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劇作家心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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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宣寧作者單位：四川音樂學院

“心態”早在上世紀初即由西方史學界納入自己的研究范圍，伴隨著20世紀50年代歐美歷史學界“自下而上”的革命和20世紀60年代法國年鑒派“由地窖到頂樓”的研究轉向，“心態史”成為西方歷史研究由包羅萬象的政治、經濟、軍事史向微觀的個人和群體生活領域的專門史開拓的有力途徑。這一給西方史學界帶來活力的研究視角，在新時期以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漸成為國內文史研究范式革新所倚重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來源。對“建立心態文學史”的提議，對“中國作家心態”的研究，成為這一時期文學研究的熱門話題。而其中對“古代作家的心態”、尤其是元雜劇的研究更是希圖借由“心態”這一全新的研究領域，改變滯固的研究格局，向文藝創作的更深層、更精微的心理、精神層面開掘。著名學者寧宗一先生在20世紀90年代連續發表的多篇關于開展古代作家心態研究（元代雜劇作家心態研究）的倡議文章，反應了文學研究“心態轉向”的急切，更是被同時和稍后的一系列文人心態研究成果所熱烈呼應。然而“心態”究竟為何？即使發展了半個多世紀的西方心態史學界對其界定也是莫衷一是。筆者認為，文史研究中的“心態”既一般性地蘊蓄在思想、感情、意識、文化中，也體現出其流動性、易變性和“總是處在‘制作’之中”的存在形態等獨特意指。就此而言，運用多種方法全面解析作家作品思想、意識的研究無疑也是心態研究的組成部分或初級階段。故而，即使文學、文人心態研究是在20世紀90年代漸成自覺，本文仍以新時期作為關照的開始，略述元雜劇作家心態研究在研究方法和成果上的發展情況。

一、元雜劇作家心態研究之方法

新時期以來，在打破文藝社會學階級評判標準的僵化思維之后，文學研究迎來了方法論的大解放。具體在元雜劇作家心態研究中，文本細讀、比較研究、癥候似閱讀、文化分析、“以心會心”的心靈交流等方法，不斷著力于對劇作家生存心理、創作心態的挖掘，讓這些原本干癟的靈魂不斷充盈起來。

文本細讀。左東嶺先生強調文人心態研究的資料“更重要的還是要使用研究對象本人所撰寫的詩文作品……這無疑是最能直接表露其思想感情的文獻依據”。[1]新時期以來，正是通過細讀文本，元雜劇不同題材類型的創作心理得到深入解析，一批浸染著作家心態的經典人物群落得以凸顯。幺書儀、劉蔭柏等通過對神道劇的細讀發現神道中的抗世之心，改變了以往對神道劇思想一味的負面評價，大大豐富和深化了對神道劇作者尤其是馬致遠的思想、心理分析。孫書磊則在歷史劇中發覺了作家“隱而不甘之痛與仕而不能之憂”的心理。譙進華、劉競通過文本建構了士人和賢婦的形象群落，并進而分析形象背后折射的作家創作心態。其他對經典作品、代表作家的分析無不以文本細讀為基礎。

比較研究。比較研究方法在元雜劇作家心態研究中運用得十分靈活。研究者不僅在雜劇創作內進行比較，還在不同文藝樣式間比較，不僅在同時期作家之間比較，還在不同時期雜劇作家之間進行縱向比較，通過多重比較，元雜劇作家創作心態得以凸顯。黃克先生的《娛人和自娛—關漢卿劇曲和散曲不同傾向之管見》就是將分析建立在散曲與雜劇的比較上，在散曲自娛、雜劇娛人的界定上，通過關漢卿在兩種文藝形式間不同的創作傾向，發現關漢卿思想（心態）中積極與落后的雜糅。陶慕寧先生隨后發表的《“娛人”、“自娛”及時代精神》也是基于雜劇和散曲比較研究的結果。歐陽光先生則將詩社知識分子與書會才人進行比較，分析其在價值取向上的分野。在詩社文人的對映下，書會才人的心態便被突見出來了。他的結論是：“書會作為另一類型的知識分子群體，當然也不可能擺脫傳統價值觀念的制約，甚至可以說，傳統價值觀仍然主宰著他們的精神世界……然而比之詩社知識分子貧乏單一的精神世界，書會知識分子的價值選擇呈現多元化的特點，展現出絢麗多姿五彩繽紛的精神風貌”，這是一種“與傳統價值觀念相悖的另一類型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2]周宜智則將關漢卿和明代的朱有敦進行比較，在妓女戲的視域內，比較得出關漢卿“無仕進之路的心理宣泄……向不平社會叫板”[3]的創作心態。

癥候似閱讀。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依德用“癥候”指稱精神病患者的各種反常之舉，認為正是這些反常的癥候提示了潛意識的存在。把握癥候因此成為揭示潛意識的有效途徑。繼而法國馬克思主義學者阿爾都塞將癥候引入文本分析中，要求通過文本的“結構性空白”直抵意識形態的深處。在元雜劇作家心態研究中，研究者也充分利用雜劇作品中的種種不合理癥候，作為發掘作家創作心理的突破口。研究者們重估上世紀初王國維先生對元雜劇“關目拙劣”的評價，在這看似瑕疵之處得出了元雜劇“是一種偏向于主體宣泄式的創作……并不大顧及關目的精心設置與結構的周到謀劃”。[4]繼而將這一缺陷/癥候運用于具體作品之中，在情節之大疏漏處發現作者的創作心態。黨月異先生指出《琵琶記》的悲劇情節“人為性尤其明顯……作者之所以如此安排遵循的首先是主體情感表現的內在邏輯”。[5]由于直接受到精神分析學的啟發，這一方法從欲蓋彌彰的癥候入手，研究者更易接近作者的真實心態。

文化分析。新時期以來元雜劇作家心態研究，也是基于分化背景分析基礎之上的，對作家生活的社會、歷史、文化環境的分析有力支撐了的雜劇作家的心態分析。梁歸智先生分析認為元雜劇作家之所以產生對傳統價值的懷疑，進而產生浪子、隱逸、斗士三種精神（心態）是因為“異族的統治同時帶來了多民族的融匯，帶來了多元文化的思想文化，造成社會的變動和開放”，“綜觀有元一代，疆域廣闊，邊界開放，民族混雜，信仰自由，各種宗教都可流行，儒家的傳統相對淡漠，尤其貞節觀念非常淡薄”，因此“他們享有高度的思想自由、精神自由、創作自由”。[6]高益榮則在儒家傳統與道家理念，尤其是“全真教”盛行的思潮背景下解析了元代文人（雜劇作家）“棄儒歸道”的艱難心理歷程。歐仁則從蒙古游牧文化的視角分析了其對中原文明的沖擊，在生命價值觀上對元雜劇作家的深刻影響。其他如劉蔭柏先生的《元代社會和戲劇》等也都是在社會、歷史的環境中闡釋作家心態的。

“以心會心”的心靈交流。研究者們在不斷實踐以己心度彼心，與元雜劇作家展開心靈的交流與對話，在表述上又堅守研究者的客觀立場，追求“史筆詩心”的研究境界。寧宗一先生曾說：“將心比心或曰以心會心是一個最普遍而又實用的方式……它既能貼著自己的人物，逼真地描述出他們的心理流程，又始終與他們保持著根本的距離。”[7]這種對話突出地表現在幺書儀先生的專著《元代文人心態》中。鐘宜先生在其書評中說：“全書始終用心靈的語言去研究元代文人的心態，將心比心地，以自己的心去捉摸幾百年前文人的心。這是一種真切的內心體驗，是一種平等的對話關系?！盵8]其它如張宏生先生的《感情的多樣選擇—宋元之際作家心靈活動》等也都有這種特色。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年輕學者周暢在其論文《論元雜劇作家的使氣為戲》中，試圖通過“氣”這個中國傳統美學范疇，探究元雜劇作家的創作心理，不啻是一次對傳統美學概念的現代生發。

二、元雜劇作家心態研究之成果

伴隨著新時期以來雜劇研究方法的大解放，研究者對雜劇作家心態的研究也不斷深化，成果顯著。從單篇論文到專題論著的出現，從創作心態的單一解讀到多種心態類型的發掘，從心態的固化掌握到對心態流動變化的描摹。雜劇作家遠不再是階級標準兩邊對立的骨架，而逐漸現出其自身內里的豐富性來。

矛盾心態的發掘與解釋。反叛與皈依是元雜劇作家普通存在的矛盾心態，新時期以來研究者首先把握的就是這一矛盾心態的兩極。其一是雜劇作家對現實和傳統思想的懷疑以及反抗的心理。幺書儀先生在歷來被斥為消極避世思想載體的神道劇里發現了潛藏在隱逸之下的作家對現世的反抗之心。她認為馬致遠等人的神道劇是“帶有神仙道化色彩的社會劇”，“傳奇、話本中的鬼怪題材到了元雜劇作家，特別是馬致遠等前中期作家手中就被剝弱了其中的怪異、妖術成分而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反映現實矛盾的社會內容?！盵9]劉蔭柏先生則在論文《仙道虛掩抗世情》中，指出馬致遠的雜劇“不再是遁世者的歌聲，而是抗世者的歌”。其實早在1954年，馬致遠雜劇中的抗世之情已經被敘朔芳先生發現，他認為“完全可以肯定他的逃避現實的傾向含有對異族的精神上的抗拒在內”，“在那些飄飄然的遺世而獨立的神仙身上，還應該看出一個反抗者與愛國者的靈魂”。[10]周月亮先生繼而指出這種心態不僅是仙道劇所獨有，而幾乎是有元一代文人的普遍精神，他認為元代知識分子（元雜劇作家）所經歷的是一場“以蘇軾為先驅開啟的封建社會中個體于社會總體分離這樣一種精神運動”，“這是一個至為深刻的思想解放運動，使長期固于封建統治思想的士子們獲得了一種回歸自己本體的覺醒”，“畢竟是一種于封建社會對立的思想傾向”[11]其結果必然導致對封建傳統思想的反抗。郭英德在《也談元曲的時代精神》中也強調了作家對傳統思想和價值觀念的自由懷疑，以及由此孕育出的對封建社會秩序、思想的反抗心理。

其二是元雜劇作家反抗心態的另一面，即被傳統思想束縛，對傳統價值的某種回歸和依附。幺書儀先生從元雜劇的團圓結局模式入手，認為“從元雜劇許多看來是生硬的大團圓的結局中，可以看出它們在一個特定的方面反映了在中國封建社會中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倫理觀念怎樣左右著作家的創作和觀眾的欣賞和心理”，“元雜劇作家們……希望回到‘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妻聽，長惠幼順，君仁臣衷’的理想世界，而他們解決矛盾的方法，也便只能從對這種關系的維護中去尋找了”。[12]這應該是較為深入地分析了元雜劇作家束縛于傳統思想的心態。

而以上兩極心態的雜糅，則造成了元雜劇作家普遍存在的矛盾心理。黃克先生發現“體現在雜劇創作中的那種指斥天地錯勘賢愚的叛逆精神，那種敢把皇親國戚拉下馬的復仇意志，以及那種將敵人玩于鼓掌之上的得心應手的斗爭藝術，在散曲創作中幾乎都不見了”。[13]在他看來雜劇中所體現的強烈的用世精神，到散曲中就變成了“于世無爭”、“隨遇而安”、“玩世不恭”的出世態度。陶慕寧在《“娛人”、“自娛”及時代精神》中持相同看法，認為元散曲所表現的“浪子風月”、“隱逸情調”與關漢卿雜劇中所歌頌的“斗士精神”不可同日而語。避世是對現實的不滿，對現實的反抗，然而反抗中不全然是對封建思想、次序的拋棄，有時更是以對正統封建次序、思想的回歸來反抗異族統治下的混亂的。吳小如先生側重探究關漢卿思想（心態）上的這種矛盾。他指出：“在這些比較優秀的劇作中，戰斗精神和樂觀精神構成了他作品的思想內容的積極方面，帶有教明顯的民主色彩和進步傾向，但是作者的矛頭只是指向了個別的壞人壞事，他對整個封建統治集團的本質特征根本無所認識，更不敢觸犯它的根本利益?！盵14]王文才先生則在白樸的身上發現了相同的矛盾，“必須指出：白樸這樣的作品雖屬于后代所謂愛情題材，但其出發點實本著當時封建男女人倫的教義，為求室無怨女，婚嫁適時，最終目的還是維護封建婚姻”。[15]研究者除了對這種普通的矛盾心態進行分析，還試圖解釋其形成的原因。

劉彥君先生提出了“作家心理現實中的二難情節”的命題，這種“二難”的心理現實是“一方面拼命的尋求解脫，另一方面是解脫的無力”，“他們在紅塵里放浪，在山林里隱逸，企圖尋求一種心靈的歸宿。然而他們的記憶仍然連接著過去，他們的心火仍在燃燒，他們仍然向往著人生更高意義”。[16]并繼而分析出這一情節形成的原因，是作家無法擺脫的“參政意識”，“這種強烈的參政意識作為一種精神傳統，就像孫悟空頭上的緊箍圈，就像一件裹在身上永遠也脫不掉的黑色囚衣一樣，緊緊地纏繞著中國文人的靈魂”。[17]幺書儀則認為，作家的這種心理的矛盾性來自其身份的二重性。她指出：“由于雜劇作家是從士大夫文人沉淪為書會才人的，因而他們具有比較復雜的‘雙重身份’，他們既是來自上層社會的正統儒生，有著傳統儒學的知識和修養；他們又是屬于下層社會的書會才人，具有混跡勾欄和粉墨登場的體驗。這種雙重身份，使他們產生了既相互沖突，又互相滲透的思想、性格的‘二重性’”。[18]無論是“參政意識”說，還是“二重身份”說都是從作家自身出發得出的合理解釋。

具體心態類型的挖掘。反叛與皈依的矛盾心態是元雜劇作家普遍存在的心態基礎，然而在具體的生活狀況下，面對不同人生選擇，作家們也有不同的心思、感悟，這些就是需要研究者細致把握的具體心態類型。闕真先生著意分析了幾種具體心態。首先是在廢科舉的元代，元雜劇作家們的功名心態。她認為他們對待功名是“時而肯定，時而否定”，“體現出一種復雜矛盾的心態”。一方面樂衷于功名，一方面“他們開始懷疑，博取功名還是不是文人的發達之途。這層層疑慮、重重困惑態度的本身，就包含了功名觀念的一種動搖”。[19]隨后她又分析了作家的隱逸心態。認為“隱逸入道，對外來說，確實從一定程度上表現了文人的抗世情緒，向內則體現出文人甘愿清貧，潔身自好的人格理想”，“從人生意蘊的角度看，這種隱逸思想，還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元代文人人生意識的覺醒”。[20]99年她《挫折、抑郁、自信、理想—從元雜劇看元文人的愛情世界》，這篇論文雖不是主要分析作家心態的，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她對愛情世界里作家心態的把握。一種肯定自身價值，向往美好婚姻的心理。劉競通過元代賢婦戲指出了元雜劇作家“在現實困境背后建立倫理追究的幻境”的創作心理和“示弱心態”。[21]毛小雨先生通過分析雜劇作家散曲創作總結出他們具有的“身處亂世的荒誕感”、“內心深處的矛盾感”以及“與世無爭的幻滅感”三種心態類型。

心態流變的描述。寧宗一先生認為“心態則是一種精神流動體，他更受個人遭際、社會精神、時代思潮乃至政局的影響，而不斷游移”。[22]他稱之為“心態的辯證法”，而好的心態研究應該是完整地把握心態流變的過程。陳松柏先生提出“當蒙古統治者長驅直入，先亡金后亡宋，終于一統天下的時候，儒生們的心態或曰價值取向一般要經歷三個階段：亡國之痛———徘徊觀望———決定去留”。[23]譙進華先生進而推導出元雜劇作家的心態由苦悶到罵世再到避世的變化。余勇更是將這一心態流變過程細化為入世、怨世、避世、玩世和超世的一系列心理過程。而幺書儀先生的《元代文人心態》和徐子方先生的《挑戰與抉擇：元代文人心態史》更是被稱譽為“探詢心靈的辯證法”和“元代文人心靈的辯證法”。

盡管元雜劇作家心態研究已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研究中仍留有遺憾和問題。到目前為止雜劇作家心態研究對象仍以群體心態為多，較少涉及作家個體心態，即使偶有涉及也多為關漢卿、馬致遠等著名作家，這也許與很多元雜劇作家資料留世較少而很難開展研究有很大關系。而如何恰當運用心理分析之類西方理論于中國古典作品，不至對文本進行過度闡釋，以及如何避免掛著心態的大招牌，借助元雜劇作品泛泛而談普遍的世態人情，而忽略元雜劇作家這一特定稱謂和作者個體的生存遭際所蘊含的心態的特殊性，以至失卻研究意義，則應該引起研究者們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