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立高等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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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辦高等教育的異軍突起，是當前我國高等體制改革中的一個關系重大而又極為復雜的敏感問題。為了深入研究這一問題，探討我國民辦高等教育的存在與發展的意義，我們有必要對世界各國、各地區的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和作用進行一番比較研究。

一、私立高等教育的各種模式

世界上許多國家都有私立高等教育。但是其數量規模、質量水平、地位作用、發展過程、存在方式等等均各不相同。為了能夠合理地、科學地劃分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有必要先來考察一下已有的一些劃分方法。

耶魯大學的RogerL．Geiger教授的劃分方法是最為著名的。他依據私立高等教育招生數與整個高等教育招生數的比例，將其劃分為大眾型（私立比例為70％左右）、平行型（私立比例為50％左右）、邊緣型（私立比例很小）等三種模式。這種方法已逐漸為比較高等教育界人士所接受，確實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各國私立高等教育的一些數量特征。然而這一劃分方法之局限性與不科學性也是十分明顯的。其主要缺陷有三：第一，這一劃分方法所得出的三種類型無法涵蓋世界各國的私立高等教育。眾所周知，美國的私立高等教育是十分發達的。可是按照這種方法就無法劃分。所以RogerL．Geiger教授本人也不得不加以特別聲明，“美國的私立高等教育當屬于又一種模式”。第二，這一劃分方法的依據，信息過于模糊。不言而喻，各國高等教育招生總數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加以認真比較研究的數據。因為各國招生總數占適齡人口的比例差別很大，而且意義殊屬重要。怎么能夠不顧這一點而去奢談什么私立高等教育招生數在整個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例呢？例如，印度和印尼的私立高等教育的招生比例雖然很高，但整個高等教育事業并不十分發達，仍然處于高等教育少數化的發展階段，怎么能夠說它們與日本、菲律賓、韓國等一樣，也都屬于大眾型模式呢？第三，這一劃分方法在劃分的依據和劃分的結果之間存在著明顯的邏輯斷檔，因而有些結論是推導不出來的。例如，說平行型的典型特征是“公、私立高等教育的招生數基本相當（各占50％左右）”，“兩者在整個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幾乎一樣”，“私立高等教育的經費來源與公立的并無多大差別”等等。殊不知由于公、私立高等教育的招生比例是一個相對數，它們之間很可能此消彼長，至于它們的增長速度之一快一慢更是難以避免的。在許多國家高等教育事業發展過程的某一時期都可能出現“二者的比例基本相當（各占50％左右）”的情況，但卻未必同時兼有另外兩個特征。反之亦然。

另一種比較流行的劃分方法，是根據政府與私立高等教育的關系，把各國的私立高等教育劃分為自治型、控制型、放任自流型、不即不離型等4種模式。這一劃分方法亦有以偏概全的毛病，因為上列4種模式只是比較準確地反映了在具體的私立高等高等院校與政府之間所表現出來的4種不同關系，可是各國的私立高等教育往往是由各種不同的私立高等院校組成的，而許多國家政府對各種私立院校的態度并非都是一致的，因此，不能僅僅用其中的一種關系模式去概括某一個國家的私立高等教育的全貌。

有人認為可以根據私立高等教育與所處經濟環境的關系，把各國的私立高等教育劃分為發達國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和不發達國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兩種模式。其實所謂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主要是從經濟發展水平的角度來劃分的。盡管經濟發展水平與高等教育發展水平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但是高等教育發展水平與私立高等教育模式之間并不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諸如人口的多少、經濟結構的不同、文化傳統的差異、高等教育歷史沿革的特殊性等等，均對一個國家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的形成有很大的制約作用。因此劃分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不能僅僅依據經濟發展情況，而必須主要地依據私立高等教育本身的發展情況，只有這樣才是有意義的。

至于根據私立高等教育自身的各種特征來進行劃分，則又有許多種劃分方法。例如：根據經費來源之不同，劃分出完全自籌型、部分公助型、完全公助型等三種模式；根據功能之不同，劃分出研究型、普通教育型、職業教育型等三種模式；根據地位與作用之不同，劃分出骨干型、主力型、補充型等三種模式……上述就經費來源不同劃分的三種類型和就功能不同劃分的三種類型也都是針對不同的私立高等院校而言的，因此用它們來概括某一個國家的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也難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就地位與作用之不同而劃分出骨干型、主力型、補充型等三種不同類型的方法，有可能比較真實地反映某一個國家私立高等教育的部分特征，但這種劃分方法所依據的仍然是一種相對的標準，即私立高等教育與公立高等教育的結構比例。顯然，它也是完全隨著公立高等教育發展情況的變化而變化的，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出私立高等教育本身的發展水平，因而，也就無法單獨對不同國家的私立高等教育發展狀況進行比較。

那么，合理的科學的劃分方法又該是怎樣的呢？本文認為有必要建立起一套比較系統的劃分依據和標準。首先，要有數量規模方面的劃分依據。主要看私立高等教育的招生情況，但不能以占公、私立院校招生數的比例為標準，而必須以占適齡人口的比例為標準。超過10％的為大眾型，不足3％的為少數型，占3％－10％的為中間型。確定這一劃分標準的理由是：如果一個國家私立高等教育的招生數能夠超過適齡人口的10％，加上公立高等教育，全國高等教育的招生數勢必超過適齡人口的15％，從而符合了馬丁特羅的著名的劃分標準；而招生數不足適齡人口3％的私立教育，終歸是一種滿足少數人需要的教育。這一劃分標準將使得不同國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具有較強的可比性。第二，要有層次水平方面的依據。主要看私立高等教育的層次結構情況，但必須以國際通行的學位水準為標準。可以暫訂有權授予學士學位或學士以上學位的私立院校占普通全日制私立院校總數之50％以上的為高重心型，占30％－50％為雙向型，不足30％的為低重心型。第三，要有地位作用方面的依據。主要看私立院校所占的一些比重，但必須同時兼顧數量與質量兩方面的標準。可以暫訂私立院校學生數占公、私立院校總數的比例達到50％左右或者更高，同時在國家一流水平的大學中，私立院校所占的比例也達到50％左右或者更高，可稱為骨干型；私立院校學生數占公、私立院校總數的比例達到50％左右或者更高，但在國家一流水平的大學中，私立院校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可稱為主力型；其他的則一律稱為補充型。第四，要有發展條件方面的依據，主要看私立高等教育經費情況，但要廣泛聯系高等教育經費占整個教育經費的比例、私立高等教育的經費占整個高等教育經費的比例，以及私立高等教育經費中來自公共資金的比重等各項指標。可以暫訂高等教育經費占整個教育經費的比例達到25％左右或超過25％，私立高等教育經費占整個高等教育經費的比重超過30％，私立高等教育經費中來自公共資金的比重超過30％，可稱之為重視型；高等教育經費占整個教育經費的比例低于15％，私立高等教育經費占整個高等教育經費的比重低于30％，私立高等教育經費中來自公共資金的比重不足20％，可稱之為忽視型；其他的為過渡型。

上述各項劃分依據和標準，相互之間既有相對的獨立性又有緊密的聯系。它們各自都可以比較確定地描述私立高等教育的某一方面情況，而把這些不同的劃分依據和標準組織成為一個體系，可以幫助人們更加完整地把握各國私立高等教育的異同點，更加明確它們之多重特征所決定的特定坐標點，進而也就有可能歸納出私立高等教育的多種多樣的模式。我們可以把上述劃分依據及與之對應的各種類型列成下表：

劃分依據各種類型數量規模大眾型中間型少數型層次水平高重心型雙向型低重心型地位作用骨干型主力型補充型發展條件重視型過渡型忽視型

現在就讓我們對照上表找幾個國家來實際驗證一下。這里不妨以美國、日本、韓國、菲律賓、印度、印尼等國家作為例證。根據我們的劃分方法，從數量規模來看，美國不再像RogerL．Geiger教授所說的那樣，是“不好歸入任何一種類型的特殊類型”，而是與日本、韓國、菲律賓等國家一樣屬于大眾型，因為這些國家私立院校的招生數均已超過適齡青年的10％。反之，印度和印尼則不屬于大眾型，而屬于中間型。因為盡管兩國的私立高等教育占整個高等教育規模的比例分別高達80％和90％以上，但是公、私立高等教育招生數合起來只不過占適齡青年的7％－9％左右。從層次水平看，美國、韓國屬于高重心型，日本、印度屬于雙向型，菲律賓、印尼屬于低重心型。從地位作用看，美國、韓屬于骨干型，日本、菲律賓、印度、印尼屬于主力型。從發展條件看，美國、印度屬于重視型，日本、韓國屬于過渡型，菲律賓、印尼屬于忽視型。

分別歸納之，則美國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為：大眾型＋高重心型＋骨干型＋重視型。這說明美國的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比較成熟，條件較好，今后發展可能比較平穩。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為：大眾型＋雙向型＋主力型＋過渡型。這說明日本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比較成熟，但條件尚不理想，今后或有進一步改善的希望。韓國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為：大眾型＋高重心型＋骨干型＋過渡型。這說明韓國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比較成熟，但條件一般，今后進一步優化的可能性尚不明顯。菲律賓的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為：大眾型＋低重心型＋主力型＋忽視型。這說明菲律賓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比較不成熟，條件差，今后的進取任務還很艱巨，困難很大。印度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為：中間型＋雙向型＋主力型＋重視型，說明印度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還是有其成功的經驗的，但條件方面確實已經力不從心，今后面臨的任務是穩定規模，調整結構，以更好地適應社會的需要。印尼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為：中間型＋低重心型＋主力型＋忽視型。這說明印尼私立高等教育的發展還處于起步時期，條件差，承擔的任務過重，今后尤須在認真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努力謀求新的進步。

那么，說到我們國家的民辦高等教育，又該如何對號入座呢？顯然我們國家現有的民辦高等教育是典型的少數型＋低重心型＋補充型＋忽視型，這說明我們國家的民辦高等教育還剛剛起步，經驗不足，條件很差，今后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給予正確的引導和大力支持。但進一步的發展目標還只能以爭取早日實現中間型＋低重心型＋補充型＋過渡型的模式為宜，而不應當盲目追求那些不切實際的發展模式。

二、各種模式私立高等教育的不同作用

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是對私立高等教育復雜結構的一種概括。結構決定功能，而功能的發揮，即其實際作用，則會反過來影響著結構的變化，導致模式的改變。因此我們必須對高等教育的作用有比較深刻的了解，才能對不同國家與地區的私立高等教育模式加深認識，作出正確的評價。

我們應當承認，與公立高等教育相比，私立高等教育是有其消極作用的，其一，私立高等院校不屬于公共機構。作為一種民間組織，它有著自己的相對獨立的辦學宗旨、辦學思想、運行機制與經營方式，不像公立高等教育那樣能夠步伐一致地為國家培養特定規格的專門人才。許多國家都對私立高等教育的這種消極作用有所警覺，并努力消除或限制之。其二，私立高等教育獨立自主、各行其是，難免沖擊國家的人才培養規劃，容易造成部分專業大學畢業生過剩的浪費現象。其三，私立高等教育發展過快，可能與公立高等教育爭師資、爭生源、爭經費，影響或降低公立高等教育的水平。英國私立古老大學的優先地位，就使得英國公立高等教育系統的水平很難提高。其四，私立高等教育易于滋生一部分“學店”和“文憑工廠”之類的濫竽充數、牟取暴利的辦學機構，可能擾亂和影響國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和文憑信譽。其五，私立高等教育可能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印度、菲律賓等國家對私立高等教育的資助給國家經濟建設背上沉重的包袱，而且嚴重地擠占了普通教育的經費。此外，許多效益不好的私立高等學校往往因過分迎合勞動力市場的暫時性需求，過分追求時尚和投學生之所好，而導致短期行為，不利于形成好的學校環境與提高教育質量。還有，私立高等學校自籌經費辦學，往往過分依賴校友會或教會的支持以及來自企業界有關部門的資助，使得學術核心不容易抵制外界壓力之瓦解作用，可能造成不同學科之間待遇差別過于懸殊，教師心理失衡而影響校園的安定。

然而，與公立高等教育相比，私立高等教育的積極作用又是十分突出的；有些甚至是公立高等教育所不可比擬、不可替代的。綜觀世界高等教育發展史，我們不能不看到私立高等教育作出的許許多多令人矚目的貢獻。茲擇其要者，簡述如下：

①產生了近代大學。近代大學起源于12世紀末，最早便是以私立高等學校的形式問世的。近代大學之詞源系拉丁文之UNIVERSITA一詞，指的是“行會”、“社團”、“公會”等聯合體，根本沒有教育機構或學校的意思，這與古代的大學之明確命名為學園、學校等有著微妙的區別。這也就是說，近代的大學作為建立在理智興趣基礎上的教師和學生的自發性的聯合體，已經具有超越于當時之教會與政府的理想與目的的獨立社會價值。盡管“教皇和皇帝通過給大學頒發特許狀，通過慷概地給予大學捐贈和特權來企圖加以控制”，但大學的存在與運轉從根本上說，仍有賴于它自己所特有的一些性質與格式，如特定的人員構成、學術標準、學科專業的組織形式、課程考試、學位制度等。所有這一切也都超越了當時之教會與政府的組織與規范能力。顯然，當時并沒有預見到創辦近代大學的歷史意義，因此，近代大學始生之初，決不可能是官辦的、有計劃設置的機構。無論是從邏輯上還是從歷史上看，它都只能是一項源起于民間的偉大創舉。

②創立了研究生教育制度。內戰前后的幾十年是美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黃金時代，國土和人口大大增加，工廠商業迅速發展，對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傳統的貴族化的高等教育不能不受到時代的冷落，贈地學院的產生與發展開拓了以應用技術為主的普通高等教育的廣闊前景。然而，這并沒有成為美國新高等教育的統一格式。1876年成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學習德國大學注重科學研究的經驗，獨辟蹊徑，為取得學士學位的學生開設專門課程和實驗，正式培養研究生，并授予哲學博士學位，公開與廣為流行的“重術輕學”的思潮相抗衡。它宣告了現代研究生教育制度的誕生，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又寫下了光輝的一筆。

③衍生了二年制的初級學院。19世紀后半葉，美國高中數量增長迅猛，給大學教育帶來了強大壓力。在這一背景下，芝加哥大學校長哈珀想出了一個在保證四年制大學畢業生的質量的前提下，盡量招收更多的中學畢業生進入大學學習的辦法，于1892年首創把芝加哥大學分成為二級學院：大學一、二年級稱作基礎學院，三、四年級稱作大學學院。后來又分別改稱作初級學院和高級學院。這種辦法很快為其他一些公、私立院校所仿效。

④發展了各種各樣的高等職業教育。高等職業教育最早也是以私立職業學校的形式進行的。高等職業教育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難登“大雅之堂”。人們的心目中，私立職業學校更多地屬于“職業”，而較少地屬于“學校”。因此，直到本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前，即使開放如美國也不把私立職業學校的學生歸到大學生隊伍中去，不承認其具備申請政府設立之發給高等院校的學生的各種獎、助學金及貸款的資格。隨著社會職業結構的變化與內容的更新，私立職業學校的社會價值越來越明顯。1965年美國國會通過高等教育法案，1972年又頒發了這個法案的修正案，正式允許這類學校的學生申請政府的有關資助與貸款。至此，私立職業學校終于被看成是高等教育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并獲得了迅猛的發展。

⑤創辦了科學園區。科學園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誕生的一項新生事物，最早創辦于美國。40年代末，斯坦福大學教授特曼（Terman）為創辦斯坦福工業園（StanfordIndustrialPark）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美國東部更以哈佛與麻省理工學院為重點，形成了波士頓科研中心。如今，這一創舉已經逐漸為世界許多國家所仿效。

除了上述在世界高教發展史上所作出的具有深遠影響的卓越貢獻外，私立高等教育對許多國家與地區的高等教育以及社會經濟各方面的發展都發揮了或正在發揮著巨大的積極作用。諸如，為發展高等教育事業籌措了大量的來自民間的資金，減輕了國家的經費負擔；在很大程度上堅持了學術自由與辦學自主性，促進了科學文化的健康發展；產生并發展了一批具有國內外一流水平的大學；保證了高等教育從少數化階段向大眾化階段乃至普及化階段的成功過渡；為經濟部門尤其是中小企業輸送了大量適用人才；較好地滿足了人們對高等教育多種服務功能的需求等等。

綜上可見，私立高等教育雖然有其消極作用，但是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曾作出過巨大貢獻，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也發揮著積極作用。下面我們以美國和日本這兩個私立高等教育最為發達的國家為例，來具體分析一下私立高等教育是如何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的。

美國和日本是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的兩個經濟大國，在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大眾化方面均獲得了其他許多國家難以企及的成功。在高等教育水平的發展方面，美國已同歐洲具有優秀高等教育傳統的國家不相上下，日本也正在沖出亞洲，走向世界。美、日之所以能夠后來居上，實與這兩個國家私立高等教育的成熟發達有極大關系。不論是在美國還是在日本，為數甚多的私立高等學校均與公立高等學校相輔相成，共同承擔起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歷史使命。當然，兩國的歷史背景不同，高等教育發展的軌跡也不一樣。因此，在科技與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兩國公、私立高等教育所突出扮演的角色又是大不相同的，在19世紀下半葉，美國的私立高等教育已打下了相當基礎。當時私立大學發展的主要傾向受歐洲名牌大學之重視學術水平的傳統的影響，注重于學術研究與科學實驗。由于堅持自己選定的目標，敢于與公立大學重術輕學的風氣相抗衡，哈佛、哥倫比亞、斯坦福等一批私立大學終于建成了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學府，對美國文化與科學的發展做出了極大貢獻。同時也使得美國的公立高等教育可以騰出身來，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大量培養工農業生產發展所急需的專業技術人才，從而極大地推動了美國工農業生產的發展。日本的情況與美國有很大不同。19世紀下半葉，日本的資本主義基礎還相當薄弱，因此，開始時日本采取了主要由國家興辦高等教育的政策。1880年，明治政府就把48．99％的文教經費撥給東京大學。而日本的私立高等學校卻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慘淡經營，在公立高等學校所無能為力或不愿過多涉足的領域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畢業生成為私營企業工作人員的主要來源。私立高等教育的成長壯大使得日本整個高等教育在20世紀20年代、30年代得到迅速發展，滿足了國家進一步工業化的要求。本世紀60年代以來，美、日兩國的現代化生產和科學技術發展迅速，需要大量的高級技術人員，這使得兩國的兩年制高等學校大量涌現。在美國及時辦起了1000多所社區學院，絕大多數為州立，只有2％左右屬于私立。而美國的私立高等學校仍主要集中在4年制綜合大學和各種學院這一基本類型上。日本的情況則剛好相反，主要是由私立高等教育來承擔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任務，大約有90％的女子大學和85％的短期大學是私立的。

以上說明，像美國與日本這樣大規模發展私立高等教育，非但不會與公立高等教育發生沖突或互相牽扯，形成低水平重復辦學的局面，從而造成極大的浪費，降低整個國家高等教育的水平與效益；相反，卻更有助于兩國分別不同情況，從不同的側面去充分發揮私立高等教育之獨立自主、靈活機動，和公立高等教育之目標專注、步伐整齊的優勢，長短配合，互為補充，更好地滿足現代化生產與社會發展的需要。

私立高等教育的積極作用的發揮，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需要一定的條件。例如印度與菲律賓的私立高等教育規模均十分龐大，然而其積極作用卻并不十分明顯。對此，應該如何理解？首先，根據教育的外部關系規律，私立高等教育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發揮其積極作用，是受到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傳統等外部因素制約的，因此，它之作為一種可能性的存在是必然的，但是作為一種現實性的存在則是有條件的。其次，從教育的內部規律來看，私立高等教育的積極作用發揮得怎么樣，又是與教育內部之各種結構包括公、私立高等教育之間的關系密切相關的。印度私立高等教育的積極作用未能充分發揮的一個重要限制因素，是印度的教育制度要求私立學院必須依附于“母”大學。因此私立學院的活力不大，充其量不過是“母”大學的翻版。菲律賓則主要是因為高等教育政策過于“民主”，不是有區別地扶植一些重點院校，而是一視同仁地對所有“合格”的私立高等學校的學生撥款資助。因而非但沒有因為發展私立高等教育而減輕國家財政的負擔，反而刺激了低水平的私立院校盲目發展起來。

總之，各種模式的私立高等教育的作用是大不相同的。人們對私立高等教育的消極作用往往比較敏感，而對私立高等教育的積極作用又往往看得不夠全面。因此在選擇私立高等教育的模式時，往往過于患得患失，或限制其規模，或限制其特色，或不敢重點扶植，使得私立高等教育，或者不能充分發展或者不能充分發揮其積極作用。對此，我們必須引為鑒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