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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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探索可持續發展理論與實踐是世界各國共同的、迫切關心的重大課題，成為國際學術界的研究熱點。可持續發展觀作為一種全新的發展觀，它的完整的理論體系，包括它的世界觀、價值觀、倫理觀和實現觀，還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廣泛的討論，尤其對可持續發展的哲學基礎、倫理學底蘊、經濟學內涵等問題的認識不盡相同。可以說是眾說紛紜，相去甚遠。其中，在西方，可持續發展被生態中心論者視為人類中心論或者被人類中心論者引為同道，這就影響我國學術界，并出現了一種很流行的似乎被公認的觀點，認為可持續發展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是全人類的中心主義的必然選擇；它的本質內涵是全面發展的人本論，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必須實現以物為中心向以人為中心的轉變。這種說法完全把可持續發展納入人類中心主義的理論框架，使可持續發展觀變成西方近現代以人類中心論為基本內核的傳統發展觀在現時代的變種。因而以人為中心的傳統發展觀披上了可持續發展觀的華麗外衣，使可持續發展觀充滿了人類中心論的世界觀、價值觀、倫理觀和實現觀。它不僅否定了可持續發展觀和傳統發展觀的本質區別，而且使可持續發展失去了科學性和合法性的內在依據。于是，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什么樣的可持續發展觀能夠科學闡釋人類文明發展與地球生態系統生存的關系，才能確證它的理論合理性和實踐合理性呢？這就很有必要對可持續發展觀進行重新界定。為此，筆者提出一個新的理論假說：生態文明的發展觀與實現觀的生態本位理論，以此構建可持續發展觀的理論合理性和實踐合理性。因此，可持續發展不是一種以人為中心的發展觀與實現觀，應該是一種以生態為本位的發展觀與實現觀，從而形成生態本位的可持續發展觀，即把可持續發展理論構建成以生態為本位的生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理論。這是生態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新發展。

二、20世紀世界發展的寶貴經驗與慘痛教訓

當我們對20世紀世界文明的歷史發展作一整體的鳥瞰，就不難發現，在20世紀里，世界文明發展明顯地經歷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景象：在20世紀的上半葉，人類遭受了全球的經濟大危機和世界的戰爭大災難，在20世紀的后半葉，人類取得空前未有的科技和經濟大發展的同時，卻遭受著全球的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的大災難，這又使當今人類陷入空前未有的生存危機和發展困境。正因如此，才使人類逐漸地從自然界的無情懲罰中醒悟過來，引起一場全球的生態覺醒運動，這就是生態覺悟的產生與發展。它是人類的進化過程中意識和觀念的最偉大的革命。由此形成人類對世界系統存在極限的認識，發現了地球資源與環境有限性，這是20世紀頭等重要的科學發現之一。

1、兩項輝煌的成就

20世紀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生巨大變化的世紀。今日之現代生產力不僅與19世紀相比已面目全非，即使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50年左右的時間里，人類所創造的社會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所創造的生產力總和還要多。人類社會生產力的大發展，使世界經濟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突出表現在20世紀下半葉世界經濟的大發展，固然因素甚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兩點：一是現代科學技術的飛躍進步，二是世界經濟市場化正在形成全球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這就是著名學者汝信先生所說的20世紀人類取得的兩個方面的偉大成就。

在工業經濟時代里，發生了三次具有劃時代的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發生在18世紀中葉，確立了以蒸汽動力技術為主導的工業生產技術體系，實現了人類基本生產手段由手工工具向大機器的轉變，揭開了工業經濟時代的序幕。第二次科技革命發生在19世紀中葉以后，確立以電力動力技術為主導的工業生產技術體系，實現了人類基本生產手段由蒸汽動力機械化向電力動力自動化的轉變，創造了輝煌的工業文明。第三次科技革命即人們常稱為現代科技革命，開始于20世紀40年代，70年代以來，進入了人們所說高新技術革命階段。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以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為核心的現代科技革命新高潮，進入新世紀正在迅速發展和產業化。現代科技革命所創造的社會生產力是前兩次科技革命所望塵莫及的，它把工業文明推向了頂峰，使工業經濟時代走到了盡頭，正在迎接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

隨著現代科技的飛躍進步，現代生產力的巨大發展，與此相適應的是世界大多數國家實行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一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從建立資本主義制度以來，就實行市場經濟，只是到了戰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由傳統市場經濟發育成發達的現代市場經濟。二是前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之后，獨聯體國家和中東歐國家都陸續走上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的道路，正在形成以私有制為基礎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三是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正在推進傳統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的轉變，正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四是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市場化進程中，除少數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已走上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軌道外，大多數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正發展和完善不發達的市場經濟，加快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進程。因而，當今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都在探索適應自己國家國情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使各國經濟運行的“游戲規則”能夠按照國際社會通行的現代市場經濟規則建立，甚至要納入其制度框架，推動現代市場經濟的世界化，或者說是加速世界經濟發展的市場化，這已成為21世紀現代經濟發展的歷史潮流。

2、兩大嚴重的災難

眾所周知，在20世紀上半葉，人類生存與發展曾陷入席卷全球的經濟大危機、大蕭條和兩次世界大戰的大災難。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說：“到1999年，我們將把20世紀追憶為人類歷史上最血腥和最輝煌的時期。1.2億百姓受戮于這個世紀的130場戰爭——比1990年以前的全部戰爭中的死亡的總和還多”。然而，值得幸慶的是，這場空前的災難及其所帶來的各種問題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經濟尤其是發達國家出現戰后經濟發展繁榮時期，就標志著從世界全局來說基本被消除。因此，在世界范圍內，人與人的社會關系方面，概括起來，就是“和平與發展”的關系問題。人類避免世界戰爭是大有希望，即是說人類是不會葬身于核戰爭災難之中。但是，值得高度重視的是，20世紀以來，現代科技在人類利用及其發展市場經濟中產生了一種反自然的異化力量，使科學技術進步和市場經濟發展在創造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的同時，卻摧毀了人類自身賴以存在的生態環境，導致全球性的生態危機即不可持續發展危機，人類遭受著空前的生態災難。正如美國著名科學家卡普拉在《轉折點：科學、社會、興起中的新文化》一書所說：現在全球生態體系和生命進化處于危險之中，處于一場大規模的生態災難之中。我們可以肯定，人類取得科學技術進步和市場經濟繁榮的兩項偉大成就時，又使兩者具有“反自然”性質，甚至可以說正在毀滅我們賴以生存的生態體系。因此，在世界范圍內，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方面，概括起來，就是“環境與發展”的關系問題。人類即使擺脫了世界核戰爭威脅下的有毀滅的危險，如果處理不好“環境與發展”即人與自然的關系，也難免葬身于生態災難之中。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當今世界確實存在著威脅全人類和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全球生態危機，它是20世紀人類遭受的巨大災難，并成為21世紀世界文明發展的最大危險。

3、一次最偉大的覺醒

自從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以來，一些先知先覺的人們都在思考，人類文明會像幾千年以前的世界三大文明一樣突然湮滅嗎？在人類進化史上的巴比倫文明、哈巴拉文明和瑪雅文明，是光輝燦爛的古代文明。它們卻主要毀滅于生態災難之中。但是現代人類與瑪雅人卻有不同之處，就在于現代人類全面反思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尤其工業文明的發展道路，深刻認識到工業文明及傳統工業化與現代化的發展道路，是一條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不可持續發展道路。正是這條道路才使“人類正走向自我毀滅”！因此，人類在生態環境問題上逐漸覺醒過來，引起了一場人類意識的偉大革命。它的根本標志就是生態意識或生態覺醒的產生和發展。這就表明，現代人類具有生態覺醒，是與瑪雅人根本不同的。當今人類從未沒有像今天這樣清醒地意識到自我生存和發展的生態危機，知道必須做些什么和怎樣去做，從而避免瑪雅人的生態毀滅。

眾所周知，傳統意識主要是以人統治和征服自然為指導思想，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價值尺度，強調人與自然的分離與對立，形成人統治、主宰與征服自然的理論體系，它在本質上是“唯人論”的意識。生態覺醒突破了這種理論框架，強調人與社會、人與自然有機統一與和諧相處與共同生息，形成“人—社會—自然”和諧發展理論體系。所以，我們可以把生態意識定義為：人、社會和自然和諧發展關系所反映的思想、理論、感情和意志的總和。它的核心內容，就是承認自然界的優先地位，把世界系統看作為“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生態系統，是“生態—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意識。這是人類意識的一次深刻革命，是人類對人、社會與自然關系認識的一次偉大覺醒，是整個人類文明的覺悟。正如樊浩教授所指出的：“生態覺悟的實質不只是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省，而且是對世界的合理秩序，對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對人的行為合理性的深刻反省”。因此，“20世紀人類文明的最重要、最深刻的覺悟之一，就是生態覺醒。從遍及全球的綠色運動到聯合國和世界各國制定的生態倫理的規范，從西方馬克思主義到后現代主義理論，無不在實踐和理論的層面上標志著20世紀人類文明的生態覺醒”。[1]

4、一個頭等重要的發現

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在人類進化史經歷了兩次歷史性轉變：一是人類對人和自然關系的認識，從人類完全依賴于自然、融化于自然的混沌同一性，到人與自然存在區別，并不是混沌同一性而產生自治思想。這是人類進化過程中一次劃時代的飛躍。這次飛躍導致人類文明的產生與發展。二是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從人與自然的完全對立、相互對抗、相互毀滅乃至人與自然和諧統一體完全瓦解，到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共同生息、協同進化，乃至重建人與自然有機統一體。這是人類進化過程中又一次劃時代的飛躍。這次飛躍必將使人類創造真正的現代文明。

如果說，第一次飛躍，人類認識自己利用與改造自然的活動是可以不受自然生態的限制，其行為的選擇是無限度自由的話；那么，第二次飛躍正好相反，人類認識到自己的利用與改造自然的活動是被“自然界整體動態結構的生態極限所束縛的”，人類行為選擇的自由必須限制在自然生態容許的限度內，即限制在地球承載力的極限之內，這是生態“絕對法則”。現代人類的這種生態覺悟，就是人類對地球存在極限的認識，以及其它將如何影響人類進化的認識，從而出現了地球有限性的客觀規律，它的理性形態就是地球資源環境有限論。這是20世紀人類文明的頭等重要的發展，是20世紀現代科學的最大貢獻。

在人類對地球存在極限的認識過程中，羅馬俱樂部的梅都斯等人是地球資源環境有限論的先驅。1972年，羅馬俱樂部的第一份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發表，隨即掀起了所謂悲觀派和樂觀派對人類未來生態環境與發展前景的大論戰。樂觀論者對《增長的極限》報告的激烈抨擊，歸結起來主要有兩個方面，不僅尖銳批判了羅馬俱樂部全球模型及其政策主張即“零度增長論”；而且全盤否定了梅多斯等人的增長極限論的理論基礎即地球資源環境有限論。對此，我們贊同前者，反對后者，還必須為《增長的極限》報告提出的地球有限論徹底翻案。我們認為，這個報告指出的地球有限論即有限世界系統決定了增長的極限的著名論斷，是羅馬俱樂部全球模型的理論基礎和基本觀點，是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理論。實踐證明，羅馬俱樂部全球模型的缺陷，不在于世界系統存在極限以及超越極限引起災難性惡果；而在于這個模型的落腳點是要以停止增長的方式達到或維護全球均衡，這就是著名的“零度增長論”。地球有限論即地球的資源存量有限和環境容量有限的新觀念，實質上是一種現代經濟增長已臨近自然生態極限的理論。它在全世界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深刻動搖了地球的資源與環境無限論即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傳統觀念，為人類認識地球的有限性開辟了道路。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梅都斯等人是頭等重要發現的先行者，是對科學做出最大貢獻的杰出科學家，有其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三、生態本位論的立論依據

1、世界發展正在邁向生態時代

首先，20世紀全球生態災難喚醒了人類，教育了人類，改變了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從實踐的角度來說，當今人類適應世界文明發展的新趨勢，創造了以生態文明為基礎的現代文明，使現代文明形式正在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變。幾百年來，人類苦心創造的工業文明發展到今天，從總體上來看，它基本上完成其歷史使命，已經陷入難以自拔的重重危機之中，可以說是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正在從興盛走向衰落。當今世界文明發展的確面臨著深刻的生態危機，生態形勢十分嚴峻，但決不是表明人類文明發展已無出路。因為，在工業文明高度發展過程中，在生長著否定工業文明的因素，卻為生態文明興起開辟廣闊的道路。工業文明衰敗之日，正是生態文明萌芽之時。正象工業文明脫胎于農業文明一樣，生態文明脫胎于工業文明，它引導人類文明繼續向前發展。真正的現代文明是生態文明；只有生態文明才是真正的人類文明。因此，從世界文明的形式來看時代，當今人類即將走出征服與掠奪自然，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求得生存與發展的工業文明時代，正在進入保護建設自然，以重建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共同生息與共同繁榮的生態文明時代。因此，我們所說的生態時代，就是指人、社會和自然的發展關系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這是人類智慧的勝利。

其次，人類正在進入生態時代，生態時代已降臨中華大地。這是世界系統運行的必然進程，是人類文明歷史發展的基本走向。人類進化與世界系統發展可以劃分為三個大的歷史時代，即蒙昧時代、征服時代、生態時代。因而生態時代具有歷史必然性和客觀現實性。生態時代的現代文明，本質上是生態文明；沒有生態文明，就沒有真正的現代新文明。21世紀應該是生態文明發展的世紀，這正反映了世界文明在21世紀的人、社會與自然關系發展中的新特點。

再次，根據20世紀生態文明興起與發展為代表的人類文明新進程的客觀實際，國內外學者站在新時代的發展前沿，最充分地適應新時展的要求，提出生態時代問題。著名的后現代主義者托馬斯·伯里曾把后現代文明說成是生態時代的精神，并預示人類的未來社會應當是一個追求生態文明的所謂“生態時代”。在我國，包括筆者在內的一些學者認為，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公布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莊嚴宣告：“人類處于普通關注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的中心”，標志著人類文明進入可持續發展新時代的開始，可持續發展必將成為世界系統運行與人類文明發展的主導潮流。理論與實踐表明，生態文明，知識經濟、可持續發展是三位一體的。因此，我完全可以說，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標志著人類文明已進入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時代，可持續性的生態文明必將成為世界系統運行與人類文明發展的主導潮流。

2、重建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生態革命是偉大覺醒的實踐標志

歷史事實表明，整個工業文明是在人征服自然、掠奪自然、統治自然的實踐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工業革命的全面勝利，極大瓦解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體，工業文明的高度發展，嚴重地摧毀了現代經濟社會的生態基礎，使當今世界系統的大部分重要的生態系統已處于崩潰狀態，把人類推到與自然界全面對抗和尖銳對立的生態災難的絕境，使人類文明走進不可持續發展的死胡同。由此決定了21世界人類實踐活動的一個最根本的、最緊迫的戰略任務，就是全面實現生態覺悟從思想意識的殿堂走向實踐的洪流。它既是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變的基本標志，又是這種轉變的實踐基礎。顯而易見，重建地球生態系統在本質上是重建人與自然有機統一與協調發展的生態文明的發展道路。這已成為現代經濟社會巨大變革的偉大實踐，是人類生態覺醒的實踐標志，也是解決全球生態危機的關鍵所在。現在，讓我們簡略回顧一下幾十年來生態革命產生與興起的歷史進程：

第一，從生態意識的產生到環境保護運動的興起，即20世紀60年代后期掀起的反公害運動，喊出了“還我陽光”、“還我藍天”、“還我清水”的強烈抗議之聲，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也以不同形式投入了這場環境保護運動，形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國際性潮流，并一浪高一浪地向前發展，到1972年世界環境會議發表的《人類環境宣言》為標志，使全球環境保護運動形成高潮。它揭示了人類開展生態革命與創建生態文明的序幕。

第二，環保運動向廣度擴展到生態運動迅速席卷全球，已成為一種普遍性的世界生態環境運動。20世紀80年代以來，生態危機的全球征侯導致人與自然關系緊張到了空前尖銳的程度，環境危機和生態危機交織一起，直至整個大自然危機，已成為籠罩世界系統運行與發展的魔影，直接嚴重威脅著人類和地球生態系統的生存。人類需要進行一場生態革命（即環境革命）來拯救人類自身的命運和地球的存亡。于是全人類為進行這場生態革命采取全球范圍的共同行動，采取各種措施保護環境、改善生態、建設自然；從個人到家庭，從各種社會組織、各個政黨和各國政府乃至全世界，人們對生態環境問題表現了前所未有的關心與重視，到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發表的《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為標志，人類全球生態環境運動達到新高潮。它反映了人類正在進行生態革命告別工業文明時代，用可持續發展戰略迎接生態文明時代的來臨。

第三，生態環境保護與建設的生態運動，又叫綠色運動。它向廣度與深度擴展的最重要、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向可持續發展領域滲透與融合，有力推動著重建地球生態系統。當前，綠色文明浪潮正在世界各國蓬勃發展，幾乎覆蓋了世界系統運動與發展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極大地沖擊著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標志著人類文明發展繼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之后的生態革命高潮在21世紀必然到來，將推進人類由征服、掠奪到保護與建設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大轉變，為生態文明建設與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開辟了廣闊的現實道路。

第四，生態革命的主要任務和根本目標，就是阻止工業文明發展對人類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生態基礎的根本性破壞，醫治現代經濟社會活動造成的污染給自然生態系統留下的創傷，并保持生物圈的完整性，保護物種的多樣性，促進生態環境良性循環的再生產，創建生態健全的適宜于現代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生態環境，確保現代文明發展對生態系統和生物物種的可持續利用。可見，生態革命的任務和目標是雙重的，它既是拯救人類的革命，又是拯救地球的革命，也是重建人與自然的有機整體與和諧發展的革命。這是一場徹底的人與自然發展關系的革命實踐，是世界系統的全方位、最深層的巨大變革之一。

3、世界系統是人、社會和自然相互融合的有機統一體

生態革命重建這種有機整體，是還給客觀世界以本來面目。因此，無論就中國古代天人合一思想，還是現代生態意識，把人、社會和自然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這是符合客觀世界實際的。

首先，世界系統本來就是人與其它生命形式組成的有機統一整體，人類并不是分離或高于其它非人自然存在的特殊存在。人類與其它非人自然存在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這是現代科學的基本結論。它告訴我們，人類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本生態環境——地球生物圈具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地球生態系統具有相互依存的有機性，即世界系統中人、社會和自然都是有機的生命體，存在著廣泛而普遍的內在聯系，人與非人自然的一切有機生命體，不僅是與周圍環境相互關系的，而且是由周圍環境的相互聯系而構成的。二是地球生態系統具有整體性，即這是一個由自然生態系統和社會生態系統構成的有機整體。在現實世界系統中，脫離開自然的社會同脫離開社會的自然一樣，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而，世界系統運行與發展的客觀規律，既不存在完全脫離社會因素的純自然規律，也不存在完全脫離自然因素的純社會規律。這就是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的統一。相應地，人類文明歷史是自然史和人類史的統一，兩個方面是密切相聯的、相互制約的，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

其次，世界文明發展到今天，隨著工業文明高度發展，人類實踐活動的廣泛與深化，人類社會生產和生活過程和自然界的生態過程已經完全相互交織與相互融合而渾為一體。今天，在現實世界系統中，把它區分為自然界和社會只有相對意義，而人、社會和自然之間的相互交織和相互融合比它們之間的相互區別更為重要。因此，當今維系人類生命和非人自然生命形式的這個瀕臨失衡的球體上，客觀存在的只是自然生態和社會經濟互相依存、互相制約、互相作用、互相轉化的生態經濟社會有機整體。當今人類進行的生態革命，就是重塑和實現人、社會和自然有機整體，達到“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高度整合、整體優化、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

再次，人的兩重性是世界系統成為人、社會和自然有機統一體的根本原因。人作為一種生命物種，首先是自然的人，屬于自然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并存在于自然界，成為自然生態系統的一個成員。但是，人這種生命物種，并不是一種純粹的生物，而是一種社會性的生物，有智慧的生物，是社會的生命物種，成為社會經濟系統的主體。因此，人作為一種生命物種與其它生命物種不同，就是人生活在兩個世界：自然的世界和社會的世界。人是自然與社會的存在物，這是人區別于非人類生命物種的根本之點。前者是人的自然生態特征，是反映人的自然屬性；后者是人的社會經濟特征，是反映人的社會屬性。“人就是自然生態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的有機統一體。正是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的有機統一，才構成了人的本質。這兩種屬性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約，同時發揮作用的。這兩種屬性是人的兩重性，沒有自然屬性，或者沒有社會屬性，都使人不成其為人”。[1]人的兩重性在人的實踐活動中同時發生兩方面的關系：一是人及其它實踐活動對自然環境的關系，即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一是人及其實踐活動對社會環境的關系，即人與人的社會關系。這兩方面的關系沒有邏輯先后和時間先后的區分，在實踐活動過程中不是分離存在的，而是有機統一的。這就是人、社會和自然有機統一整體。

在此，我們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世界文明發展進入生態文明時代，人、社會與自然應該成為新的更高水平的和諧統一整體。這正是人的兩重性在人類生存活動與發展行為的實踐中表現為自然生態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的相互聯結、相互制約、相互作用，才使自然生態演替進化和社會經濟運行和發展相互交織與相互融合成為生態經濟社會有機整體。

現在，我們可以對前面的論述作出合乎邏輯的結論：當今，世界系統實際運行的概念模型是“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這個生態經濟社會有機整體的運行與發展客觀上要求以生態為本位。生態本位是以生態覺悟與生態意識為思想先導、以地球有限性和人、社會與自然有機統一體為客觀依據、以生態革命及綠色文明浪潮為實踐基礎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它是生態文明的理論表現，是生態時代的必然邏輯。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生態本位論是世界文明發展進入生態時代的生態文明的價值觀、發展觀和實現觀。

[1]劉思華著：《理論生態經濟學若干問題研究》，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四、生態本位論的幾個理論支柱

1、自然生態價值理論

至今，在我國仍有一些人類中心主義論者，按照西方近代倫理學和哲學傳統理論，從主（人）客（自然）體價值關系模式出發，在總體上把價值規定為客觀對主體的意義，武斷的將價值的來源完全歸于人的主體性，人是唯一的價值主體。因而他們主張把價值范疇嚴格地限定在人的世界的范圍，極力反對把它擴展到自然界，否認非人類生物和整個自然界的價值，尤其是完全否定非人類生物和整個自然界的內在價值。我稱之為自然生態的內在價值。與此相反，生態倫理學和生態哲學論者認為，工業文明高度發達的現時代，迫使我們必須超越主客體價值關系模式，不僅要承認人的價值，而且要承認非人自然的價值，主張把價值范疇由人的世界范圍擴展到非人自然的世界范圍，涵蓋整個自在世界即整個世界系統；尤其是要承認非人生物和整個自然界的內在價值，建立完整的自然生態價值理論。自然價值論的代表人物、美國杰出環境哲學家羅爾斯頓指出：“在實踐中，環境理論學的根本要求是保護地球上的生命。在理論上，它的根本要求是確定意義深遠的價值理論，以此為它提供強有力的理論支持。”[1]在我國出版的論著中，如余謀昌的《生態學哲學》、《創造美好的生態環境》，余正榮的《生態智慧論》、林婭的《環境哲學概論》等著作，都論證了自然界的價值，肯定非人生物和整個自然界的內在價值。筆者贊同。在此僅強調三點.

首先，按照生態學的觀點，不僅有“以人為主體的生態”，還有“以生物為主體的生態”，它包括以生物個體為主體的生態，以生物群落為主體的生態，以生物圈全部生物為主體的生態。在這里，很明顯，主體不具有唯一性，不僅人作為一種生命物種是主體，其它所有的生命物種也是主體，世界系統的包括人在內的所有生物都是主體。人類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只有自己才是世界系統唯一的主體，即人類沒有任何理由認為只有自己才是世界系統唯一的價值主體。事實上，不僅僅人這種生命物種是價值主體，其它所有的生命物種也是價值主體，世界系統包括人在內的所有生物都是價值主體。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堅持人與自然的統一性，事實和價值的統一性，建立起人、社會和自然有機統一整體的生態價值觀。生態價值觀動搖甚至揚棄了人在整個世界系統中的先驗的、唯一的主體地位，消除了人在世界中優先的價值地位和先驗的價值合理性，從而否定了任何價值主體獨霸權。

其次，羅爾斯頓認為，自然的價值是自然的性質，是由自然系統的結構決定的一種性質，是進化的生態系統內在地具有的屬性。自然價值是以和諧的生態關系或自然關系表現時，我們可以從兩個層次進行分析：一是人類的層次，是人與環境關系的價值，這就是自然界具有以人為尺度的價值，即作為人的工具價值。這從自然的角度來看，是它的外在價值。一是從生物的層次，是生物與非生物的生態關系的價值，即自然界本身、生命與自然界的生存，具有以它自身為尺度的價值，它不依于評價主體，內在地存在于生態系統之中，這是自然的內在價值。在世界系統運行過程中，與人類生命形式一樣，非人類生命形式利用地球生態資源，地球基本生態過程的健全、健康、安全和正常運轉本身是具有價值的。這是因為，“在生物圈的時空范圍內，各種植物、各種動物、各種微生物與自然環境編成目的——手段的立體交*網絡，保持著生物圈的生態平衡。它們只有內在的目的性和不可替代的內在價值”。[2]可見，自然生態價值論的核心是：肯定自然的自身價值，承認非人類生物的內在價值，目前，國內外越來越多的學者對其有了共識。

再次，我們超越主客體價值關系模式，不僅要承認自然的內在價值，而且要承認自然的整體價值。現代科學的發展已經把價值范疇擴展到自組織系統，價值則是自組織系統的本質特性。地球生物圈作為一種自組織系統是只有整體的價值的。因此，地球生態系統所具有的不僅僅是外在價值和內在價值，它更具有系統價值。這個價值并不完全體現在物種個體價值上，也不是部分價值的總和，而是一種高于外在價值和內在價值的系統價值，這就是地球生物圈的整體價值。它是自然生態價值論的精華。生態價值觀所追求和確論的價值合理性，本質上是地球生態系統整體的合理性，并認為它是合理性價值的主體，生態價值合理性存在于地球生態系統整體之中。不言而喻，生態價值觀確實是一種“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的整體價值觀，生態本位正是建立在這種整體價值觀的基礎之上的。

2、自然生態權利理論

生態哲學和生態倫理學在自然生態價值的理論框架內，肯定自然的內在價值和整體價值，這實際上不僅是肯定自然界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也是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命物種整體利益的生態倫理的合法性依據。因此，生態價值觀把人類對非人類生物和整個自然界所負有的道德、責任與義務建立在地球生態系統所具有的這種客觀價值的基礎上，承認、關注和尊重非人類生物和地球生態系統按生態規律可持續生存的權利。

環境倫理學其革命性變革的重要表現就在于，它突破了傳統理論學把倫理關系嚴格地限定在人的世界的范圍內，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納入倫理關系的范圍，擴展到非人類生物和整個自然界，用道德倫理規范來調節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發展關系。在這里，有幾點值得我們重視：（1）深層生態學的一個基本倫理規范，就是每一種非人類生命形式都擁有生存和發展的權利，若無充足理由人類沒有任何權利毀滅其它生命。（2）動物權利論認為，動物和人一樣擁有不可侵犯的權利。權利的基礎是“天賦價值”，這種價值賦予了它們一種道德權利，即獲得尊重的權利。（3）生物平等主義認為，所有的生命物種都是平等的，都擁有同等的天賦價值。具有平等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因而，人類必須把所有的生命物種都視為有同等的天賦價值和相同的道德地位的實體。（4）生態整體主義認為，環境倫理學必須是整體主義的，即它不僅要承認存在于自然系統各構成要素之間的關系，而且要把生命物種本身和生態系統這類生態整體視為擁有直接的道德地位的實體，人類不僅要尊重地球生態系統共同體中的其它生命物種；而且要尊重這個共同體本身。

在我國，生態（環境）倫理學提出的自然界的權利包含三層涵義：[3]

首先，自然界的權利是一種自然性，是指生物物種和生態系統的持續生存，這就是說，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命物種都是地球生態系統共同體中的成員，可以而且應當擁有維持生存所必須的條件，具有合法存在的權利。其次，這種權利和義務是統一的。道德權利和道德義務的相關性在生命世界以生存表現出來。任何一種生命物種的生存，既是它自身的存在，又是為其他生命物種的生存提供條件，為其他的生命物種而存在。生存是所有的生命物種的目的，我們必須承認不僅僅人是目的，而且要承認其它生命物種也是目的。為了生存必須具有權利，與此同時，一種生命物種的生存是作為其它生命物種的存在條件，為其它生命物種的生存服務，這是它的義務。這是權利與義務的一致性，則是生存的基本規律。它要求人類的實踐活動不得違背這種生存的基本規律。再次，自然界的權利平等性，這是指地球生物圈中的各種生命物種都具有自己的特定的生態位發揮著特定的作用，正是所有生命物種的相互作用和綜合作用，創造和維持地球生態系統適宜生命生存的條件，維持地球生物圈的基本生態過程及其它的穩定性和整體性。因此，地球生態系統共同體中的所有生命物種生存的權利只有平等性，所有生命物種的生存都應當受到尊重與保護。

我們從人與自然關系的實踐史和認識史來考察現代人類的生存意識與實踐活動，可以概括出兩點結論：一是現代人類迄今的生存與發展，部分地是以非人類生命物種存在狀態的破壞甚至毀滅為巨大代價，導致的生態災難不僅加速生物滅絕過程，而且使人類自身的生存處于困境之中；二是現代人類要持續生存與發展，又必須以非人類生命物種的充分存在和地球生物圈共同體的完整與健康為基本條件。因此，人與自然關系的實踐史和認識史都指出所有生命物種生存的道德問題。可以肯定地說，從工業文明時代向生態文明時代轉變開始，非人類生命物種生存權利的問題就不再是純自然性的問題，而是具有社會性。它客觀要求現代人類道德進化到一個新階段，即把道德權利觀念擴展到非人類生命物種和整個地球生態系統。這是現代人類整體的道德覺悟的新進展。

與人類生存的權利一樣，非人類生命物種生存的權利也是權力和利益的統一，即自然界的生存權力和生物利益的統一。所謂生態權力，是指人類生存活動和發展行為違背自然生態規律，破壞自然生態而遭到自然界的無情懲罰的現象，它是地球生態系統存在著的一種對人類行為的制約、選擇甚至強制的力量。所謂生物利益，是生物的生存或繁衍必需滿足的那些物質和生態需要及其整個地球生態系統的完整、健康所必須滿足的那些物質和生態需要。它是基于所有生物及生物共同體固有的價值和內在需要，體現并保持在生態活動過程中。[4]傳統倫理學只是承認和關心人類的生存的權力與利益，而不承認和關心其它生命物種的生存的權力與利益，更不承認和關心生物圈整體的生存的權力與利益。生態倫理學不僅重視和關心人類的生存權力與利益，而且確認和關心非人類生物的生存權力與利益，及其地球生物圈整體的生存權力與利益。

這里人類與非人類生物權力的根本區別是，人類的權力是事先人為設定的，并在人與人之間關系中形成的行為規則和價值準則，是人們在自覺能動地去履行這種權力。而自然生態權力是自然生態系統運行的內在固有機制，并成為生物圈共同體的活動規范，它是一種自然反射力量。因此，自然生態權力在本質上是自然生態規律發生作用的一種對人類破壞自然生態行為的制約或強制力量，即自動限制力量。這種自然生態權力實現形式又往往是“后發制人”，并表現為一種總的較長的趨勢，逐漸顯露這種權力的“威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否認自然生態權力，無異于否認自然生態規律，這就與自然界事實不符。所以，我們確認自然界的權力和利益，是完全符合世界系統運行的客觀事實的，并不意味著非人類生命物種同人類一樣具有獨立的意志和行動的能力，更不意味著否定了人類的在經濟社會系統運行中的主體地位。當然，人類在實踐活動中主體能力的實現，必須尊重與維護其它生命物種和自然界的存在權利，保障它們的利益，承擔對它們的道德責任和義務，這是人類實踐活動要以生態為本位的一個根本之點。

3、實踐選擇兩重性理論

自然生態價值論和自然生態權利論，無論從理論選擇還是從實踐選擇，必須得出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人類實踐活動的最終目的，既是為滿足人類生物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實現其人類自身的利益（包括人類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又是為了滿足非人類生物生存發展的需要，實現其非人類生物的存在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整體利益。這就是人類實踐選擇的兩重的、終極的價值尺度，我們稱之為實踐選擇的兩重性。實踐選擇兩重性的理論，實際地宣告了人與自然關系上“唯人論”的認識史和實踐史的終結，必將開創人與自然和諧統一與協同進化的認識史和實踐史的新篇章。

第一，長期以來，在人與自然關系上“唯人論”的思想觀念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居于統治地位。這突出表現在，西方近現代確立的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觀、價值觀、倫理觀和發展觀，普遍地存在于現代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滲透于現代人們的精神世界，支配著現代人類的生存活動和發展行為，形成把人當作萬事萬物存在的唯一目的和終極尺度的思維定勢。以人類自身的利益與需要作為實踐活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自覺不自覺地把人類自身的利益與需要放在實踐活動過程的絕對優先地位，使工業文明發展完全走上了一條以犧牲自然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人類生存發展的不可持續發展道路。這是在人類中心主義的指導下，現代人類實踐活動的必然選擇。當今，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上“唯人論”進行全面與深刻地反思，由此產生的遍及世界的生態運動與綠色文明浪潮。在迎接生態文明時代到來之際，人類中心論者堅持包括生態革命的偉大實踐在內的人類實踐選擇是唯一的、終極的價值尺度，仍然只是為了人類自身的利益與需要，并聲稱這種人類中心主義是不可超越的“絕對真理”。對此，正如一些批評者所指出的：“說人類中心主義不可超越，只能算是一種獨斷論的現代神話。”我要補充一句，說現代人類實踐選擇仍是單向的終極價值尺度不可超越的，只能算是遠離現實世界系統的現代童話。工業革命以來的幾百年間，尤其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人與自然關系的實踐史和認識史表明，現代人類生存活動和發展行為，都應該服從作為世界系統的“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的整體利益，必須首先著眼于整個地球生態系統的完整、健康和安全，既要滿足人與自然和諧統一與協調發展的需要，又要滿足人類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這兩方面的關系，在現代人類實踐活動過程中不是分離存在的，而是同時發生，相互滲透、相互依存，構成現代人類實踐活動目的的兩重性。因此，兩重目的與終極價值尺度，才構成現代人類實踐的本性。只承認現代人類實踐選擇的一種終極目的，而否定另一種終極目的，都不可能真正認識現代人類實踐的本性。

第二，當人類中心主義受到現實世界系統運行的嚴重挑戰的時候，出現了一種揚棄傳統的人類征服、掠奪和主宰自然的人類中心主義，被稱之為弱化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它開始承認非人類生命物種自身的價值和存在的權利。但是，它在現代人類實踐選擇仍然堅持單向的終極價值尺度，認為保護生態環境歸根到底是為了人類的生存與發展的需要，而不是為了自然本身的生存與發展的需要。人類的利益與需要既是保護生態環境行為的根本依據，也是評價人與自然關系的根本尺度。因此，他們主張把保護人類自身的利益放到首位的同時，也保護人類的生存環境的利益。這就是說，從人類自身的需要與利益出發來保護人類的生存環境，解決現今人與自然的尖銳矛盾，擺脫生態危機。這是一種錯誤的實踐選擇，也是一個實踐方向的錯誤：（1）20世紀生態災難使自然界的優先地位更加明顯和十分突出；同時在人與自然關系上的“唯人論”不僅抹殺了人與自然的同一性，而且否定了自然界的優先地位。因此，在21世紀的生態文明時代，自然自身的需要與利益同人類自身的需要與利益相比，至少是同等重要，并行不悖的，在某種情況下和某種意義上，比人類自身的需要與利益更為重要、更為基礎，應當放到優先地位。（2）人類只是從自己一種生命物種的需要與利益出發，在實踐活動中就會把保護生態環境的努力限制在與自己直接的生存環境的范圍，往往會忽視甚至不考慮所有生命物種的生存環境，不顧地球生物圈整體的生存利益，無視地球生態系統的完整與健康發展的客觀需要，忽視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命物種共同利益的客觀需要。這樣，不僅不能解決現今人與自然的尖銳矛盾，擺脫生態危機，反而事與愿違，最終既保護不了人類自身，也保護不了自然自身。（3）我們要特別強調的，當人類的需要與利益同非人類生物的需要與利益發生嚴重沖突時，這種單向的實踐選擇的價值尺度，就很自然地為了人類的需要與利益而犧牲非人類生物的需要與利益，往往會以犧牲生態環境來換取人類的生存發展，最終只能是繼續重蹈工業生態時代以犧牲生態環境為巨大代價的不可持續發展道路。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犧牲生態環境來維持人類生存發展，是沒有出路的。

第三，上述說明，單向的實踐選擇的終極尺度，是不能有效地保護人類直接的生存環境，尤其是不能真正保護地球生態系統的完整、健康與安全，不符合現代人類實踐活動目的的兩重性。由于所有生命物種的共同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完整、健康與安全，包含著人類的利益和直接的生存環境的穩定、健康與安全，這就決定了人類必須從包括自己在內的所有生命物種的需要與利益出發來維護所有生命物種的共同利益和整個地球生物圈的共同需要。這樣做才能最終達到既實現人類自身的需要與利益，同時又能有效地保護自然本身的目的。

第四，人類實踐活動終極目的的兩重性，是由人的兩重性所決定的。眾所周知，全球生態災難的惡果確實是落在人類自身身上，但它會使人的自然屬性與生態因素比以往任何時期顯得更為突出、更加重要。因而，現代人的兩重性互相依存越來越緊密，不僅是人的社會屬性的發展，要越來越受自然生態環境的制約和影響；而且人的自然屬性的發展，也要受到整個生態系統的障礙和威脅。在這種情況下，人作為自然的人，自己是一種生命物種，是整個地球生物圈共同體中的一個成員，它在這個生物共同體中生活必須遵守生物圈的活動規范，按照生物生存的基本規律，這就是實現非人類生命物種及整個地球生物圈生存發展的需要和利益。人作為社會的人，則是社會經濟系統的主體，它在社會經濟體系中的生存必須遵守人類社會經濟的行為規范，按照人類生存的基本規律，去實現人類生存發展的需要和利益以及全人類的共同利益。所以，嚴格地說，現代人的兩重性，決定現代人類實踐選擇的兩重性。對于生態本位理論來說，既要研究社會經濟意義上的人，它把自身生存發展的需要和利益作為人類實踐選擇的終極目的和價值尺度；又要研究自然生態意義上的人，它把非人類生命物種生存發展的需要和利益作為人類實踐選擇的終極目的和價值尺度。因此，判別現代人類實踐活動的合理性，不僅僅以人類生存發展的需要和利益取向為依據，還必須以非人類生命物種及整個生物圈生存發展的需要和利益取向為依據加以權衡，這種雙向實踐選擇是有機統一的，形成以現代人的兩重性為基礎的人類實踐選擇兩重性理論，從而為可持續發展理論與戰略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

五、生態本位論的基本框架

應該說，生態本位論的客觀依據和理論基礎是構成生態本位論的總體框架的重要內容。在此基礎上，我們就能夠勾畫出生態本位本身的清晰圖象。

1、生態本位論的基本內涵

所謂生態本位論，它包括三層含義：一是指地球生物圈共同體是包括人類物種在內的所有生命物種的共同體，它在現實生活中的現實形態表現為世界系統是“生態——經濟——社會”的有機整體。在這個有機整體中，不僅人類物種是存在主體，而且其它生命物種也是存在主體。這就是說，不僅僅人類物種是價值主體，其它生命物種也是價值主體，而且地球生物圈整體還是價值主體。二是在世界系統中非人類物種并非僅為人的存在而存在，它是具有獨立于社會的世界的價值、利益、權力及運行目的和生存力量的道德地位的實體；任何生態系統都是價值和權利存在的一個基本單元，是一個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有機的生命體，沒有它地球生物圈共同體就不可能生存。三是地球生物圈整體比個體更為重要，它作為獨立的整體價值和所有生命物種的利益共同體，一方面擁有獨立的生存發展權利，一方面負有對包括人類物種在內的所有生命物種持續生存發展應盡的義務。

這個生態本位論的內涵與外延，強調了以下幾點：

第一，生態本位的價值觀，是以地球生物圈的整體性為價值的本位，追求地球生物圈的整體合理性，是一種“生態——經濟——社會”的整體價值觀。現代人類一切實踐活動都要服從包括人類物種在內的所有生命物種整體利益，即是“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的整體利益。

第二，生態本位的發展觀，是地球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為基礎的本位，追求保持生物圈的基本生態過程和生命維持系統的完整性和健康發展，是一種“生態——經濟——社會”的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觀。它強調自然界是現代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生態基礎，現代人類經濟社會發展要以生態發展為根本，只有與自然生態相互協調，共同發展，才能實現“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的健康運行與可持續發展。

第三，生態本位的實現觀，是地球生物圈的自然生態閾限為限度的本位，追求人類實踐活動人類經濟社會發展不能超越自然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是一種保護世界系統運行的生態合理性的現實現。它特別關注現代人類各種實踐活動的生態合理性，強調有利于自然生態環境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的實踐活動應當給予鼓勵，反之則應當給予拋棄，維持自然生態在世界系統運行與發展的優先地位。

第四，生態本位作為實踐選擇兩重性的理論表現，充分地表達了現代人類實踐選擇的兩重性理論，正確地揭示了世界系統運行與發展的規律性，即是“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的整體優化、高度整合、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可見，生態本位論實質上是生態經濟社會有機整體論。這就扔棄了人類物種在世界系統中的先驗的、絕對主宰地位，比其它生命物種先天優越，消解了人類物種在世界系統中的優先的價值地位和先驗的價值合理性，從而宣告了“唯人論”即人類自我為中心論的價值觀、發展觀和實現觀的終結。

2、生態本位論的主要觀點

（1）生態基礎論。生態經濟學理論認為，自然界是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基礎，生存環境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普遍規律。只是工業革命在創建工業文明的過程中極大破壞了它的生態基礎，違背了這個客觀規律，由此受到自然生態規律的無情懲罰，迫使人類進行深刻反思，才認識到自然生態不僅是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發展的基礎，而且是現代文明發展的基礎。這是因為世界系統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是自然界，它是自然生態和社會經濟相互融合的生態經濟社會有機整體，它必須服從自然界存在和發展的一般規律。所以，在這個有機整體中，自然生態系統是社會經濟各系統的基礎，在自然生態系統和現代人類實踐活動中，自然生態系統是現代人類實踐活動的基礎。因此，現代人類生存與經濟社會發展必須以自然生態為基礎，必須以良性循環的生態系統與生態資源的持久、穩定的供給能力為基礎，使現代人類生存與經濟社會發展“絕對建立在生態基礎上。”[1]并確保這種基礎受到絕對保護和健康發展，使其能夠穩定地支撐現代人類持續生存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

（2）生態決定論。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唯物論從人與自然的統一的觀點看待客觀世界認為，人類社會產生之后，自然發展史和人類發展史就應該是統一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類史就彼此相互制約”，[2]與此相應地，人類社會發展是生態環境決定作用與社會經濟決定作用的統一。這里所說的生態環境決定作用是指在社會生存、社會生產及其生產條件的決定作用，不是對社會性質、社會制度、社會形態的演變的直接決定作用。早在1980年新版的前蘇聯《政治經濟學》一書就明確指出：過去“誰都不談社會生產的‘生態因素’，它曾是微不足道的，如今‘生態因素’不依我們的愿望為轉移地成為整個社會發展的強大要素，不僅如此，已經到了生態因素變成‘生態決定因素’，不能簡單地不負責任地對待它的時候了”。[3]現在，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隨著生態時代的到來，生態文明建設的發展，“必須考慮到生態環境改變對社會經濟的決定作用。”[4]

（3）生態內因論。長期以來，反生態環境決定論的傳統理論，把生態環境從現實的世界系統中分割開來，與人類經濟社會完全孤立地考察，把生態環境僅僅看成是一種社會的世界的外在力量，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外在因素，于是自然的世界和社會的或世界的發展史就好象是互不相干的東西。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在工業經濟時代的二三百年，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東方經濟學，先是經濟增長理論，后是經濟發展理論，都把生態環境看作經濟增長或發展的外在變量，是生產力發展的外部條件，這就是傳統經濟發展觀念的“生態環境外因論”。20世紀的生態災難，尤其80年代以來世界系統生產力運行與發展的實踐表明，生態環境不僅是現代生產力運行的外部環境，而且是現代生產力發展的內在因素，成為現代生產力穩定運行與健康發展的基本要素。生態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正在形成一種新型的關系，環境變化和生態影響將日益決定現代經濟發展的模式、道路和方向，使得生態環境日益成為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內生力量。[5]這就是“生態環境內因論”。可持續發展經濟理論的確定，為把生態環境內化為獨立的現代經濟發展要素提供了客觀經濟框架，21世紀現代經濟理論的發展將會圍繞這一主題展開。

（4）生態優先論。早在150多年前，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提出了自然界對人類的優先地位的光輝思想。自然界對于人類的優先地位“既表現在自然界對于人及其意識的先在性上，也表現在人的生存對自然界本質的依賴性上，更突出地表現在人對自然界及其物質的固有規律性的遵循上。”而“人的目的的每一次實現恰恰都是人遵從了自然及其規律”。[6]因此，生態應該也必須優先，這是生態在人類實踐活動中享有優先權的一種內在的、本質的必然趨勢和客觀過程，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當今人類文明正在進入生態時代，生態優先已經正在成為現代人類實踐活動中享有優先權的一種內在的、本質的必然趨勢和客觀過程。所以，我們完全可以說，生態優先規律不僅是（或應該是）世界系統運行的基本規律，而且也是（或應該是）人類處理與自然關系的最高法則。[7]因此，現代人類實踐活動必須首先遵循生態優先規律；一切經濟社會活動都要根據生態系統安全優先的原則，構建自己生存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生態安全體系。

（5）生態利益最高論。從廣義來講，生態利益是幾個方面構成的：①生態系統的內在價值的外現形式的生物利益，它是生命物種本身固有價值和內在需要的體現；②生態系統的工具價值的外觀形式的生態利益，它主要是指生態系統中滿足人類生態需要的一定數量的自然生態成果，是為整個社會和全體社會成員提供生態消費資料的外在價值的體現；③生態系統的整體價值外觀形式的所有生命物種的共同利益和生物圈的整體利益。可見，廣義的生態利益包括了人類的生存利益，是人類的最高利益。因此，現代人類實踐活動就應當把生態利益放在首位，一切社會經濟決策也應當把生態利益置于首位，并具有否決權。這就邏輯地和現實地要求我們把協調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放在現代人類生存與發展的首要地位，實現生態優先發展。

（6）生態第一生產力論。如前所述，地球生態系統是整個世界系統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就在于它不僅孕育了世界系統生產力本身，而且決定著生產力系統能否繼續存在和以什么狀態存在及其以什么方式發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生態是生產力之母，即它不僅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這同鄧小平關于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理論是一脈相承的。大家知道，馬克思主義關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理論，實際上是社會生產力論。它只是對社會經濟系統而言的，不涉及社會經濟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的相互關系以及自然生態系統和整個世界系統的相互關系。鄧小平依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理論，概括近百年來，特別是現代科技革命以來現代經濟發展的實際，從現代科學技術已成為社會生產力發展和決定現代生產力水平的第一位的原因，越來越成為最主要的推動力量，是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位變革作用的事實，提出“科學技術不僅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論斷，把馬克思主義關于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理論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現在，我們從生態是生產力之母的意義上，依據當前整個世界系統運行的實際狀況，把科學技術是生產力從社會經濟系統擴展到“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明確提出“生態不僅是生產力，而且是第一生產力”的新觀念，確立生態系統的第一生產力地位，這就為協調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實現現代生產力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的認識工具。

（7）生態倫理論。這是一種以生態原則為倫理原則的生態本位觀念。它所追求和確證的道德合理性，本質上是生態合理性，并以生態合理性構建現代倫理精神和倫理價值標準。因此，人與自然之間倫理關系的真正含義，就是現代人類倫理精神和倫理價值標準的生態合理性，即現代人類道德的生態化趨勢，尤其是要樹立人類正確的生態善惡觀、提高生態覺悟、養成生態良心、尊重生態道德、申張生態正義、履行生態義務。人與自然之間倫理關系的核心問題，就是人類實踐活動應當也必須承認和尊重非人類物種和整個地球生態系統的存在權利，維護非人類物種的生存利益及其所有生命物種的共同利益和地球生物圈的整體利益，把倫理關系的范圍即道德對象的范圍從社會的世界擴展到自然的世界的所有生物及其整個地球生態系統，建立起人類和自然界所有生物及它們的整體之間的倫理關系，從而形成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和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的統一。所以，生態倫理不僅反映了人與社會的對話，更反映了人與自然的對話，是現代人類倫理精神和道德進化向生態文明時代邁進的必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以人類為中心的傳統發展倫理觀到可持續發展倫理觀的飛躍。

（8）生態建設根本論。21世紀人類文明建設，在本質上是生態文明建設。現代人類的各種實踐活動都應該按照生態優先規律，發展生態第一生產力，加強生態環境建設。這是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命物種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是21世紀人類生存和經濟社會發展之本。因此，生態本位論在其現實性上，就必然提出生態環境建設是21世紀世界系統運行的根本目標和人類文明建設的根本任務。在我國，加強生態環境建設，保護自然生產力，解決和發展生態生產力，這將是21世紀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最根本的、最突出的任務之一。現在，我們可以說，全國生態環境建設規劃和全國生態環境保護綱要的實施，標志著我國現代化建設以犧牲生態環境為巨大代價的時代，已經開始轉向大規模生態建設和大規模經濟建設同步進行與協調發展的歷史時期。在21世紀初期，我國生態環境正在迎來建國以來第一個建設高潮，使我國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進入生態文明建設的新階段。這一偉大實踐已經證明必將繼續證明，生態本位論是有堅實的實踐基礎的。

3、生態本位論的理論合理性和實踐合理性

生態本位論是與人類自我本位論相對而言的。在工業文明時代的幾百年間，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觀念占居統治地位，人類實踐活動是以自我為中心、以自我為本位。現實世界系統運行的基本規律告訴我們，所有生物都是以保存自身物種為目的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看，自我中心主義是包括人類物種在內的所有生命物種的自然本質。人類實踐活動以自我為本位，確實是符合所有生命物種都是以自我為本位的自然法則的。問題不在于此，而在于以往人類中心論是一種“唯人論”的自我實現過程，當今已經走到了盡頭。這是因為，第一，支撐這種人類實踐活動的理論基礎的人類中心主義的自我本位論，確實使工業文明從興盛走向衰落，把現代人類引進不可持續發展的死胡同。因此，從世界范圍的總體上看，20世紀末期是工業文明發展的歷史終結，現代人類正在進入生態文明時代，它實際上宣告了以人類為中心的自我本位的實踐史和認識史的終結。第二，當今的客觀世界現實是，由于工業文明的高度發達，人類自身擁有的物質力量和技術手段，已經沒有哪一個生命物種能夠威脅作為一個強大物種的人類生存；反之，人類倒幾乎可以滅絕任何一個生物物種，正如阿·托夫勒所指出的：“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文明，能創造出這種手段，能夠不僅摧毀一個城市，而且可以毀滅整個地球。[8]“第三，生態災難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非人類生命物種滅絕。當今，在世界范圍內，生物物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著。有關資料表明，自200年前的工業革命開始后，生物物種每4年一個物種被滅絕；到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地球生態環境遭受人類活動的巨大破壞，生物的滅絕速度達到每4天一個物種滅絕。而到了90年代則加快到每4個小時一個物種滅絕。21世紀第一個地球日（4月22日）那天，國家瀕危物種進出口管理辦公室向世人敲響了新世紀的警鐘：鐘表的時針每走一個數字就有一個歷經千萬年進化的生物從地球上永遠消失。據科學家估計，由于人類活動的強烈干擾，近代物種的喪失速度比自然滅絕速度快1000倍，比形成速度快100萬倍。現在，物種的喪失速度由大致每天一個物種加快到每小時一個種，生物物種滅絕的速度已經到了驚人程度。這使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多樣性和完整性受到極大威脅。人們越來越擔心一些關鍵物種的滅絕可能會使整個地球生物圈的基本生態過程和生命維持系統無法維持。總之，歷史與現實表明，現代人類實踐活動必須用生態本位代替自我本位，這是歷史的必然。如果說，過去工業文明時代，人類奉行自我本位的發展觀和實現觀，是符合所有生命物種都是以自我為本位的自然法則；那么，完全可以說，現在生態文明時代，人類選擇以生態為本位的發展觀和實現觀，不僅更是符合這個自然法則；而且完全符合現實世界系統運行與發展的正確方向和客觀要求，體現了人類物種和所有生命物種的共同利益。

當今世界系統運行的現實和邏輯正在確證，生態本位的實質是以生態合理性為核心理念與價值取向，構建生態文明的發展觀和實現觀的理論合理性和實踐合理性。以生態世界觀和生態價值觀為理論基礎的生態合理性，是鮮明地體現生態文明時代的生態經濟社會整體發展觀和實現觀，這是生態本位的理論合理性。這已在前面作過論證，在此不再詳述。以生態革命和生態建設及綠色文明浪潮為實踐基礎的生態合理性，是如實地反映生態文明時代人類的實踐的本性，這是生態本位的實踐合理性。在這里，我們還要強調一個關鍵問題，就是生態本位論要求現代人類實踐活動必須按照實踐選擇的兩重性，去實現整個世界系統運行的生態合理性，即是“生態——經濟——社會”復合系統全方位的生態化，也就是內在要求經濟、科技、文教、政治、社會活動的生態化，從而滿足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命物種生態發展的需要，最終達到人與自然和諧共存與共同繁榮的至高境界。

作為一種生態文明的發展觀和實現觀，生態本位的理論合理性和實踐合理性，還在于即它能夠實現生態倫理立場的理論選擇與實踐選擇的有機統一。從理論選擇上看，生態本位吸取了非人類中心主義的自然本性的合理內核，揚棄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反自然的本質；從實踐選擇上看，生態本位吸取了人類中心主義重視協調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和非人類中心主義重視協調的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揚棄了前者的“唯人論”的傾向，不僅沒有否定人類的主體性，而且恰當地肯定了人類的偉大能動作用，證明人類在現階段已經在與自然的對話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給自己有了明智而合理的規定，“把自己當作自然界中的一員，與之和諧相處。如果說，哥白尼發現了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在文明史上具有偉大的變革意義，那么，我們現在也應該承認，認識到人類不是自然界的中心，同樣具有偉大的變革意義。”[9]

[1]《我們共同的未來》中譯本第16頁，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頁。

[3]劉思華主編：《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第191頁、第192頁，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同上注

[5]劉思華主編：《綠色經濟論》第二章，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年版。

[6]林婭：《環境哲學概論》第23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O年版。

[7]劉長明：《生態是生產力論——兼論生態優先規律》，《中文史哲》2000年第3期。

[8]阿·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175－176頁，三聯書店1983年版。

[9]曲格平：《我們需要一場變革》第239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