中，我們還應關注如下兩個更為隱蔽、但影響卻更為深遠的潛在問題。一是行政學本土化過程中的“問題認知支配”現象。這里所說的“問題認知支配”，主要指的是全球化時代背景下那種將“西方國家現在所面臨的問題誤以為是我們面臨的問題”的情形，它本質上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國家進行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滲透的一種表現形式。相比于理論和研究工具的西方主導與支配而言，問題和議程設置方面的西方主導與支配現象更具陷蔽性，而其對中國學術自主性的影響亦更為深重。具體到行政學學科而言，問題認知支配現象的影響目前主要有兩種表現:其一是公共行政問題和議程設定中的問題認知支配，它表現為學界較為普遍存在的試圖從西方的行政學議題中找尋中國行政學學科發展所存在的問題，及通過了解西方社會對行政問題的界定而去發現中國行政系統中所存在的問題的傾向。其二是在行政問題處置方法上的問題認知支配，主要表現為，對于中國社會中所出現的行政理論和實踐問題，一些學者總是試圖從西方的理論和經驗中找尋相應的解決方法，奉西方理論和經驗為奎臬，而忽略了西方理論和經驗本身所可能存在的缺陷和水土不服的問題。由于全球化時代的問題認知支配現象具有無意識性、前置性特征，其影響一旦擴散，它對行政學本土化的影響將是無法估量的———其中最嚴重的影響之一在于，它可能使得一些推進行政學本土化的努力由于未能脫離西方問題意識的影響而長期在西方的理論邏輯中無意識地循環，從而極大地削弱行政學本土化的現實效果。因此，對于行政學而言，推進對全球化時代的“問題認知支配”現象的全面反思、盡量避免其對行政學本土化進程的干擾，是每一個行政學研究者所必須關注的重要問題。二是行政本土化過程中的“現代化范式”支配問題。“現代化范式”主要是指在我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出現的一種以“傳統—現代”二分為基礎，將社會發展預設成一種“一成不變的單線性歷史進化圖式”，“將西方發展經驗的偶然轉換成一種普世的歷史必然”的傾向。與“問題認知支配”著重揭示學界在問題界定上的西化情形不同，“現代化范式”支配著重強調的是學界在學科理想圖景界定上的西化傾向，它重點關注的是當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所出現的那種將西方的“現代化”理想圖景作為自身的圖景，而忽略了“根據中國”、基于自身實際構建符合自身的社會科學理想圖景的現象。具體到行政學學科，“現代化范式”的支配主要有以下兩種表現:其一是“追趕”式的行政理論研究模式設定。在行政學界，以追趕西方潮流、尋求行政學理論的“現代化”(西方意義上的現代化的實質是西方化)為研究的目標定位的現象，是極為常見的;西方學界一旦出現某種具有一定創新性的理論，國內行政學界往往趨之若騖、極力推崇。值得指出的是，于大多數學者而言，出現這一現象的根源并非由于他們缺乏推動行政學本土化的意愿，而在于他們對于“現代化范式”的潛在支配缺乏明確的意識，從而前反思性地、不自覺地接受了“傳統—現代”的行政發展模式，走入了西方“現代化范式”的圈套。

其二，對行政理想圖景問題的忽視或誤置。“現代化范式”的支配使行政學研究者普遍將西方的行政理想圖景當成了自身的行政理想圖景，繼而也就導致了學界對于中國式的行政理想圖景究竟是什么的問題缺乏深入的思考。事實上，受西方技術主義思潮和行政中立性思維的影響，國內學界大多將行政學研究的重點放在了一些具體的行政問題的解決之上，而對如下這樣的根本性問題，如:究竟怎樣的行政學研究是符合中國語境的?中國語境中的行政學研究要追求的是一種什么樣的理想圖景?中國行政學的理想圖景與西方行政學的理想圖景之間有何差異等，卻缺乏深入的反思。這種反思的缺乏，實際上進一步強固化了“現代化范式”的影響，擴大了其支配的廣度和深度。因此，行政學界如何擺脫目前表現出的那種在枝節問題上冷靜、而在根本性問題上無知的現象，真正確立起中國行政學研究的自覺意識、主體意識、自主意識，是我們所必須深刻反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