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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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時代的潮流和社會的風尚怎樣，人總是可以憑著自己高尚的品質，超越時代和社會，走自己正確的路。現在大家為了電冰箱、汽車、房子而奔波、追逐、競爭，這是我們時代的特征。但是也還有不少人，他們不追求物質的東西，他們追求理想和真理，得到了內心的自由和安靜。”

—一愛因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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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德育之本質

教育是指向未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教育的任何組成部分都具有超越現實的本性。但是，道德教育之超越具有其獨特的意義。

在人的面前存在著兩種世界，一個是現實的世界，它是由現存的一切事物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所構成的。另一個是可能世界，它以事物可能存在的狀態呈現于人的精神、思想之中。這個可能世界是人對世界的一種把握方式，也是人對現實的一種理解。它所把握和理解的是現實發展的趨向、可能與前景。正因為在人的精神和思想中存在著這個可能世界，才使人能夠成為唯一的、得以超越現實存在的動物。對人來說，現實世界是可以改變的，人的活動就是要以他所擬設的可能世界去取代現實世界。正是在這種現實和可能的矛盾運動中，人類才得以馳騁于歷史創造的無限空間，人類社會才得以不斷前進與發展，而人的生活才賦有它的意義，這個意義就是每個人要為實現它所選擇的可能世界去努力、奮斗。

道德，作為人類的一種精神活動，它是對可能世界的一種把握。道德所反映不是實是而是應是。它不是人們現實行為的寫照，而是把這種現實行為放到可能的、應是的、理想的世界中去加以審視，用應是、理想的標準來對它作出善、惡的評價，并以此來引導人的行為。這種應是與實是，理想與現實的矛盾運動，構成了人類的道德活動，不斷推動人類向至善方向前進，也使每個個體不斷自我完善，自我升華。

道德這一特性也必然規定了道德教育的超越的本質。道德教育的要旨不在于使受教者了解現實生活中人們的行為是怎樣的，而在使他們掌握：人們的行為可能是怎樣的？應該是怎樣的？道德的理想是什么？人何以接近這種理想？道德教育如果離開了這一要旨，它就不能成其為道德教育。它只可能成為某種社會學、經濟學等等學科的教學與傳授。

人們常說：“道德教育要適應社會”，“道德教育要接近生活”。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今天，人們又提出道德教育的改革就是要與市場經濟相適應。應當承認，道德教育作為一種教育活動、一種精神活動，它是要受物質的、現實的生活的制約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講得十分清楚，精神生活并不能夠脫離現實的物質生活，它必須現實化。但是，精神活動的現實化并非是這種活動的最后歸宿，它所指向卻是對現實的超越。德育的現實化，或是說，從現實出發，適應于現實，它只是要為它所面對的可能世界、所選擇的理想，確定一個范圍，道德教育就在這個可能范圍內擬設、選擇其目標，并把個人與社會推向這個目標。為此，道德教育的現實化，并不是把現實作為不可逾越的對象，不是把道德教育的作用只看成是對現實行為、現實關系的復制與重現，這種現實的出發點只能是對現實的改造與推進。具體說，它是按照某種超越于現實的道德理想去塑造與培養人，促使人去追求一種理想的精神境界與行為方式，以此實現對現實的否定。

沒有這種對現實的超越，道德教育只能趨向于消亡。

物質主義：時代的頑癥

人類歷史的發展曾經有過道德的失落和道德教育的荒廢。人們曾因迷惘、沉醉于現實世界而進入不了道德的可能世界。在當代，這種情況顯得尤為突出。進入20世紀以來，西方社會由于工業生產力的大幅度提高，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物質極大豐富，人越來越沉溺于這個現實的物質世界，變成了他自己所創造的物質的奴隸，陷入了物質主義的泥坑。在改革開放的我國，這種物質主義也頗有席卷一切之勢。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現在大家為了電冰箱、汽車、房子而奔波、追逐、競爭。當代的物質主義有以下種種表現：

科技至上：20世紀以來，科學技術以空前的速度發展，它的各種功能也得到極大的發揮。借助于科技，人們日益廣泛深入地認識自然，改造、利用自然，從而創造出日益豐富的物質財富，滿足人的許多欲望。在這樣的輝煌成就面前，人們很容易會認為科學技術能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產生科技至上的思想。這種舍棄了許多人文價值的追求，導致道德荒蕪，道德教育被科技教育所淹沒。但時隔不久，人們卻又驚恐地看到，造福于人類的科學技術卻也可以用以殘害人類，兩次大戰以及各種冷戰充分暴露了這點。1995年52位獲得諾貝爾獎金的科學家，發表了著名的《邁瑙宣言》。他們說：“我們相信科學是通向人類幸福之路。但是，我們懷著驚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這個科學在向人類提供自殺的手段。”此外，科技的發展，無限制地向自然索取，所形成的各種生態失衡、環境污染、物種滅絕，也嚴重威脅到人類的生存。自然開始向人類實施報復。對于人類自身來說，科學技術成了一種新型的社會統治力量，人在物質和技術的壓抑下，也在物欲的沖擊下，變成只講物欲，不求精神；只顧現實，不講將來；只按技術合理性行為，不要批判性和創造性，不求對終極價值的追索和生存意義的反思。面對科學技術發展所出現的各種問題，20世紀科學家、哲學家們共同思考的問題是：科技對于人類究竟是有功還是有過？科技飛速發展究竟是使人類社會日趨光明，還是走向沒落與毀滅？

當前，我國科技發展正在起步，對我們來說，科技的發展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從一個科技意識不強的國家與民族的現實出發，還必須大力宣揚科學技術的功能，弘揚科學的精神，這些也應當成為我國德育的一個重要方面的內容。但是，西方科技至上的惡果卻也值得我們引以為戒。那種把科技教育作為教育與現代化發展唯一的連接點，道德與其他人文教育的地位難于落到實處，一手硬（智商）一手軟（德育）的“偏教”現象，不是也正在我國泛起嗎？

經濟至上：人作為生理的存在，他是物質的，他脫離不了物質生活，也只有在物質生活的基礎上，才可能有人的精神生活。為此，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分配、交換等等的經濟活動不能不在人的一切生活中居于首要位置。同時，經濟活動又具有它自身的規律和法則。經濟活動及其運行的法則也必然要對社會的其它活動產生其規定和制約的作用。西方社會幾百年來實行的是市場經濟，當前我國也正在進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換，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資源和收入的分配機制，具有其固有的法則，比如，它是通過交換而實現的，是受價值規律支配的等等。這種市場法則也會對社會其它領域產生影響。

由于經濟活動本身所處的位置，也由于當代西方社會的長足發展，人們很容易產生一種經濟至上的觀念，那就是把經濟增長作為社會發展的唯一因素與唯一目標。認為經濟增長會自然而然帶來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如政治上民主，價值觀念的更新，教育的發達以及生活方式的變革等等。這種以經濟增長作為唯一目標的社會發展模式，也曾盛行于許多發展中國家，但其結果卻未盡人意。由于忽視了社會其它方面的發展，不只是社會不可能從總體上得以發展，就連經濟也無法持續發展。經濟單方面的突進，又使社會正常發展受到干擾，社會只能在偏執中運行，從而產生一系列的社會問題。人自身也成了單向的“經濟人”、“經濟動物”。

這種經濟至上觀還表現于：本屬于經濟領域中的市場法則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泛化與僭越。人既成為經濟人、經濟動物，市場經濟運行的法則就幾乎成為人與社會在一切活動中運作的通則。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自力掙得的自由。”這種情況產生于百余年前的西方，同樣也呈現在今天的中國，正如有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樣，“隨著市場的不斷擴大，文化的商品化，市場關系（即帶有市場特征的各種人際關系）大有吞噬一切的趨勢，許多原來處于市場以外的領域也受到侵蝕，人類所具有許多有價值的交往形式被貶低，造成道德的淪喪”［1］。當今，“商品人格”實際上已經開始蔓延成為各行各業的普遍人格特征了。在政治領域中的權、錢交易，在醫護領域中紅包與生命的交換，社會輿論領域中的有償新聞，乃至在最基本的人的生存領域中，有的人實行的也竟然是市場的那套準則。如據報載，1993年7月20日，哈爾濱電纜廠工人楊振等2人不幸墜入江中，當時恰有某大船駛過，船上有救生圈，岸邊墜水者家屬苦苦哀求船員救助，或擲下幾只救生圈，船上水手竟索要一萬元現金，因一時無法滿足其要求，二人眼睜睜被江水吞沒。其它類似的慘劇也屢有所聞。近期人們著文批判各種道德僭越、道德泛化的現象。中國的文化傳統確實存在這種僭越與泛化，并產生不小的危害，但是當今是否還存在一種市場法則與行為的僭越與泛化呢？

消費至上：二次大戰以后，西方推行凱恩斯主義以高消費促進經濟發展的主張，消費主義、享樂主義席卷整個西方世界。我國作為一個現代化道路上的后發國家，在原本薄弱的經濟基礎之上，理應象資本主義初期所遵行的清教倫理那樣，倡導一種艱苦樸素、勤儉節約的精神，以擴大資金的積累，加速生產的發展。但是，中國與西方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時間落差，卻又為空間上并存與開放所掩蓋。在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同時，也受到了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的觀念及生活方式的嚴重影響。而且對于一般群眾來說，西方社會在消費與生活領域內的示范效應最為強烈，也最為普遍。高消費、超前消費、攀比消費、野蠻消費等各種非理性消費，已成為社會的通病。人們追求的是本能、沖動的滿足，感官的刺激與興奮，為所欲為的放縱，非理性的快感的享樂生活。文化進入市場，文化也逐漸成了純消閑文化、消費文化、游戲文化、享樂文化；理性、嚴肅文化的反思與啟迪均被唾棄。可以說，盛行于世的是無文化、反文化的“文化”。在其影響下，人的靈魂與精神被腐蝕，理想與信念被吞食。

道德教育：在超越中提升

在社會與教育的反思中道德教育開始復興。這也是當代物質主義走向極端后所呈現的一種歷史邏輯。曾經失落去自己精神與靈魂的人們開始把眼光轉向道德、道德教育，把它作為一種超越物質主義，從物質的奴役中解放出來的力量，這是并不奇怪的。

愛因斯坦說：“我們切莫忘記，僅憑知識和技巧并不能給人類生活帶來幸福和尊嚴。人類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的傳道士置于客觀真理的發現者之上。”［2］矚目于道德教育，并從新的意義上去認識它，這不僅是少數精英人物的睿思，而且日益成為社會共識的一種潮流。從西方到東方，都可以發現這種潮流。

在美國，過去人們習慣于把培養兒童品格的事看成是家庭和教會的事，但1975年蓋洛普民意測驗卻表明，有79％的美國人認為這種責任應從家庭和教會移向學校。在英國這類調查更多，1969年N．O．P的一項調查表明，有22％的人認為道德訓練應當成為12歲以上兒童最重要的教育內容，還有20％的人則認為，道德教育至少在教育內容中居于第二位；1968年學校理事會報告《年輕的輟學者》顯示，大約有70％的15歲的輟學者都希望學校能在決定什么是正確，什么是錯誤，以及處理人與人之間的事物方面提供幫助；還有的研究（1971）發現，大約有70％的學生希望學校有某種形式的道德教育。［3］這種對道德教育的重視不僅見諸于基礎教育階段，同樣也表現于高等教育階段。1968年－1975年，西歐國家在歐洲文化基金會的贊助下，曾對高等教育系統的前景作了一系列的預測，形成題為《2000年歐洲計劃》的研究報告。報告提出，作預測前景的依據，除了要考慮即將來臨年代中科學迅速發展的狀況，還應注意到那些能形成人的個性的有價值的內容，為此就要求對高等教育未來發展計劃中技術教育與人文教育之間的比例進行研究。1983年，國際大學聯合會在慕尼黑舉行大學校長會議，主題是“面對知識的爆炸”。會議討論中提出：“科學技術的發展，固然給人們帶來很大變化和廣闊前景……但是，如果一個國家在技術發展和倫理價值之間失調的話，那就可能失去特性，犧牲文化和毀壞環境，可以思忖一下，為了技術的進步我們已經付出了什么代價。”

素來重視道德教育的日本，在面臨物質主義的挑戰中，也賦予道德教育以新的意義。該國的臨教審第四次咨詢報告《日本面向21世紀的教育對策》，在審視現代社會由于科技發展、城市化速度加快、庸俗文化泛濫等等因素所帶來的人的各種素質退化，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疏離，社會團結意識、責任感的下降等等的各種問題后，提出教育應以“陶冶人格，培養作為和平國家和社會的建設者，充滿自主精神，心身健康的國民為目標”。

從60至70年代開始的這場道德教育復興運動一直持續到今天。當代各國研究道德教育的著作、論文、雜志日漸上升，學校道德教育的改革日益受到重視。1989年11月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召開的面向21世紀教育的國際研討會，以“學會關心”為主題，把道德教育列為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可知這場道德教育復興運動尚在方興未艾之中。

對于這場世界性道德教育復興運動的認識，不能只止于各國領導與公眾對道德教育的關注、重視、加強等等現象上，應該看到從物質主義泛濫中拯救人類，這是當代道德教育復興運動起始的高度。誠如愛因斯坦所說：“沒有倫理教育，人類就不能得救。”［4］歷史賦予道德教育新的超越的意義，提升的價值。它并不是傳統道德的再版與重現。

每一個歷史時代的道德教育各具有其時代的意義。人類社會長期是在物質匱乏中度過的。因此，在長期歷史中，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務是壓抑和節制人的各種物欲（主要是被統治階級），使社會協調穩定。而當代的道德教育卻是在物質日益豐富，精神超趨失落，物質主義泛濫中，被人們重新發現，并顯現其價值的。為此，它必然具有超越物質主義的時代特征。這種對物質主義的超越，表現為當代道德教育的使命：

（一）德育要成為一種駕馭物質與經濟發展的力量。在一種經濟至上的社會發展格局中，德育所充當的往往只是經濟的工具，它只聽命于經濟的需要，把人培養成經濟人。在新的發展模式中，文化價值因素被凸現。這種凸現的意義在于：人們要尋找一種得以駕馭物質，駕馭科學技術，駕馭經濟發展的精神力量。誠如《人的素質》一書作者佩切伊所認為的：當代的物質革命變得越來越難以馴服了。它已經給了我們無比的力量，并且體驗了迄今夢想不到的生活水準，但是沒有給我們智慧，去控制我們的力量和我們的需要。他強調：人類必須在文化上成熟起來，把人從貪婪和自私中解放出來，徹底改變人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準則，才能實現合乎理想的發展。為此，他把提高人的智慧、道德等方面的素質，促使社會在文化上成熟起來的學習和教育稱作為一場“人類的革命”。只有通過這場人類的革命，“我們的物質文明才能改變，并善于適應它的無限潛力。如果我們要控制當代的其他革命，并將人類引向能生存的未來，這種人類革命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為緊迫。”在我國，黨中央提出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決策，這的確是十分英明的。只有充分重視精神文明建設，才能把握住物質文明建設的正確方向，獲得駕馭物質文明的力量，使得一切物質的、經濟的發展不致異化為人和社會的對立物。當然，我們一方面要承認精神文明建立在物質文明的基礎上，即它要受制約于物質文明；但是，另一方面，從物質文明還需由精神文明來駕馭這一意義看，物質文明也要受制約于精神文明。道德建設、道德教育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無疑它們要為物質文明建設—一為經濟發展、科技發展等等服務。但對于這種服務我們決不可把它視作為一種簡單的服從，消極的順應，而應當把它正確理解為一種超越，也就是要使它形成一種人的自主力量，用以掌握和操縱經濟和物質的發展。道德教育培養、塑造人德的、善的思想與品質，它曉人以生活的意義，終極的目標，使人得以從各種物質主義的誤區中解脫出來。它賦予人以智慧和道德的力量，使人們在一切生產、生活活動中，有可能按照道德的、人性的要求進行價值的定向，使人不僅按照物的尺度去認識世界，而且能按人自身的尺度、美的尺度去改造世界、使人懂得世界是怎樣的同是，理解世界應是怎樣的，使得道德的價值合理性能夠成為工具合理性的批判力量。這樣，他們所建造的世界，所發展的科技和經濟才能夠更加適合于人自身，滿足了人自身的需要。這就是時代所賦予道德教育的第一重意義。

（二）就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全部關系而言，我們還應該看到：精神文明要以物質文明為基礎，并具有引導和促進物質文明發展的功能。但是，我們卻不能把精神文“還原”為物質文明，或“歸屬”于物質文明。精神文明作為一個獨立因素，它的存在具有自身的意義，在社會發展中它也有自身的目標。

無疑，人有物質的需要，一切物質文明的發展主要是為了滿足這種需要。但是，人與動物不同，寓于物質載體之中的還有精神，為此，人還具有各種精神的需要，各種精神文明的發展。除了一方面為物質文明服務以外，還要為滿足人的各種精神需要服務，這種精神需要在當代隨著物質的日益富裕，它也在不斷發展和提升，在人的需要中它占有的位置也日見重要。如果對道德與道德教育的發展作一番歷史的考察，也可確認這點。道德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精神產物，它發韌于人類的生命、物質活動。人們為了生存，為維持與發展物質生活，必須使人與人之間保持正常的關系，道德、道德教育也從以產生。為此，道德及其教育首先實現的是它的生命價值，以及各種物質利益價值，以后隨著人類進化、物質豐富、精神的提升，對于道德的需要逐漸從以生命價值、物質利益價值為主升華以精神價值為主。當代的實踐越來越說明，人們在無窮的物質追求中，因喪失其精神而深感痛苦、悲哀、孤獨與失落。人們懷著深沉的精神饑渴，越來越趨向于從各種善念、善行，從各種理想、信仰中，乃至從宗教、神壇中擺脫物質的枷鎖，找回失去的精神。如有的社會調查表明，當代美國成年人參加慈善事業和社會服務活動的人數，到1987年占人口的比率已經上升39％，助人為樂形成風尚，另有45％的人表示，如果他們的公司捐錢給公共事業和服務事業，他們就會忠于職守……美國人不再以財富和工作界定自己，轉而關注自己的社區。社會上的慈善機關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這種風氣也已影響到大學生的求職選擇。許多人摒棄大公司而轉向教師、護士以及其它社區服務工作。當前在我國，物質雖不豐富，但同樣不能無視人們的精神需要與追求。從所謂最講實利的一代大學生身上也可說明這點。1988年對杭州高校2000名學生所作的調查表明：76％的學生認為人生需要有一個理想；只有15％的人認為“無所謂”，9％的人回答“不需要”。［5］北京大學學生道德狀況調查表明：82．1％的學生認為當今社會條件下應當和必須提倡“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60．1％學生認為“憂國憂民敢于直言的人”可以當選為人民代表；91％的學生對為保護國家錢款與歹徒搏斗而致殘的行為表示贊同態度，認為“很可貴”、“很欽佩”、“很高尚”；63．4％的學生認為“劉惠芳精神”值得提倡與欽佩”。對于捐助、賑災等類活動，不少學生再現了極大的積極性，目前已為“希望工程”捐款的人中約有35％是學生，占各行各業的首位。［6］我們同樣也看到，有不少青年、學生的這種精神需要與追求因為得不到合理、正確的滿足，而走向宗教與神壇。這一切都是向我們昭示一個事實：人是渴望要有點精神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開始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軌道，在這一方針的指引下，包括德育在內的教育為經濟建設，也為發展市場經濟服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如果把德育功能全部歸結于此，特別是如果我們忽視了超越于物質功利的人的精神之建構，忽視人對于各種精神需要：從自尊、自強、利他、愛國，一直到對人生終極的關懷等等的追求，德育就會脫離當今蘊含于廣大群眾之中的內在需要，也無以建構當代社會主義社會的精神風貌，德育也將喪失時代所賦予它的意義。

中國：走超越西方之路

西方的現代化是從物質主義泛濫，“道德荒涼”的路上走過來的，也許有人正以此為根據，把道德發展與經濟發展的二律背反作為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甚至提出經濟的增長必定要以犧牲道德為代價。這種觀點曾使道德教育工作者感到莫大困惑，甚至喪失工作的信心。西方所經歷過的歷史事實是否一定要成為一種歷史必然在每一個國家、每一種社會重演呢？回答應當是否定的。我們必須認識到，人是社會發展的主體，社會發展的必然與規律一定是在人的參與下發生其作用的。特別是當代的歷史發展，由于人的主體意識、主體能力的提高，科學技術的發展，也使人具有了更大的能動性。為此，當代社會發展的特點就是具有更多、更強的人的自主、自覺的因素。社會主體的理想、目標、設計與社會發展的歷史結果之間更趨于接近。還應該看到，歷史發展也決不是宿命的，唯一的，它總是具有多種可能性。人的能動性就在于，他能按照自身的需要與價值去追求他所設定的目標，在多種可能中作出合理的選擇。用這種觀點來審視西方的道路與中國的發展，我們的結論應當是樂觀的。中國作為現代化道路上一個后發型國家，固然因為喪失了不少的時機而面臨著許多不利因素，但同樣我們也可以從中找到積極的力量。正因為是后起步者，它就可能有所借鑒，有所依循，減少自發性，增強預見性。“前車之鑒”會使人變得明智、有遠見，使得社會發展少走彎路，實現趕超，這種趕超的可能，在相當一部分后發型的國家中已經取得經驗。如亞洲的新加坡、韓國等，當西方發達國家經受了一個半世紀（從上世紀中期開始）物質主義困擾尚未能完全自拔時，這些后起國家只在半世紀不到的時期中就開始從物質主義中省悟過來并自覺治療這種頑癥。如當西方物質主義的浪潮襲擊新加坡時，李光耀就認為一個良好社會，必須是充滿倫理道德氣氛和行為的社會。他提倡以孔子儒學為基本精神的“東方道德價值觀”，并以此作為一種“國家意識”。他認為這是一種最安全的“在文化上加以預防”的辦法。在韓國，因鑒于在近30年來將全部精力都用于發展經濟，但在文化上卻成為后進國，1993年漢城宣布舉行“讀書年”活動，盧泰愚提出：要通過讀書“建立健全的價值觀”，“過上有意義的生活”。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長期道德教育傳統的民族，而且黨中央早已確定兩個文明建設的方針，為此，超越西方的歷史，走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道路，具有理論上的、歷史上的、政治上的根據。對此我們應當充滿信心。

當然，我們還應當看到事情的另一方面。那就是由西方國家的物質富裕而產生的強烈的誘惑，以及一個長期處于物質貧乏之中的民族容易產生的物質的迷失。這些誘惑和迷失已在下一代的身上產生了它的不小影響。對此，廣大的德育工作者和許多有識之士是懷有深重的危機感和憂患意識的。這種危機感和憂患意識不也正表明我們民族的一種覺醒嗎？既然歷史把一個充滿物質主義的世界交給了我們，德育的任務也只能是去超越它！不管這個超越任務是如何的艱巨，只要堅定不移地走下去，一個既有先進物質文明又有崇高精神文明的中華民族必將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注：［1］趙修義：《市場經濟、經濟學與倫理學》，《新華文摘》1994年第5期。［2］［4］《愛因斯坦談人生》，世界知識出版社。［3］戚萬學：《20世紀西方道德教育的發展》。［5］引自《當代大學生道德理想談》，浙江人民出版社。［6］引自《青年研究》1993年第4期。

下注：

由于篇幅的關系，本文發表時刪除了其中《發展觀的嬗變：人類的反思》一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