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公共行政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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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內公共行政學本土化路徑研究中的問題與風險

總體而言，目前學界有關行政學本土化路徑的研究中所存在的問題和風險既有相對具象性的，也有一般性的。我們首先從學界提出的行政學本土化路徑出發，對各種視角中可能存在的具象性問題及風險進行探討。首先，從問題研究視角來看，它存在著將經驗總結、問題化解等同于理論構建，及以經驗來引導理論的風險。一是將經驗總結與問題化解等同于理論構建的風險。就目前而言，國內行政學界所論及的“問題研究”主要特指的是對“行政現實問題”的研究，它強調的是研究者要將重心置于各種行政現實問題和實踐困境之上(而非放在行政學理論問題上)，注重從實踐中總結出經驗、從個別中總結出一般、從事實中歸納出價值、從特殊的現實、情境中總結出特殊的理論。這樣的研究路徑與邏輯理路很容易使研究者把研究重心放在行政問題本身的解決上，就問題而談問題，而忽略通過行政問題來推動行政學理論構建的初衷。引致這種風險的可能原因主要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對行政實踐與行政理論之間的差異的模糊化所導致的認知錯誤。在現實中，人們很容易將對問題的現象性描述和歸納等同于行政理論構建本身，而未能看到真正的行政理論應該是從雜多的現象中所總結出來的一般性，它不應該僅僅是對行政現象的具象描述，而應該是具有高度的理論抽象性的;其二是由“是”與“應當”之間的差異性及“事實問題”與“價值問題”之間的差異所引致的認知偏差。就行政學理論而言，本土化的行政學理論不僅要反映具體的“是”，還要反映“應當”，不僅要關注“事實”，而且要關注“價值”。而問題邏輯(尤其是目前學界所理解的那種以現實的行政經驗中所存在的問題為研究對象的問題邏輯)所關注的則更多的是“是”的問題，而這種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是”是否能夠推導出“應當”，是值得懷疑的。當學者們把目光集中于現象這一“是”時，就有可能把“是”等同于“應當”，或忽略“應當”在行政學理論體系中的重要性。二是以經驗來引導理論的風險。毋庸置疑，就理論研究而言，本土化的行政學理論不僅要是反映性的，更要是引導性的，它不僅要描述現實，更要批判、反思、指導現實，使現實不斷趨于完善。而問題邏輯則更多地強調的是行政現實對行政理論的先導性，它可能使行政學研究者陷入現實中出現什么問題，就從中總結出什么對策的被動局面，使行政學理論本應具備的對行政現實的引導功能被弱化、被抑制。其次，從中層理論構建視角來看，盡管其對推進行政學本土化有著重要的啟發意義，但它也存在如下兩個方面的問題與風險。

一是國際公共行政理論交流中對話層次不對等的風險。事實上，公共行政學本土化不僅承載著為我國行政實踐中的問題尋求出路的使命，也承載著確立中國公共行政學的學科主體性、使中國公共行政學平等地參與國際公共行政學對話的重任。而這樣的國際性對話要獲得平等性，首先要求的是對話的理論層次的對等性———如果將行政學的理論層次按其抽象程度分為中層理論和元理論(或基礎理論)的話，那么，一種平等的、可持續的中西方行政學理論對話模式，從形式上看應是以中國的行政學元理論和基礎理論來回應西方的行政學元理論和基礎理論、以中國的行政學中層理論來回應西方的行政學中層理論。只有這樣的同一層次的對話，才能使中西方的公共行政學交流不至于因范疇、視域的不同而自說自話，才能使中國的公共行政學在與西方的不斷交流中獲取更多的國際影響力。這就意味著，如果僅僅將中國行政學理論的發展定位于中觀理論層次，就必然導致中西方交流和對話的不對等———這一方面是由于:本土化的行政學元理論和基礎理論的缺乏，必然使得元理論和基礎理論層面上的中西方行政學理論交流成為西方的獨白;另一方面則是由于:行政學中層理論一般都是高度依賴于行政學元理論和基礎理論、以行政學元理論和基礎理論為前提的，這就意味著，一旦缺乏中國式的行政學元理論和基礎理論的支撐，本土化的行政學中層理論就可能成為一種在形式上體現中國經驗、在內核上卻反映和注解西方行政學元理論和基礎理論的理論形態。如果是這樣，那么那種看似平等的行政學中層理論對話，實際上卻仍是在西方行政學理論體系內部展開的，它并無平等性可言。

二是中層理論意義上的行政學理論的代表性和一般性不足的風險。對于全球化時代的跨文化交流而言，一種理論能否產生強大的影響，除了要看理論自身的邏輯是否自洽之外，還要看這種理論是否對參與對話的各方理解行政問題、把握行政生活、厘清行政理論有著足夠的價值，而這種價值的大小，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理論形態本身是否具有足夠的廣延性和可擴散性。而對于中層理論而言，它作為一種介于元理論和微觀理論之間的理論形態，具有明顯的“居中”特質:一方面，它不同于對行政現象的單純描述，具備了一定的理論抽象性和一般性;但另一方面，它的理論抽象性和一般性又是不充分的，它摻雜著具象、對于特定的行政情境有著高度的依賴。中層理論的這種具象性和情境依賴性，使得中層理論意義上的行政學理論的借鑒意義和理論價值更多地仍是本土性的，它的可參照性、可推廣性、可接受性遠不如行政學元理論和基礎理論。因此，就中層理論本身的特質和功能而言，它很難承擔起代表中國公共行政學參與國際交流和對話、向世界表明中國公共行政學之獨特貢獻的重任。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層理論構建即使對于推進行政學的本土化具有一定的意義，它也只能是過渡性的、階段性的、策略性的，而非終極性的。再次，從內容體系構建視角來看，其主要可能存在的風險在于如下兩個方面。一是將概念、話語的本土化等同于行政學理論體系的本土化之風險。如前所述，目前行政學本土化中的一個重要策略是從行政學的概念、話語著手，以概念、話語的本土化來推進行政學理論的本土化。應該說，這種做法看到了概念、話語所具有的描述和解釋本土化行政現象的功能，體認到了概念、話語在本土化行政學理論體系構建中的工具性、前提性意義。但必須注意的是，公共行政學的本土化并不等同于概念、話語的本土化;或者說，公共行政學的本土化并非是某些區分于西方的零散的、非體系化的概念、話語的創生和加總，而是要以概念、話語為基礎，經過邏輯加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行政學理論體系。

這里的意涵在于:其一，本土化的行政學理論必須是體系化的而非松散的概念和話語的集合;其二，行政學理論的體系化，其核心在于厘定出將松散的行政學概念和話語匯聚起來的邏輯理路，其中，邏輯理路是本土化行政學理論的核心和靈魂，是概念和話語得以匯聚的線索。只有在厘定清楚了本土化行政生活及行政理論所賴以為基的相關邏輯前提、邏輯演變歷程、邏輯主線等的基礎上，本土化行政學的構建才能擺脫無序和紛亂，才能思路清晰、事半功倍。二是學科特質與學術原創性喪失的風險。在本土化行政學的內容體系構建過程中，容易出現兩種傾向:其一是模仿西方行政學內容體系的傾向;其二是模仿其它相關學科的傾向。就第一種傾向而言，它有兩種可能的表現:第一是“新瓶裝舊酒”，即將西方理論和西方行政學的內容體系貼上新的標簽而變成本土化的理論;第二是僅以西方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現實，使中國的行政實踐與行政經驗成為西方理論的注解。這兩種表現都是我們在推進行政學內容體系的本土化進程中所要極力避免的。而第二種傾向的出現，則是由后發學科對先發學科的借鑒所引致的。事實上，目前學界所提出的一些本土化概念已經顯現出學科模糊的傾向，一些話語和概念，如“錦標賽體制”、“公推直選”等實際上都來自于經濟學、政治學等相關學科。盡管學科間的交流和借鑒無可厚非，它對于推進行政學的繁榮也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但如果操作不當，它也可能會導致行政學核心概念的缺乏(尤其是具有真正原創性的核心概念的缺乏)，如果是這樣，那么行政學就有可能會被進一步邊緣化，其合法性將會受到進一步的損害。以上我們針對學界有關構建本土化公共行政學的三種具體路徑所可能存在的問題和風險進行了反思。這些問題和風險大多是具象性的、顯見的，它們較易為研究者們所關注和重視。但是，除了上述可能的問題與風險之外，在推進公共行政學本土化的過程中，我們還應關注如下兩個更為隱蔽、但影響卻更為深遠的潛在問題。一是行政學本土化過程中的“問題認知支配”現象。這里所說的“問題認知支配”，主要指的是全球化時代背景下那種將“西方國家現在所面臨的問題誤以為是我們面臨的問題”的情形，它本質上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國家進行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滲透的一種表現形式。相比于理論和研究工具的西方主導與支配而言，問題和議程設置方面的西方主導與支配現象更具陷蔽性，而其對中國學術自主性的影響亦更為深重。具體到行政學學科而言，問題認知支配現象的影響目前主要有兩種表現:其一是公共行政問題和議程設定中的問題認知支配，它表現為學界較為普遍存在的試圖從西方的行政學議題中找尋中國行政學學科發展所存在的問題，及通過了解西方社會對行政問題的界定而去發現中國行政系統中所存在的問題的傾向。其二是在行政問題處置方法上的問題認知支配，主要表現為，對于中國社會中所出現的行政理論和實踐問題，一些學者總是試圖從西方的理論和經驗中找尋相應的解決方法，奉西方理論和經驗為奎臬，而忽略了西方理論和經驗本身所可能存在的缺陷和水土不服的問題。由于全球化時代的問題認知支配現象具有無意識性、前置性特征，其影響一旦擴散，它對行政學本土化的影響將是無法估量的———其中最嚴重的影響之一在于，它可能使得一些推進行政學本土化的努力由于未能脫離西方問題意識的影響而長期在西方的理論邏輯中無意識地循環，從而極大地削弱行政學本土化的現實效果。因此，對于行政學而言，推進對全球化時代的“問題認知支配”現象的全面反思、盡量避免其對行政學本土化進程的干擾，是每一個行政學研究者所必須關注的重要問題。二是行政本土化過程中的“現代化范式”支配問題。“現代化范式”主要是指在我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出現的一種以“傳統—現代”二分為基礎，將社會發展預設成一種“一成不變的單線性歷史進化圖式”，“將西方發展經驗的偶然轉換成一種普世的歷史必然”的傾向。與“問題認知支配”著重揭示學界在問題界定上的西化情形不同，“現代化范式”支配著重強調的是學界在學科理想圖景界定上的西化傾向，它重點關注的是當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所出現的那種將西方的“現代化”理想圖景作為自身的圖景，而忽略了“根據中國”、基于自身實際構建符合自身的社會科學理想圖景的現象。具體到行政學學科，“現代化范式”的支配主要有以下兩種表現:其一是“追趕”式的行政理論研究模式設定。在行政學界，以追趕西方潮流、尋求行政學理論的“現代化”(西方意義上的現代化的實質是西方化)為研究的目標定位的現象，是極為常見的;西方學界一旦出現某種具有一定創新性的理論，國內行政學界往往趨之若騖、極力推崇。值得指出的是，于大多數學者而言，出現這一現象的根源并非由于他們缺乏推動行政學本土化的意愿，而在于他們對于“現代化范式”的潛在支配缺乏明確的意識，從而前反思性地、不自覺地接受了“傳統—現代”的行政發展模式，走入了西方“現代化范式”的圈套。

其二，對行政理想圖景問題的忽視或誤置。“現代化范式”的支配使行政學研究者普遍將西方的行政理想圖景當成了自身的行政理想圖景，繼而也就導致了學界對于中國式的行政理想圖景究竟是什么的問題缺乏深入的思考。事實上，受西方技術主義思潮和行政中立性思維的影響，國內學界大多將行政學研究的重點放在了一些具體的行政問題的解決之上，而對如下這樣的根本性問題，如:究竟怎樣的行政學研究是符合中國語境的?中國語境中的行政學研究要追求的是一種什么樣的理想圖景?中國行政學的理想圖景與西方行政學的理想圖景之間有何差異等，卻缺乏深入的反思。這種反思的缺乏，實際上進一步強固化了“現代化范式”的影響，擴大了其支配的廣度和深度。因此，行政學界如何擺脫目前表現出的那種在枝節問題上冷靜、而在根本性問題上無知的現象，真正確立起中國行政學研究的自覺意識、主體意識、自主意識，是我們所必須深刻反思的問題。

二、公共行政本土化之可能路徑展望

以發展行政哲學為視角行政學本土化的進一步推進，需要我們去探求更多的新思路、新方法。在本文中，我們嘗試從行政哲學視角入手，提出公共行政學本土化的幾點建議。而之所以立基于行政哲學的視角，主要是考慮到如下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公共行政學的本土化首先涉及的是文化的適應和匹配問題———或者說，公共行政學的本土化，從最根本的意義上來說，就是要使行政學反映中國本土的文化資源和哲學訴求，使其與中國的傳統、慣習、慣常的行為方式和思維邏輯等相配套，使其與中國人民的生存智慧、與中國行政系統的實踐智慧相配套。而行政哲學正是以宏觀的行政文化和行政生活為反思對象的，它關注行政生活所立基的文化環境和哲學環境，關注行政現象和行政生活背后的邏輯和理路，從行政哲學視角出發，有助于擺脫對行政實踐的細枝未節的描述，確立起對行政學本土化的更進一步的自覺。其二，行政哲學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有助于推動行政學人的學科自主意識，從而使其以更積極的姿態投身于本土化行政學的創生與構建之中。本土化行政學的構建作為人類的一項實踐活動，其動力既來源于人們對其內在價值的認知，也來源于人們對理想的行政發展狀態和現實的行政發展狀態之間的差異的認知。而行政哲學作為一門“探索行政之真、追求行政之善、塑造行政之美”的學問，是以行政理想狀態作為其基底的，由于行政的現實狀態與行政的理想狀態之間總是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就使得行政哲學具有了對現實行政生活和現實的行政學理論的強烈的批判意識。行政哲學的批判，正是推進行政生活不斷完善的動力，也是推動行政學不斷反思自身、發展自身的動力。從行政哲學的視角來探討行政學的本土化問題，有助于正確認識我們在推進行政學本土化的進程中所存在的諸種根本性的、原則性的問題，使行政學的本土化進程在不斷的反思和批判中得以前進和發展。

從行政哲學的視角出發探求公共行政學的本土化，重點要關注如下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要關注本土行政生活中的“真、善、美”問題。行政哲學作為一門以行政生活為反思對象的學問，既要做到“科學求真”、“倫理求善”，也要做到“形式求美”。而從本土化視角來探討和關注本土化的行政生活，就是要基于本土的行政文化生態、社會生態、經濟生態等，來追求具有本土特色的、反映本土智慧的行政生活之真、行政生活之善及行政生活之美。它要求我們關注的具體問題有:本土化的行政學究竟應該如何理解行政生活之真、善、美?這種本土化的理解與西方有何差異?這種差異是基于何種原因而產生的?它對行政生活將產生何種影響?從理論層面上深入考察和界定中西方關于真、善、美的理解上的這種差異，一方面可以幫助人們掌握本土化行政生活評價的終極依據，避免誤將西方行政生活之真當作普遍之真，將西方行政生活之善當作普遍之善，將西方行政生活之美當成普遍之美，從而進一步增強中國行政學研究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從中國特殊的行政生活出發而得出的行政生活之真、善、美，由于其本身就具有表明中國特殊的行政生活理想圖景、點明中國特殊情境中的行政價值取向的功能，它必然能夠為中國行政生活的不斷完善提供內生動力，也可以為中西方在行政學理論方面的平等對話提供思想支撐。二是要考察中西方行政學的邏輯前提、內在機理、概念體系和話語體系等，以厘定各自的價值，并考察西方行政學的邏輯前提、內在機理、概念體系和話語體系與中國的本土智慧、本土概念、本土話語的區分及其聯姻的可能性。首先，對行政學者而言，對西方理論的具象化的、非反思性的研究往往容易使其陷入對西方理論的盲目接受和崇拜，而可能忽略了潛藏在西方行政學理論背后的深層意圖和潛在影響。這樣的“前反思性接受”，可能導致行政學理論的單數化、西方化，使中國公共行政學失去其獨特性、失去其對話的能力。因此，必須從行政哲學層面入手，深入反思西方行政學的邏輯前提和內在機理，并在此基礎上厘定、反思中國行政學所賴以為基的邏輯前提和內在機理，找出二者之間的差異和關聯。其次，要對那些被學界認為習以為常的、或學界所普遍認同的概念和話語體系進行反思，通過這種反思，一方面要厘定這些概念和話語本身的意涵、正當性和正確性;另一方面要厘定這些概念和話語在進行跨文化移植時的文化適應性問題，以避免南橘北枳現象的出現。

作者：王升平單位：中共廣東省委黨校校刊編輯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