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鄉村文化建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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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鄉村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要素和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賴以形成的重要根基是中華民族悠久文明積淀的歷史文化成果。傳統的中華民族文化成果主要是在農業文明時代形成的，中國社會步入工業文明的歷程很短，優秀民族文化傳統大量存在于鄉村，珍貴文化遺產大量保存于鄉村，特色文化人才大量生活于鄉村。新中國建立以來，借助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借助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借助知識經濟時代信息資源共享的環境，快速邁入工業文明時代，并疾速奔向生態文明時代。在這種特定歷史背景下，將鄉村文化籠統定位于落后保守的觀念受到挑戰，農業文明生產生活方式下的寧靜、淡泊、親情、友善等文化觀念產生了新的時代價值。中國作為“后現代”國家，在追趕“前現代”國家的進程中，由于城市文化的現代性因素很多，留下的文化“現代病”自然也就更多。中華文化有自己厚重獨特的內涵，有學者認為：“和合是中國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和首要價值。”西方學者也看到：“中國至高無上的倫理品質中的一些東西，現代世界極為需要。這些品質中我認為和氣是第一位的。以公理為基礎而不是以武力去解決爭端。”今天看來，在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比較中，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結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繁榮的重要依據，而這些優秀傳統文化在中國農民及其鄉村生活中保留得最為完整。如果說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可能主要依靠城市文化、精英文化，那么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可能更需要鄉村文化、大眾文化。繁榮和發展需要相互支撐，大繁榮大發展需要城市文化和鄉村文化的雙輪驅動。如果我們能夠在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下，充分挖掘和運用鄉村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就更有希望在文化發展中實現馬克思的東方社會理論藍圖，同時也讓中國鄉村文化“不必自殺就可以獲得新的生命”。新時期中國鄉村文化形成了新的活力，并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元素和體現。
（二）鄉村文化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先導和靈魂新時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雖然有部分農民群眾實踐探索先行的特點，但總體來說，農村的改革開放還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地穩步推進的。這就產生了三種文化先導力量：一是少數先行探索者的實踐凝聚成一種精神力量，影響廣大農民的思想觀念。如安徽小崗村的大包干行動、浙江溫州的“八大王事件”就轉化為一種精神文化力量。二是黨和政府部門及理論工作者將農民群眾的實踐探索經驗上升到政策和理論層面，引導農民群眾的實踐。如黨中央“一號文件”具有濃厚的精神文化韻味，既是“定心丸”又是“興奮劑”。而費孝通、吳敬璉、厲以寧等學者的理論觀點則讓農民增強了對改革與發展的信心。三是城鄉文藝工作者創作的大量鄉村題材的文藝作品，也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發揮了重要引領作用。這些源自基層的探索實踐、源自領導層的文化理論、源自學者的思想觀點、源自文藝工作者的藝術成果匯聚到鄉村，影響著農民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靈魂，規定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品質和格調。
（三）鄉村文化是新時期中國農民發展的根基和動力在改革開放初期，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杜潤生先生說：“農民經過幾十年的實踐，他們的眼界比以前開闊多了，已經不同于那種個體經濟的小天地所局限的農民，不同于馬列主義經典作家所描寫的被自然經濟封閉起來的農民。”新時期的中國農民身處知識經濟時代和信息時代，其發展與鄉村文化的發展聯系更加密切。農民必須在鄉村文化發展中獲得必要的教育基礎、道德素質、知識技能、市場分析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即使是從事傳統農業生產的農民也要從鄉村文化中獲取這些能力，而走出鄉村，走向城市、走向世界的農民更要從鄉村文化中獲取這些能力，這是新時期農民發展的重要根基。鄉村文化中不斷傳播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鄉村文化中不斷樹立的各類勤勞致富事例和思想道德先進典型、鄉村文化中不斷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文學藝術形象都會成為讓農民發展進步的推動力量。鄉村文化是新時期中國農民發展的精神家園和精神動力。伴隨著中國的進步和鄉村的發展，鄉村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現實需求的強烈呼喚。
二、新時期鄉村文化建設的基本特點
（一）政治主導性與價值多元性相結合在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四項基本原則作為根本要求，始終貫穿于國家政治生活的各個方面，也主導著鄉村文化建設的方向。鄧小平指出：“所謂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學、文化（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產主義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紀律、革命的立場和原則，人與人同志式的關系，等等。”1982年召開的全國農村思想政治工作會議強調馬列主義思想在農村文化建設中的理論基礎地位，引導農民群眾堅定社會主義信念。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在農村集中進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目的是全面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和黨在農村的方針政策，不斷提高農民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水平，教育農民自覺抵制封建主義殘余和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破除封建迷信，克服社會陋習，樹立社會主義新風尚。可以說，新時期農村文化的政治主導性一直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同時，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來自西方及世界各國的文藝作品、宗教思想、生活方式借助人員交流和現代媒體大量進入農村，影響著鄉村農民尤其是青年人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在鄉村不斷挖掘整理傳統文化成果的過程中，在國學熱影響下，鄉村中的傳統習俗、傳統藝術和傳統觀念得到重視，傳統的價值追求在一部分人中開始受到尊崇，尤其是在山東、陜西、河南等傳統文化底蘊深厚，特色鮮明的地區更是如此。鄉村文化在發展過程中價值多元化的態勢越來越明顯。新時期鄉村文化走出了建國后特別是“左”傾時期的單一狀況。馬克思主義及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主導作用與主流地位與多元價值處在并存和不斷交流、交融甚至交鋒過程中。總之，政治主導性與價值多元性相結合是新時期鄉村文化的首要特點。
（二）歷史連續性與現實多變性相結合中華民族的文明歷史從未中斷，這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點，這種歷史的連續性在新時期中國的鄉村文化中體現得更加充分。近代以來的“西化”理論在城市中的影響更大，工業文明在城市中推進更快。而中國鄉村發展的相對滯后性與“西化”的相對疏離性說明中國鄉村文化有原始文明的印記，有農業文明的深厚基礎，又受到工業文明的影響；有古代文化傳統的底蘊，有現代革命文化的浸染，也受到當代市場文化的熏陶。從宏觀視野看，中國鄉村文化保持了較好的歷史連續性。這種歷史連續性，不僅體現在鄉村物質性的文化形態上，更體現在廣大農民這一文化承載主體身上。新時期成長起來的大批優秀中國農民集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于一身。同時，新時期中國鄉村文化伴隨著鄉村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巨變呈現快速多變的態勢。由以革命政治文化色彩為主到以建設和諧文化為主、由羨慕模仿西方文化到恢復倡揚傳統文化、由對自我文化的質疑彷徨到對中國特色文化的自覺自信，新時期中國鄉村文化變化的速度和程度驚人。中華文化順變、求道、自強的品格在鄉村文化中得到充分展現。歷史連續性與現實多變性相結合是新時期鄉村文化非常突出的特點，這也印證了文化是民族性與時代性的統一的觀點。
（三）外在幫扶性與內在自主性相結合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建國后加速工業化的急迫要求，都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城鄉二元的社會結構及其文化差別。進入新時期尤其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黨和政府一直在實施對農村文化的幫扶政策，從科技、衛生、文化“三下鄉”、農村科技大篷車到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農村數字電影放映工程、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工程、農家書屋工程、農民體育健身工程的實施再到建立城鄉聯動機制、加快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無不體現著黨和政府對農村文化發展的外在幫扶，這是加速鄉村文化進步的必要條件。同時，有艱苦奮斗傳統、獨立自主精神和探索創新能力的中國廣大農民群眾，在改革開放的寬松政策環境下，也在獨立發展自己的鄉村文化。早在改革初期，農村中的文化藝術人才就開始自發地建立自己的團隊或組織，開展多種文娛活動。部分農村文化青年開始在業余時間集結起來進行文化藝術的學習交流活動。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繁榮，鄉村中部分學習承襲傳統技藝的人才開始以自己的成果或產品走入文化市場。全國各地特別是沿海發達地區農民的自辦文化開展得有聲有色，出現了一批氣勢宏偉的如橫店影視城這類文化企業。進入新世紀，部分地區農民開始“種文化”活動，這些活動不僅豐富了農民的文化生活，還走進城鎮，把歡樂帶給市民。外在幫扶性與內在自主性在探索和實踐過程中不斷結合，這是鄉村文化的又一個重要特點。
三、新時期鄉村文化建設的突出問題
（一）鄉村文化進步存在思想認識的相對滯后性當代許多學者認為，相對于現代文明、城市文化，傳統的鄉村文化具有歷史的落后性，農民是需要改造的群體，鄉村文化需要徹底變革。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揭示和肯定了鄉村文化中的革命性因素，這構成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建國后號召知識分子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重要思想根源。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革命的傳統意義漸失，鄉村文化的先進性元素及其依據是否還存在成為一個根本性問題。面對世界范圍內的“后現代化”所喚起的對鄉村的重新關注與對“農民文化復興”的期待，面對世界各類地區“小農”的強大生命力，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中國學者們發出“無論認識農民還是改造農民，都需要有新思維”的呼聲。隨著思想的更新與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勤儉勤奮的“農民理性”，看到中國鄉村文化的自由創造空間（不同于西歐和俄羅斯鄉村文化的“農奴性”，中國鄉村文化歷史積淀的自由性比較多），認識到鄉村文化的生態性、田園性、人本性，看到以農業文明和傳統文化為根基的鄉村文化的當代價值。但總體而言，相對于鄉村經濟和鄉村政治來說，對鄉村文化的思想認識存在滯后性；相對于鄉村文化的實踐來說也有相對滯后性。其中最根本的是對鄉村文化先進性內涵的肯定不足，常常以“政治思想”替代或弱化思想、觀念、習俗等，使生活在鄉村文化中的農民文化自信力不足，文化自覺心不強。
（二）鄉村文化建設存在性質結構的相對失調性新時期鄉村文化建設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大方向大背景下展開的。總體來說，鄉村文化的性質和結構是明確而清晰的，即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吸收傳統文化、借鑒世界先進文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鄉村文化。但在實際運行中卻出現一定程度一定范圍的偏差。從時間上看，在改革開放前期，由于剛剛從“左”的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在文化實踐中將“引導農民逐步擺脫小農經濟思想的束縛，克服封建的、資產階級的腐朽思想影響”452的問題看得很重，對悠久的鄉村傳統文化和部分近現代革命文化的認識和繼承還不夠到位，對部分西方文化還保持著高度的警覺甚至敵視。在盲目的“思想解放”過程中，鄉村腐朽落后文化開始沉渣泛起，封建迷信活動以各種方式甚至打著“科學”的旗號大行其道。西方文化或在有意的政治操控下，或在無意的經濟交往中，以強勁的勢頭向中國鄉村侵襲，西方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藝作品、宗教活動不斷沖擊著五四以來形成的文化傳統。這種狀況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性質和科學結構體系。從地域上看，情況則更為復雜。在部分沿海發達地區的鄉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投入較多，國際經濟文化交流較多，但部分地區對寺院、道觀、教堂建設的熱情偏高，“禮佛”、“信主”、“求道”成了一部分人的重要精神生活內容。在中西部偏遠落后地區，“求神”、“算命”、“敬鬼”的習俗抬頭。這些情況同樣破壞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性質和結構。鄉村文化建設中存在的性質結構的相對失調問題在部分地區十分突出，性質不同、方向不同的文化內容“雜處”于部分鄉村之中。
（三）鄉村文化發展存在社會主體的相對被動性鄉村文化發展的主體是生活居住于鄉村的廣大居民。我們可以在比較寬泛的意義上將鄉村居民分成三個部分，一是最廣大的農民群眾（現在也有大量位于鄉村的企業工人），這是鄉村文化發展的基本主體；二是鄉村知識分子（主要是體制內的教師、醫生、農技人員、鄉村文化工作者，也適當包含體制外的有各類科學文化知識的文化藝術人才），這是鄉村文化建設的核心主體；三是鄉村干部，這是鄉村文化發展的特定主體。對于人數眾多、范圍廣泛的中國鄉村，文化發展的任務繁重而艱巨。在新時期，我們雖然也一直強調充分發揮鄉村社會文化主體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但在具體工作實踐中，卻常常把重心放到抓得住、看得見、數得清的“三下鄉”活動上，而對“抓不住”、“看不見”、“數不清”的普通農民的文化活動關注不到位。我們對來自城市知識分子（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專家學者）及其各類下鄉活動宣傳和重視程度較高，對鄉村的廣大知識分子的文化地位作用重視不夠②。鄉村文化建設核心主體的主動性沒有充分激發出來。在實際的鄉村文化工作中，居住于鄉村的干部常常以聽從上級指示、落實上級政策為主，領導和創造獨特鄉村文化的自主空間也受到限制。鄉村文化發展中各類社會主體存在程度不同的被動狀態，也沒有將農村文化與農民文化區分開來，強調了文化的統一性，忽視了文化的個體性。
四、新時期鄉村文化建設的發展前景新時期中國鄉村文化的未來發展
（一）農民文化與市民文化將協調推進近代以來的中國，城鄉文化繼承傳統、融入世界的進度和程度都不一樣。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農民的文化自覺能力和文化發展愿望都在快速提升，農民文化與市民文化的差距已經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的城鄉居民文化消費差距是8.7倍，2011年的差距依然達到6.7倍。未來的城鄉文化協調推進已經迫切地擺在我們面前。黨和政府已經開始積極著手解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指出，當前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初步具備了加大力度扶持“三農”的能力和條件。《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提出加快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的要求。認為增加農村文化服務總量，縮小城鄉文化發展差距，對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具有重大意義。《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又單獨列出加快城鄉文化一體化發展的內容。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加快完善城鄉一體化體制機制，著力在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推進一體化，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促進基本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從自下而上的農村文化發展的實際狀況和趨勢看，有幾種情況已經非常清晰。一是2.6億多農民工的文化生活已經開始加速市民化，在沿海發達地區進展速度更快，新生代農民工的文化生活和文化追求更是和市民趨同。二是大批農民在城鎮購房實現了“城居化”，文化生活逐步市民化，這是數量仍在不斷增加的一大社會群體。三是出現部分市民“村居化”，這些深入農村的市民在感受鄉村文化的同時，也將城市文化帶到農村，影響農民的文化發展。隨著新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與文化信息化的加速發展，制約城鄉文化的技術、設施、人才、政策等不利因素在逐步減少，農民文化與市民文化協調推進的局面在逐步形成。
（二）請進來與走出去將并行發展近代以來的歷史一再表明，中國農民中不僅蘊含著革命和改革的文化力量，也蘊含著深厚的文化發展基因，不能簡單地運用西方現代化模式，將農民文化置于落后保守的位置上來看待。我們要看到，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守道順變的民族文化精神在農民身上有不絕的傳承。在新世紀，這種民族文化精神在不斷發生著現代轉化，并與時代精神相融合，正逐步形成農民特有的文化精神內涵。但是，目前甚至在未來很長的時間內，農村文化仍將處于相對落后地位，在部分邊遠地區、貧困山區更是如此。所以黨和政府實施科技文化衛生“三下鄉”，科教文體法律衛生“四進社區”、“送歡樂下基層”等活動仍將持續推行并經常化，農民的文化發展仍將得到城市、政府及外部幫扶，這是農民文化發展的重要條件。同時，農民借助傳統文化，挖掘地域文化及村莊文化創造出來的具有鄉土韻味和農民風味的文化成果也將大量涌現，并且這種動力和條件越來越強大和充分，這既有源自農民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內在需求，也有文化市場完善擴展的外在經濟利益驅動，還有政府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政策推動。現在，農民們自己“播種”出來的文化成果越來越多，不僅類型多樣，而且層次多樣。從農家文化大院，城鎮文化娛樂場所，直到“春晚”舞臺，都有農民文化創造的成果展現。農民既然“種”出眾多的文化果實，他們就不愿也不能“獨享”，必然要走出鄉村，走進城市甚至走向世界，讓大家來“共享”。我們在鄉村、在旅游市場看到種類豐富的具有農家風情的手工藝品、在演藝場看到農民原生態的演出、在國內外大中城市看到有中國農村特色的文藝節目必將越來越多。當然，在農民文化送出去的過程中，更多的還應是農民將城市文化、精英文化請進來，是請進來和走出去的并行推進。進一步說，可能是請進來、走進來、引進來、拿進來與送出去、走出去、帶出去、選出去的多層面融合。
（三）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將相互促進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農村文化市場開始運行，原本在國家政策支撐下的農村文化事業開始和文化產業相聯系。在黨和政府的引導下，經過廣大農民群眾長期的實踐探索，鄉村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相互促進的體制機制已經呈現出來。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黨和政府既努力構建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動農村文化事業進步，也積極扶持農村業余文化隊伍，鼓勵農民興辦文化產業。一些地方政府和鄉村農民群眾在實際生產生活中已開始將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一體思考。在部分文明村鎮、文化名村里，一些有特色的地方文化活動常常是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并行。在農民書畫發達的村莊，農民在學習書畫的同時也會考慮書畫的銷售；在農民戲劇發達的村莊，農民在強調娛樂的同時也會從事商業性演出。在我國鄉村中，有鄉村知識分子、傳統文化技藝傳承人、自學成才的各類學有專長的人才。在未來鄉村文化發展中，鄉村文化人才必將在國家政策引導下，成為農民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發展的紐帶和橋梁，成為農村先進文化建設的骨干。在未來農村文化發展中，文化事業的重心將不斷向基層推進，距離農民的生活越來越近，農民會真切體會到并更多享受到文化事業發展的成果。隨著農村文化市場的擴大，文化產業的重心也將不斷向群眾靠近，農民會獲得文化市場提供的越來越多的商品和服務。農民群眾在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發展中的積極性也必將成為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和諧發展的根本條件和重要動力。中國鄉村地域遼闊，經濟社會發展狀況不一，鄉村文化建設面臨的任務不同，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也不一樣。但是，近些年來鄉村文化建設的經驗和教訓都說明，重視基礎性方向性問題，觀覽全局，把握本質，仍具有根本意義。著名農民問題研究學者秦暉先生曾說：“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歸根結底是農民社會的改造過程。這一過程不僅要變農業人口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要改造農民文化、農民心態與農民人格。”［中國的文化現代化也包含鄉村文化的創造過程，這一過程需要農民文化主體性的發揮，“農民文化”有先進性蘊含，在一定條件下也能夠實現現代轉型。
作者：雷家軍劉曉佳宋立華單位：浙江農林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