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家庭劇及其觀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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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包小玲作者單位：廣西工學院藝術與設計系

在元雜劇中家庭賢孝劇現存六種，分別是:《降桑椹》、《小張屠》、《趙禮讓肥》、《陳母教子》、《剪發待賓》、《殺狗勸夫》。①

從劇中主要展現的倫常關系來看，六部劇主要圍繞三種關系來展開:一是強調子女對父母的孝順和奉養，如《降桑椹》、《小張屠》;二是強調父母的賢達對于子女成才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如《陳母教子》、《剪發待賓》;三是強調兄弟之間的和睦團結，如《趙禮讓肥》、《殺狗勸夫》。

在古代社會的傳統中，重視倫理綱常、人倫關系是一項根本的內容，這對于處在家庭中各個成員來說，歷來都有著嚴格而鮮明的道德原則和行為指導，如《周易•家人》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孔子的中庸之道提出了理想化的倫常關系: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妻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其中孝與悌是最根本的原則規范:“孝悌也者，其為人之本與”(《論語•學而》)。

據元代郭居敬的《二十四孝》記載，我國最早的孝子故事是從虞舜時代開始的，帝舜本人即是大孝子。而從西漢的《孝經》開始，到東漢劉向的《孝子傳》，再到三國魏晉隋唐宋等各朝各代，最高統治者對于“孝悌”的倡導和重視，更是從未有過斷絕。［1］(P52)

在各朝代的正史中，有專門為孝子孝婦列表作傳，如《元史•孝友傳》就專記孝順故事，其中詳細記傳的有113人，另有162位只記其名而行為事跡無傳者，這其中以事親行孝著名的有21人，以為父母守孝而得名的有108人。［2］

而《元史•列女傳》中有名姓記錄的女子166人，她們多為孝順姑舅、為父母守喪、刮股為長輩療傷、舍命救父母之人。［2］大量的歷史記載和褒揚，使得孝悌觀念深入人心，人們在無意識中將其視為行為的依據和準則。順承這樣的傳統和觀念，元劇作家自然不會放棄其在雜劇創作中易于觀眾接受的特點而繼承并繼續對這一傳統觀念的標榜與宣揚。

一

劉唐卿的《降桑椹》寫:書生蔡順，自幼習讀詩書，學成滿腹文章，為因父母在堂不曾進取功名，一日其母患病想吃桑椹，然隆冬時節無處覓得，蔡順感念母恩，虔誠祈神以至磕頭出血、滴淚成冰，“則愿母病安妥，父命延長，子壽愿夭”，天地為之感動而成其所愿，母病體得愈。

無名氏的《小張屠》講:張屠母患病，無錢醫治，張屠感念母恩，許愿東岳神廟，愿將親生孩兒送入焦盆中做一柱香燒了，以求得母病痊愈，孝子一片誠心終于感動天地，顯靈救愈張母，張之三歲孩兒亦被送回以彰孝子之德。

從這兩個劇中，我們大致可以看出傳統孝親觀念所包含的內容:一是“昏定晨省，問安視寢”;二是“父母在，不遠游”，故蔡順為父母年高連功名都放棄;三是父母有所求，子女必須給予滿足不能違拗，所以即使蔡順之母大雪天里要吃桑椹，做兒子的蔡順也必須想方設法去求取;四是父母患病，子女要不惜以身相代，蔡順愿減其壽而使母愈、張屠忍痛焚兒無不為此。

總之，“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才是“人子之大孝”，“這孝乃萬善之本，百行之源”，“孝者，始于事親，終于事君”。孝的力量有多大呢?孝，一能感化他人，如蔡順的孝行感化了落草為寇的強盜，從而“將手下半垓嘍啰都散”了;二是能上達圣聽，使得家族沾光，自己得以封官，父母也會因教子有方而得到褒獎;三是可以感動天地，使天從人愿解除人間苦難。

《降桑椹》、《小張屠》都強調了兒子感動天地的行為是對于母親而發的，可見，母親的形象在某種意義上可以成為倫理道德的施行者、維護者、說教者、代言者，在她們身上，這種倫理道德的力量和作用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這也折射出作者在倫常關系上的某種傾向。在《元史》有關孝子的記載中，奉養母親的例子非常多，即使是后母，子女對待她們的態度也是溫恭有禮的。［2］

元雜劇作家是否因此而對于母親這一形象給予了特別的注意，我們不得而知，但在家庭賢孝劇中無可置疑的一點是，家庭地位越高、越重要的女性，對于家庭所起的作用也越重要，甚至能起到決定性作用。

如《陳母教子》中的陳母，在其悉心的教誨下，一門三子都考上了狀元。陳母是一位非常嚴厲、對子女要求非常高的母親，她為訓子攻書，特意蓋了一座“狀元堂”以供兒子苦讀，含有對兒子考取狀元的期待。其三子陳佐良赴考前，自命不凡，不將他人放在眼里，對于兩個哥哥的考中也表現得極為不屑，結果第一次赴考只考中探花，陳母為此用大棒子教訓了這個“說了大口”、“嘴碌都的恰便似跌了彈的斑鳩”的兒子，陳佐良受激重新發憤考中了狀元。但又因其收受他人禮物而受罰，陳母為“辱子未曾為官，可早先受民財”的行為而痛心，斥責兒子貪圖財利辱沒了先祖，合該受罰。這位母親可謂是“訓子有綱紀之威權，居家有冰霜之直政”，這種從嚴教子的態度終于為家庭換了莫大的榮耀，一門三狀元，事業仕途有所成，家庭蒙受皇恩加封，顯耀一時。

《剪發待賓》中的陶母一貧如洗，為撫養兒子陶侃殫精竭慮、煞費苦心，她省吃儉用、辛苦勞作，把全部的希望都放在兒子的身上，為了讓兒子能夠結交上賢人范學士，陶母甚至剪了頭發去賣以作陶侃款客之資。除了對兒子學業的關注，陶母還特別注重兒子的思想品德教育，得知兒子因無錢宴友而以“錢”、“信”二字到當鋪典押，陶母立即痛責陶侃，勒令他立即贖回二字，并教育兒子“信”的重要性，陶侃受教終成大器，全家得到皇帝封賞，自己也娶得韓夫人之女為妻，功成名就。

以上兩劇中的陳母陶母是以家庭中地位最高的長輩身份出現的，由于家庭的中心———丈夫(父親)的離世，而使陳陶二家淪為寡婦之家。在這樣的狀況下，獨力支撐起一個家庭的兩位母親毫不退縮地擔負起了養子教子的重任。她們身上秉承了歷代女性和母親們的優秀品質，同時更是具備了深思熟慮、睿智、識大體、明事理等素質。從人的社會性角色來看，作為家長，她們對兒子高中狀元、改換門庭寄予深切的厚望，這是出于對現實人生和社會生活的一種實用性考慮，也是從家庭主管人這一身份出發而必須自覺承擔的督促子女走上成才之路的長輩義務的履行;而作為一位具有崇高品質的母親，她們更清楚地知道德才兼備的重要性。

元雜劇作家在這里很顯然把家庭的團結和睦，甚至發奮上進歸功于女性角色身上。北宋司馬光總結了母親對于兒子的成長、乃至家庭和順所產生的影響:“為人母者，不患不慈，患于知愛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敗子’。愛而不教，教淪于不肖，陷于大惡，入于刑辟，歸于亂亡，非他人敗之也，母敗之也。”［3］在傳統中國社會家庭中，絕大部分家庭是以男主外、女主內的模式建構起來的，相對于終日為家庭生計奔走忙碌的父親，主內的母親自然擁有更多與子女相處的機會，母親的言傳身教對于子女成材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

“悌”，則是強調兄弟之間的友愛和睦，提倡兄弟之愛。由于古代宗法社會是以血緣關系為基礎而締結家庭從而擴展到社會的構建，人們在心理上也自然習慣了血緣之親親于其他一切關系的思維定勢。《禮記•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孔穎達解釋為:“仁謂仁愛，相親偶也。言行仁之德在于親偶，欲親偶疏人，先親己親，然后比親及疏，故云親親為大。”家族和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親情關系，特別是親情的厚薄，血緣的遠近極受重視，如果一個人連最起碼的親情都不顧，又怎么能指望他熱愛家庭、親近其他人群，從而將這種感情擴展到國家社稷和社會呢?所以，對于生活在由這樣的基礎擴展而來的社會中的人們來說，家庭絕對是一扇能夠清楚了解一個人品性的窗口。而對于血緣親情的重視，也使得人們將它的重要性放大到了關系到社會、國家穩定團結的高度上。

由于男子在社會生活中壓倒性的優勢地位，所以整個社會就集中體現出一種以男子血親關系為軸心和判斷標準的男權中心主義意識形態，反映在家庭內部成員之間的親疏關系上，便是對所有男性主人的直系血親重要性的強調。

所以在家庭內部成員中，除了具有生命賦予和接承關系的父子關系之外，共同繼承了同一父親血脈的同胞兄弟，就是最重要的親屬關系。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妻子便如衣服一般丟了還可換新的，一母同胞的兄弟卻如手足一般，斷了不可再續，兄弟出了什么意外，“哪里再去尋個同胞兄弟?”(《疏者下船》)故此強調兄弟關系的“悌”也被上升到與孝順父母的“孝”同等重要的地位:“孝悌乃為人之本”，其基本要求即是:兄友弟恭，兄愛弟敬，突出兄對弟的慈愛和弟對兄的敬重和恭順。

《殺狗勸夫》告誡勸化世人兄弟之間要相親相愛，不可為財所迷、為小人所蒙蔽而撇親兄弟于不顧。劇中兄長孫榮受無賴漢的挑撥，將親弟弟孫二趕出家門到城南破窯中居住，并且見到弟弟就氣不打一處來，不是打就是罵，幸好他的妻子楊氏賢惠，設計使孫榮夜歸時將著了人衣的狗尸誤為人尸，驚懼之下求助于平素極親近的義兄弟遭拒，而讓他看不順眼的親兄弟卻聞訊趕來二話不說就甘為哥哥冒天大危險，使得孫榮終于認清義兄弟不如親兄弟的事實，于是兄弟二人重歸于好。

親兄弟舍命換回兄長性命，與義兄弟落井下石相比較，充分顯示了“同胞共乳”血緣至親的難能可貴，這種天生的血緣關系是其他任何朋友親屬都不能比擬的，在關鍵時刻，這種親情能夠給予自己莫大的安慰和無私的幫助。

在這部劇中，作者的意圖非常明顯，無非就是強調人們應該學會辨別親屬朋友間親疏遠近的關系，以鞏固家庭的和睦融洽，“人情為重，斯物為輕”，不要因為一時的貪念錯念而毀掉最珍貴的親情。另外，作者特別突出了兄弟對于兄長的恭敬恭順，即使是在上對下不友不愛、極盡欺凌的情況下，作為下輩的兄弟也絕對不會有違禮教，這與子女孝順父母之“順”其實是一個道理，孝順的關鍵在于順，順從、聽話、不反抗、不違背家長的意志，孫二對于兄長的這種恭順順延了子女對于父母的一貫態度，哥哥雖然打罵他，但他做兄弟的卻不能少了禮數:“俺哥哥見俺不是打便是罵，今日是俺哥哥生日，俺蟲兒無什么物件將去與哥哥祝壽，只去拜哥哥嫂嫂兩拜，也不失人間的道理。”孫二在雪夜里將醉酒被損友丟棄在雪地里的哥哥背回家去，不想反被哥哥責罵罰跪，他雖然心里有怨卻不敢違背地直跪得兩腿僵硬。

孫大夜訪孫二求助，先遣妻子叫門，孫二為避男女之嫌不肯開門相見，楊氏便道:“不則我來，和你哥哥在此”，孫二一聽到哥哥到了，立即“做開門跪科”。

可見，作為后輩的弟弟孫二對于不義大哥的順從恭敬已經是一種將倫理規則規范到生活中的自覺自愿行為，兄不仁弟卻不能不義，這種苦己感人的行為終于感化了鐵石心腸的大哥。

在這里，作者對于兄弟關系的“悌”做了兩方面的要求:一是從正面入手，設置了典型的人物故事來形成一個鮮明對比，以達到前后對照的目的;二是從隱藏的暗線出發，通過人物嚴格合乎規范的行為意識在潛移默化中形成巨大感染力量來宣揚遵守這樣的倫理規則所能帶來的巨大效應。也就是說，前者是通過兩個無賴漢子的結義兄弟與親兄弟在面對困難時截然不同的態度來讓孫大認清孰親孰疏，再通過孫二的無私和恭敬仁愛來感染孫大，使其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同胞親人的珍貴難得。

而另一幕劇《趙禮讓肥》則是完全從正面為人們解讀了“悌”這一教條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跡。

在劇中，趙禮、趙孝兩兄弟，一個把一把米熬成了粥湯分讓與母親和哥哥充饑，自己餓著肚子兀自“陪著個笑臉兒百般的喜恰”，一個聽到兄弟要去赴死時急道:“他是我一父母的親兄弟，兄弟有難，要我做甚么?可不道兄弟如手足!”于是也趕著去替兄弟赴死，兄弟倆爭著保存對方而犧牲自己，真正是“兄愛弟敬”的模范人物。該劇作取材于《后漢書•趙孝傳》，背景設定為西漢末年兵戈四起、民不聊生的戰亂年代，趙禮兩兄弟在這樣的環境之中相親相愛、舍己保兄(弟)的行為更加突出了“同胞共乳”手足之情的無上珍貴。倘若兄弟二人都只為自己一人而存有私心，只怕趙家一家三口早已為爭奪一口飯一口粥而反目成仇了，哪里還會顧及到對方?社會動蕩不安、戰亂頻繁的艱難時世，親人手足間的相互扶持相互愛護，是苦難中掙扎著的人們最能堅持下去的精神力量和強心藥劑。而在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形態之下，家庭主要男性成員之間的友愛團結，更是為一個家庭的良性發展和正常運轉和家庭倫理秩序的維護，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三

綜上所述，在元雜劇家庭孝賢劇中，劇作家們對“孝”、“悌”這一傳統的倫理美德和倫理規范作了新的闡述，指出在這一傳統倫理信條中，強調的不僅是下輩對上輩的恭敬和義務，同時還應該注意到下對上的恭敬與否以及義務的履行與否，與上對下的態度、上輩的行為品德對于下輩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具有不可割裂的關系，并強調了“孝”、“悌”的倫理美德在傳統男權社會中對于家庭的穩定乃至一國穩定都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正如鄭傳寅先生所說的，“在我國古代戲曲藝術家和批評家看來，戲曲的主要功能是進行道德教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