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幼稚教育目標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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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現代教育迅速發展的時期,各種教育新思潮風起云涌,“民主與科學”“教育救國”成為時代呼聲。中國幼教界亦乘風逐浪,掀起了幼稚教育中國化的改革運動。改革主要針對民國前期各種外國教育思潮傾門而入,中國幼教界一味模仿抄襲,從而迷失自我,身患外國病、花錢病、富貴病三大頑癥之現狀;運動以若干教育實驗為先驅,從教育目標、課程體系、師資培訓三方面著手,建立了較為完整的中國人自己的學前教育體系,繼而帶動了整個幼教界的本土化復歸和進一步發展,使社會式學前教育——這個西方的近代文明之果,在中國大地上落地生根,開出本土之花。這場改革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陶行知、陳鶴琴、張雪門、張宗麟等。本文試對這些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及實驗進行再認識,以期獲得可供解決今天中國幼教界存在的現實問題的一些有益啟示。
一、中國化幼稚教育目標的構建
陶行知畢其一生對改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建立適合中國實際的教育,進行了不懈的實踐和探索。他不僅在理論上提出應改革當時幼稚園的三大弊病——外國病、花錢病和富貴病,呼吁“用科學的方法去實驗,去建設一個中國的、省錢的、平民的鄉村幼稚園”,還于1927年創辦了我國第一個鄉村幼兒園——南京燕子磯幼稚園,從而初步構建了幼稚教育新目標——中國的、省錢的、平民的幼稚教育。
陳鶴琴是中國現代學前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是幼稚教育中國化運動的中堅。1927年陳鶴琴等發表《我們的主張》,提出了建立中國式幼稚教育的十五條主張,勾畫了中國化幼稚園的雛形,主張第一條便是“幼稚園要適應國情”,并以適合國情為指導思想,構建了一系列中國化的細化的可操作的幼稚教育目標。
張雪門畢生從事我國學前教育事業,他對幼稚教育的意義和目標的認識尤為深刻。1936年,華北危急、國難深重時,他提出幼稚教育應為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并擬訂了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的四項目標:“(一)鏟除我民族的劣根性;(二)喚起我民族的自信心;(三)養成勞動與客觀的習慣態度;(四)鍛煉我民族為爭中華之自由平等,而向帝國主義作奮斗之決心與實力。”張雪門的改造民族的教育目標是中國化幼稚教育目標的集大成者,它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化幼稚教育目標的完滿建立;同時,也意味著中國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自己的幼稚教育。
二、本土化幼稚園課程的探索
陳鶴琴與他的學生張宗麟在南京鼓樓幼稚園進行的課程實驗對幼稚教育中國化至關重要。該實驗本著不強制兒童做機械的工作的原則,根據本土季節的變化來設計課程,選擇教材;教學采用游戲式的方法,并為此設計了許多富有中國本土特色的教具,如讀法教學中的綴法牌、掛圖,算術教學中的點數牌、滾珠盤、旋珠盤、初學加法片等。1928年他們在反復實驗的基礎上,制定出幼稚園課程規劃,并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被正式定為中國第一個幼稚園課程標準。直至解放后全面學習蘇聯為止,我國幼教界通行的一直是陳氏所創造的以本土季節變換為中心的活動課程,他所編的中國化的幼兒故事、幼兒園設備標準等更使后人受益無窮。
張雪門一生致力于中國幼稚園課程研究。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他就提出課程是適應兒童生長的有價值的材料,而生長有因時因地的差異,應區別對待,因此課程的內容應來源于兒童的現實生活。1970年,他在臺灣出版《中國幼稚園課程研究》一書,對他從北平到臺灣的近40年的課程研究作了總結。書中把“課程須和兒童的生活聯絡”作為課程標準第一條。他于1966年初步完成的“行為課程”體系則生動再現了中國兒童的現實生活,無處不滲透著中國化的精神和理念。
看陳鶴琴、張宗麟、張雪門的本土化課程觀,不難找出他們的共同點——對兒童直接經驗的重視,對中國現實生活的重視。這兩點是他們的課程取得成功推廣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們進行課程改革可借鑒的重要經驗。
三、適合國情的幼稚師范體系的建立
陶行知認為舊的幼稚師范的最大缺憾是培養的學生理論脫離實際,連一所像樣的幼稚園都辦不起來,所以要改革訓練教師的制度。新型的幼師,是招收中學生,以幼稚園為中心,學生既在課堂上學習基本理論知識,又在幼稚園中學習如何辦幼稚園。陶的辦校思想對今天幼稚師資教育的理論脫離實際的弊病無疑是一劑良方。
為真正實施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張雪門認為幼稚師范教育的總目標是培養為普及平民幼稚教育,具有改造民族素養的新一代國民而獻身的幼兒教育師資。他把這個總目標落實到師范生的各科學習和各種活動中,無論是孔德師范的“騎馬者應從馬背上學”,還是北平幼稚師范的鄉村教育實驗區,都使學生從社會實踐中體會到中國需要教育之迫切、自己能為教育事業獻身之光榮。
陳鶴琴建立的幼稚師范教育體系是他的活教育理論的實踐運用。強調教育與生活現實、社會現實緊密聯系是活教育理論的特征。1940年,陳鶴琴創辦江西省實驗幼稚師范學校,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進行“活教育”實驗,構建起一個較為完整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幼稚師范教育體系。以下對陳鶴琴的“活教育”幼稚師范教育體系的評價亦可作為對陶、張等人師范實踐的代表性評價:它雖然實用主義教育色彩頗濃,但它“吸收歐美教育的長處而去其短處”,同時,“發揚我國固有教育方法的優良傳統”,更重要的是,它“以中國社會為其發展的基礎;它是針對社會實情,適合大眾需要而發展起來的,它是中國社會的道地產物,所以,它才有可能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生深厚的影響”。
啟示與反思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幼教事業在反思蘇聯模式的同時,開始面向世界,積極引入各國教育思潮和教育經驗。如蒙臺梭利教學法,二三十年代已引入過,但遭到失敗,90年代重新推廣,至今方興未艾;正在推廣中的瑞吉歐教學法也日益受到重視和接納。通過這二十多年的學習,中國幼教界取得了不少成績,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如一味崇洋,認為外國的東西都是好東西;如盲目追風趕潮,今天學這個,明天學那個,似乎沒見過的都是好東西,等等。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幼教界的發展將日益國際化、全球化,于是,如何與國際接軌,如何向國外學習,學什么,怎樣學,已是非常現實的亟待解決的問題。通過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幼稚教育中國化運動的再認識,筆者獲得一些啟示。
一、新拿來主義——實驗是橋梁,適合國情是通行證
綜觀中國近代學前教育的百年發展歷程,不難看出它是以向外引入為起點,不斷調整適應國情、并不斷向外學習的過程。其運行公式大致為:模仿性學習——適應性學習——自主發展性學習。在對外學習的問題上,陳鶴琴的觀點是較為理性的:“這并不是說美國化的東西是不應當用的,而是因為兩下國情上的不同。有的是不應當完全模仿的,盡管在他們美國是很好的教材和教法但是在我國采用起來到底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要曉得我們的小孩子不是美國的小孩子,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環境均與美國不同,我們的國情與美國的國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們視為好的東西,在我們用起來未必都是優良的。”我想,陳鶴琴的觀點并不只是他個人的,而是一個時代呼聲的縮影與代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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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幼稚教育改革的歷史啟示
20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現代教育迅速發展的時期,各種教育新思潮風起云涌,“民主與科學”“教育救國”成為時代呼聲。中國幼教界亦乘風逐浪,掀起了幼稚教育中國化的改革運動。改革主要針對民國前期各種外國教育思潮傾門而入,中國幼教界一味模仿抄襲,從而迷失自我,身患外國病、花錢病、富貴病三大頑癥之現狀;運動以若干教育實驗為先驅,從教育目標、課程體系、師資培訓三方面著手,建立了較為完整的中國人自己的學前教育體系,繼而帶動了整個幼教界的本土化復歸和進一步發展,使社會式學前教育——這個西方的近代文明之果,在中國大地上落地生根,開出本土之花。這場改革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陶行知、陳鶴琴、張雪門、張宗麟等。本文試對這些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及實驗進行再認識,以期獲得可供解決今天中國幼教界存在的現實問題的一些有益啟示。
一、中國化幼稚教育目標的構建
陶行知畢其一生對改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建立適合中國實際的教育,進行了不懈的實踐和探索。他不僅在理論上提出應改革當時幼稚園的三大弊病——外國病、花錢病和富貴病,呼吁“用科學的方法去實驗,去建設一個中國的、省錢的、平民的鄉村幼稚園”,還于1927年創辦了我國第一個鄉村幼兒園——南京燕子磯幼稚園,從而初步構建了幼稚教育新目標——中國的、省錢的、平民的幼稚教育。
陳鶴琴是中國現代學前教育的奠基人之一,是幼稚教育中國化運動的中堅。1927年陳鶴琴等發表《我們的主張》,提出了建立中國式幼稚教育的十五條主張,勾畫了中國化幼稚園的雛形,主張第一條便是“幼稚園要適應國情”,并以適合國情為指導思想,構建了一系列中國化的細化的可操作的幼稚教育目標。
張雪門畢生從事我國學前教育事業,他對幼稚教育的意義和目標的認識尤為深刻。1936年,華北危急、國難深重時,他提出幼稚教育應為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并擬訂了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的四項目標:“(一)鏟除我民族的劣根性;(二)喚起我民族的自信心;(三)養成勞動與客觀的習慣態度;(四)鍛煉我民族為爭中華之自由平等,而向帝國主義作奮斗之決心與實力。”張雪門的改造民族的教育目標是中國化幼稚教育目標的集大成者,它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化幼稚教育目標的完滿建立;同時,也意味著中國確立了真正意義上的自己的幼稚教育。
二、本土化幼稚園課程的探索
陳鶴琴與他的學生張宗麟在南京鼓樓幼稚園進行的課程實驗對幼稚教育中國化至關重要。該實驗本著不強制兒童做機械的工作的原則,根據本土季節的變化來設計課程,選擇教材;教學采用游戲式的方法,并為此設計了許多富有中國本土特色的教具,如讀法教學中的綴法牌、掛圖,算術教學中的點數牌、滾珠盤、旋珠盤、初學加法片等。1928年他們在反復實驗的基礎上,制定出幼稚園課程規劃,并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被正式定為中國第一個幼稚園課程標準。直至解放后全面學習蘇聯為止,我國幼教界通行的一直是陳氏所創造的以本土季節變換為中心的活動課程,他所編的中國化的幼兒故事、幼兒園設備標準等更使后人受益無窮。
張雪門一生致力于中國幼稚園課程研究。早在上世紀20年代末,他就提出課程是適應兒童生長的有價值的材料,而生長有因時因地的差異,應區別對待,因此課程的內容應來源于兒童的現實生活。1970年,他在臺灣出版《中國幼稚園課程研究》一書,對他從北平到臺灣的近40年的課程研究作了總結。書中把“課程須和兒童的生活聯絡”作為課程標準第一條。他于1966年初步完成的“行為課程”體系則生動再現了中國兒童的現實生活,無處不滲透著中國化的精神和理念。
看陳鶴琴、張宗麟、張雪門的本土化課程觀,不難找出他們的共同點——對兒童直接經驗的重視,對中國現實生活的重視。這兩點是他們的課程取得成功推廣的根本原因,也是我們進行課程改革可借鑒的重要經驗。
三、適合國情的幼稚師范體系的建立
陶行知認為舊的幼稚師范的最大缺憾是培養的學生理論脫離實際,連一所像樣的幼稚園都辦不起來,所以要改革訓練教師的制度。新型的幼師,是招收中學生,以幼稚園為中心,學生既在課堂上學習基本理論知識,又在幼稚園中學習如何辦幼稚園。陶的辦校思想對今天幼稚師資教育的理論脫離實際的弊病無疑是一劑良方。
為真正實施改造民族的幼稚教育,張雪門認為幼稚師范教育的總目標是培養為普及平民幼稚教育,具有改造民族素養的新一代國民而獻身的幼兒教育師資。他把這個總目標落實到師范生的各科學習和各種活動中,無論是孔德師范的“騎馬者應從馬背上學”,還是北平幼稚師范的鄉村教育實驗區,都使學生從社會實踐中體會到中國需要教育之迫切、自己能為教育事業獻身之光榮。
陳鶴琴建立的幼稚師范教育體系是他的活教育理論的實踐運用。強調教育與生活現實、社會現實緊密聯系是活教育理論的特征。1940年,陳鶴琴創辦江西省實驗幼稚師范學校,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進行“活教育”實驗,構建起一個較為完整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幼稚師范教育體系。以下對陳鶴琴的“活教育”幼稚師范教育體系的評價亦可作為對陶、張等人師范實踐的代表性評價:它雖然實用主義教育色彩頗濃,但它“吸收歐美教育的長處而去其短處”,同時,“發揚我國固有教育方法的優良傳統”,更重要的是,它“以中國社會為其發展的基礎;它是針對社會實情,適合大眾需要而發展起來的,它是中國社會的道地產物,所以,它才有可能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生深厚的影響”。
啟示與反思
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的幼教事業在反思蘇聯模式的同時,開始面向世界,積極引入各國教育思潮和教育經驗。如蒙臺梭利教學法,二三十年代已引入過,但遭到失敗,90年代重新推廣,至今方興未艾;正在推廣中的瑞吉歐教學法也日益受到重視和接納。通過這二十多年的學習,中國幼教界取得了不少成績,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如一味崇洋,認為外國的東西都是好東西;如盲目追風趕潮,今天學這個,明天學那個,似乎沒見過的都是好東西,等等。隨著中國加入WTO,中國幼教界的發展將日益國際化、全球化,于是,如何與國際接軌,如何向國外學習,學什么,怎樣學,已是非常現實的亟待解決的問題。通過對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幼稚教育中國化運動的再認識,筆者獲得一些啟示。
一、新拿來主義——實驗是橋梁,適合國情是通行證
綜觀中國近代學前教育的百年發展歷程,不難看出它是以向外引入為起點,不斷調整適應國情、并不斷向外學習的過程。其運行公式大致為:模仿性學習——適應性學習——自主發展性學習。在對外學習的問題上,陳鶴琴的觀點是較為理性的:“這并不是說美國化的東西是不應當用的,而是因為兩下國情上的不同。有的是不應當完全模仿的,盡管在他們美國是很好的教材和教法但是在我國采用起來到底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要曉得我們的小孩子不是美國的小孩子,我們的歷史、我們的環境均與美國不同,我們的國情與美國的國情又不是一律;所以他們視為好的東西,在我們用起來未必都是優良的。”我想,陳鶴琴的觀點并不只是他個人的,而是一個時代呼聲的縮影與代表。這
新論。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第64頁.
[4]張雪門。中國幼稚園課程研究。臺灣童年書店,1970年,第7頁.
[5]陳鶴琴全集(2).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3、143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