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變化與社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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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關于科學對政策的涵義、行動的成本以及國家之間、內部之間的責任分攤等問題都存在爭議，但氣候變化無疑將是21世紀最為嚴重的全球問題之一。應對氣候變化也已經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內容，全球氣候治理的研究已經成為近年來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重要領域。我們可以將其大概總結為四個基本問題:(1)誰治理氣候變化，以及通過何種權威?(2)用于治理氣候變化的治理機制是什么，以及如何治理?(3)治理氣候變化的政治是什么?(4)氣候變化的治理有推動社會走向低碳的未來嗎?本期“新書速遞”欄目選擇了近兩年來國外出版的全球氣候治理方面的8部重要學術著作，從中我們可以大概了解國外全球氣候治理研究的新動向。

1.馬修•霍夫曼:《十字路口的氣候治理:〈京都議定書〉之后一個全球性應對的實驗》，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年5月。(MatthewJ.Hoffmann，ClimateGovernanceattheCrossroads:ExperimentingwithaGlobalResponseafterKyoto，Oxford，USA:OxfordUniversityPress，May1，2012．)氣候變化問題的全球應對行動已經到了一個緊要關頭，自從1992年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來，世界各國一直在努力嘗試通過大范圍的多邊締約來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這些努力確實氣勢宏大，但總是讓人失望。隨著氣候變化加快的證據日益涌現，國際條約談判的進程卻仍陷于口水大戰，而且許多人現在已經在質疑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前景。然而，全球性的締約并不是唯一的一個解決氣候變化問題、或者說正在發生作用的方式。氣候治理的模式正在發生轉變。這正是本書希望傳達的核心信息。與熱衷于多邊氣候談判的那些人不同，本書作者把目光轉向了過去10年來在全球范圍內涌現出的無數個減排倡議。為什么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選擇了多邊談判的方式來治理氣候變化?為什么現在人們又使用本書中所闡述的截然不同的方式來治理?本書作者使用了建構主義和復雜系統的理論來回答這些問題。作者認為，多邊談判的方式之所以被選中，是因為自19世紀以來所有全球問題都是如此被解決的，人們很自然地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也是想到它。但是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人員、資金和信息的全球性流動的幅度與速度迅速增加，已經使得這種模式的缺點暴露出來，多邊談判的合法性與有效性不再被人們所信賴。于是人們開始探索新的治理模式。作者使用了案例研究的方法來研究各種減排倡議。所有這些行動都是自愿的、市場導向的。它們獨立于聯合國之下的官方談判和協議，或者說僅僅是與之有著松散的聯系。在正式談判面臨僵局之際，當今世界正在以替代性的應對氣候變化的途徑進行“試驗”。《十字路口的氣候治理》記錄下了這些創新:全球各地的城市、省和州以及公民團體和企業在如何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努力的重心正在從多邊締約轉向談判大廳之外的多元化行動。這些創新正在推動氣候行動的表層束縛(theenvelopeofclimateaction)，并展示可行的行動方式，而且他們為世界有效應對氣候危機提供了希望。通過引入氣候治理“試驗”(experi-ments)的概念并考察其中新的氣候政策制定模式的開發與運行，該書提供了理解氣候政治的一個有趣的新視角，并且提供了理解和影響未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新工具。概括來說，該書:(1)展示了一種分析替代無效多邊談判的氣候治理積極路徑的全新和廣闊的視角。(2)建立了一個總結氣候治理在個人、省市、國家、次國家、企業以及跨國層面的各種倡議的原創數據庫。(3)分析了新的氣候治理創議的前景及不足。作者馬修•霍夫曼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社會科學系國際關系專業的副教授，研究和教授氣候政治、全球治理、多邊談判、復雜系統以及國際組織等。他的著作包括《臭氧層消耗物質與氣候變化:構建一個全球性應對方案》，并主編了《爭論中的各種全球治理視角:一致、紛爭與世界秩序》(2005年出版，與AliceBa合編)一書。美國著名的全球環境治理專家奧蘭•揚這樣評論本書:“對氣候變化影響的日益關注，以及對政府間氣候談判進展不足的失望，一同推動無數次國家層面的政府及非政府行為體來開展氣候治理的替代路徑。這本書是對這些倡議的第一個系統的評估。通過關注試驗性的治理體系，它不僅指示了氣候問題治理的未來方向，也為我們對更加一般的治理問題的理解提供了很多根本性的知識。”

2.弗蘭克•比爾曼、帕特伯格和澤里主編:《2012年之后的全球氣候治理:制度構架、機構與適應》，劍橋大學出版社，2010年。(F．Biermann，P．PattbergandFari-borzZelli(ed．)，GlobalClimateGovern-anceBeyond2012:Architecture，AgencyandAdapta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0．)這是一本討論未來全球氣候治理的政策選擇的前沿論文集，討論的核心議題是未來氣候變化治理的政策工具。文集中的30多位作者都是來自歐盟以及發展中國家的一流專家。作者們基于多學科分析路徑，使用各種定量及定性的方法對各種政策選項的成本及收益進行了深入分析。本書是由歐盟委員會資助的ADAM項目的部分研究成果。該項目全稱是“適應與減緩戰略:支撐歐盟的氣候政策”(AdaptationandMitigationStrategies:SupportingEuropeanClimatePolicy，ADAMProject)。參與該項目的有27個機構的100多名專家，專業包括經濟學、工程學、政治科學與氣候建模等。本書也是地球系統治理項目(theEarthSys-temGovernanceProject)的一個成果，得到全球環境變化的國際人文維度項目(theIn-ternationalHumanDimensionsProgrammeonGlobalEnvironmentalChange)的贊助。這兩個項目都是歐洲目前研究全球環境治理的重要大型項目，近年來產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對學術界和決策層產生了重要影響。本書討論了任何一項新的氣候協議都必須涉及的三個問題。首先，對于一個成功而有效的氣候政治，最為有效的法律和制度構架是什么?其次，諸如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公私伙伴關系和市場機制等非國家行為體應該扮演什么角色?第三，我們如何才能改變現有的制度去適應確實正在變暖的世界?對應這三個問題，全書共19篇文章，分為三部分，分別討論架構(Architecture)、主體(Agency)以及適應問題。全球治理被定義為“在既定世界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公共及私人制度的系統”，制度包括組織、體制(regimes)、規制(regulations)以及決策程序。本書的核心概念之一是全球治理的碎片化程度(fragmenta-tion)。作者將其分為三類:(1)“協同型碎片化”(Synergisticfragmentation)，其中一個核心的制度囊括了所有的國家，并提供了有效和詳細的原則來指導政策，其代表是1985年的《維也納公約》與1987年的《蒙特利爾議定書》;(2)“合作型碎片化”(Coope-rativefragmentation)，其中不同的制度與決策機制只是松散聯系，核心的制度并沒有包括所有國家，而且不同制度的規范與原則之間的關系是模糊不清的;(3)“沖突型碎片化”(Conflictivefragmentation)，其中各種制度之間沒有相互聯系，原則存在沖突，而且其中的成員并不相同。其代表是植物基因資源的收益分享與準入機制。在評估了不同形式的構架的優缺點之后，作者認為，“協同型碎片化”是一種“現實的次優選項”(因為最優選項是普世的治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與《京都議定書》之間的關系就屬于“合作型碎片化”。書中還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觀點。比如“在短期非常不可能發展出覆蓋所有國家的自上而下的政府間限額與貿易機制，但是，自下而上的區域間限額貿易體系的直接鏈接很可能是發展公司之間交易的國際碳市場的方向，并具有可觀的經濟效率。”“國際協議是加強氣候友善型技術研究與開發的最佳機制。”“適應問題必須與減緩政策問題一樣被認真考慮，以保障發展中國家的需求以及優先性得以滿足。”作者建議歐盟承諾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實質性的和義務性的資金援助，建立一個解決適應問題的法律框架，以及一個獨立的“適應議定書”(AdaptationProtocol)。

3.哈里特•巴爾克利、彼得•紐厄爾:《治理氣候變化》，倫敦:魯特里奇，2010年4月。(HarrietBulkeley，andPeterNew-ell，GoverningClimateChange，London:Routledge，2010．)《治理氣候變化》以簡潔而又通俗的文字介紹了日益多樣化的行為體是如何治理氣候變化的，從公民社會和市場行為體，到多邊發展銀行、捐贈者以及各地城市。本書評估了國家以及非國家行為體在多重政治組織(地方、國家以及全球)中治理氣候變化的角色;討論了氣候變化治理的理論探討，超越了僅僅關注民族國家以及國際談判的分析范式;考察了氣候變化政治中的一系列關鍵議題;收入了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多種案例;提供了基于地理學、政治學、國際關系和發展研究等多學科的視角。本書除了導論與結論，主體內容共有五章。第一章簡要回顧了氣候治理的歷史。第二章從政治學的角度討論了“為誰而治理”的問題，探討了治理過程中的公平與正義問題。第三章探討了治理的疆界問題，題為“全球與地方之間”。第四章重點介紹社區層面的氣候治理。第五章題為“氣候變化的私人治理”(Privategovernance)，討論企業及非政府組織的貢獻。作者彼得•紐厄爾是英國東安格拉大學國際發展學教授，從事氣候變化領域的研究工作超過16年，著作包括:《變化的氣候》(ClimateforChange，2000年，劍橋大學出版社);合著《氣候資本主義》(劍橋大學出版社，2010年)。巴爾克利是達拉謨大學地理系助教，研究環境治理的性質與政治，尤其是氣候變化與城市的可持續性，合著有《城市與氣候變化》(2003年)。

4.戴維•維克托:《全球變暖的僵局:為保護地球創造出更有效的戰略》，劍橋大學出版社，2011年。(D．Victor，GlobalWarmingGridlock:CreatingMoreEffectiveStrategiesforProtectingthePlanet，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1．)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國際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熱情一度高漲。但是會議接近失敗的結果為這份熱情澆上一大瓢冷水，隨之而來的是一股質疑氣候變化和反思全球氣候治理的潮流。尤其是后者已經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研究學者的重要研究方向。其中，維克托的《全球變暖的僵局》是一部集大成的代表作品。通過對全球氣候變暖的效果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作者認為，當前解決氣候變化的路徑幾乎都是無效和混亂的，替代性路徑也很艱難，并且需要耗費時間來啟動和運轉，但是最終是值得的。作者認為，基于之前其他環境問題上國際合作的經驗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都不足取，因此需要一種革命性的反思(radicalrethinking)。作者認為本書的核心觀點是，更佳的戰略是慢下來，再集中到基本問題上來，我們需要更適合氣候變化問題的國際合作模型。作者建議，應該積極鼓勵基于地方、區域和全球性的自下而上的倡議，從而撬動民族國家政府基于自利采取行動，而不再是一廂情愿的幻想。氣候變化問題提出的三個挑戰，是本書分析的核心內容。它們分別是:控制排放、技術投資以及擁抱變化。首先，最為困難的是減排。控制排放需要足夠靈活地接納各種不同國內路徑的國際法律框架。但是目前的外交都是側重設定排放目標，可是排放水平受各種因素影響，比如經濟狀況和燃料相對價格，往往超出政府直接控制的范圍。因此，政府往往很難做出有益的承諾。因此更好的策略是承諾政策，而非承諾排放，而前者是政府更可信賴的承諾。當然，協調也應該在更小的集團范圍內，而非聯合國框架內。為每個國家創造承諾更多的激勵，而不是讓每個國家都坐等其他國家先走一步，這正是氣候外交的核心挑戰。在小集團的基礎上，再不斷深化和擴展。第二個大挑戰在于技術創新，因為若無巨大的革命性新技術，就不會有氣候變化問題的最終解決。可是當前的問題在于缺乏對政府鼓勵大量創新投資的激勵，沒有哪個政府因為大量投資于創新而在國際氣候談判中獲得獎勵。而有效的協調全球創新的機制幾乎不存在。只有大概10個國家是最為重要的。他們占全球研發投資的4/5，占專利總量的95%。考慮到一個積極的技術戰略將需要50—70年以上才會發生效果，因此我們不可能希望情況很快會發生轉變，急于求成并不現實。第三大挑戰是“擁抱變化”。溫室氣體仍在積累，氣候變暖必然發生。作者認為，在這個方面國際社會沒有什么好做的，適應是各國自己的事。只有一些大型的、設計良好的國際項目會在特殊的情況下產生效果。與適應的行動同時，社會也必須準備應對迅速而糟糕的變化的可能性。這意味著需要投資于應急響應系統，比如“地球工程”。政府等待開發有效減排計劃的時間越長，氣候變化發生糟糕情況的可能性就越大。全書的結構圍繞上述三大挑戰展開。其中第3—4章討論減排，第5和第6章分別討論技術與適應問題。剩余部分批評當前管理全球氣候變化的戰略。第7章分析了為何這種戰略會被選擇，以及何以很少有尋找新戰略的努力。這需要從談判歷史中尋找答案。接著，第8章提出了替代性的戰略。這兩章一起回答了何以外交陷入僵局，以及政府在未來可以采取何種更好的方式。在最后的第9章中，作者探討了對于聯合國外交、企業組織以及中美兩國角色的啟示。由于認真對待氣候變化也意味著大型的有計劃的綜合性經濟重組，第9章也討論了其中有可能產生的一些副效應。本書被英國《經濟學家》雜志評為2011年最佳圖書之一。作者戴維•維克托是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國際關系及太平洋研究教授，并領導其中的國際法和規制實驗室的研究。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國際環境規制、能源市場以及國際法等大量主題。他已經出版了八本著作或編著，包括《天然氣與地緣政治》(NaturalGasandGeopolit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6)，《京都議定書的崩潰與減緩氣候變化的斗爭》(TheCollapseoftheKyotoProtocolandtheStruggletoSlowGlobalWarming，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1;secondedition，2004)等。

5.戴維•赫爾德等主編:《氣候變化的治理》，倫敦:政體出版社，2011年。(本書已被收入《氣候變化與人類發展譯叢》，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DavidHeld，AngusHerveyandMarikaTheros(ed．)，GovernanceofClimateChange:Sci-ence，PoliticsandEthics，PolityPress，2011．)本書是一本由12篇文章組成的論文集，來自學界和政策制定圈的16位重要作者共同考察了氣候變化的科學、經濟學、政治學和倫理學之間的交叉問題。貫穿全書的是四個具有爭議性的基礎問題。(1)氣候變化的有關爭議有多確定?自從哥本哈根談判破裂以來，氣候懷疑論為何又死灰復燃了?曾任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的科學家戴維•金爵士對氣候變化的挑戰進行了高屋建瓴的闡述，而代表新西蘭參加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IPCC)第一工作組工作的馬丁•曼寧則澄清了氣候科學爭議背后的原因。(2)為什么氣候變化問題是一個那么棘手的問題?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指出，當前的氣候風險“不僅是超越性的，而且是‘去邊界的’(de－bounding)，因為它們最終轉變了自身的邊界，具體體現在空間上(跨越民族國家)、時間上(不同的時間范圍)、社會上(義務、責任、債務)”，因此我們需要的是一種“世界主義現實政治”(Cosmopolitanrealpolitik)，它能夠賦權于社會和國家。赫爾德和赫維認為，在國家層面上，現代自由民主政體不幸擁有了許多妨礙其應對氣候變化的結構特征，在全球治理層面也面臨“無政府狀態下的非效率”。彼得•辛格、奧諾拉•奧尼爾和邁克爾•梅森等哲學家從討論氣候變化的倫理含義出發，展現了行動的復雜性以及正義的重要性。(3)在減緩和適應氣候方面何者有效，何者無效?牛津大學詹姆斯•馬丁、21世紀學院院長伊恩•戈爾丁以及英國政壇的兩位重要政治家戴維•米利班德和埃德•米利班德，認為應對氣候變化只有通過一個全面的全球協議才有可能實現。羅伯特•福克納、漢內斯•斯蒂芬和約翰•沃格勒表明，達成一個全球協議的努力已經因氣候政治的深層分歧而失敗，應該轉向一種自下而上的“支撐板塊”(buildingblocks)模式。(4)未來正確的政策組合是什么?能夠找到可行的聯盟嗎?參與撰寫斯特恩報告的兩位倫敦經濟學院的學者，討論了氣候政策的成本與收益比較，以及碳交易與碳稅等工具選擇問題。用主編赫爾德的話說:“總的來看，本書各章全面審視了氣候變化及其對人類社會組織方式的巨大挑戰……解釋了為什么現在采取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在科學上是合理的，在經濟上是合算的，在倫理上是合意的。但它也凸顯了在這個群體分化、國際競爭的世界中要催生一種清晰連貫的政治和經濟響應是何其步履維艱。”

6.約翰•德雷澤克等主編:《牛津氣候變化與社會手冊》，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年。(J．S．Dryzek，R．B．NorgaardandD．Schlosberg(ed．)，TheOxfordHandbookofClimateChangeandSociet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1．)本書是牛津政治學與國際關系手冊系列叢書之一。全書一共包括47篇文章，分12章，除了第一章導論，剩余的11章分別為:挑戰及其歷史、科學社會與公眾意見、社會影響、安全、正義、公眾與運動、政府應對、政策工具、生產者與消費者、全球治理、重建。涵蓋的重要話題包括:氣候變化問題的歷史;對氣候科學的社會和政治層面的接受過程;個人及有組織的利益集團對氣候科學的否定;氣候變化導致的社會破壞的性質;這些破壞的經濟學及其可能應對，人類安全及社會正義問題;未來世代的義務;減排的政策工具，以及在地方、區域、國家、國際及全球層面的治理。本書的特點在于，它對于氣候變化的一個關鍵性的全球問題進行了多維度多視角的分析，采取了從經濟學、政治學到社會學以及自然科學等多學科的分析路徑，并邀請杰出的學者參與撰寫，包括許多名家，比如奧蘭•揚、弗蘭克•比爾曼(FrankBiermann)等等。氣候變化與社會的關系是一個宏大的主題，它囊括了氣候治理的方方面面。因此有評論認為，氣候變化就是關于社會與自然及經濟之間的關系，也是關于人類社會、我們的需求、需要以及貪婪的“性質”。但是之前人們對于科學與社會之間的這種聯系說的很少。這本手冊連點成線，帶給我們關于社會如何通過“修理”自身來“修補”這一現有挑戰的豐富認識。此前出版的類似書籍還有《Routledge氣候變化與社會手冊》(C．Lever－Tracy，RoutledgeHandbookofClimateChangeandSo-ciety，Taylor＆Francis，2010)。兩本書在討論的主題設計方面非常類似，但是后者在深度和廣度方面似乎都不能達到本書的高度。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6月英國政體出版社出版了蘭開斯特大學社會學教授、著名社會學家約翰•厄里(JohnUrry)的著作《氣候變化與社會》(JohnUrry，ClimateChangeandSociety，London，UK:Polity，2011)。該書試圖用社會學替代經濟學成為分析氣候變化問題的主導范式，對于理解氣候治理非常有意義。編者約翰•德雷澤克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協商民主與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的政治學教授、著名的環境政治學家。他在民主與環境政治方面出版了很多著作，比如《地球政治學:環境話語》(已由山東大學出版社在2008年出版中譯本)等。

7.彼得•紐厄爾、馬克斯•博伊科夫、艾米麗•博伊德等編:《新碳經濟:構造、治理與論爭》，威利－布萊克威爾出版社，2012年1月。(PeterNewell，MaxBoykoff，EmilyBoyd(ed．)，TheNewCarbonEcono-my:Constitution，GovernanceandContesta-tion，Wiley－Blackwell，2012．)碳排放交易是一種日益發展的減排政策工具。它是通過賦予碳排放一個價格使之反映稀缺性，并能夠進入市場參與交易。目前存在三種主要的碳交易形式:(1)限額貿易(capandtrade)，代表是歐盟的排放貿易體系(EmissionTradingSystem)，其產品稱為Allowances;(2)清潔發展機制(CDM)，其特點是基線形成信用額度進入市場(Base-line＆Credit)，其產品為CERs;(3)自愿交易，其代表是美國的芝加哥氣候交易所的碳金融工具合約(CarbonFinancialInstru-ment，CFI)。在《新碳經濟》一書的作者看來，碳交易不僅是一種氣候政策，更是一種新型的氣候治理模式。其新穎性可以反映在三個方面:(1)生產、維持和構成新碳經濟的生態和社會投入;(2)碳的商品化和交易過程中產生的治理問題及挑戰;(3)所產生的效果:碳經濟中的贏家與輸家。可以說，《新碳經濟》一書提供了對所謂“碳經濟”的一個批判性的理解，論證了其在社會應對氣候變化中的核心地位。它從多學科的視角討論了碳經濟的新穎性問題，基于它被構建的方式，它所創造的治理實踐，以及它導致的社會、政治和生態意義上的效果。該書涵蓋了“碳經濟”的全部要素，包括從本地的將森林納入碳市場的案例研究，到創造區域性排放貿易體系的努力，再到全球性配額機制。它提供了關于其在多種地理背景下的構成、治理以及效果的重要見解。本書的特點在于:(1)從多學科視角和多元化的背景下考察了碳經濟的不同維度。(2)為研究者們提供了對碳經濟的新穎性及獨特性這一主題進行分析和質疑的方法。(3)記錄了多種闡述碳經濟新穎性的表述;(4)囊括了歐洲、美國以及中美洲地區等多種地理背景下的多個案例。本書所收入的8篇文章都曾經發表于2011年6月出版的英國地理學期刊《對極》(Antipodes)的特刊。

8.哈里特•巴爾克利等:《城市與低碳轉型》，倫敦:魯特里奇，2011年1月。(HarrietBulkeley，VanesaCastánBroto，MikeHodsonandSimonMarvin，CitiesandLowCarbonTransitions，London，UK:Routledge，2011．)當今社會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氣候變化的風險與挑戰。應對這些風險及挑戰需要對維持我們日常生活的基礎設施(比如能源、水、廢棄物和交通)進行根本性的轉變。向“低碳”社會未來的轉型意味著對社會生產和使用能源的方式進行大規模的重組。城市在這一轉型過程中至關重要，因為它們是產生排放的各種社會經濟活動的聚集地。與此同時，城市也被日益認為是減緩氣候變化的機遇所在。無論城市系統的低碳轉型如何以及為何發生，都會對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行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因此，氣候變化也被看作是管理城市基礎設施和城市化政策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全書主體內容包括概念框架和實踐經驗兩大部分，共有導論和結論共13篇文章組成。本書對城市在低碳社會技術轉型中的地位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從城市研究和技術轉型中獲得的洞識被結合起來，以分析城市如何、為何進行低碳轉型，以及具有何種意義。該書概述了支撐社會技術轉型相關理論的關鍵概念，并評估了其對于理解在各城市中涌現的應對氣候變化的社會及技術措施所具有的潛在優點與不足。它集合了各種各樣的案例，包括世界級大都市、普通城市以及轉型中的城鎮，遍布北美、歐洲、南非和中國，以提供在不同城市環境下進行主動社會技術轉型的各種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