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移民問題及對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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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氣候變化、氣候移民問題的日益嚴重與復雜，施國慶等［6］17位國內外專家指出，現階段我們對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行動，將導致的嚴重的人口遷移問題，還未給予足夠的重視，而移民卻是一種適應氣候變化的應對措施；如何從開發項目導致的移民安置（DFDR）活動中學習和借鑒，響應潛在的氣候移民問題，就需要我們對實施氣候移民的政策、途徑以及進行有組織的移民做出探索。如何以既有研究為基礎，突破社會文化交叉法、經濟視角的牽絆［7］，提升人們對氣候風險導致氣候移民問題嚴重性的認知，對關涉氣候移民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探索與梳理，剖析造成氣候移民問題的制約性因素，已是一個擺在世人面前不容回避的現實性、迫切性的重要議題。
1氣候變化的表現形式以及對人口遷移的影響
1．1氣候變化的主要表現形式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活動，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大量消耗化石燃料等能源資源，導致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持續不斷增加，引發了全球氣候近60a來以變暖為主要特征的顯著變化，對全球自然生態系統產生了明顯影響。氣候變化現象怪異難料，沙塵暴、颶風、雪災、干旱、洪澇等氣候災害的能量與數量不斷升級，已對自然系統、生物系統和人類生存環境產生了較大影響，給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帶來了種種嚴峻挑戰，已成為人類最迫切需要關注與解決的問題?？傮w看來，現階段氣候變化的主要表現形式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漸變緩發性氣候風險。漸變緩發性氣候風險主要表現為全球氣候變暖、冰川融化等。由全球氣候變暖導致的氣候變化產生了一系列不可逆的后果，現已導致了約2600萬氣候移民，在未來40a，將有約2億的氣候移民被迫背井離鄉，不得不遷往其他國家或地區［8］。全球氣候在持續暖化惡化的同時也導致冰川在世界范圍內的大面積融化。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報告稱，根據目前的全球變暖趨勢，最早在2030年，北冰洋將迎來第一個無冰的夏天，冰川融化的情況同樣也發生在南極，如果兩極冰蓋全部融化殆盡，全球海平面將上升約70m［8］。而當今世界各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心，基本集中密布于各大洲的沿海低洼地區（如紐約、倫敦、上海等），由冰川融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勢必將導致世界上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社會經濟損失。此外，漸變緩發性氣候風險還表現在臭氧層破壞（OzoneDepletion）、酸雨（AcidDeposition）危害加劇等方面。極端突變災害性氣候風險。在全球氣候變化的總體背景下，氣候變得越來越難以捉摸，極端突變災害性氣候風險發生的概率進一步增大。近半個世紀以來極端突變性氣候風險事件（如：厄爾尼諾、干旱、洪澇、低溫雨雪冰凍天氣和沙塵暴等）出現的頻率與強度增加，出現颶風、超強臺風、強臺風以及風暴潮等氣候災害的可能性加大，極端天氣出現的頻率更高、強度更大、危害程度更深。極端突變性氣候變化使得沿海地區遭受洪澇、風暴以及其他自然災害的頻率加大，人口密集和經濟不發達的地區面臨的風險更大，如亞洲和非洲的大型三角洲和一些小島嶼。
1．2氣候變化與歷史、現實中的人口遷移關系探討根據陳紹軍等［9］對氣候移民的定義，氣候移民是指由于氣候的突然或緩慢變化，對人們的生活或生存條件產生不利影響，在相關氣候政策或氣候工程的影響下，而被迫或主動、暫時或永久離開其家園進行遷移的人或人群，他們既可以是國內遷移，也可以是國際遷移。氣候移民既指由漸變緩發性氣候風險如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資源性枯竭（不可逆荒漠化石漠化、土壤侵蝕、長期性干旱）等造成的永久性人口遷移及社會經濟系統重建；又涵蓋極端突變災害性氣候風險如厄爾尼諾、干旱、洪澇、雷暴、冰雹、颶風、風暴潮、高溫熱浪天氣、低溫雨雪冰凍天氣、沙塵暴等氣候災害導致的人口遷移；也涉及為減緩氣候變化對人類生存生活造成的脅迫性、破壞性等不利影響而實施的氣候工程（如干旱地區的引水灌溉工程、沿海低洼地區的圍堤造壩工程等）造成的非自愿性氣候工程移民；以及由于氣候變化原因直接、間接導致的其他風險（泥石流、滑坡等）造成的人口遷移行為及社會經濟系統重建活動。且從遷移意愿及是否具有自主遷移決策的權利將氣候移民劃分為自愿性氣候移民和非自愿性氣候移民；從遷移時限的長短上將氣候移民分為永久性氣候移民和暫時性氣候移民；按照氣候移民遷移的空間區域和距離遠近將氣候移民分為國際性氣候移民和國家內部性氣候移民；根據氣候變化導致氣候移民的不同致因將氣候移民分為直接性氣候移民和間接性氣候移民等。
氣候移民雖是近些年來才出現的新名詞，但這種現象古已有之。從浩繁的史料記載和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來看，我國歷史時期上因氣候變化及由此而引起的環境變化導致了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在氣候變化致因下人口遷移路徑圖大致呈現出：“氣候變化→氣候災害→環境變遷→人口遷移→人口分布變化→政治、文化、經濟中心變更”的總體輪廓。中國的氣候類型是典型的季風氣候，其特征是溫暖與濕潤同期，寒冷與干旱同期。由于最近幾千年來，中國寒冷氣候期經歷的時間越來越長，降溫的幅度越來越大，氣候干旱化的程度愈益加重，因氣候干旱化和荒漠化導致的人口遷移已有上千年的歷史。這是因為年平均溫度降低1～2℃，等溫線即要向南推移200～300km，氣溫變化直接影響著農牧業生產及人們的日常生活［10］。加之，古代中國的社會生產以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生產為主，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受自然災害影響明顯?？v覽中國歷史上的4個寒冷期，其與中國古代歷史上發生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呈現出高度的一致性。如，第一次寒冷期的到來，西部少數民族的入侵，導致西周的東遷；第二次寒冷期的到來，爆發了黃巾起義，導致三國鼎立以及公元400年左右的“五胡亂華”；第三次寒冷期的到來，唐朝爆發黃巢起義，導致五代十國割據并且北方少數民族長期南侵，使得南北宋一直面臨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如西夏、遼、金、元的威脅；第四期寒冷期的到來，明末爆發農民起義，滿族入主中原。這些歷史事實恰與氣候變冷相吻合，同時也伴隨著大量的人口遷移［11］。根據竺可禎［12］對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的基本認識，在三國兩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南宋末期和元代初中期，是我國北方氣候偏寒偏干，旱災、沙塵暴和冬季雷暴出現頻繁，湖泊退縮，土地沙漠化強烈和黃河決溢頻率減小的時期，同時也是中亞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大規模南下的時期。強烈的氣候變化導致了畜牧業的嚴重減產，使其產量已不能維持秦漢、隋唐濕潤時期已增長起來的人口需求而發生了人口的向外流動，并多次導致了全國性的人口大規模遷移［13］。在13世紀40年代蒙古地區由于連年干旱，“野草自燃，牛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元史•定宗紀》）；加之冬季暴風雪的侵襲，氣候風險導致北方地區環境嚴重惡化，引起元代內、外蒙地區蒙古族牧民的大量南遷，因災害而“北來貧民八十六萬八千戶”［14］。氣候風險和氣候災害不僅誘發了西北和北方少數民族人口南遷，與此同時也直接影響了漢族內部的人口遷移并導致了社會加速變遷。一方面是氣候風險和氣候災害直接迫使受災地區的人口進行遷移；另一方面氣候災害還加劇了社會動亂促進了歷史朝代的更迭。一般是在氣候溫暖時期，中國北方游牧政權與中原農耕世界和平共處；氣候寒冷時期，游牧民族南遷，中原政權不穩，二者對峙，甚至建立了“牧者王朝”［11］，間接地導致人口遷移和廣大民眾的逃亡，從而引起了中國歷史上南北、東西人口分布比重的變化。類似的現象也見諸于世界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如歷史時期玻利尼西亞群島人口的遷移；干冷時期氣候干旱迫使中亞地區的人口向歐洲遷移，中亞游牧民族大規模的向西、向歐洲遷移成為導致羅馬帝國衰亡的主要原因［15］。
工業革命以來全球氣候條件的加速持續惡化導致了環境的變遷，進一步催生了氣候移民。目前，氣候變化與人口遷移的關聯性已呈現出“氣候變化→局部地域生態失衡→環境變遷→氣候政策出臺→氣候工程實施→氣候移民→局部地區社會經濟系統重建”的趨勢。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活動，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大量消耗化石燃料等能源資源，導致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持續不斷增加，引發了全球氣候近60a來以變暖為主要特征的顯著變化，對全球自然生態系統產生了明顯影響。氣候變化現象怪異難料，沙塵暴、颶風、雪災、干旱、洪澇等氣候災害的能量與數量不斷升級，國際衛生組織的報告稱現在全球每年有30萬人因氣候變化而死亡。在美洲，20世紀30年代，持續干旱和土地過度開墾導致的席卷北美大平原的“黑風暴”，曾使北美數百萬居民被迫逃離家園，許多城鎮被一度棄為空城。在亞洲，據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的《2010年亞太災害報告》稱：氣候變化已使南亞地區的臺風、洪澇發生頻數增強及海平面持續上升，加之這一地區人口增長較快、災害適應和救助能力仍較薄弱，南亞地區已成為氣候風險最高、最脆弱的地方。這一區域將產生數以千萬計需要永久安置的氣候移民，這些氣候移民或被迫搬遷到鄰近村莊謀生，或成為南亞城市貧民窟的新居民，或越過邊境成為偷渡者。氣候變化、極端而無常的氣候導致的自然災害發生次數，在過去20a增加了1倍以上。特別是近年來受極端天氣、工程建設等因素影響，世界各地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縫、地震等地質災害多發頻發；局部強降雨引發的山洪、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突發性地質災害，已對人類的生命財產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在全球氣候變化繼續演變的整體背景下，地球上不適宜人類生存的地域越發集中凸顯，作為一種生存因應策略，氣候移民不得不背井離鄉，前往異域他鄉尋求生存、生活的機會，藉此引發了與氣候移民相關的種種迫切需要關注解決的問題。如何規避各種氣候風險導致的顯在或潛在的氣候災難，以解決人類遭遇的逐漸惡化的環境問題和發展難題，協調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日益顯化并浮現在了世人面前。
2氣候移民問題的現狀及其演變趨勢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國際社會就注意到移民問題與氣候變化、環境退化之間的關聯。近幾年，隨著全球氣候模式的變化，全球氣候變暖確定性的增加、海平面上升、環境退化、極端突發性氣候風險事件頻發等因素導致的人口遷移問題愈發突出，使得“氣候移民”成為了國際社會新的關注點，氣候移民及與之相關聯的問題，逐漸進入了國際相關組織、政府部門與研究者的視野，并日益受到關注。
2．1氣候移民的數量規模不斷攀升受全球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的影響，氣候災害的能量與數量不斷升級，直接導致了氣候移民規模不斷擴大和人數激增，氣候變化成為了21世紀人口遷移的主要原因。據聯合國環境和人類安全組織、香港發展與救援NGO組織———香港樂施會等組織機構在2009年4月的報告，在1998～2007年，全球每年受氣候災害影響的氣候難民人數約為2．43億人；2015年后氣候難民人數將達到3．75億人以上。目前，不少國家和地區的氣候難民已開始進行自發和有組織的氣候移民，世界上現在已有約2600萬因為氣候變化而被迫遷徙的氣候移民，到2050年，全球估計將有2億人淪為“氣候移民”［8］。而亞洲開發銀行在2012年3月最新的《應對氣候變化和亞太地區的遷徙》的報告稱，僅2010～2011年，亞太地區因極端氣候自然災害導致的移民人數就已達4200萬以上。極端而無常的氣候，導致了一些地區氣候條件持續加速惡化，使得世居一隅的廣大居民因氣候變化、生態失衡、地質變異和環境污染等原因而受災，進而催生了世界各地“氣候移民”大軍的大量涌現，且有愈演愈烈之態勢。
2．2氣候移民波及的區域持續擴大由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引起的人類生存環境改變，地球上將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不得不面臨不適合人類居住（如海平面上升將導致一些國家和地區沒入水底）遭遇異地動遷的風險。氣候移民不得不在高壓的氣候風險之下奔波在不同區域之間、國與國之間尋求生存與發展的機會，現階段氣候移民波及區域明顯呈持續擴大的態勢。未來20～50a全球氣候移民的熱點地區，將主要集中于東亞、南亞、東非、中非、中美洲等地區的沿海低洼地帶、河口三角洲、地勢較低的太平洋小島國、半干旱或不太濕潤的區域，這些地域的許多國家和地區將成為氣候移民的重災區［16］。在亞太地區所有國家中，常住人口不超過40萬的亞洲島國———馬爾代夫，正面臨著海平面上升的嚴重威脅；無獨有偶，另一個太平洋島國———圖瓦盧已經與新西蘭簽訂協議，全國國民將陸續“搬遷”到新西蘭，現在已有5000多名圖瓦盧人在新西蘭安了家［9］。人口集中分布在低海拔沿海地區的國家包括孟加拉國、越南、巴布亞新幾內亞、斐濟、所羅門群島、盧旺達、埃塞俄比亞及肯尼亞在內的其他很多國家，現在已經開始出現大量的氣候移民。一些學者預計，國際性氣候移民將會越來越多，涉及地區將進一步擴大［17］。極端突發性和漸變緩發性氣候風險的疊加交織，以及自然災害的頻繁多發，使得中國許多靠天吃飯地區的人民群眾的生計難以為繼，廣大西部地區，如甘肅、寧夏、陜西等地已經或正在成為氣候移民最集中的地區。以中國陜西為例，陜西省委省政府為應對轄域內南部山區頻繁多發的多種自然、地質災害，不得不從2011年年末開始計劃并著手實施一項為期10a、投資約1280億元人民幣、搬遷約279．2萬人的宏大移民規劃。這其中因地質災害避險搬遷避讓49．16萬人，洪澇災害避險搬遷32萬人。如何將深受極端氣候風險影響和難以快速有效脫貧的居住生活在陜南地區的民眾向陜西其他地區進行遷移安置成為了其首要和主要目的。氣候變化及由其導致的各種自然災害，加之荒漠化、水源污染和其他壓力，將導致地球上的更多地區不適合人類居住。
2．3臨時性遷移向永久性移民持續演變氣候移民正在或將要經歷短暫臨時性遷移向永久移民的艱難過渡。氣候移民主要生活在自然條件相對比較惡劣、經濟社會發展滯后的地區，由于缺乏遷移的資源，在遭遇臺風、暴雨、洪澇、干旱、泥石流或突發疫病侵襲時，人們一般是暫時性的避難遷移。不過隨著氣候風險在某一區域的持續化常態化，臨時遷移已不能解決問題，而永久性的遷移成為無奈的必然選擇。在中國寧夏回族自治區氣候條件較為惡劣的西海固地區，以前普遍存在著人口的季節周期性流動。但由于這一地區“十年九旱”的趨勢愈演愈烈，“一方水土已養活不了一方人”，為了應對這種極端干旱的氣候狀況適應氣候變化，寧夏回族自治區不得不將中部干旱地區、南部山區約76萬人進行永久異地轉移安置，安置到揚黃灌區或水源條件相對優越的地區，以滿足人類的基本生存發展需要。為從根本上解決中部干旱帶的發展問題，促進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寧夏回族自治區于2007年組織編制了《寧夏中部干旱帶縣內生態移民規劃提要（2007～2011年）》。規劃將中部干旱帶缺乏基本生存和發展條件地區的35萬人再度進行外遷，實施移民異地永久性安置。與此同時，在氣候風險不斷加劇的現實背景下，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亦導致一些低洼地區被淹沒，不少國家和地區正開始進行永久性氣候移民。如孟加拉國越來越多的氣候移民，從沿海低洼地區向內陸大城及印度等鄰國移民；隨著巴布新幾內亞卡特利特群島的淹沒，卡特利特群島上的居民也必須永久地遷移到新的居住地；同樣的情況也存在于中亞半干旱或不太濕潤地區，由于干旱及其導致的土地生產力退化，破壞了人類賴以維持生計的資源基礎，使得這些地區約10％～30％的人，將成為潛在的永久性氣候移民［5］。氣候變化導致的環境永久性改變和生產居住環境條件的惡化，已使人們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滿足，永久性氣候移民成為了現實氣候移民的典型類型。
2．4多種因素疊加交織致使氣候移民問題日趨復雜化隨著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更多極端氣候事件頻發，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幾十年間，氣候風險引發的“氣候移民”將持續增加，氣候移民問題將更趨復雜化。首先，氣候移民將進一步加劇相關國家國內的社會矛盾沖突和緊張局勢。氣候風險引發的自然災害會迫使一些受災民眾暫時涌進大城市，造成大城市人口、資源與環境壓力陡然加大，有可能惡化現有局勢、加劇緊張關系和不穩定因素，造成尖銳的社會矛盾。其次，氣候移民除了會造成國內的社會矛盾外，更為嚴重的是，氣候移民問題將威脅到脆弱的、瀕臨沖突邊緣的國家與地區間的沉重關系，威脅有關地區和國家的政治穩定性。在氣候移民集中地區及其邊界區域，出現氣候變化→環境衰敗→氣候移民→社會沖突惡性循環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劇，由此將導致一些局勢脆弱國家加速崩潰、種族問題與宗教沖突激化、政治激進主義抬頭，致使世界部分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增加。加之，由全球變暖因果關系造成的不公正感，疊加于氣候移民問題之上，將激發對氣候變化負主要責任的國家與遭受最嚴重氣候變化災害的國家之間的政治仇恨，促使地區國家間的政治和人口問題激化、南北沖突加劇、政治關系緊張。致力于解決沖突的國際警報組織（InternationalA－lert）于2010年4月列舉了44個極有可能因為氣候變化而爆發武裝沖突的國家；德國波恩的聯合國大學環境與人類安全學院院長加諾斯•博加迪博士也把氣候移民問題視為“一個剛剛嶄露頭角、無比棘手的重大全球性問題”［18］。第三，氣候移民的貧困問題與環境惡化交織疊加，更加劇了問題的復雜性。氣候移民肇始區域一般是貧困與自然資源條件嚴重惡化的區域，氣候移民與生態環境脆弱性的區域分布格局高度耦合，極易引發“氣候貧困”產生的次生災害風險。此外，氣候移民所面臨的既有需要迫切解決的食物和棲居地等生存性問題，還有在遷入地新的自然、社會人文生態環境下如何調適生計模式、實現文化及身份認同、逐漸融入遷入地的社會融合問題，以及某些低洼島國完全消失后引起的氣候移民無國籍等棘手問題。氣候變化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球性影響，使得氣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決與氣候移民相伴而來的一系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環境、資源、心理、生態、管理等問題，已不只是某個或幾個國家的職責，而是需要全體人類共同擔負、共同面對、進行積極有效的溝通以協商解決。
3應對氣候移民及相關問題的對策思考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極端氣候風險事件將更加頻繁，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將成為民眾遷移的又一個推動力，氣候風險將是21世紀造成世界人口遷移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眼下各國主要將精力放在遏制氣候變化方面，關涉氣候移民的議題沒有得到適當處理，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沒有采取足夠的應對措施，現階段還尚未設立任何國際合作機制處理氣候移民問題及接踵而至的各種社會矛盾、沖突和風險，將使這一情況變得更加糟糕?；趯夂蛞泼駟栴}的關照與因應，易受影響的地區和國家必須立即行動起來，實施更廣泛的應對氣候移民的措施，在國家、區域和國際層面建立有效的適應機制，以應對其帶來的各種不利影響，盡量減小未來氣候移民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的不利影響。
3．1加強國際合作推進地區間協作機制的建立與完善，協力促進氣候移民難題的有效解決氣候移民是全球性問題，氣候移民在政治、外交、社會經濟發展和環境變化合作等領域都可能給國際社會造成新的挑戰。它事關各方利益、地區發展、世界各國人民的福祉，氣候移民難題的有效解決，需要世界各國聯手應對，加強應對能力建設，完善相應的工作機制。首先，要將氣候變化所導致的人口遷移納入到各國政府適應氣候變化的國際計劃之中，使其成為國家行動的一部分；建立各相關成員國官員、專家相互交流經驗的對話機制，推動在氣候移民方面的國際智囊合作。其次，可在世界范圍內建立無償接納氣候移民（雖然新西蘭接納了一部分氣候移民，但它也僅僅局限于適合本國移民法的前提下且大多為技術移民）的倫理道德責任機制和政策激勵機制；將現階段國際社會僅局限于對極端突發性氣候風險事件所導致的氣候移民實施的救助，逐步擴大到對緩發漸變性氣候風險引起的自愿性氣候移民也給予適量考慮和關注，并倡導國際社會直接為極端突發性氣候風險事件導致的移民進行捐贈、救助和投資。第三，完善以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為主的國際移民管理體系，充分利用現有的各種國際發展合作機制，比如南南合作，區域經濟貿易合作組織，國際金融機構等，促進發展中國家逐漸提升適應能力，降低氣候風險和氣候移民發生的潛在壓力［5］。世界各國在氣候移民問題上進一步凝聚共識、開展合作，各國政策制定者立即行動，在全球建立一個應對氣候風險引發氣候移民的國際合作機制，不僅有助于推進本地區可持續發展，而且將對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努力產生重要影響。
3．2在國際社會建立靈活應對氣候移民遷移的政策、治理機制和管理機構從目前氣候移民遭遇的現實境況來看，無論是對遷出地還是遷入地而言，氣候移民還未完全納入政策考慮的范疇（盡管世界上已有約3個國家將氣候移民納入了其國民政策之中），國際社會也尚未形成統一的管理機構對氣候移民事務進行管理。從速召集國際社會移民研究的權威機構和組織，盡快形成世界公認的氣候移民定義的權威性論述，明確國際移民組織（IMO）和聯合國難民高級專員署的權責內容，使氣候移民擺脫游離的中間人角色，制定相應的氣候移民政策、管理機構、組織制度與治理機制，已是當務之急。首先，可在國際社會構建起一套靈活應對氣候移民的社會管理與治理機制，包括在認識和分析氣候移民所可能帶來的各種風險基礎之上，探尋構建科學合理的社會管理與治理機制，以使氣候移民能更好地適應氣候變化導致的自然、社會環境變遷；建立氣候移民預測預警系統，完善預防和減少與氣候移民相關的社會管理體系，以有效降低與規避氣候移民給社會良性運行帶來的原生沖突和次生風險。其次，要加強與氣候變化相關的災害預報預警機制建設，建立地區主要氣候災害的歷史信息庫和數據共享平臺；進一步加強氣候移民救助體系建設，建立高效完善的救助體系，在法律、政策、組織、制度等層面強化救助體系制度能力建設；同時，加強移民管理及國際經驗交流和高效的氣候移民應急管理機制建設，推進應對氣候移民相關問題的社會文化適應機制建設［19］。第三，基于預防勝于治理的認識，加強對氣候移民的監測和評估。建立氣候移民監測和評估機制，對氣候移民的規模、分布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進行探索、摸索；在監測和評估體系基礎上出臺更切合氣候移民的政策與管理制度，設法處理氣候移民被迫遷移和沖突的根本原因，以預防氣候移民在遷出地和遷入地發生矛盾、沖突抑或戰爭。
3．3致力減緩與主動適應并舉，降低氣候移民被迫遷移的社會風險全球氣候變暖幾成定勢不可避免，在未來幾十年內，即使做出最迫切的減緩努力，也不能避免氣候變化的進一步影響，這使得在氣候移民問題上減緩和主動適應成為主要的應對措施。根據不同國家和地區受氣候變化影響的程度不同，應對氣候移民問題在減緩和主動適應過程中可考慮以下3個層面。首先是進行事先預防。在受影響較大的國家或地區需要未雨綢繆著手建立防洪堤、建筑大型水庫等工程，以應對氣候變化可能引發的洪澇、干旱等災害性后果引發的大量氣候移民。其次，展開知識普及教育。普及應對氣候風險的相關知識，加強人們對氣候變化現象的認知了解、氣候變化對農業的影響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災害的措施等；在發展地方經濟的同時融入氣候變化視角的適應性項目，采取適應措施如提高土地資源利用效率的相關技術、開拓原居民生活方式的多樣性選擇，出資協助貧困人群改變生計、耕作或使用能源的模式，以減緩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減少遷移的必要性和非自愿氣候移民的數量。第三，進行人口遷移。遷移作為適應氣候變化的一種應對策略，不只是在氣候過程和氣候風險事件發生之前組織進行的人口遷移，也包括氣候災害發生后的非自愿氣候移民。目前，對氣候變化引致非自愿氣候移民有所準備的國家較少，大部分國家尤其是受氣候變化影響較大的發展中國家，還沒有提到把遷移或人口重新安排作為一種可能的政策回應方式［20］。在此情形下，考慮從區域協調發展的角度合理引導人口遷移，減少人口盲目遷移對社會經濟發展，對城市生活帶來的沖擊；將氣候移民問題的減緩、適應作為首要解決的問題，與更典型的信息和基礎設施建設協同考慮，有助于氣候移民減少脆弱性增加適應性。
3．4降低氣候移民的社會脆弱性，提升氣候移民適應能力建設弱化氣候風險影響不同地區、不同社會制度下，不同群體、甚至不同家庭的社會脆弱性差異很大。弱勢或邊緣群體更容易從災難中流離失所，如果受氣候風險影響地區有更多的弱勢群體，更大的建筑環境密度，則颶風過后這部分人外遷的可能性更大。因為氣候風險降低了潛在氣候移民家庭的社會承受力，使其社會脆弱性提高，從而導致移民［21］。從這個角度來講，如果人類不能阻止全球氣候變化的腳步，那么面對各種可能引發移民的因素，人們至少可以想辦法增強社會的承受力，降低社會脆弱性，而不總是選擇移民。畢竟對于大多數人來講，因為氣候風險而移民總是痛苦的經歷，而對全世界來講，氣候移民問題又是一個無比棘手的會引發地區政治沖突的重大全球性問題。一方面，這就要求人們在選擇氣候移民遷移安置區時，需要借鑒社會脆弱性理論，盡量遷往就近的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以提高移民群體的社會承受能力，而不致使移民因為搬遷使其社會脆弱性提高，為后續發展留下隱患，例如移民返流等。另一方面，完善現有的資金適應機制，建立氣候移民基金或融資體系，努力突破貧困地區資金和技術匱乏的瓶頸，有助于降低高風險地區的社會脆弱性。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氣候變化是發達國家歷史上欠下的氣候債務，氣候移民也應該在發達國家主力下解決，發達國家有責任施以援手，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足夠可持續的資金支持和免費的技術轉讓，增強其抵御氣候風險、實施移民規劃和管理的能力。此外，在氣候風險形式嚴峻區域，進行項目扶持和產業規劃設計以降低區域社會脆弱性時，要綜合考慮地區的氣象、地質、水文等條件，需要立足前期調研進行多方論證，以提升風險管理優化水平對癥施策物盡其用，避免對有限緊缺資源的浪費，防止出現盡力不盡事的現象。
4結論與討論
在全球氣候變化的背景下，氣候變化及氣候變化的主要表現形式漸變緩發性氣候風險與極端突變災害性氣候風險變得越來越難以捉摸，氣候風險發生的概率進一步增大，由其引致的氣候移民及相關問題的處理解決日益趨于復雜化敏感化。對氣候移民的概念進行明確指稱界定既是理論研究亟需，又是有效破解這一社會難題的現實需求。氣候移民所面臨的社會風險既有需要迫切解決食物和棲居地的問題，還有在遷入地新的自然、人文生態環境下如何調適生計方式、實現文化及身份認同的問題。氣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決與氣候移民相伴而來的一系列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環境、資源、心理、生態、管理等問題，已不只是某個或幾個國家的職責，而是需要全體人類共同擔負、共同面對、進行積極有效的溝通以協商解決。但是，由于現階段尚未設立任何國際合作機制處理氣候移民問題，關于氣候移民的議題還沒有得到適當處理，現實情況可能變得更加糟糕。將氣候移民納入政策考慮的范疇，在國際社會上形成統一的管理機構對氣候移民事務進行管理；建立全球性的氣候移民監測和評估機制，協商制定合適的氣候移民政策、管理制度，或將有助于氣候移民的統計和預測、政策的制定和國家的管理。氣候移民問題是人類社會在歷史發展進程中，處在現代社會不斷快速發展的物欲膨脹現實中遭遇的環境與發展問題，但氣候移民的產生以及與氣候移民相關問題的解決歸根結底依然是發展問題。要有效應對氣候變化與氣候移民問題就需要世界各國在努力推進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進程中扎實推進，在國家、區域和國際層面建立起有效的適應調節應對機制，需要各國形成合力在實現共同發展中同舟共濟協同努力加以解決。世界各國只有秉持積極和建設性之態度，堅持走可持續發展之道路，方可助益于盡量減小氣候變化導致的未來氣候移民對全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造成的不利影響和氣候移民難題的破解。
作者：曹志杰陳紹軍單位：河海大學中國移民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