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劇士妓商婚戀關系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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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謝祥娟作者單位：上海大學文學院
元雜劇題材豐富多樣，其中一類就是關于士、妓之戀的,而在這類作品中，有一部分涉及到士、妓、商之間的三角戀愛關系。關漢卿的《救風塵》、馬致遠的《青衫淚》、無名氏的《云窗夢》與《百花亭》、王實甫的《蘇小卿月夜販茶船》、賈仲明的《玉壺春》和《對玉梳》[1]等均屬此類題材。其情節都是寫士子與妓女先有真摯戀情，后商人憑借其錢勢插足其間，橫刀奪愛，進行破壞，而結果卻是以士、妓之團圓告終。仔細品味這些作品，我們似乎可以從中窺探到元代的某些社會現實以及當時人們的思想狀態。
一、元代知識分子地位下降，商人迅速崛起，士子在愛情爭奪戰中,屢屢敗北
長期以來，關于各社會階層的地位有“士農工商”之論，而到了元代，情況發生了變化。在元朝，皇帝崇信喇嘛教遠超過儒學，朝廷征用儒士必須以保證民族壓迫和民族歧視的國策為前提，在崇儒的表現上遠遜于南宋和金。元初廢除科舉，阻塞了士子的仕進之路。他們既不能從事生產，又很難得到功名富貴，于是士子流落都市，混跡于勾欄瓦舍之間，寫詞撰曲,一則謀生度日，二則抒泄胸臆。臧晉叔認為元代讀書人處天地閉塞之秋，無法展布所懷，只有“至躬踐排場，面傅粉墨，以為我家生活，偶倡優而不辭”[2]，士子地位一落千丈。鄭思肖記載：“韃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醫、六工、七獵、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統轄。”[3]同時的謝枋得也有“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說法。在雜劇之士妓婚戀作品中，士子們多窮困潦倒，只因無錢無勢，雖與妓女真心相戀，卻被愛錢的虔婆趕出來，雙漸（《蘇小卿月夜販茶船》）和張均卿（《云窗夢》）都是如此。在《云窗夢》中的鄭月蓮唱道：“俺娘有錢的和他佯親乍親，無錢的頂了前門后門，張郎也眼睜睜西出陽關無故人。”近人亦有人試圖翻“九儒十丐”的歷史沉案，認為其屬亡宋遺民的憤慨之詞。我卻以為此種說法不可能完全是空穴來風，必有其現實基礎。
與之相反，此時商人一躍而起，這與元代商業的發展不無關系。元代由于全國統一，形成了有規模的國內市場，農業與手工業分離，從政府到蒙古、色目貴族都積極參與經商逐利，造成元代商業的繁榮。商業的繁榮使商人發達，他們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收買虔婆之心，在與士子爭奪妓女的斗爭中屢屢得勝。而金錢也開始影響到當時人們的觀念，使得人們開始熱衷于追逐金錢和物質享受。以婚姻為例，唐朝以前婚姻尚門閥，至元則論錢財。大德八年詔書中說：“近年聘財無法，奢靡日增，至有傾資破產，不能成禮，甚則爭訟不已，以致嫁娶失時。”于是朝廷特頒圣旨：“其民間聘財，命中書省從宜定立等第，以男家為主，愿減者聽。”[4]可見，財富對元代社會風氣產生了重要影響。那么，入仕無門而又不能富貴的士子在與商人的爭奪中失利就不足為怪了。
二、為何元雜劇中商人均以反面形象出現
元雜劇中，商人總是那么丑陋、粗俗、可憎可恨，他們陰險狡詐，憑借其錢勢為所欲為，以達到其個人目的。如《對玉梳》中的柳茂英，企圖用20輛車的棉花換取對顧玉香的初夜權，并威脅說：“既然見了你，好歹要成合，不肯便殺了你！”《青衫淚》中的茶商柳一郎讓人寫偽信說白居易已死，以騙取裴興奴。特別是《救風塵》中的周舍，根本就是流氓無賴加惡棍。周舍一上場就自報家門：“酒肉場中三十載，花星整照二十年。一生不識柴米價，只少花錢共酒錢。”他以花言巧語騙娶宋引章，娶到家就是四十殺威棒，朝打暮罵，根本不把她當人看。宋引章眼看沒活路了，讓人捎書與同為妓女的姐妹趙盼兒，求趙盼兒來救她出火坑。而對假意要嫁他的美麗的盼兒，周舍擔心兩面落空，百般試探，又要盼兒賭誓，才給宋引章寫了休書。知道上當后，又用計撕毀休書，幸而盼兒對其丑惡本質認識得很清楚，給他撕毀的只是一張假休書。可以說，作品深入地刻畫了周舍這一官商喜新厭舊、狡詐殘忍的無恥形象。
現實生活中商人是否都是如此呢？實際上，事實并非如此。但反面形象的出現有其特定的現實原因。在元代，統治者雖然采取的是野蠻的政治制度，但在經濟上卻采取了不同于重農抑商傳統的鼓勵商業發展的政策，因此，元代商業發展迅速，許多城市規模日益擴大。當時的大都既是政治文化中心，又是商業中心，居民多達四五十萬。在杭州，店鋪林立，城市繁華。馬可•波羅記載說：“這座城市的莊嚴和秀麗，堪為世界其它城市之冠。”[5]劇作家關漢卿在其散曲【南呂•一枝花】中也描寫了當時杭州的繁盛景象：“普天下錦繡鄉。寰海內風流地。”“這答兒忒富貴。滿城中繡幕風簾。一哄地人煙湊集。”[6]北方的真定、汴梁、平陽，南方的揚州、溫州、廣州等城市均頗具規模。隨著城市的興盛，市民階層不斷壯大。商人與市民階層主要聚集在城市中，貿易往來頻繁，經濟實力強大，生活富裕奢華。商人地位亦隨其經濟實力高漲而明顯提高。
另外，元代商業有其特點，即官商勾結，或者說官商一體。元朝很多官僚也兼營商業，丞相燕帖木兒經營邸舍商貨，馬扎兒臺開設榻坊、酒館、糟房，兼販長蘆、淮南食鹽。色目商人活躍在國內外市場上，以販運珠寶、香料著名。他們也直接與朝廷上的色目大官僚相勾結，倒賣寶物。這種官商的出現，必然使商人的地位非比一般，如《救風塵》中的周舍即是一官商，其飛揚跋扈可見一斑。
元代統治者重視商業，加之新理學家們在面對商人問題的困擾時又在倫理學上作出了相應調整，這就使得尊重商人的新觀念開始出現。但普通老百姓的頭腦中還普遍存在著“商為末業”的觀念，商人重利輕義、“無商不奸”等還是社會的普遍看法。而且，元代的官商結合必然加重對廣大人民的壓迫與剝削，放高利貸就是地主與商人榨取民眾血汗的重要手段。云南“哈剌章富強官豪勢要人每根底放利錢呵，限滿時將媳婦、孩兒、女孩兒拖將去，面皮上刺著印子做奴婢有”[7]，使人們妻離子散，為奴為婢，人們必然對之恨之入骨。
人們之所以對商人有此態度，還有其更深刻原因：首先，商人的本性中存在著唯利是圖的因子。商人在商業經營中追逐利益，明爭暗斗，一身銅臭，貪利忘義成了人們對商人的固有印象。因此，商人即使有了錢也被人瞧不起。其次，我國自古就是自然經濟占統治地位的農業大國，把農業作為國之根本。歷代統治階級都采取重農抑商政策，因為商業的發展對農業構成潛在的威脅。從戰國時期起，韓非就指斥商賈為“五蠹”之一，要予以清除；到漢代“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史記•平準書》）；魏晉時期讓商賈“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太平御覽》卷八二八)，對商人公然進行人身侮辱；唐代則規定“工商雜類，不得預于士伍”（《舊唐書•食貨志》），這種對商人的壓制政策一直持續到清末。可見，在整個封建社會商人一直處于“賤末”的卑下地位。第三，一直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其價值取向是重義輕利。孔子的“罕言利”、孟子的“何必言利”都成了后代儒家及統治者貶抑商人的口實；荀子減少商人數量的主張成了抑商的依據；至董仲舒則進一步歸納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的思想；宋學“存天理，滅人欲”把重義輕利思想推到了極端。于是，人們對商人的批判又有了一種道德批判色彩。
傳統的價值觀念使文人一直對商人持鄙夷的態度，而文人在元代的特殊遭際和心態又使其對商人有一種反感情緒，反映在此類戲劇中就出現了反面商人形象。如前所述，在元代，文人地位下降，不喜歡白衣秀才的不止鴇母，《元詩紀事》云“末俗由來不貴儒，小夫小婦恣揶揄。”[8]士子們失去了往日“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優越感，而商人卻日益發達，甚至可以由商而官。在與商人爭奪妓女的斗爭中，面對有錢有勢的商人，士子們無可奈何，因此就對商人充滿了妒忌和怨恨。士子在進行劇本創作時，必然對之挾恨報復，刻意丑化，以泄心頭之恨。所以，商人往往以渾身散發著銅臭、強橫殘暴的反面形象出現。如趙盼兒向官府控告周舍：“這廝心狠毒，這廝家豪富，只一味虛肚腸，不踏著實途路。宋引章有親夫，他強占作家屬。淫亂心情歹，兇頑膽氣粗，無徒！到處里胡為做。”綜上所述，在元代，由于政府的支持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人地位實際是逐漸提高的。但由于傳統思想文化的影響，普通民眾對商人仍持貶抑態度。而元代文人由于其特殊的遭際及心態，在戲劇創作中打下了深深的主觀烙印，刻意丑化商人，以抒其抑郁不平之氣。
三、為何元雜劇中均以士妓團圓、商人失敗告終
如宋引章與安秀實、裴興奴與白居易、鄭月蓮與張均卿、蘇小卿與雙漸等等，可以說都是“有情人終成眷屬”。
一方面，士子與妓女自唐以來就有著親密關系。無論唐傳奇還是宋詞，它們都少不了青樓女子的身影。妓女們倚門賣笑，生活不自由，而元代妓女生活處境尤為艱難。元代的娼妓業較前代更為發達，《馬可•波羅游記》中記載：“大都有二萬五千名娼妓娼妓數目這樣龐大，還不夠滿足這樣大量商人和其他旅客的需要。”[9]而元代妓女地位更低，元法律規定，打死妓女可以像打死奴隸一樣免于死罪。而落魄的文人能夠理解和尊重妓女，妓女們的多才多藝和溫柔多情對廣大士子也是一種心靈安慰。他們在被社會拋棄后，卻在此處找到了心靈的寄托，于是，彼此有一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覺。他們相憐相惜，從而產生真摯感情。而且，青樓女子自幼學習吹拉彈唱，就是為了迎合文人墨客的風雅之需。相反，商人只知道金錢、占有肉體，絲毫不懂得憐香惜玉、尊重妓女的感情。如《對玉梳》中的商人柳茂英翻來覆去只有一句話“我則是二十載綿花都與大姐”。因此，從情感角度說，妓女們必然會傾心于儒雅風流的士子文人而非粗鄙的商人。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妓女更可能迫于無奈而委身于商人，落泊的文人也往往難與勢力雄厚的商人相抗衡。然而，強烈的自我安慰和自我保護心態卻促使文人在其作品中將自己描繪成最終的勝利者，以士子妓女的團圓作結。而商人不是人財兩空被遣還鄉（如《玉壺春》中的甚舍），就是被治罪（如《對玉梳》中的柳茂英），成了最終的慘敗者。而在社會現實中，這樣的事是不容易出現的，這正是士子對現實生活的不滿之處。在與商人爭奪妓女時屢屢失敗而無可奈何，士子們也只能借助于手中的筆在雜劇作品中編織它們的白日夢。
另一方面，這也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對德、才、美等傳統價值觀的呼喚，是對當時金錢統治的社會現實的一種否定。在元代，由于蒙古貴族亡金滅宋，中國經歷了長期的戰亂。蒙古族以一個少數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實行民族壓迫與歧視政策，分人為四等，且取消科舉，在宗教上實行儒釋道三教歸一。商業繁榮，商人迅速崛起，金錢至上的觀念是對傳統道德與價值觀念的顛覆。這一切變化都對人們的思想和社會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與沖擊，人們一時無法接受與適應，幾千年的文化與傳統不可能一下子改變。因此，雜劇作品以士妓團圓為結局，能夠適應封建社會中以維護封建宗法關系為美德的價值觀念，易于為人們所接受和贊許。
這種三角戀的雜劇在元代已定型化，而此類雜劇在明以后不復出現，小說中也未見類似模式的作品，凌蒙初將多本雜劇改編為小說，但對這類題材未曾涉及。這與元代以后劇作家缺乏元雜劇作家特殊的人生遭際有關。因此，這類作品中的結局雖然不是現實中的情形，卻從另一方面更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的社會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