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媒體時代建筑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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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當代建筑理論與批評的環境

1．社會與文化環境

中國的政治意識形態在1976年（逝世）前后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即從前期左傾的激進轉變為后期右傾的自由與開放。在1976年之前的中國建筑注重表達民族、國家和革命的宏大主題，此后的建筑傾向于表達地方文化并逐步關心現實的世界，是一個從“大敘事”走向“小敘事”的過程。①到20世紀90年代，經典政治權力已非中國惟一的權力中心。以發達互聯網及傳統媒體系統為載體，以全球化為背景的文化霸權主義侵入中國，并呈現一種強勢文化的姿態。中國的媒體比以往任何時侯都更靠近西方媒體：電視與互聯網的迅速普及為信息在國外、國內的同步傳播提供了可能，信息在國內國外幾乎同步上市。西方強勢文化借助媒體形成獨立于政治權力之外的另一種權力——文化領導權。中國經典的政治權力反而漸漸退居世俗大眾生活的次要地位。

眾所周知，西方在歷經現代社會的長足發展之后，于20世紀60、70年代步入后現代社會時期，價值體系的多元化在許多藝術領域展開（建筑領域當然也不例外），并逐漸影響人們的精神世界，統一價值取向標準的對神圣與崇高的向往被單體個性的張揚所取代。這種多元化的價值取向也隨著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深刻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與行為準則。對庫哈斯央視新大樓的追捧即體現了中國建筑界對西方建筑文化的神往與傾慕，而對該方案的批評則反映了堅守本土文化傳統者（即中國現代主義建筑文化的擁躉者）的貫常立場，審美的多元化取向可見一斑。

2．邊緣性

中國當下的社會與文化環境決定了我們的邊緣性地位。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們又被納入另外一種價值觀，不得不屈從于文化帝國主義的支配。無論承認與否，全球化都無情地影響著中國的歷史進程（俞可平）。然而在比較有影響的文化理論體系中，找不到一種屬于中國人原創的體系（季羨林）——這說明我們難以接近學術中心的邊緣狀態。建筑界也是如此，對西方當前主要的建筑文化與理論，我們缺乏對其所以發生發展的社會背景的理解，同時也缺乏理解它們這種發展的社會參照系，更遑論對其作出有力量的批判了。

二、喧囂與冷寂——歷史大關系下的建筑理論與批評

1.超出權力與政治陰影

從1976年以后，中國國家政治與權力形成的單一文化態逐漸擁入開放而自由的空氣，整個中國開始重新認識“真理問題”。國家意志與正統意識形態從主流文化地位漸變成文化中的“主旋律”，雖由政府大力倡導，但并未真正成為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形式，因為其中充滿了過多的政治宣傳。與此形成對照，“主旋律”文化之外是大量富有生命力、為大眾喜愛的世俗文化。“主旋律”作為國家的文化導向，具有強制意味，帶有鮮明的權力和“教化”色彩。然而比“主旋律”文化更為生機勃勃的是大眾的流行文化，它沒有權力的支持，但充滿了生命力。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國建筑迎來了一次真正的熱潮。這一熱潮與建國初期興建“十大建筑”的熱潮不同，這一次是自下而上的力量使然，少有政治與權力的影子。這標志著中國建筑從表現宏大敘事主題轉向對現實世界的關注。正其時，西方的后現代與晚期現代主義理論盛行，中國建筑界幾乎未加批判便接收了它們，正好用來當作如何對待傳統建筑文化的理論支柱。

1976年以前（或曰改革開放以前），中國建筑界對中國建筑風格的定義為民族主義，表現為所有的建筑現象都圍繞一個中心——一個原則、一個意義、一個精神以及一種世界觀，這是權力與政治陰影下的單一文化態現象。這一時期的建筑理論與批評也以對民族主義建筑的討論為主，語言風格上模仿前蘇聯，呈現出整體統一的價值取向。

時間再回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較之20年前，事物的真理性已變得不那么重要了，我們被強制性地帶上開往后現代主義②的列車。中國的現代主義建筑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受權力與政治的約束，形成一整套的“共識法則”，一切建筑敘事主題只有經過它的認可，才能具有真理性的價值，并且為人們所接受③；而在此之后，權力與政治影響式微，“共識法則”被顛覆，“科學不再以追求真理為第一要務，而以生產未知為目的，‘為了創新而創新’（利奧塔）”，隨后，中國建筑界呈現“百花齊放”的豐艷效果。建筑理論與批評終于走出了權力與政治的陰影。

2．視覺化傾向

前面已述及后媒體時代審美的視覺化傾向，視覺符號正在或已經超越了語言符號而成為文化的主導形態④。英國藝術批評家伯格說得好：“在歷史上任何社會形態中，都不曾有過如此集中的形象，如此強烈的視覺信息。”⑤在各文化產業中，視覺符號被大批量生產出來。視覺形象的生產和傳播，并不只限于藝術領域，藝術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泛化了，審美過去是藝術家的專利，如今已成為普遍的社會追求。建筑也不再是建筑師的專利，業主、公眾都有參預、評判與選擇的權利。

建筑理論與批評剛剛走出權力與政治的陰影，又面臨這樣一個好的建設時代，應當說應該有好的建樹，可惜，西方建筑文化豐富的形式語言擁入得太快（上海建筑金、銀、銅獎的評選中，約半數方案為國外建筑事務所設計），讓人眼花繚亂，又亂了陣腳，很多建筑師便再也無心深究中國自己的建筑文化問題，而一味采取“拿來主義”。中國的建筑理論界儼然與西方建筑理論界全面接軌：西方的各種建筑理論都可以在中國的建筑媒體中找到介紹。中國的建筑批評更呈現出一副庸俗的面孔：以充滿視覺張力的精美建筑圖片為主，以西方建筑理論片言為點綴，以對建筑的參觀性介紹為主線，因此整體缺乏理論深度。

3．邊緣與中心

此處所說的邊緣不是指前文所指的中國文化的邊緣地位，而是指在建筑理論與建筑批評中圍繞建筑學價值為內核的部分為中心，外圍的遠離建筑學價值內核的部分為邊緣。察看中國目前的建筑批評與建筑理論，會發現中心冷寂、邊緣熱鬧的場景。關乎建筑學價值的討論與評判很少見，而建筑理論與批評的大眾化傾向卻十分明顯。大眾對建筑批評的關注與熱忱雖然是一件好事，但大眾的評論不能作為建筑學核心意義上的評價基礎，大眾與媒體的參與充其量只是豐富了建筑學的外延，形成建筑學科對大眾與其他領域的開放，但這并不能在根本上影響建筑學的基本評價體系。

在西方，現代主義的天才常常感到與大眾的疏遠（這一點可以在波德萊爾的詩歌里明顯地看到），而后現代時期的藝術則明顯有一種取悅大眾的傾向。當代中國一批年青的建筑師以一些“很有思想”的建筑取得了顯著的社會知名度，媒體曝光率很高，各種學術會議與展覽上也時常會有他們的身影/作品出現，他們的行為與活動雖然促進了建筑師與公眾之間的了解與互動，繁榮了媒體的建筑現象與評論欄目，但在這些喧鬧的表象背后，究竟有多少屬于建設中國當下建筑文化內核的部分，這實在是一個令人思索的問題。要尋找的東西也許只在燈火闌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