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環境的親緣性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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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氣候失律人為論
重建人與宇觀環境之間的生境關系，首先必須達成這樣一種全球性共識，即在當代人類進程中，氣候失律以及由此造成的當代災疫之難，融進了更多的人為因素：“生態危機是文明社會對自己的傷害，它不是上帝、眾神或大自然的責任，而是人類決策和工業勝利造成的結果，是出于發展和控制文明社會的需求。”［1］43所以，“在現代，滅絕人類生存的不是天災，而是人災，這已經是昭然的事實。不，毋寧說科學能夠發揮的力量變得如此巨大，以至不可能有不包含人災因素的天災”［2］37－38。在當代進程中，頻頻爆發的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災疫之難，直接地源于氣候失律［3］7－9，氣候失律的最終之因是人類的地球活動，所以氣候倫理研究必須論證與確立的第一個基本理念，就是氣候失律人為論。氣候失律人為論理念是建立在如下互為推動的雙重事實基礎上的：首先，在當代進程中，任何形式的災疫之難，都與人類活動及其逾度的作為相關，并且都融進了人類既有目的又盲目地征服、改造自然的強力意志和對地球世界的掠奪性作為力量。換句話講，當代災疫之難是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的強力促使自然向他進行報復的結果：“人取得的每一次勝利，都會遭到自然的報復。”［4］518馬克思的概括異常精辟，因為人類改造自然、掠奪地球資源的基本方式的“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行為來中介（vermitteln），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代謝的過程”［5］P201－202。這一過程“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代謝。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壤成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而且同時還破壞城市工人的身體健康和農村勞動者的精神生活”［5］552。頻頻爆發的、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災疫之難，構成其典型表達式。其次，人類改造自然、掠奪地球資源的努力歷史與現實作為，一方面導致了地面性質的改變———比如森林的隱退，草原的退化，江河的枯竭，土地的貧瘠，污染的社會化，海洋的富氧化、冰川的消融和縮小，形成了大氣環流的逆生態化，太陽輻射的增強，臭氧空洞的出現與擴展———這諸多因素的層累與整合，最終形成強大的不可逆力量，推動氣候發生突變，形成持續敞開的和不斷惡化的失律狀況。氣候失律構成最強勁的破壞力量，導演出首尾相連的、暴虐無序的當代災疫，并由此引發出不斷強化的世界風險和全球生態危機。另一方面，日益全球化和日常生活化的當代災疫，又反過來構成一種不可遏制的突變力量，推動氣候全面失律和進一步暴虐化。概論之，人類改造自然、掠奪地球資源的活動所形成的負面效應層層累積達到某種臨界點，然后以突變的方式導致氣候失律，氣候失律推動災疫失律；由于人類改造自然、掠奪地球資源的活動沒有停止，沒有弱化，而是在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不斷強化，所以失律的災疫又反過來加速推動氣候進一步失律。這就是氣候失律人為論的雙重推力。基于對如上雙重事實的正視與反思，提煉出“氣候失律人為論”理念，并以此作為重建當代生存認知的啟蒙內容，去尋求一種全球性共識，改變人類生活的成見，以形成一種更符合宇宙律令、自然法則、生命原理和人性要求的生存觀念：在人類力量已經達到可以改變自然狀貌、地質結構以及地球生態鏈條的當代社會，氣候失律始終與人力相關，并且人類對地球的逾度作為，才是造成氣候失律的根本性動力。面對以災疫為催化劑的世界風險和全球生態危機，重建地球生境和人類安全的唯一正確出路，就是人類必須在達成“氣候失律人為論”這一共識基礎上，重建實踐理性，學會生存反思，自覺檢討片面的物質幸福論、單純的經濟增長論和片面的改造論，為了存在，為了生存，人類必須學會在一種共識框架下，廢除傲慢的物質霸權主義行動綱領和絕對經濟技術理性行動原則，中止以經濟增長為目標的可持續發展模式，用行動去重建天（宇宙）、地（地球）、人（人類）的共生循環鏈條，以重新實現“人、社會、地球生命、自然”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
客觀論之，人類對地球的無度作為推動氣候失律，氣候失律引發災疫失律，這一連鎖反應進程自有其思想的動力。這即是近代以來所形成人的唯主體論和唯目的論思想，這種思想在古希臘普羅泰戈拉那里就得到最初的表述，后來經歷古希臘和中世紀這一漫長的歷史發酵而進入近代，再經過弗蘭西斯•培根、霍布斯、笛卡兒、牛頓等人的努力，最后在康德那里獲得了哲學的定格，這就是人是自己的目的，因而人為自己立法，人也為自然立法。人的唯目的論思想，形成了人的立法論思想，這兩種思想的實踐表達，就是二元分離的認知模式和行動模式。這種二元分離的認知模式首先把人與自然界劃分開來，使自然與人之間僅獲得一種以使用價值為基本訴求和絕對準則的外部關系。在這種二元分離的認知模式的規范下，最終形成一種二元分離的行動模式。這種二元分離的認知模式和行動模式由牛頓、洛克和亞當•斯密分別推向科學、社會政治和經濟領域，實現了對近代以來的人類的實踐指導智慧和方法。這種實踐指導智慧和方法表現在科學領域，就是機械論世界觀；表現在政治領域就是“政府的神圣職責就是給予人民運用他們所獲得的征服自然的能力去創造財富的自由”，所以，政治的全部努力就是“必須把人們有效地從自然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因為“對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向幸福之路”［6］21；表現在經濟領域，就是傲慢的物質霸權主義行動綱領和絕對的經濟技術理性行動原則。客觀地看，大機器工業社會、市場經濟、以及在技術化生存的今天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形態的社會發展觀，包括以經濟增長為核心內容的可持續發展觀，都是建立在這一二元分離的認知模式和行動模式基礎上的。由弗蘭西斯•培根、霍布斯、笛卡兒、牛頓、洛克、亞當•斯密、康德等人創建起來的人類目的論和立法論思想，以及發揮這一思想的二元分離的認知模式和行動模式，之所以能夠得以建立并發揮全方位的引導功能，是在于人類為了物質性生存而本能地淡漠以至最后遺忘了“人是世界性存在者”［7］244－270這一存在事實，遺忘了人與環境的親緣性存在，更在于近代以來人類對思想和精神的探索過分地關注現實的、功利的、實踐的方面，而片面地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應智慧和方法，從根本上忽視———以至于后來形成自覺地排斥人與世界、人與環境的親緣性存在關系。人類思想和精神探索的這一偏激、片面傾向，以拋棄本體論、形而上學、宏大敘事而追求細節正誤、局部實證、實驗分析為合法性方式，以放棄引導現實而迎合現實政治、經濟的需要為根本準則。這種合法性的方式和根本準則，才是今天人類無可逃避地承受由氣候失律所導致的各種生態災疫、環境災疫的最終根源。反思這種根源，并力求最終消解近代以來所形成的這種合法性的精神探索方式和根本的思想準則，從根本上改變這種二元分離的認知模式和行動模式，這是恢復失律的氣候的前提性條件。但實現這一前提性條件的前提，卻是思想、認知及其行動方式的重建。這種重建的首要任務，就是恢復失律的氣候，重建人與環境的親緣關系。
本文所講的“環境”是指人賴以存在和生存的一切條件的總和。人與環境的親緣關系，是指人與其賴以存在和生存的一切條件之間所形成的血緣關聯，這種血緣關聯具體表述為人與宇宙、人與地球、人與生物世界的生命之間的本原性關系，這種本原性關系是自然宇宙的偉力（亦可簡稱為自然力）在自創生中實現他創生時，賦予給它所創造的每一種存在方式、每一種生命形態的內在性質、存在本質、關聯方式。人與環境的親緣關系是人與宇宙、人與地球、人與生物世界的所有生命之間的本原性關系。這種本原性關系揭示了一個存在法則：在這個充盈生命的世界里，人與他者（無論是作為宇觀的宇宙還是作為個體的事物）所建立起來的關聯性始終是內在的，并且原本是內在的，是每種存在、每個生命誕生本身就已經形成的，所以它來源于存在本身，來源于生命的內部，構成生命得以創造世界并在世界中存在的根源。從這個角度看，無論是宇宙、地球、生物世界的生命之于人，還是人之于宇宙、地球和生物世界的生命，其最真實的和最根本的價值，不是其使用價值，而是他們各自的存在價值和其存在敞開生存的生成論價值。以此審視人類自身，人并不具有主宰世界的權力，雖然他可能具有主宰世界的能力或想望及野心。因為人原本且最終是世界的一分子，并且人原本且最終必與他者構成親緣性存在關系。人與他者所構成的這種親緣性存在關系的最終表述，就是人是世界性存在者。人作為世界性存在者，他既是世界的濃縮形式，也是世界的敞開方式。世界因為人而得到敞開，人因為世界而獲得一種照亮性的生存和存在。人與宇宙、人與地球、人與生物世界的生命之間既共在互存，又共生互生。人與世界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內生力，才是人與環境（即人與宇宙、地球、生命）的本原性親緣關系生成的最終動力。所以，重建人與環境的親緣性關系，就是恢復和重建人與環境之間的生境關系。重建人與環境之間的本原性親緣關系，這是人類得以實踐理性方式展開國際合作、協作減排、自覺于低碳生活的根本前提，亦是人類得以重建可持續生存式發展方式、開辟生境文明道路的內動力。然而，要重建人與環境的本原性親緣關系，必須重建“人是世界性存在者”這一認知論視野，必須重建“自然為人立法，人為自然護法”［7］28－30這一存在論思想和生存論信念，這是我們努力于自我節制、限度生存、中止掠奪、重建生境氣候、重建生態家園和生境文明的最終思維基礎和認知依據。
三、生態邏輯法則
近代科學革命和哲學革命以來，人類所發動加速敞開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導致了人與環境關系的斷裂，氣候失律是其斷裂的宇觀表達；災疫失律，是其斷裂的具體表達。換言之，氣候失律和災疫失律，是近代以來加速發展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的積極成果之一。近代以來不斷加速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創造出了兩個成果，一個成果是今天仍在膨脹的工業文明，一個成果就是氣候失律和災疫失律。對人類本身來講，前者是呈正價值取向的積極成果，因為它是人類所期望的；后者卻是呈負價值取向的積極成果，因為它是人類所不愿意看到的。然而，對于人類自身來講，無論是其正價值成果還是負價值成果，都融進了人類特有的思想智慧，即人的唯主體論、唯目的論和人的立法論思想。如前所述，以康德為代言人的唯人本論哲學，即以人為唯一目的和“人為自己立法，人也為自然立法”的絕對主體論哲學，奠定了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思想基礎。這一思想基礎從兩個方面指導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如脫韁的野馬狂奔向前，不可停止。這就是二元分離的認知模式和集權專制的行動模式。在“氣候失律人為論”和“人與環境的親緣性存在”這兩節，我們簡要地分析了這種二元分離的認知模式與氣候失律、災疫失律之間的動態關聯。此節我們簡要考察集權專制的行動模式如何構成了氣候失律和災疫失律的根本原因。從實踐操作的行動層面講，當代社會的氣候失律和災疫失律，最終不過是現代人類集權專制的行動模式得以全面實施的副產物。在人們的習慣性認知世界，“集權”和“專制”這類概念僅用來指涉和評價人類社會生活及其行為，而不涉及到自然社會。但人類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邁進的進程中，集權專制行動模式卻在人類社會和自然社會兩個領域得到全面施展，獲得淋漓盡致的發揮。在人類社會里，集權專制總是伴隨著文明的上升而引發人們的本能性抵制，因而，在現代文明的道路上，集權專制遭受全面的限制，并逐漸踏上了自我弱化、自我解體、自我消亡的道路。與此相反，集權專制行動模式卻在自然社會里得到最充分的發揮，改造自然、征服地球、掠奪物理資源，構成其集中表現。推動人類在自然世界里淋漓盡致地發揮集權專制行動模式的根本動力，是人類那傲慢的物質霸權主義思想和絕對的經濟技術理性原則，其根本目的，是實現不斷上升的物質幸福論，因而，人類對自然世界的集權專制，集中表現為片面追求經濟增長而不遺余力地改造自然、征服地球、掠奪資源，其最終結果是導致氣候失律和災疫失律。
進一步看，人類集權專制的行動模式及其連綿展開所形成的改造自然、征服地球、掠奪資源，釋放出一種強大的張揚人定勝天的自身邏輯，這就是觀念邏輯。所以從根本上講，氣候失律及其所導致的災疫失律，都是人類自造的觀念邏輯的產物。觀念邏輯是人類認知的特產，它構成人類特殊的精神方式。具體地講，所謂觀念邏輯，是指人從觀念出發———亦可以說是人類按照自己的思維方式而創造出來的邏輯，它的具體形態包括形式邏輯、辯證邏輯和數理邏輯。由于觀念邏輯是人的產物，所以它必須以服務于人為目的。觀念邏輯構建的主體是人，是人基于自身的需要而以某種假設為前提而構建起來的邏輯。但是，在人類世界里，任何假設性的前提都是需要證明的，然而人造的任何形式的觀念邏輯，都是以其所假設的前提為邏輯展開的最終依據的，所以，人造的觀念邏輯始終具有不確定性和待確定的主觀性，這種不確定性和待確定的主觀性，往往易于導致其認知的虛假性。比如形式邏輯即三段論，總是預設一個大前提，并且人們在預設其大前提時，總是要以全稱判斷的方式進行。例如，“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洞庭湖里出現了天鵝，所以洞庭湖里的天鵝一定是白的”、“凡人都是要死的，張三是人，所以張三必定是要死的”等等三段論中的大前提是需要證明的。因為我們根本不可能絕對自信地由“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這樣一個假設的前提而推出洞庭湖的天鵝都是“白”的這樣一個結論，我們更不能將“凡人都是要死的”中的類意義上的“人”與張三這一個具體的“人”之間強行賦予邏輯推論關系，因為作為類意義上的“人”是根本不存在要“死”或必“死”的問題。又比如，辯證邏輯在指向對世界的本原性問題的思考時，往往會將其大前提假設為“有”，例如，精神辯證法所假設的大前提是“精神”，唯物辯證法所假設的大前提是“物質”。人們一般認為，唯物辯證法比精神辯證法要先進和正確，但這只是在思維認知的表層，而在其深層次的認知維度上，無論是“精神”或“物質”，都屬于“有”的范疇。而我們何以認為作為“有”的形態“精神”或者“物質”這個大前提就一定是絕對正確的呢？所以，作為辯證法的大前提“有”，無論是以哪種具體的形態出現，都是需要證明的。當我們意欲于去證明所預設的大前提時，就會面臨最終意義上認知困境。為了解決這一認知困境，我們想到了純粹抽象的數學和數學方法，于是發展出數理邏輯，并使其獲得迅速的發展。數理邏輯是運用人工語言來解決人類認知過程中其思維工具———即形式邏輯和辯證法邏輯所面臨的無消解的困境，為解決觀念邏輯自身的內在困境，而運用人工語言來代替自然語言，以使達到表意單純、明朗、精確，這在抽象的觀念層面是完全可以做到，但當將這種抽象的觀念回返于實實在在的生活世界，數理邏輯同樣不能解決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所存在固有的內在認知困境問題。觀念邏輯之所以在指向生活世界時會生發出認知方面的內在困境，是因為觀念邏輯始終是人的意愿的產物。比如，近代科學革命和哲學革命所合謀創建起來的機械論世界觀和二元分離的認知模式，恰恰構成了工業文明的認知基石，然而構建這一認知基石的邏輯前提，卻是“自然沒有生命”，并且它對人類只有使用價值。因而，人類為了自己的意愿性存在和需要，可以否定自然，這合規律的，也是合人的法則的。這就是康德的人為自己立法，人也為自然立法的邏輯大前提，這也是洛克的“對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向幸福之路”的邏輯大前提，這更是人類肆意改造和征服自然、創建工業文明的邏輯大前提。但當我們經歷300余年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建設而走到今天，面對無處不在的世界風險和全球生態危機，不得不發現，不斷惡化的氣候失律和災疫失律，毀滅了工業文明的幸福美夢。
追溯根源，問題最終出在創建大工業文明的邏輯大前提上，因為從根本上講，自然是有生命的，并且自然是一切物種生命和所有個體生命的本源生命。否定自然的生命性，最終是否定人類的幸福之路。由此可以看出，要恢復失律的氣候，根治災疫，重建生境，必須清算觀念邏輯，重建生態邏輯。所謂生態邏輯，是指事物按其自身本性而敞開存在的邏輯。生態邏輯的宏觀表達，就是宇宙和地球遵循其自身律令而運行，自然按照自身的法則而生變，地球生物圈中的物種是按照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法則而生生不息。生態邏輯的微觀表達，就是任何具體的事物、所有的個體生命、一切具體的存在，均按照自己的本性或者內在規定性展開生存，謀求存在。比如平澹而盈、卑下而居則是水的本性，水總是按照其自身的這一本性而流動不息，生生不已；起于地平線而直聳云霄，這是高山的本性。“讓高山低頭，叫河水讓路”，這是違背水和山的生態邏輯，并使水和山喪失自身本性的人力表現。日月運行有時，寒暑交替有序，這亦是日月、寒暑按其自身本性而運作的呈現，反之，當日月運行無時，寒暑交替無序時，這就是它們喪失自身本性、并違背自身之生態邏輯的體現。生態邏輯與觀念邏輯有其根本的不同；首先，觀念邏輯是人為邏輯，而生態邏輯是宇宙邏輯、地球邏輯、自然邏輯、事物邏輯、生命邏輯、人性邏輯；其次，觀念邏輯是以對觀念的假設為前提，生態邏輯卻是以實際的存在事實為準則，即任何形態呈示的生態邏輯，都是以其事實本身的存在為前提，任何觀念假設都與生態邏輯無關聯性。其三，觀念邏輯張揚的是人力意志，追求人按照自己的主觀意愿或強力意志而設定的目的；生態邏輯敞開的是事物的本性，存在的本性，具體地講，生態邏輯敞開的是宇宙本性、地球本性、生命本性，張揚的是宇宙律令、自然法則、生命原理、人性要求，體現其無目的的合目的性。概論之，生態邏輯就是宇宙、自然、生命、事物的本性邏輯，更具體地講，生態邏輯就是宇宙律令、自然法則、生命原理、人性要求的生態整合所形成的邏輯。在存在世界里，人類遵循生態邏輯，就是尊重事實本身，就是尊重事物的本性、生命的本性、自然的本性、宇宙的本性，使它們在各自成為自己的同時尊重對方、并促成對方成為自己。也可以說，生態邏輯就是事物與事物、生命與生命、個體與整體等等之間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邏輯，就是宇宙、地球、人類之間的共在互存、共生互生邏輯，就是“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的邏輯。
四、限度生存
運用生態整體的方法來審查氣候失律和災疫失律，最終不過是人類無度地改造自然、掠奪地球資源所造成的惡果。從根本上講，人類無限地改造自然、掠奪地球資源的激情與行動，最終來源于一種無限度論思想的激勵。客觀論，人的唯目的論和人為自然立法的絕對主體論哲學，在本質上是一種無限度論哲學。這種無限度論哲學將人自己視為世界的主宰，將自己之外的整個世界視為是為自己所用的世界。無限度論哲學強調兩個方面，一是人類潛力無限和人類創造力無限，正是這種無限論觀念和思想，構成了人定勝天的主體條件，亦成為人類追求幸福無限的主體性認知依據。二是自然無限和宇宙無限，這種無限度觀念和思想構成了資源無限論、財富無限論的最終依據，亦是人類為自己追求和實現幸福無限設定了最終源泉。因為無限度論哲學讓人類堅信，人作為萬物的尺度和自然世界的立法者，他擁有創造幸福、獲得幸福和享受幸福的絕對權利，無論幸福論構成了無限度論哲學的人本目的。人為要把擁有、獲得和享受無限幸福的權利變成生活的現實，必須同時具備兩個條件，即主觀條件和客觀條件。這兩個條件均由近代革命和哲學革命為之具備：因為，近代哲學革命重新發現了人自己：人是擁有無限潛能的個體生命，對任何人來講，只要他愿意于將自己的潛能釋放出來，就會創造出源源不斷的生存幸福來。與此同時，近代科學革命重新發現了自然：自然世界具有無限性，這種無限性首先展現為資源無限，因而，只要人類愿意以其自身潛能為武器而開發無限的自然世界，就會創造出無限的物質財富，實現無限的物質幸福。由此不難看出，無論是從主體方面講還是從客觀方面講，無限論哲學都是建立在主觀假設的觀念基礎上的，而近代科學革命和哲學革命發現人和自然所形成的觀念，就是最實在地展現了這種假設。無限論哲學的這種假設觀念，并不是一個需要證明的問題，而是它從根本上違背了事物、自然、世界的有限性這一存在事實，因為任何事物都是個體性的事物，事物的個體性本身就決定了事物的邊限，即此一事物與彼一事物的界限性；當然，自然、世界是整體的，但作為整體的自然、世界，卻是由一個又一個個體性的事物和一個又一種個體性的生命、個體性的物種所組成，自然、世界的這種構成性本身，就決定了自然、世界是有限度的，有邊界的。換言之，無論是作為個體的事物、生命以及其他存在形式，還是作為整體的自然和世界，它們各自的存在始終是有限度的，他們各自永遠都是屬于自己的有限存在者，根本不可能具有無限性，人的存在、人的潛能、人的能力亦是如此。將事物、自然、世界賦予無限性，這是人類主觀意愿上的狂想，當人類將這種主觀意愿上的狂想癥釋放為一種行動，去開辟和構筑無限度地改變自然、掠奪地球資源，征服世界的歷史進程，必然會播種下氣候失律的惡果，層累起綿綿不絕的災疫之難。面對這種境況，氣候倫理研究要得以正確地展開，必須無情地拋棄這種無限度論哲學，從根本上消解觀念邏輯對人類的指控，恢復生態邏輯對人類生活的引導，這需要氣候倫理研究本身去擔當起一種責任，即喚醒人類為自然、生命、事物擔當生態責任而學會限度生存。
為擔當生態責任而學會限度生存，首先需要具備一種全方位的限度意識：世界是實然存在的世界，任何實然存在都是有限度的，都要接受數量、質量、時空、空間等方面的規定性。世界存在的有限性，決定了地球的有限性，也決定了事物的有限性，更決定了地球生命存在的有限性，當然更包括地球資源、生命資源的有限性。因為，有限性是世界、地球、事物、生命的本原性存在事實。具備限度意識，其實就是對世界、地球、事物、生命的本原性存在事實的尊重。正是這種尊重，才使我們人與世界建立起動態協調的生境關系。也正是通過對這種動態協調的生境關系的重建，我們才可能真正恢復失律的氣候，根治災疫，實現生態幸福。其次，為擔當生態責任而學會限度生存，就是自覺培育起一種限度生存的品質、精神和能力。其根本前提就是必須全面確立起“自然為人立法”的存在論思想，努力促進人“人為自然護法”［7］28－30，并以此為導向，學會尊重宇宙律令、尊重自然法則、尊重生命原理、尊重普遍的人性要求，然后在此基礎上學會自我限制、自我節制。因為從根本上講，限度生存就是有限制、有節制地生存，就是不傷害他者地生存，就是與自然宇宙、生命世界中所有物種生命共在互存和共生互生。其三，為擔當生態責任而學會限度生存，必須重新學會承認、敬畏和尊重，因為自然宇宙、地球世界不僅是生命的存在體，而且更是創造生命的存在體。自然宇宙和地球世界的生命化存在事實，要求我們必須學會承認，即承認自然宇宙、地球世界及其生存于中的所有事物、一切生物物種、全部生命擁有其存在神韻和生的靈性；自然宇宙和地球世界的生命化存在事實，要求我們必須學會敬畏，即敬畏宇宙律令、自然法則、生命原理，當然還包括人性要求本身；自然宇宙和地球世界的生命化存在事實，更要求我們必須學會尊重，即學會尊重自然、生命、事物還有人，尊重它們在生態整體框架下生生不息地存在和生存。從本質上講，學會限度生存，就是學會遵循人與宇觀環境協調的整體原則，萬物平等的物道原則，地球、生命、人互為照顧的持續再生原則［8］16－18。
五、生境利益
根據人與環境的親緣性存在關系要求，遵循生態邏輯法則，學會限度生存，這是恢復失律的氣候、根治災疫、重建世界生境和人類生境的基本認知進路。然后，恢復失律的氣候、根治災疫、重建世界生境和人類生境的這一基本認知進路，要獲得生存行動上的全面落實，即要使國際協作減排、構建低碳生活成為一種全球性的和全方位的生存自救運動，需要重建一種全新的利益謀求及其取舍機制，即生境利益機制。因為，世界是一個利益化的世界，人類是利益化的人類，人的存在和生存同樣是利益化的，利益構成了人類生存的根本動力。恢復失律的氣候，根治災疫，重建世界生境和人類生境，不可能忽視利益，更不可能拋開利益，它仍然必須以利益為啟動力。然而，人類要重新恢復失律的氣候、根治災疫，重建世界和人類生境，絕不可能如過去那樣只單一、片面地追求物質利益以滿足不斷增長的物欲，必須拋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進程中所宣揚的這種物質利益觀，而重建一種生境利益觀，追求生態整體意義上的生境利益。什么是生境利益？要理解它，首先需要了解“生境”這個概念。所謂生境，就是指環境生態的生生不息化。客觀論之，環境并不是一個靜止的、僵化的狀態，而是一個動態變化、生成不息的狀態，所以環境是生態性的。但環境的生態性在事實上蘊含著兩種可能性朝向，即自我萎縮、自我弱化、自我死亡的朝向或自我剛健活潑、自我強健新生的朝向。環境生態的生境化，是指環境的生態取向是朝向自我剛健活潑、自我強健新生并朝著生不息的方向敞開自身的狀態及其進程。生境所指涉的范圍，包括以為宇宙以及氣候運行為實體形態的宇觀環境生態、以地球以及地球生物圈為實體形態的宏觀環境，以人類存在為實體形態的中觀念環境生態和以個體與個體或個體與群體之實際關系為實體形態的微觀環境生態。生境利益，就是指如上四個維度的環境生態要獲得生生不息的朝向，必須一種利益的滋潤。這種能夠滋潤宇宙環境生態、氣候環境生態、地球環境生態、人類環境生態以及人與人、人與群體之間的環境生態，使其獲得生生不息的朝向與自生力的利益，只能是生境利益。所謂生境利益，就是使世界上的一切存在者、所有生命都能夠在相向的互動進程中獲得生生不息的利益，或者，凡是能夠在事實上推動或促進宇宙、氣候、地球、地球生命、人共在互存、共生互生的利益，就是生境利益。通俗地講，生境利益是指能夠促其生并生生不息的利益，它可具體表述為如下三個方面的具體內涵。首先，生境利益不是個體性的利益，也不是指群體性的利益，而是指生境關系化的利益，這種生境關系化的利益，當然包括了構筑這種生境關系的個體或群體的利益，但它決不僅僅是個體與群體單方面的利益，而是構筑這一實際存在關系或生存關系的雙方共享的利益。比如，在人與地球之間所形成的環境關系中，人追求其任何形式或任何內容的利益，都必須考慮地球環境本身的利益，即人在謀取自身利益的過程中，是否損害了地球環境的利益，是否同時也賦予了或創造出了地球環境的利益，即使地球環境生態獲得生生化的利益。所以其二，生境利益是一種現實的生態關系中使雙方利益生殖的利益，即使實際生存關系締結的雙方都能獲得生生不息的存在朝向和生存動力的利益，就是生境利益。其三，生境利益既是一種謀取的利益，也是一種給予的利益，或者說它是一種謀取與給予同時生成、同時展開的利益形態。比如，采取國際協作減排這樣一種生存行動，無論是何方———比如A企業實施協作減排，它的減排行動為其所在的地區以及整個國家低碳化做出了一份實際的貢獻，付出了利益，或者說使其所在的地區及其國家獲得了低碳利益，它亦必須同時謀取應該謀取的利益，這就是它必須依法而獲得實施減排所應該獲得的經濟補償，這種經濟上的補償來源于“誰排放誰付費”，具體地補償方式就是稅收的減免或政策的補貼。同樣，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是如此，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協作減排所形成的生境利益，由兩個方面的內容構成，一是現實層面的內容，即在現實層面上，必須根據“誰排放誰付費”和“誰減排誰受益”的原則，減排者享受國際稅收減免或國際政策補貼。二是歷史層面的內容，即當一個國家在過去的發展歷程中實施了超量的溫室氣體排放，其排放者仍然要根據“誰排放誰付費”和“誰減排誰受益”的原則，在過去的發展歷史進程中凡是產生了超量溫室氣體排放的國家，必須為其支付排放費用，以作為現實國際減排的跨國經濟補償。全球性的國際協作減排的問題，實質上是重建一個生境利益分配機制的問題。并且，只有當建立起這樣的生境利益機制，才可真正推行和實施全球化的國際協作減排；唯有當全球化的國際協作減排付諸實施，恢復失律的氣候、根治災疫、重建世界和人類生境，才可變成現實。
作者：唐代興單位：四川師范大學文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