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教育教育目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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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職業教育的產生、發展、變遷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后發外生型特點決定了其教育目標走過了一個從“求強”、“求富”的社會本位目標到注重“個人生計”、“個性發展”的個人目標，之后又不斷循環往復的變遷過程。了解這一變遷過程，有助于人們比較準確地把握教育目標，滿足時代對職業教育發展提出的新要求。

關鍵詞：職業教育；教育目標；變遷；現代化

中國近代職業教育是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而在中國產生和發展的。當時中國的精英們為了擺脫民族危難，求強求富，從西方引進機器工業的同時，也引入了西方的職業教育（當時稱實業教育）理念。職業教育在中國經過百余年的發展，已成為教育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一進程中，職業教育目標的側重點不斷改變，走過了一個從“求強”、“求富”的社會本位目標到注重“個人生計”、“個性發展”的個人目標，之后又不斷循環往復的變遷過程。這個過程既反映了時代對職業教育的要求，也反映了人們對職業教育的認知水平。

一、我國職業教育教育目標的變遷

對教育目標的考察可以從三個角度進行：一是教育章程和法令中的正式表述；二是教育思潮中教育專家和權威人士的主流思想；三是辦學實踐。教育章程和法規中關于教育目標的正式表述最具權威性，特別是當國家對教育的控制力愈強其表現愈明顯，它代表了政府的辦學主張，往往是對教育目標的思考和實踐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教育章程中教育目標的表述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和滯后性，往往在教育實踐中教育宗旨和目標已發生轉移，而正式表述中卻反映不出來。教育思潮是一種流行性的教育思想，個別人的教育思想能發展成為影響廣泛而深遠的教育思潮，必是倡導者深孚眾望，追隨者眾多，才能形成一時之潮流。教育思潮中關于教育目標的理念必然會反映在辦學實踐中。從辦學實踐中窺察教育目標應該說是可信程度最高的，也符合實踐檢驗原則。但從紛繁的辦學實踐中歸納總結出一定時期的教育宗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難免會以偏概全。因此只有把三個角度結合起來，相互補充，才能比較準確地把握教育目標。

中國的職業教育產生于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打破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清政府在力圖抗拒外來因素以維持其封閉世界的努力一次次遭受重創后，不得不學著與西方打交道，先后創辦了北京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等培養翻譯人才的西文學校，以適應外交及引進西藝的需要，其中設于1862年的北京同文館可謂中國文科職業教育之始。同西方列強軍事沖突中的一次次慘敗使統治階層中的部分先進人物認識到中國“器物”上不如入，西方的“奇技淫巧”確有可取之處，開始了對西方工業的引進。先后創辦安慶軍械所、江南船政局、福州船政局等軍事工業。同時為適應軍事工業的需求，開設了中國最早的學習西方科技的學校，如創辦于1866年的福建船政學堂，是中國工藝技術職業教育的首創。其他著名的學校還有天津電報學堂、南京陸師學堂附設礦務鐵路學堂等等。這一時期所開辦的新式學堂多與外交、軍事相關，反映出這一階段中國職業教育的主要特點是為“求強”而培養西學人才，無論是西文學校，還是軍事技術學堂，均是為培養軍事上能與列強抗衡，外交上能爭取國權的專業人才。

隨著殖民統治者對中國的侵略日甚一日，中國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當時的一些先進人物認識到，要反抗侵略不僅要“練兵將、制船炮”，增強軍事實力，還必須大力發展國內農工商業以增強經濟實力，“習兵戰不如習商戰，商戰之本在學戰”成為當時包括洋務派和維新派在內的各種政治力量的共識。洋務派代表張之洞提出“竊維富國之道不外農工商之事”，而“國事之強由于人”（張之洞《設立農務工藝學堂暨勸工勸商會折》）的主張。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在他的《物質救國論》一書中指出：中國的問題在于“病弱”，“而就急的方藥非有他也，在不講物質之學也”。明確提出廣設實業學堂以興農工商各業，富國裕民實現實業救國、實業教育救國的愿望。在對實業教育的這種認識下，借鑒國外的教育制度，一批農工商實業學校紛紛建立起來，如杭州蠶學館、端平化學學堂、廣東商務學堂等。從這一時期實業教育的辦學思想和實踐可以看出，人們對實業教育的社會功能有了更深層次的認識，已從單純地為抗拒外來因素而“求強”發展為更具根本性的為“求富”培養實學人才。

1904年，癸卯學制的頒行是實業教育制度在中國建立的標志，是前一階段西學東漸思潮在教育領域內的反映，它表明中國向西方學習的程度已從器物層面向制度層面演進。《學務綱要》在其全國學堂總要中闡明“以端正趨向、造就通才為宗旨”，這是中國新教育史第一次對各級各類教育提出的教育目標。《奏定實業學堂通則》中則指出“實業學堂所以振興農工商各項事業，為富國裕民之本計”，這是對這一段時間教育思潮和教育實踐的總結。辦實業教育以培養實業人才，為富國裕民之本計的教育目標通過學則的形式明確下來。當然實業教育中提出“富國裕民”的口號，其“裕民”并非指希望老百姓都富裕起來，這里“民”實際上指相對于官的士紳，是新興的民族實業。實業教育是振興民族實業的工具，是“裕”士紳的工具，而并非為接受實業教育的人謀前途。這一點與后來職業教育思潮中為“個人謀生計”以及“平民教育”的理念是不一樣的。

“富國裕民”的辦學宗旨一直延續到1916年左右，職業教育思潮興起。這期間中國的政治進程雖然發生了重大改變，建立了中華民國，推翻了兩千余年的封建帝制，教育制度也進行了相應調整，頒定了新政權的癸丑學制，剔除了原學制中的忠君尊孔等與民主共和政體不相適應的封建思想，但辦實業教育以圖富強的理念并沒有改變。1912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為“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這里“實利教育”實際就是指實業教育。蔡元培把“實利主義”稱為“富國之主義”，這反映了他對洋務派、改良派“求富”“求強”思想的繼承。這種思想的繼承反映了實業教育的教育目標并沒有因為政權的更替而發生重大調整，其辦學宗旨的側重點與清王朝期間的實業教育宗旨是一脈相承的。

自清末中國引進西方教育制度后，由于種種原因，學校教育產生了許多流弊，實業學校學生存在著嚴重的書生氣，工學生不學習，農學生不務農。1914年，黃炎培在調查全國教育情況時發現：實業學校學生畢業后出路問題日益嚴峻，許多學生畢業后即失業，實業教育被稱為“失業教育”。這實際上反映了實業學校的生計問題，引起有識之士的思考。實業教育解決不了人的生計問題，何談富國裕民?職業教育此時成為人們的選擇。俞子夷認為，職業教育的目的是“養成能營完全生活之人，間以處理實際之社會問題”（俞子夷《現今學校教育上急應研究之根本問題》）。這表明人們已經認識到職業教育不僅是富國裕民之手段，對個人而言也有重要意義。1917年，《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書》開篇即言：“今之策國是者，莫不重教育；策教者，莫不謀普及”，提出普及職業教育的理念。又指出“夫職業教育之目的，一曰為人計，曰以供青年謀生之所及也。一曰又為事計，曰以供社會分業之所需也。”把個人生計提到教育目標的重要位置。職業教育的蓬勃發展推動了新學制壬戌學制于1922年頒行，把中華職教社的主張通過學制的形式確定下來。新學制關于職業教育的指導思想有七條，全面揭示了職業教育與社會、個人的關系。第一條稱“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是把職業教育作為社會制度的一部分，涉及職業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與個人發展兩個層次；第四條、第五條“注意國民經濟力”、“注意生活教育”，指出了社會經濟與人民密不可分的關系；第二條“發揮平民教育精神”和第三條“謀個性之發展”實際上反映了一種教育人本主義思想和教育普及化、教育是普遍權利的理念，這是對職業教育認識的重要進步。

職業教育運動并沒有真正解決職業教育中存在的脫離社會生產、人們生活實際的問題。1926年，以黃炎培《提出大職業教育主義征求意見同志書》為標志，職業教育運動進入低谷。但在1928年以后，伴隨生產教育思潮的興起，職業教育又陡然升溫。這時期職業教育的重要特點是民間力量與政府力量相結合，以解決國家和社會面臨的危機，其中政府對職業教育的大力推進起了關鍵性作用。國民政府于20世紀30年代到40年代期間頒發了一系列職業教育法規，最重要的是1932年的《職業教育法》，其第一條規定職業學校“應培養青年生活之知識與生產技能”。從文字表述上看，其教育目標與壬戌學制的表述無顯著區別，但仔細考察其教育目標的側重點已向國家本位和社會本位有所轉移，這從當時人們對職業教育的認識可窺知一二。姜琦在《職業教育的本質之研究》一文中指出，“教育或職業教育就是生產力或社會生產力”，當時的國民政府對職業教育不遺余力大力推進目的也在于此，希望發展職業教育以促進生產力進而維護其統治。1947年的《修正職業教育規程》中也不見了“謀個性發展”的目標。雖然仍舊注重增進生產知識與技能以養成職業之能力，但主要是由于個人生計問題不解決政權統治難以鞏固，因此這一時期的教育目標的走向逐漸向社會本位轉移。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政權接管了舊學校，并對其加以改造，職業教育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1952年，《政務院關于整頓和發展中等技術教育指示》提出“我們的國家正在積極準備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培養技術人才是國家建設的必要條件，而大量地訓練和培養中級與初級技術人才尤為當務之急……”“積極整頓與發展中等技術教育以解決國家建設所迫切需要的中級和初級技術干部問題”，這表明新中國的職業教育是為國家建設服務的，人才培養定位于技術干部。關于中等專業學校的教育目標，1954年的《中等專業學校章程》作了闡述：“在于培養具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知識、普通教育的文化水平……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中等專業干部。”關于技工學校的教育目標，勞動部頒發的《技工學校暫行辦法草案》提出“為了有計劃地培養技工保證國家經濟建設的需要”。職業教育結構上的分化只是人才培養定位有了分化，而直接滿足國家建設需要的教育宗旨并沒有分化。

1966年開始的使我國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遭受嚴重挫折和損失，職業教育也難逃厄運，這期間政治以及意識形態對教育的干擾尤為嚴重。前期，大量的職業學校被撤銷，職業教育的教育目標更無從談起。后期為整頓教育，國務院批準《國家計委和國務院科教組關于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辦學中幾個問題的意見》提出“中等專業學校和技工學校必須以批林整風為綱，……努力為社會主義各民族和社會主義建設培養更多又紅又專的人才”，仍然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1976年以后，國家政治經濟生活逐步走向正軌，職業教育也進入恢復和蓬勃發展的新時期。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但需要高級科學技術專家，而且迫切需要千百萬受過良好職業教育的中初級技術人員、管理人員、技工和其他受過良好職業培訓的城鄉勞動者。”這個教育目標實際與前職業教育的教育目標宗旨無明顯區別，強調為國家服務的社會本位。

20世紀90年代，中國經濟生活領域發生了重大改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經濟領域的變革對職業教育的影響是深遠的，就業上的計劃分配體制逐漸解體，畢業生需要自謀出路，這給職業教育的教育目標提出了新課題，因此為學生謀生計的內容被提到了很重要的位置。民辦職業教育的興起，更激發了這種勢頭。另一方面，隨著意識形態領域相對變得較為寬松，社會在重視普遍發展權的同時，也更加重視個人需要和個性發展的內容。

考察我國職業教育的教育目標，走過了一條從“求強”“求富”的社會本位目標到注重“個人生計”、“個性發展”的個人目標，之后又不斷往復調適的變遷之路。之所以走過這樣一個歷程，原因在于中國職業教育的產生、發展、變遷實際上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這個現代化進程的后生外發型特點決定了職業教育從西方的引入必然是先器物（科學技術等教學內容）、后制度、然后觀念的過程。教育目標作為觀念層面的東西，其引入在教學內容之后，引入之后又要不斷與環境進行調適整合。實業教育引入中國之初，主要是教學內容的引進，西方科學技術成為教育內容的一部分，而觀念文化還是原有的，實業教育成為功利主義的工具。結合中國當時境況，其教育目標必然是為“求強”“求富”而培養實學人才。而到了20世紀20年代職業教育思潮興盛時期，外國的教育理念已經浸潤到中國先進分子的意識之中，職業教育的引入已發展到觀念層面，教育目標便增添了“個人生計”“個性發展”的內容，之后這種新的觀念不斷與中國國情協調適應，形成了中國職業教育本土化的教育目標。中國職業教育教育目標的變遷之路實際上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縮影。

二、我國職業教育教育目標變遷的特點

（一）雖然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我國職業教育的教育目標會或多或少增添個人需要的內容，但社會本位一直是教育目標的主要方面

一方面，中國的文化傳統注重國家、社會，忽視個人需要的價值取向，造成職業教育目標的社會取向，而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西方人本主義的思想觀念使教育目標不時向個人需要、個性發展偏移。另一方面，在中國，國家政治對教育的控制和影響一直比較強烈，但其中也有若干時期，由于各種原因，國家主動放松或被動削弱了對教育的控制，使職業教育的教育目標呈現出一種總的是社會價值取向，但有時也賦予個人需要的內容。20世紀二三十年代職業教育的教育目標比較重視個性與生計，這不能不說是與當時政權更迭、政治集權較弱有關。

（二）職業教育的教育目標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緊密相連，超越了發展階段的教育目標只能成為一種教育理想

職業教育在中國一出現就被賦予了“求強”“求富”的歷史使命，實際上它也正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誕生的。職業教育的教育目標一開始本沒有謀個性發展、個人謀生之手段的內容，完全出自社會本位，這也是和中國當時積貧積弱的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越是處于危機時，社會目標越能成為整合人們行為的共同目標。隨著職業教育思潮的發軔，職業教育的目標增添了“為個人生計服務”“謀個性發展”的內容，并貫穿了平民主義的理念，但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所限，職業教育畢竟不能成為普及化的平民教育，接受職業教育的學生也因為自己上過學，認為與普通民眾不同了，不能去務工、務農、務商，使個人謀生之手段也告落空。這個時期的教育理論雖然包含了許多對教育本質認識的真知灼見，但與社會環境不相適應，也只能是一種教育理想。這以后職業教育的教育目標取向逐漸向社會本位靠攏，因為社會發展水平還沒有達到使教育目標發生轉變的程度。雖然在1960年以后，曾有過大辦農業中學、普及職業教育的嘗試，但均以失敗告終。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2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的社會發展水平達到了一個新階段，雖然職業教育的法令規程對教育目標的表述并沒有多大調整，但其辦學實踐以明顯讓人感受到對人本身的重視，對學生需要的重視，一切都是社會發展水平使然。

（三）職業教育的教育目標與社會精英對教育本質的認知程度緊密相關

考察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社會精英們所發揮的影響功不可沒，精英們對職業教育的思考和理念一定程度上左右了職業教育的教育目標。許多職業教育的倡導者、思考者不僅停留在理論的倡導和闡述上，更是親身實踐，創立了不少職業學校，去實踐教育目標。清朝后期，李鴻章、張之洞等權柄在握的洋務派重臣，提出求強求富的口號，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領袖呼吁求物質之學以解中國之病弱，那個時期的教育目標也基本上在這些精英的主張范圍之內。20世紀20年代末，黃炎培等不遺余力地倡導職業教育要“謀個性之發展，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給職業教育的教育目標增添了新內容。以后精英們發起的平民教育思潮、生產教育思潮等對職業教育的教育目標都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職業教育在中國發展了一百多年，其教育目標取向走過了一個在社會與個人間選擇的過程，其內容也多次發生變化。現在職業教育的發展處于一個新的時期，機遇與挑戰并存，職業教育的教育目標是什么，定位在哪里，歷史會引起人們有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