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世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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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演講中，作者論述了“21世紀的大學”這一主題。首先，作者探討了全球化背景下大學與社會關系的變化及大學應對自身的全球化的方式。作者評述了關于大學與政府、社會關系的不同觀點，指出了大學開展科研、服務社會的重要性，同時當前大學承受著來自政府、社會的過高期望。作者反思了在大學卷入社會活動、推動經濟發展中的利弊，指出了長遠規劃、科研合作、國際流動、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重要意義。作者認為在技術創新和技術轉化中，大學需要處理好科學與技術、開發的關系，以及大學與工商界的關系。作者特別探討了大學-工業合作間的復雜關系，指出了二者間的合作可能及不同性質，并介紹了牛津大學的有關策略。在結論部分，作者提出了他關于大學的使命的觀點：探索自然和人類世界；培養獨立思考的、負責任的下一代。作者還認為，大學推動經濟并不是必需的，但是也不能對其加以限制。

關鍵詞：大學；21世紀；知識經濟；全球化；大學—工業合作

Universityinthe21stCentury

SirColinLucas,Vice-ChancellorUniversityofOxford

Translated

Theauthordiscussesthethemeof“Universityinthetwenty-firstCentury”.First,hereviewsthechangeofrelationshipbetweenuniversitiesandsociety,thewaysofuniversitiesechotoitsownglobalisationinthecontextofglobalisation.Theauthoralsoreviewsdifferentperspectivesontherelationshipbetweenuniversitiesandgovernmentandsociety,pointsouttheimportanceofuniversitiestodevelopresearchandservetosociety,andthehighexpectationfromgovernmentandsociety.Theauthorthinksoverthevaluesanddisadvantagesofuniversities’involvementinsocialactionanddrivingeconomy,andpointsouttheveryimportanceoflong-termplanning,researchcollaboration,internationalmobility,andthecombinationofteachingandresearch.Accordingtohim,intheinnovationandtechnologytransfer,theuniversitiesmustbetterdealwiththerelationshipbetweenscienceandtechnologyanddevelopment,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universitiesandindustryandbusiness.Inparticular,theauthordiscussesthecomplexrelationbetweenuniversitiesandindustry,indicatesthecollaborationpossibilityanddifferentessencebetweenthem,introducessometacticsofOxfordUniversity.Intheconclusion,theauthorcomesouthisideaonmissionsoftheuniversities:exploresthewholeoftheexperienceofmankindanditsnaturalenvironment;bringsupanewgenerationwhocanthinkindependentlyandberesponsible.Theauthoralsosummarizeshisviewonuniversitiesdrivingeconomy:itisnotessential,butitshouldnotbelimited.

Keywords:University；21Century；KnowledgeEconomy；Globalisation；University-IndustryCollaboration

“21世紀的大學”是一個富有挑戰性的主題。實際上，在2002年是很難預測未來一百年大學會是什么樣子的。我們還記得1937年美國總統羅斯福任命一個委員會，以對未來30年最有可能發生的變革提出咨詢意見。它不但提出了一些未能實現的技術，而且沒有預測到核能、激光、計算機、復印機、噴氣式飛機、雷達、聲波定位儀、抗生素、基因密碼等許多技術。事實上，如果我們把2000年的大學與1900年的大學加以比較，我們今天顯而易見大學發展的延續性；但是1900年的教師無疑會對體現當代大學特征的學科事務、新興學科、教學方法、學生社會背景、組織結構感到驚詫和不解。

這樣，對遙遠的未來進行預測似乎益處不大。另一方面，顯然，我們此刻處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大學的運作方式及其社會功能都在發生實質性轉變。此外，很明顯，我們在大學中進行的學術工作的本質正在發生重要的變化。于是，我今天的發言特別關注我們現在處在哪里及其對可預測（盡管是短期的）未來意味著什么。

一、背景：全球化

我們發現自身處于經濟全球化背景之中。既然關于全球化討論的有益分析對于我們來說是共同知識，我在這里就沒有必要對之做過多的闡述了。請允許我討論以下兩個主題：首先，全球化塑造大學與社會之間關系的方式；其次，大學界目前應對自身的全球化的一些方式。

我們的確處于一種加速的轉變之中，這一轉變的效果或近或遠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公司生產產品，募集資金、安排總部，貿易變得越來越彈性化和全球化。在這一轉變過程中，新知識成為繁榮的關鍵乃至本身變成了一種商品。在這一轉變過程中，國家、地區和社會團體重新定義他們的繁榮。實際上，我們當前正在（或許在未來幾十年中還會這樣）重構世界經濟圖景。也就是說，這是一種社會關系重構：我們見證了一個挑戰既有精英（乃至當代精英）和重估其他群體的歷史過程。如女性地位的變化，有價值技能的正在發生改變的本質。

誠然，新技能是新經濟的靈魂。所謂的“知識經濟”（knowledgeeconomy）強調了從相對簡單到最復雜的新型知識技能的根本性意義。生產新知識的能力、以一種先進的方式生產知識，以及了解和使用知識是未來的關鍵。這或許是一種古老的、熟悉的陳述（事實上就是），但是電子革命已經改變了知識組成方式及知識的探索、傳播和運用。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正在發生改變。

新經濟要求知識不是通過艱苦的體力勞動而獲得，并且不是僅僅被少數人當作社會權力的象征和工具而緊緊掌握。反之，新經濟要求知識廣泛傳播并迅速作為共同繁榮的一種途徑。新經濟要求人們廣泛擁有獲取、組織、理解和運用各種層次知識的技能。進一步說，由于技術迅速發展及隨之而來的知識類型多樣、使用方式多樣，社會需要一種不斷使有活力的成員周期性地更新技能的機制。

這一切都對大學的工具性功能具有重要影響。20或25年以前，我們都知道一所大學是什么樣子。除去少有的例外，它們趨于雷同，為了給社會提供做基本類似事情的人，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向年齡基本相同的人群傳授差不多相同的東西，產出相同的東西。今天，我們處在一個高等教育部門迅速多樣化的世界之中。我們看到：高等教育不同的使命正清晰地顯露出來，不同類型的招生方式和培養形式，高等教育入學率不斷提高，學位課程結構不斷豐富，間斷學習、回歸學習、終身學習、遠程教育等等出現了。總之，數量日益增長的人們在接受高等教育。

許多諸如此類的變化反映了經濟和社會其他領域業已發生的日益增進的全球化。顯然，既然需要組織新知識，需要傳播已有知識，需要培養促成創造性行為的推理和分析之類的復雜技能，“知識經濟”就離不開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這樣，我們在重新確認一個古老的命題：教育是個人和集體成功的基本途徑。

二、關于大學與政府、社會關系的不同觀點

知識及新知識創造（即創新）對經濟成功的重要性必然導致政府和其他主要利益群體審視大學的職責。事實上直到最近，我還是認為世界各地的公共政策模糊的。在認識到了大學在創建知識經濟中的必要性的同時，公共政策在它自身如何實現、它需要什么樣的高等教育方面都不明確。在世界不同地區側重點并不相同。在歐洲和盎格魯—薩克森地區，高等教育在作為公共產品（publicgood）還是私人產品（privategood）之間存在特殊的（并且尚未得到解決的）張力。但是，無論走到哪里，對于大學最普遍的關心是每一個地方關于大學如何獲取資金的爭論：政府應該為高等教育提供資金嗎？如果提供資金，該達到一種什么水平？政府提供資金是為了換取什么？在新經濟中，大學與社會的關系是什么，如何最有效地考慮這個問題？

實際上，誰來為高等教育付費的問題（或者說，為了哪一種原因支付多少費用？）是一些國家爭論的焦點，如在英國、澳大利亞和南非。盡管形式不同，這一問題開始出現在歐洲其他國家，在美國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有人說高等教育完全是一種公共產品，因為它開發全球經濟中社會所需要的技能。有人可能會說，高等教育是社會自身一種必要的產品（good）。從另一方面看，顯然大學部門的成本已經超出了政府所能提供的力度——或者至少已經高出納稅人愿意提供的力度。而且，就日益增長的收入潛力來說，對上大學者來說當然存在個人利益（個人收益）。相應地。上大學者得分擔他們的學習成本。進一步說，雖然經費渠道多樣化減少了大學對單一付費者的依賴，但是目前還是在就此爭論，這一爭論有其意義。美國州立大學近年的經驗顯示了，在州政府和立法部門的政策發生突變時它們是多么的脆弱（如20世紀90年代初的加利福尼亞）。有人進一步爭辯說，付費學生的要求會促使大學變得更加彈性化和負責任（但是，我看不到在美國有充分的證據）。

我認為，持大學畢業生將作為高收入者納很高的稅的反方的證據并不具有說服力。由學生擔負多數費用的實際不利方面是導致了將一些社會群體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人們對這一點基本上不存在疑義，為高額學費而承擔債務這一可能性使低收入家庭子女望大學之門而興嘆。于是，學生付費可能阻礙了高稟賦者的入學。更具體地說，它還會限制擴展上大學規模（至少在適齡人群）的政策的效能。當然，美國提供了一種規劃財政補貼體制以調節不利因素的模式。但是，只有最富裕的私立院校才能為政府補助提供充足的配套資金。負債是美國學生生活的重要特征（特別是對對創造知識經濟特別重要的研究生來說），巨額債務往往延續到工作后較長的一段時間。

這并不是說個人收益率（privaterateofreturn）不存在，也不是說我們不必尋求讓學生為大學貢獻經費。問題在于我們如何算出一個合理的比例——根據學生能夠承擔什么及學費對大學做出的實際貢獻來判斷。英國目前每年要求學生家長直接償付1100英鎊的學費。但是，以我所在大學為例，這一付費水平只占學校收入的2%。我了解到中國學生支付學費，并且介入到政府津貼的貸款機制中。這或許來源于背景的不同——例如，獨生子女政策帶來了對教育貸款的不同文化應對。雖然如此，在入學人數正在翻一番的狀況下（并且假設在將來還會超過這一數字），還是存在問題，像其他地方一樣，學生及其家庭不愿意貸款—負債，貸款者也不愿意增加貸款額和風險。實際上，隨著不可回收資金和學生數量的增加，學生學費問題已經成為政府維持和發展大學這一公共政策的一大難題。

這些問題只是一個老問題的當代形式：大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大多數西方大學教師強烈地堅持這樣一種觀點，在社會中大學保持著很強的獨立性。隨著大學教師對外部壓力增長和變革壓力增大感到焦慮不安，他們越來越表達出這一信條。然而，這誤讀了歷史。

事實當然是大學總是與其所處社會之間存在一種服務關系。它們總是對社會需要做出反應，并且為了滿足這些不斷變化的需要而以各種重要的方式對自身進行調整。稍稍回顧一下西方大學史有助于我們看待這一問題。在19世紀和20世紀，為了對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的需要、政府的要求及不斷演進的經濟做出應對，大學發生了顯著的變革。在19世紀，隨著一個更加開放社會的到來，少數教派人群的權利缺失現象消退了；為了適應不斷發展的工業化，大學出現了新興的科技學科，如化學、物理學、工程等，這些學科在20世紀不斷擴展和分化。19世紀的英國大學開始訓練帝國的領導者和管理者，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期。到19世紀后期，美國大學已經將自身轉變為職業資格證書的提供者，這類證書是成長中的美國中產階級所亟需的。這時，在美國大學與經濟、工業發展之間已經建立起了牢固的聯系。此外，在19世紀后期女性進入高等教育部門的人數日益遞增，在20世紀女性以更大的數目進入高等教育部門，她們在大學中已經不可或缺。最后，20世紀大學學科如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直至工商管理的出現，說明了大學在成為思考社會問題和提供解決途徑的工具方面程度之深。

在20世紀，還有一個明顯的變化。在該世紀初，大多數大學實際上主要是教學機構，我們現在所說的科研居于次要地位并且基本是教授的個人事務。包括熱戰和冷戰在內的戰爭，通過把大學富有活力地實際卷入為緊迫問題提供解決途徑的過程中而改變了這一情況。根據我的理解，特別是在冷戰頭20年間改變了大學。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大學被視為兩類意識形態斗爭及試圖表明某一種意識形態在提供成功社會方面更優越的重要參與者。

盡管在冷戰頭20年間應用科學獲得了巨大發展，大學變革不僅僅是一個技術至上的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一個人類幸福問題。在美國特別明顯，歐洲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的是，蘇聯衛星上天導致了向大學注入大批研究經費。當約翰·F·肯尼迪宣稱太空是“最后的疆域”時，他實際上就是說，通過展示美國資本主義從根本上說是人類幸福的現實道路，科學及其應用能夠實現自由美國民眾的成就。

在那一時期，不僅是科學，所有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都從經費資助中受益。不管是有意識還是無意識，那一時期的西方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至少在歐洲和蘇聯是這樣）的政府似乎都把大學看作是冷戰的重要武器之一。大學及其科研能生產必要的知識，這不但能加強多種軍事實力，而且能幫助社會更有效地運行及個人生活得更成功。因此，美國和許多歐洲國家上大學的青年人數急劇增長。

這樣，我們生活于其中的研究型大學其模式似乎要成為一種典范，或者說至少已經成為大學熱望的一種模式，這實際上是一種新近的現象。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30年左右大學的特征。

我想從這一歷史回顧中推出兩個主要結論。第一，大學在形式、內容和功能上顯然都是很容易變化的。因此，我們應該期望在我們自身所工作的大學世界發生變革。大學立足于世界之中，知識有待投入運用。我們應當期望知識金字塔不斷受到挑戰，我們應當期望不斷變化的社會需要引發我們大學的組織變化。然而，我還是要加上慎重一詞。我并不認為在歷史上大學領導或驅動過重要的社會或經濟變革。一般來說，它們隨著周圍環境變化而變化或對此做出反應，迄今以前大學的變革顯得緩慢。但是，在我們當代世界中，我們周圍的社會、經濟中的現時變化正在加速，這一加速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率進行著。于是，這就有一個實際問題，大學如何熱最有效地應對它們所需要的轉變和責任。對我們這些大學領導者來說，這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它不止是向我們提出了實際問題。隨之而來的這些需求和重構壓力使得許多大學同行對自身、他們的未來及與他們所做相符的價值觀憂心忡忡。這樣，他們就變得更習慣于既有方式，并且更傾向于拒斥變革的不確定性。我將回過頭來討論這一問題。

我得出的第二個主要結論如下。我所回顧的歷史也揭示了大學是如何形成社會對它的看法的。今天人們對大學的很高期望并不新穎，但是它為期也不長。重申一下，新觀點的歷史根源于冷戰。至少在西方，冷戰鞏固了這一觀點，即大學應當對提高社會福利做出直接的行動，它們應當有意識地投身于共同關心的公眾認可的任務。當然，這一基本任務隨著冷戰結束而消退了，但其思想完整地保存下來。這樣過去40年間保持了一種堅定的共同信念，在政府中尤其如此。首先，應當為大學設定特殊的任務，其次，大學具有直接影響整個社會事業成敗的潛力。對當前知識經濟而言，人們很自然地認為大學的表現影響到全球性經濟中的國家成敗。全球化為大學提供了服務于社會這一項新任務，世界各國都發現了這一點。

我并不是說全球化與冷戰是一回事。并不是這樣的。但是，各國政府經常以附和著陳舊話語的方式來談論全球化。未來被說成是處在簡單的兩極之間：富有或貧困，實力或無能，國家成功或失敗。這樣，大學對產生健康、繁榮社會舉足輕重的觀念以一種新的面貌延續下來。此時此刻，大學處于人們對未來期待的中心。我會在下文中指出這很不現實，并且潛在地使大學陷入危險境地。

但是，我注意到世界各地政府——不管是英國和歐洲，還是中國、澳大利亞、巴西等等——都在明確地指出大學的功能是為了幫助驅動和支撐全球化中的國家競爭力。人們認為高等教育在提供新知識以保護或增進全球性經濟中的國家地位，以及把社會中廣泛人群的技能提高到一個較高水平方面至關重要。這樣，人們呼吁大學去適應——首先，生產有用知識（當代意義的有用）并通過使其直接整合到經濟中而體現出有用性，其次，為大量人口在不同時間、場所、年齡提供學習機會，為他們特別是那些邊工作邊學習的人提供合適的條件。大學在對這些挑戰做出反應：如前所述，大學的類型和使命越來越多樣化。當然，由于大學的各個組成部分是如此不同以至它們不再相聯，高等教育面臨著喪失其作為一個整體的危險。但是，要點在于在變革的發展過程中，大學與新經濟的聯系已經被提上日程。這就是政府的觀點；這也是工商界的興趣所在，他們希望在全球范圍內招聘愿意為其公司工作的雇員并對這些雇員進行在職培訓。

我想通過引證大約兩年前澳大利亞出現的兩項文件來簡要地闡明這一狀況，因為它們非常明確地表達了許多政府和機構都在陳述的觀點。首先，一個名為《變革的機會》（TheChancetoChange）的文件中，一位首席科學家提到：

……大學具有充當推進創新過程的發電機的核心角色，以及創造財富的巨型引擎的潛力……

其次，澳大利亞科研協會（AustraliaResearchCouncil）在其文件《投資于未來》（InvestinginourFuture）中寫道：

基礎研究是社會實現國家目標的一項戰略投資。人們現在更恰當地把科研看作帶來商業、社會和文化收益的行為連續統一體。科研給全澳大利亞人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更高的經濟增長和生活質量。

這種話語流行于當今世界。其可取之處是，這些陳述說明了大學中的創新是必要的并且直接適應了國家的社會需要。創新的功能主要在經濟方面，目的在于實現國家目標。目前，科學研究的本質和目標都與20~25年前有了非常明顯的變化。

三、科學、研究與知識經濟

當然，上一段落上引述的文獻指以科研為基礎的創新。實際上，我們可以在教學和科研——創造新知識和把已有知識傳遞給下一代——這兩個非常傳統的標題下討論21世紀初大學的新范式。在許多方面，大學學術界對創造新知識的興趣更大，因為他們自身就是20世紀下半葉研究型大學文化增長的產物。但是，迄今大多數政府是因為他們把全球化看作是以科研為基礎的技術創新的產物而實際上更關心科研。這是一種雖然帶有偏見但很明顯的觀點。請讓我從這里開始說起，因為我來自一所研究型大學，對科研創新問題極為關切。但是，非常明顯的是，我所要跟他們說的正是中國大學校長已經跟我說起過很多的東西。因此，我不想在這里花很多時間來開藥方；我更愿意討論一些我認為在我們面前需要識別、分析和解決的一系列問題。請允許我陳述一下：我認為大學應該生機勃勃地卷入社會活動之中，它們應該對經濟活動做出反應。但是有必要很清楚地省察這些問題。

知識經濟與其說關心科學本身還不如說更關心科學的技術運用。從根本上說，在政府看來。大學科學的有效性在于它產生這樣一種效果的能力：作為解決方案、促進者或產品以某種方式進入市場。這樣，公共政策在這一領域的首要關心就是技術轉化（technologytransfer）。然而，這是一個盡管明顯還是需要陳述的基本觀點。雖然科學的產出中包括經濟價值，但是沒有科學這一源泉就根本不存在產出的可能性。這樣就推出這樣一種觀點，如果大學在分配給它們的任務（如前所述）方面要獲得成功，就必須在科學方面獲得大量資助，而不只是獲得技術轉化方面的激勵。在我看來，事實需要得到確認。當然，在英國，科學研究獲得了規范的、大量的投資，這種投資是通過科研委員會（ResearchCouncils）根據科學自身的質量標準來決定的。我認為在許多地方都是這樣。顯然，中國政府也進行了實質性的科研投入。然而，我之所以說這一點是因為在一部分政府官員和工商界人士中存在一種關注短期效應的傾向，他們將其稱為“可交付物”（deliverables），但是許多科學研究并不遵循這一時間規則。大學領導者只得不斷呼吁科研并呼吁可持續的研究經費。例如，在存在明確的科學活動投資政策的英國，大學部門每年投入不足的研究經費達到1400萬英鎊。我們不但要使得科研及相關的大學科研獲得充足的經費，還要從長遠上保證這種資金的可持續發展。實驗室和設備（僅從這方面舉例）的更新率正在加速。由于我討論過的原因，如果在科學投資方面做出了一項戰略決定，不從長遠考慮就會是浪費資金。

這一點很簡單。但是現實要復雜得多。大學科學研究一直是一種既有競爭又有合作的現象——首先是個體與團體之間為獲得公共關注的競爭，與此同時是個體與團體之間為解決復雜問題而相互合作。然而，我們在走向一個重大科學的費用是如此高昂以至合作和競爭的意義都在變化的世界。它是這樣的一個世界：小型的科技創新與重大基礎性、復雜性問題的解決方案之間差距巨大，費用與付出之間的差距同樣巨大。新的競爭觀念出現了，國家科學思想失去了許多政治家至今仍信奉的簡練性。請讓我簡要地列舉這些要點。人類基因組計劃（被證明是20世紀末最大的科學突破）是一項國際合作努力，即便是這些小組間實際上存在競爭。該計劃不可能由一國完成，也不可能由這些小組僅在一國背景下實現。與此同時，未來一些主要科學顯然需要大量投資，這些設備顯然是一國某一地點所不能承擔的。這樣，這種競爭就成為設備場所的競爭，不同機構的研究小組為以某種形式使用這些設備必須進行合作。顯然，在某些領域，在某一大洲內或全世界只有一個研究場所。

投資力度是如此之大，以至他們的實施戰略在開始階段必須很好地設計，因為要了解設備會是什么樣子是非常困難的。以歐洲的粒子物理為例。1996年耗資40億瑞士法郎在日內瓦建立了強子對撞器。目前的問題在于應該投入多少資金，但與此同時我們在規劃大約未來10年間組建正電子對撞機。全球很可能只需要一件這樣的裝置。歐洲、美國、日本和中國都決定組建一套這樣的設備。誰來投資，以什么作為基礎，安置在哪里？通過合作或競爭，這些決策如何達成？同時，這之后還有第三代對撞機，它已經開始主導科學戰略家的視野。

于是，這里就有一個問題，非常昂貴的基礎科學的撥款戰略如何規劃、經費怎樣實現。把這一個問題留給要提供這類投資的世界經濟體之間的國家競爭的不確定過程嗎？以我所列舉的粒子物理學這樣的重大科學來說，我們在期待一場科學競賽（作為軍備競賽的回應）嗎？我們會看到一個國家做出了一項重大的科學投資決策，只是精疲力竭地發現一項新的大規模資金需求只是把以前的投資轉變為昨日的技術嗎？這似乎是一項既不明智也無效果的方式。

粒子物理學也許提供了一個極端例子，對科學的多數領域并不適用。但是，即使是一個中期規劃，重大生命科學（例如）的費用也難以維持，特別是在單一機構背景下，特別是因為該門科學的本質在迅速發生變化。我們可以舉陸登庭（N.Rudenstine）校長提到的哈佛大學癌癥項目為例。這是一項跨學科計劃，涉及大學內的眾多系科和很多與哈佛有關但又獨立于哈佛之外的獨立機構。在哈佛以外，這類項目（還有可能有比這更大的項目）必然需要不同大學內研究小組之間的合作。目前在這一基礎上已經有了國家政府之間的一些項目合作。這在歐洲得到了很好的發展，最近建立歐洲太空研究計劃（EuropeanResearchSpace）就是又一個理性的跨政府計劃并且可能成為未來的一種模式。

與此同時，大學面臨著一個問題，即如何保護并資助校內的小型科學研究。因為這是一個宏觀層次的問題，戰略選擇問題最終就很困難了。優秀的科學成果是由優秀的科學家做出的，現在是這樣，將來也是這樣。在這方面，是單個的科研領導者而不是大學管理者發展了新的、令人振奮的科學（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也是這樣）。但是一個人把科學方向留在一所大學內并任其自發發展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一問題費用高昂。當然，應該有一種良好的科研撥款機制，如果某人的不做此研究工作的同行能夠贏得這些撥款，就會是浪費資金。所有這一切提出了一個管理和領導問題。請允許我討論與此相關的三個論點。

我的第一個論你們都明白，因而是多余的。但是，我要說，當啟動一項新的科研發展計劃和項目時，人們很容易忘記事先明確各項費用是必要的——這些費用包括設施費、補助、啟動費、折舊和更新費等。教授們通常不關心這一點，并相信這是一個簡單問題。新項目要求商業計劃；只有資金充裕的大學才能付得起各種臨時開支。如果不能通盤考慮這些問題，就會出現結構性赤字。但是，不論科學如何誘人（我們中沒有人能夠在信息缺乏的情況下取得好的成績），如果沒有很好的預算在你的大學內就很難開展研究工作。

第二，很顯然直接為同行開出任務清單是與生產率背道而馳的。創新和學術創造力的靈魂在于好奇心與卓越個人能力的運用、優秀的直覺、毅力的結合。這在一種指令性氛圍中是不可能繁榮的。但是，大學領導者必須在啟動研究項目前深思熟慮。我們的工作不止是思考當前問題；首要的是我們展望未來，以一種在未來10年間知識創造中什么最有活力、最重要的眼光來為大學科研行動建立共同的方向。這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尤其是我們開展的眾多學術行動從整體上遠離我們的個人研究經驗。為了與此協調，有必要在大學的眾多部門中組織規劃小組并且每一個小組都意識到他們的實質性未來。但是，許多建議都具有說服力，說服力往往來源于陳述藝術和指令語言而不只是某種內在有效。我們處理這類問題時沒有第一手知識，也沒有我們自己的測度方法。我相信，在最后的分析中，一位大學校長的最重要能力是具有這樣一種良好的意識，在一些尚未得到確認的領域憑自己的直覺相信并信任他人，即便自己并不知道這樣做的原因。

這樣，有必要有一種未來戰略，有一種指引大學的方向。這通常是一個抉擇過程，有充分的信息來完成抉擇。并不是每一所大學都能夠擁有或需要相同的戰略。這需要在熟知大學特定的長處和不足、理解其特定文化如何支撐不同類型發展的情況下才能實現。大學戰略是大學領導者明晰未來的可能性與對這些可能性最有效地適應大學或發展大學的理解之間聯姻。規劃大學的未來，就是選擇不做什么和選擇做什么。進一步說，規劃不應該是僵硬的。它們需要彈性和足夠的寬度，以便能夠在不改變設定的總方向的情況下隨著環境變化而加以修訂。最后，大學必須為此聘任教授，建立研究小組和部門，圍繞這一方向來設計課程。

我的第三個論點是如何管理教員、特別是那些科研動力（或者說教學，但是教學質量難以測評）下降的教員的問題。我的理解是，這是一個你們當中許多人都感興趣的問題。這是一個復雜問題，但我想這里有許多我們可以進行有價值討論的主題。當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教授應當有一種強烈的內在動機。好的教授是一群這樣的人，他們自身有好奇心和抱負來投入工作以解決好奇心驅動下的復雜問題。這種抱負通常與工作質量得到其他人認可的更為簡單的抱負相關。在某種意義上，他們有一種渴望。正是由于這種原因，我本人非常關心教授任命。自然地，在任命一位男性或女性教授時，必須不但要看其良好的資格條件和推薦信，還要看其得到認可的出色工作履歷。然而，除此之外，還需要審視我所提到的個人品質。在不同的大學系統中，任命教授的方法也不一樣。就我個人來說，我提倡大學校長的直接介入，因為大學校長尋求教授們的這些品質而同行專家看重的是另外一些條件。

自然地，如果在院校中沒有一種努力向上的文化，教員的內在動機就得不到激勵。簡而言之，多數人的顯在動機和成就會使表現差的少數人感到不舒服，也就是說“同行壓力”。更直接地說，應該要求每一位教授在接受聘任時就大學活動的各個方面進行自我陳述。此外，每一位教授（實際上還應包括其他教員）每年都應當接受系主任的鑒定。教授們開始往往拒絕鑒定，這要看鑒定是如何做出的。它不應該是責備過程。反之，在完成了一項關于每一位教授的來年個人目標和一個關于是否在上一年度決定了什么的評價之后，鑒定應該是以一種友好的氛圍進行的。這是一個發現困難，給出科研、出版雜志類型、教學技能方面的建議和方向的機會。如果鑒定做得好，就意味著能表彰富有活力者，激勵疲憊者，指引迷惑者。它還是一種檢測某些科研成績的標準指標的方式，這正是大學管理者所關注的（出版率、論文所登載刊物的質量、以引證指標測算的論文影響等）。在一些國家有一些其他的外部測算方式。例如，在英國有每五年一次的科研評估（ResearchAssessmentExercise），它給每一個大學學系的科研表現評分，在很多時候這是一種強有力的動力。最后，還有許多可以采用的小的激勵機制。例如，它們也許包括給青年教員的小量科研撥款、參加國際會議的資助（或許還包括資助一個優秀研究生參加會議）、在大學報紙上公布、參觀實驗室或校長辦公室等。最后，在這一領域一種有效運作的晉升機制是一種重要工具。

但是，這是我猶豫了一陣的一個問題。人們很容易忘記在一所大學里系主任是一個關鍵的教員管理角色。他們是離教員最近的領導者。系主任理應認識全部教授并知道他們在做什么、他們的長處和不足所在。他應該與研究生保持聯系，至少應該熟悉每一年級本科生的數量。一位優秀的系主任應該帶領學系持續發展，激勵他的同事，確保教學有效運行，青年教員受到良好的對待。一位優秀的系主任應當理解他的同事們各自的工作方式；他應該知道誰在從事研究工作，誰需要激勵或解聘。在一位優秀的系主任的領導下士氣高漲。反之，一位懶散的或漠不關心的或橫蠻的系主任對大學極為不利。大學校長應關心系主任的選任。校長們應該確信系主任適合他們的工作任務。校長們需要與他們保持聯系，給他們以支持。

在以上段落中，我討論了一些重要的實際問題。但是，就這一點而言，有些離題，因為本演講的主題是研究型大學里科學的未來。現在讓我回到這一主題。在某種重要意義上，21世紀大學將面臨的一個大問題是在科學研究方面它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維持獨立身份，以及它們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為科研合作中的一部分。但是，我們最不愿意看到的是科學將停止競爭或者說這些合作者將不會相互合作。無疑，那不是一件好事情。但是，這假定了未來的一種重要的國際化。這包括了與相互交換的重大可能性相關的電子交流的全球化；我前面所提到的日漸增長的合作模式揭示了這一點；它是通過人員流動帶來的迅猛發展的交流的產物——今天我們能夠以某種方式便利地相聚北京，而這在30年前是相當困難的。

但是，還有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今天的實際情況是，全世界缺少真正卓越的科學家和學者。接下來的問題是他們相互競爭。全球化自身的可能性促進了這一競爭。于是，就有了科學家和學者大規模（且日益發展的）流動。流動有這樣一些好處：由于靜態的、長期的教師隊伍，大學容易變得死氣沉沉，在此以前這一問題一直被規模擴展（這增加了費用）掩蓋了。流動也有不利方面：研究小組和大學的計劃會由于關鍵人物流向其他院校而遭到重創。但是，科研領袖的國際市場已經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這影響了報酬。豐厚的報酬能吸引最優秀者。在我稍前一點所描述的未來趨勢中，毋庸質疑，由于國際流動是向著能夠提供這類報酬的國家，就存在重大的危機（這業已成為當前的一種趨勢）無疑，在一些優秀人物的分布方面，是正在變得兩極化。實際上，我們還看到最優秀的研究生的國際化，這類學生的流動逐年增長。這也強調了各個層次科學家的國際流動現象。

但是，校長很有必要理解到，錢并不是學者們尋求的唯一報酬。他們還向往（并往往這樣）良好的工作條件、出色的同事和優秀學生。還不斷有個人原因——經常是家庭原因——使得他們不能穩定下來和渴望流動。那些到國外工作的人也回國待一段時間，當他們回到祖國時，他們又可能發現祖國對他們的吸引力。大學校長應認識到，在招聘教授時豐厚的報酬并不是唯一必要的。當然，有必要預先了解一位特定的對象為什么愿意來，因為沒有必要在那些顯然沒有必要特殊原因流動的教授身上浪費時間。然而，校長是聘任中的關鍵人物，正是校長領導著大學所需要的杰出教授的招聘過程。如果一所大學要成功地實現其戰略，就必須有一些關鍵的教授。校長本人必須加入招聘教授的過程之中。

當然，大學還面臨另一項挑戰。我堅信大學應該不斷多樣化，它們各自擁有不同的使命。顯然，作為全球化目標的一部分，追尋教學使命和人口的技能更新有助于實現這一效果。同樣地，我們會看到少數大學把科研卓越擺在關注焦點。雖然這一小群體的組成會發生變化，但它們為數不多。然而，科研議程的邏輯完全有可能發展并最終導致高等院校中科研與教學的分離。這需要大量費用來驅動，這樣就需要以一種最經濟的方式來投資。它可能由在唯一一個地方建立昂貴設施的效益而推動起來：例如，牛津大學就大大地受益于在該校附近建立一座同步加速器和其他高能物理設備的決策。在當前，我們看到研究型大學與獨立設置的研究機構的并存。這種情況在一些國家會比另外一些國家更為明顯。人們會聯想到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德國的馬克斯-普朗克協會或大規模運作機構如美國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在它們的當前形式中，這類結構是穩定的，但是存在一種發生極化的可能性。這可能導致科研機構依靠大學把學生培養成未來的研究人員這樣一種情況，也可能導致研究型大學放棄本科教學。

我必須說，我認為我們要防止一種風險。我絕對相信把教學與科研結合起來的價值。我不相信我們可以把創造新知識與向下一代傳授已有知識中隔絕起來。我也不相信才智很高的學生能夠被最有效地激發起來學習，除非他們是由那些自身參加了高質量研究的人們來教授。我認為，研究生只有在研究背景下才能得到良好的訓練。

四、技術轉化

請讓我轉向我所說的各國政府最關心的問題：科研創新如何轉化到經濟中。世界上沒有一位校長會認為大學科研的巨大潛力與經濟無關。同樣實際的一點是，也許就在10年以前，在美國以外及零零星星的一些例子中，在科研成果轉化方面缺乏活力。盡管各地情況差別很大，這在大學行為中已經很普遍。這一行為在日益發展：例如，英國大學在過去一年中組建了200家技術創新公司，此前五年每年才70家。我自己的大學大約每六個星期創辦一家公司。

雖然具體上存在差異，我還是認為目前戰略和實踐的各個要素是明顯的。為了取得成功，需要有三類參與者——政府、大學、工商界。首先，政府投資是必要的。以英國為例，政府提供了持續的目標資金：支持大學里技術轉化機制的資金、企業化資金、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重大投資、從校外聘任杰出教授所需要的資金。其次，大學自身必須積極投身于技術轉化之中。它們應當以一種有實效的方式幫助教員投入技術轉化之中。大學自身應當具有企業氣質，因為迄今為止大學的平衡活動中不會自然而然地帶來這一氣質。例如，我自己的大學已經組建技術轉化陣營并給以投資，該項目稱為“伊希斯創新”（IsisInnovation）。在我看來，這是一種非常標準的模式。我們把實驗室和設施里生產的一切稱為隔離定步諧振（IPR）現象，我們在發明者、創新發生的所在系及不斷投資的大學自身之間分配收入。

伊希斯創新項目重視實驗室里的應用研究，并幫助科研人員從事這方面的開發工作。我們引來了一批計劃為第二階段發展提供資金的風險資本家。我們有一個商業精英組織來幫助建立這些新公司。我們有一套孵化器。我們有兩個與我們一起投入創始公司活動并與以建成的工業并存并榮的科學園。這些科學園自己融資，我們在這里發展生物技術和納米技術。當地新工業的迅速增長不但有益于我們自身，還澤及鄰居。劍橋大學的類似效果是眾所周知的。

第三個因素是大學與工商界的合作，這通過產業合作、合同研究、咨詢和其他途徑而實現。這一切都非常標準并取得了實際的成功。但是，在我看來在英國（我想在其他地方也是這樣）工業界還沒有正確理解它投資于大學會獲得哪些好處。雖然如此，在大學技術創新與至少產出地方經濟收益的能力方面存在非常強的合作。但是，這一合作中存在許多問題，我將在下文中討論這個問題。

值得說明的是，政府促進技術轉化政策的核心特征是它們在努力營造一種政府行為，這種行為是圍繞斯坦福大學和MIT形成的“自然經濟”（naturaleconomy）經驗中得來的。它的可能性受到了質疑。更特殊的是，這些政策基于一個簡單的觀念之上：在美國，大學是創新和知識經濟的推動力。目前尚不清楚實際上是不是這樣。例如，硅谷的起源和持續成功似乎是一個相當復雜的現象。當然，高質量、資金充裕、有活力的研究型大學是產生地方經濟變革的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沒有大學或這類特殊的機構，很難相信Hewlett和Packard能夠產出它們目前已經產出的東西。此外，主要發生在硅谷的電子革命是一個比斯坦福科學更大的現象，在許多方面人們會說這一創新基本發生在知識公司中。當然，那里一直存在協作和互益影響。推測起來，各種因素組合在一起才形成了這一運動。

這是一個難題，因為人們不愿意給一所優秀大學抹黑或者消除其影響。問題在于政府是否能夠通過作用于大學而重新產出一種特定的效果，也就是說這一模式是否已被很好地理解。有人會說，政府無意識地采納了這一觀念，因為我在前面提到大學已經成為一個繁榮社會的代表。不管怎么說，這一模式的特征是這些地區也有為數可觀的地方風險資本、專家法律服務、簡明的規章和規劃制度、好學校及必需的生活設施。尋求企業創新的政府需要培育以上這些內容。

我們有必要澄清另外一個經常令人困惑的重要問題。“知識經濟”實際上用詞并不恰當。事實上，我們面對的是信息經濟（informationeconomy）、信息全球化（globalisationofinformation）。這是技術創新的迅速的力量所導致的一個過程。混淆創新與技術是一個錯誤，然而，把知識與信息混為一談同樣是一個大的錯誤。問題是如何創新，如何生產我們所稱的“創新社會”（innovationsociety）而不是“知識社會”（knowledgesociety）。如何對創新進行獎勵？如何加速思想轉化為市場的周期？對個人來說如何培養創新精神和創新欲？這樣，我們面對的核心問題在于對待創新的普遍態度而不只是一個大學圍繞自身生產新經濟的特定問題。

當前，根據其科研功能的準確定義，大學是創新者。它們思考新的思想，發現新的意義，揭示新的特性、要素和過程。當前關于創新的討論并沒有什么新奇之處。它強調了轉化性和應用性，也就是說創新是指大學里一種新思想的創新如何變為經濟中的創新。隨之而來的問題實質上就是，大學如何最有效地轉化技術，最有效地把科學研究投入應用以及如何在那些要走入外部社會的教員和學生之間促進創新精神。這是一個改變教員對他們的科研和教學產出的問題。在我看來，那是一個社會恰當地給予其大學的一項任務。這與給它們一項責任去催發一種新的經濟現象不是一碼事。

因此，我必須清楚地向你們解釋，我仍然懷疑大學是否能夠滿足政府對它們的所有期望。我關心的是，那些期望并沒有得到很慎重的考慮，并且可能是基于誤解而做出的。于是，我關心當大學受到來自外部力量裂變包括我前面所提到的科學趨勢的威脅時，大學是否將一度在公眾失望前脆弱無力。我希望我清楚地表達了我的觀點，大學應該積極為社會服務，并且有充分的理由支持大學通過這些新的科研責任和新的傳輸教育的方式而對共同繁榮做出貢獻。

五、識別大學面臨的威脅

在前面所討論的問題之外，在當今世界中還有一系列高等教育管理者必須認識到的問題。我將提到五個方面。

第一，從實際看，大學與工業之間的關系是一個特別復雜的問題。大學領導者需要認識到這二者之間的文化差異。工業界對其成員的期望明顯與大學不同；它主要關心硬產品；它缺乏長遠眼光。各種水平的大學科研人員更關心問題的復雜性，并且往往預測不到問題會通向哪里。于是，不能簡單地給他們定一些短期截止期限。大學與工業必須互教，告訴各自想要什么、各自能做什么及不能做什么。有必要特別地努力投入時間和人員來理解、把握工業與大學之間的關系。如果合作項目很重要，有必要安排一位高級管理人員來管理大學—工業合作項目。各種關系應該由大學的科研辦公室來處理。在管理科研產出中存在一些實際問題。在知識產權的分歧方面也存在實際問題：既然研究產出受到了資助，它歸誰所有？就誰來掌握學術任命及誰來把握結果方面，在工業資助研究的權利上存在實際問題。在大學低估了科研成本及工業希望以最低的成本換取最大回報方面，成本核算也成了問題。實際上，如我前面所說，教授們傾向于只對他們的小組研究活動注入資金，并不考慮大學的總成本。歐文們不能將大學視為國家對工業的一種廉價資助。大學獲得收入，收入是每一個人都感興趣的。科研辦公室應該確保有一份明確了每一方面的規范而明晰的合同。

我想在大學與工業的關系方面補充兩點。首先，大學特別是希望成為世界一流的大學應當關心它同意為工業界所做的工作的種類。即便是經濟學家把科研與開發放在一起，這二者之間還是存在差別。大學應當從事科研，也就是說，它應當理解最復雜的普遍問題如何得到解決。它們不應當面向市場開發產品。例如，生命科學中的路徑和受體問題是一個有價值的研究對象，但是大學沒有必要在運用這一知識的基礎上開發特別的麻醉品。當然，這其中有一些灰色地帶。例如，大學可能卷入官司之中，因為它們應該是公正的保護者和被授權把麻醉品發放給普通公眾的規范實體的嚴格履行者。產品開發的收益很高，這對大學財政具有吸引力。但是，開發并不能樹立大學聲譽，它不是吸引最優秀的科研人員到該校工作的東西。

這是引導我們處理大學的技術轉化（在經濟中，這種活動舉足輕重）問題的原則。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是，在開發事業獨立于大學之前，大學在技術開發中應卷入多深。這些小型的新企業非常脆弱，這就是牛津大學把它們遷入大學的孵化部門的原因。它們必須在與系脫鉤，但是又要與系里的學術同行保持密切的聯系，從他們那里獲得支持和幫助。但是，在科研上它們不應該還與系攪和在一起，一段時間后它們必須搬開。

我關于大學與工業的關系的第二點是程度問題。你會在多深程度上讓大企業進入大學？是否應該讓它們在系里占有一席之地？應當讓他們肩并肩地工作嗎？應當讓它們的科研樓緊挨著你們嗎？這是一道難題，不同的主要大學對此有不同的回答。大學和工業在一起的優勢是明顯的。首先，這種安排潛在地帶來了大量的資金。工業會為大學建立非常現代的設施，或者承擔大學的一些費用。換言之，這種安排能幫助大學做一些做不了的事情。其次，大公司的科研文化（例如，在制藥或電子行業）與大學十分類似。美國的貝爾實驗室從事大量的基礎研究，微軟、Oracle、IBM等也是這樣。在某些領域，因為不同的團體關注、討論相同的問題，大學與工業聚集在一起是非常有益的。

然而，在牛津，迄今為止，我們一直把這些工業研究小組設置在我們的一個科學園，不讓他們在系里占據位置，也不讓他們在科學區選址蓋樓。我們認為，大學與工業集中在一起有一些顯著的危險。首先，距離太近會導致對某種思想的所有權的嚴重爭端，隨之是對知識產權的分歧。其次，必須明確理解公司投資是為了營利，這就是他們介入大學的最終原因。他們的研究議程的來源與大學不同。他們的基本義務是對股東負責。再次，工業研究總是存在一種微妙地偏離你的大學同行的研究方向的危險，使他們不能意識到一種完全基于好奇心的科學研究的巨大收益。

這自然而然地使我轉向我前面承諾要討論的當前情形的五個問題中的第二個。這是一個“受資助人控制的大學”（keptuniversity）的問題，在美國最為突出，但在其他地方依然重要的問題。科研過分依賴私人部門資金會帶來對科研方向的微妙的或明顯的壓力，潛在地影響到科研發現的本質。如果單從好奇心的角度來看，我們知道科研方向的發展并不“純粹”（在自然科學中更是明顯）。在決定為什么科研人員選擇一個特定的方向而不是其他方向的過程中有許多因素，這些因素往往是隱蔽的，具有社會性。科研人員可能簡單地忽視了整個思考領域和所有各種思想。于是，科研必然受到外來影響。然而，高生產率的科研特別是重大科研不能依靠最復雜問題本身而不是基于其他考慮，但是它們總是在被選擇來進行。研究型大學活力的保證、質量的保證最終到聲譽的保證都根源于大學目標的獨立性。

對所有大學來說利益沖突是一個實際問題，當教員開始深深地卷入商業風險或委托研究之中時尤其是這樣。大學的聲譽受到了考驗。如果我們要處理好這一問題，我們就需要明確的協調利益沖突的規則。但是，更一般地說，這實際上是一個大學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中止其作為關鍵的獨立思考場所的問題（這是它們必須維持的角色）。依賴商業化帶來的收入，依賴與商業化的特定目標相關聯的政府資金，使大學面臨著創造力衰退的風險。這很容易使大學變成尋租者（rent-seekers）。對這一切的最佳防御措施是大學資金來源的多樣化。沒有任何人，包括政府會不求回報地給我們錢。這些要求往往是合理、合法的；但是，依附并不適合尋求維持或發展壯大的大學。

我想簡要地討論我提到的余下三個問題。第三個問題是，我們應當意識到大學以外的滾動革新的一個潛在效果是，從事創新的研究人員會離開大學，擔任企業家或開發新技術的高薪雇員。這樣，大學面臨的一個問題是這一政策是否將因最具企業家精神和創造力的科學家的流失而導致科研目光短淺。在我看來，大學的更新周期，以及研究型科學家成長為一個富有創造力的人的自然更新周期太緩慢了，趕不上這一潛在的蒸發率（流失率——譯注）。這樣，如果我使用一個形象的隱喻，大學就是一種忘記了創新的泡沫火山，沒有大量科學家組成的巖漿在火山下導出創造。這樣，在我所描述的這一競爭激烈的世界有這樣一種可能的風險，一些大學喪失了動力。創新周期可能逐步消退。對這一問題的一個解決途徑在于，我們如何管理介入技術轉化的教員。我們把我們的教員擔任外部雇員而從事咨詢工作的工作時數限定在每年30天。此外，我們不準參加了組建技術創新公司的科學家以其他事務而被該公司聘用達30小時以上。他們得在為我們還是為公司工作之間做出選擇。我們的經驗是，他們中絕大多數人選擇留下來與我們在一起，因為研究自由吸引了他們。

接下來的問題（第四個問題）是，存在科研扭曲的危險，科學家看待他們的工作產出的態度可能會發生變化。過分強調應用性轉化研究會導致忽視好奇心驅使的研究。以目前的證據來看，這不是一個主要威脅。在報酬差異懸殊的美國大學，同事們似乎是為他們的科學興趣而一道工作。但是，大學領導者應當防止對應用研究的過重獎勵。我們都知道，在大學里是好奇心驅使的研究帶來了重大創造。

最后，很有必要認識到通過大學損害人文科學及在某種程度上包括社會科學來推動以科學為基礎的經濟（science-basedeconomy）的公共政策。在英國，這一點非常明顯。英國為科學提供了可持續的大量資金。在資金方面，沒有其他學科能跟科學相比。我認為，這表明至少在英國，我們在走向一些嚴峻的內部分割問題和大學所特有的裂變。也就是說，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我們都在加入發現事物的真正本質的行列中。不論是一時的詩意發揮還是復雜事物的結構，一項事業的各個部分及全體成員的創造力都必須維持個體的創造力。就大學的某一部分受到歧視來說，超越某種特定的度量標準（雖然我們并不是要同樣的報酬和背景）是非常有害的。

六、結論

以下我將做出一點結論。盡管我的發言談到了一些實際問題，我的主題還是在于檢視研究型大學在新世紀的演進背景。我討論了科學研究可能出現的面貌。我還闡述了在新的知識經濟中大學是如何被給以創新任務的。我認為政府對它們的期望過高。我討論了在這些政策背景下管理大學的實際問題。現在，我最后要申明的是，大學必須推動經濟發展的這一看法是非常錯誤的，即便是它經常被如我前面引證的澳大利亞文件那樣陳述著。

大學確實應當參與經濟，它們為經濟做貢獻，宣稱它們要為經濟做更多的貢獻也不是一件壞事。這是急短期之所之急，是當前時期的特征。大學之存在，是為了探究事物的本質。大學之存在，是為了發現如何區分真實與表面真實。大學之存在，是為了理解意義；它們為有差別地給以意義、探索、發現、重新排列、理解而存在；它們為理解差異和不同而存在。這一切事實上是創造一個更美好世界的源泉。知識是一種非常不確定的東西。只要不是明顯的邪惡，一代人深信不疑的，另一代人可能視其為缺陷重重。

大學事業在于從物質方式到精神方式探索整個的人類經驗及其自然環境。一所偉大大學的特征是，它們探索人類知識的全部領域和多樣性。大學有必要保持對各自國家的認同，在那里它們同時理解他國合乎情理的差異。在人類事物及自然現象中，它們認同普遍性（把我們連接到一起的東西）及表明了個人身份或經驗的特征的變量。在技術至上迎面而來時，在我看來，目標的多樣性是建設和保護文明、有序社會賴以存在的價值體系的必要使命的基礎。

大學的教育使命比僅僅提供教學重要得多。它們尋求培養學生的這樣一種能力：就事情做出自己的判斷，而不是簡單地接受他們此刻生活中必須說是或無比重要的東西。它們之所以存在，是為了教會青年思考。如果我們認為創新能夠帶來未來的繁榮和穩定，我們就必須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創新只能來自以不同方式思考的人們，來自為自己考慮的人們。每一代人都將過去，如果我們要造就建設更美好社會的人們——他們領導、保衛、改進我們移交給他們的社會，就像我們努力改進曾經移交給我們的社會一樣——大學就必須堅持這一使命。獨立思考、心境澄明、想像力、領導能力、決策能力、個人責任感、社會良知、同情心，所有這些一個成功社會所需要的社會美德和個人美德都在包含所有學科的這一學習環境中成長。在我看來，把大學在社會中的目的僅僅局限于推動經濟發展方面，是一種誤解。（公務員之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