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結構變化趨勢影響職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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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來，職業教育可以界定為：在一定時間(三年或者二年不等)和一定空間(職業學校，包括職業高中、中專和技校)里，由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員(教師)對某一年齡階段的學生(一般是初中或者高中畢業生)進行知識和技能訓練，使他們掌握從事某一具體職業(職業是勞動者為了生活所得而發揮個人能力，在社會分工體系中從事的相對穩定的、有報酬的、專門類別的工作及由此獲得一種特定的勞動角色[1])能力的教育形式。雖說職業教育還被人們賦予其它一些功能，但職業教育產生并且得以存續的根本原因就是為人們的就業服務，否則，職業教育將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所謂職業教育為經濟發展服務，也主要是為經濟發展培養大量適當的勞動者和有一定技術的中初級技術工人(其實就高級技術工人成長的規律和目前我國職業技術學校的教學和訓練狀況來說，職業學校也只能培養低層次技術工人，因為高級乃至中級技工更多的是在長期實踐過程中成長起來的，職業學校的實習設備和訓練時間、師資水平等都很難保證培養出時下企業高薪聘請的“高級技工”)，進而為經濟發展服務。
從理論上說，我國發展職業教育的證據是充分的，而且中央和地方政府也不可謂不重視，學界也曾援引發達國家如何發展職業教育及其重大作用等進行了闡述。但實際情況似乎并不像我們的預期。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制約了職業教育的發展?又是什么原因限制了我們對職業教育的發展狀況進行正確判斷呢?我認為，從社會結構變化的角度分析，興許可以部分地回答上述問題，即使不能，起碼也能開闊我們的思路，并對預測未來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趨勢有所幫助。
一、我國未來一個時期社會結構變化的趨勢
誰都不是預言家，未來的事情不好預測。但鑒往可以知今，前瞻性思考的真理性往往即深藏于對往昔的回顧之中。[2]對我國社會結構變化的預測也是這樣。通過分析過去與現在社會結構的特點，我們可以找到其未來變化趨勢的蛛絲馬跡。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中國社會的自由空間逐漸擴大，資源流動不斷加速，并在一定程度上松動了傳統集權體制在經濟、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基礎，整體性、同質性社會開始解體，引發了中國社會結構的重大變遷。在當代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趨勢下，由于政府及時放松了對經濟領域的過度干預和嚴格控制，因而有效地促進了社會領域的分離和社會結構的調整。我們已經看到，在我國現實社會中，不僅政治領域、經濟領域、文化領域(甚至包括意識形態)之間拉大了距離，各自獲得了相對獨立的社會地位，而且各個領域開始更多地去追尋屬于自己的目標，同時各自的價值原則更趨獨立。與此伴隨的是社會結構的變化。
1．城鄉二元結構的變化
過去28年中，中國人口由農村向城市的集聚速度不斷加快，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1978年末的17．92％一路提升至2004年末的41．76％。大致說來，中國人口結構城市化進程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出現在1978年至1984年間，伴隨農業改革與逐步放開農產品價格管制，大量農民進城尋找新的出路，6年間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平均每年上升0．85個百分點。第二階段出現在1985年至1995年間，受城市及工業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影響，城鎮職工開始分流，下崗職工數量逐步增加，以往城鎮第三產業新增就業崗位中主要由農民進城務工、經商人口占據的情況發生改變，11年間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例平均每年上升速度下降到0．55個百分點。第三階段出現在1996年以后，在當年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由上年的29．04％大幅提升5530．48％，升幅達到1．44個百分點之后，隨后9年基本上維持在這一水平，10年間平均每年上升1．41個百分點。鑒于政府有關部門已經放寬城鎮戶籍制度，包括省會級城市也將逐步取消農民進城的戶籍限制，加上進口農產品數量持續快速增長，導致國內農業勞動力過剩現象不斷加劇。相信在未來10年內，中國將進入新一輪人口結構城市化高峰。到2015年，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例有望超過60％，甚至達到65％。[3]
2．階層結構的變化
作為一個簡約的例子，我們可以對50多年來的中國社會結構變遷進行掃描。新中國建立時，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農業社會，社會的整體結構保持著傳統農業社會的格局。之后社會成員地位的獲得因為戰爭和現代教育制度的引入雖然有所變化，但在總體上變化不大。
1949年至1978年，宏觀制度(如作為制度的意識形態，還有資源分配制度)的變化對中國社會的整體結構進行了全面重構，在這個過程中，也徹底改變了個人社會地位獲得的途徑。以后者為例，首先，教育制度曾經是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重要通道，而教育制度的變革使得社會成員對接受教育與地位獲得的既得關系失去了預期；其次，職業流動曾經也是社會成員向上流動進而改變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路徑，資源分配制度的變化使得職業流動基本上被意識形態所包圍，社會成員幾乎失去了向自由職業流動的所有路徑。經過各種社會改造運動和制度設計，我國逐步形成了由干部、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四大階層組成的社會結構。在這四大階層中，干部、工人、農民的階層地位相對固定，知識分子階層則因政策的變化處于變動之中。通過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這四個階層實際上成為四大身份群體，他們在經濟來源、收入多寡、政治待遇以及社會地位方面有了明顯差異。
改革開放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我國社會分層機制發生了根本變化，財富越來越成為社會分層的重要標準，·社會分層結構變得越來越復雜。現代社會階層結構變化主要以職業分類為基礎。對一個人的身份認定，主要是看其從事什么樣的職業，當然還要參考他的經濟資源、文化資源、組織資源的占有情況。社會科學院的專家根據上述標準對我國人群作了階層劃分，共計10個。[5]第一個階層是國家與社會管理階層，占就業人口數的2．1％，其中鄉村占的比例較少，城市占的比例較大。第二個階層是經理人階層。第三個階層是私營企業主階層，占1％。第四個階層是專業技術人員階層，包括教授、醫生等專業技術人員，占到14．6％。第五個階層是辦事人員階層，即辦公室主任、文書、搞計算機的、會計、出納，這在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里都有，規模比較大。第六個階層是個體工商戶階層。第七個階層是商業服務人員階層，主要是第三產業的員工，占11．2％。第八個階層是產業工人階層，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工人，當然這跟工人階級不是一個概念。第九是農業勞動者階層，也就是我們說的農民，包括流動人口。農村社會單一的農業勞動者階層已經分化，按照所從事的職業和占有生產資料的多少，又可以將其細分為農業勞動者、農民工、鄉鎮企業工人、個體勞動者、智力型勞動者、農村干部和無業者7個階層。IQ第十個階層是下崗失業階層，只能享受國家最低生活保障。由改革開放以前的“四民社會”到現在的“十大階層”社會，說明我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必將隨著我國改革的不斷深入及市場經濟制度的逐步完善而愈變得更為復雜。不過可以預見的是，我國的社會結構不會再回到以前的狀態中去。
3．社會結構變化的未來趨勢
現在看來，如果中國繼續沿著改革的道路不斷走下去，在這期間不出現大的波動，繼續按照既定政策，深化改革戶口制度、勞動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等，那么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預測：
第一，城市化的步伐會加快。以2003年40．5％的城市化率為基準，若今后每年增加1％，到2020年城市化率將達到55％-60％。
第二，就業結構調整。現在一產、二產、三產占GDP的比例分別是14．6％、52．3％、45．3％，三次產業就業比例是49．1％，29．6％，29．3％，現在勞動力偏離GDP30多個百分點。若到2020年能降5~30％以下，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占70％1～2上，比例就比較合適了。
第三，城鄉差別縮小。現在我國的城鄉差別太大，調查顯示，2005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493元，農民人均純收入是3255元，城鄉之比是1∶3.50，加上城里人隱性收入，比例達到1∶5，這在世界上絕無僅有。那怎樣一個比例才合適呢?1∶1．5比較合理。所以就城鄉差別而言，我們要一年縮小0.1—0．2個百分點，最后把城鄉差別控制在1∶1．2—1∶2之間。
第四，社會階層結構中中間階層擴大。我國中產階層占整個人口的比例，1999年是15％，2004是19—20％，希望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到2020年能夠到達38-45％。這樣整個社會結構就成為一個“橄欖型”。社會學研究認為，“橄欖型”社會結構是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這一點也是我們建設“和諧社會”所需要的。
總體而言，未來我國社會結構變化主要集中在城鄉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變化上：前者主要表現在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鄉差距逐漸縮小、大量農村人口變成城鎮人口等方面，因為城鄉之間事實上存在的差距，能夠進人城市依然是農村居民的希望；后者主要表現在中間階層(或者中產階級)的擴大上，當然這個中間階層是一個比較廣義的概念。這對職業教育發展既帶來了機遇，也提出了挑戰。
二、社會結構對職業教育發展的影響
誠如上述，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進入了一個加速現代化的時期，這突出表現為工業化、城市化、農業人口脫離農業生產而進入城鎮、社會分工體系變得更為復雜等，社會學家把這一階段稱作社會急劇轉型期。社會轉型涉及到政治(雖說政治領域的變化不如人們預期的快，但也與以前的面貌不一樣了)、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所有這些領域都與以前大不相同。社會轉型對個人的影響同樣是深遠的，每一個經歷過這幾十年變遷的人無不體會到社會變化的劇烈。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社會結構的變化。
社會結構是社會學中的一個基本概念。關于社會結構的定義多種多樣，本文主要借用美國當代結構主義理論大師彼特·布勞的結構變遷理論。這一理論認為：社會結構的組成是指由個人所組成的不同群體或階層在社會中所占據的位置，以及他們之間表現出來的交往關系。按照這種定義，社會結構可以由一定的結構參數來加以定量描述。結構參數就是人們的屬性，分為兩類：一是類別參數，如性別、宗教、種族、職業等，它從水平方向對社會位置進行區分；二是等級參數，如收入、財富、教育、權力等，它從垂直方向對社會位置進行區分。這兩類參數之間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從而使社會結構的類型顯得更加復雜多樣。[7]對于中國來說，社會結構的特點除了階層結構以外，還有城鄉結構，比如居住在城市和鄉村，就像在兩個世界一樣。新中國成立以后，戶籍制度、人事檔案制度、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等人為地把城鄉隔開，改革以來，這種城鄉壁壘雖然有所松動，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隨著社會的變化，更多的因素加入到人的階層分化上來，其中教育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教育對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成為影響一個人職業選擇的重要變量，具有社會分層的作用。建國以來，中國人教育程度的高低，不管在哪一個歷史時期，都深受父輩職業地位的影響，父親職業地位越高其子女獲得的教育文憑也就越高，所積累的教育資本或人力資本就越高；“父親受教育水平”對“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響，可以通過自己的教育傳承，為子女創造比較好的受教育機會，并通過提高子女的教育層次幫助其獲得較高的職業地位。人們追求教育的公平，希望通過教育的公平來突破家庭對子女社會地位取得的影響，實現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特別是那些社會地位較低的家庭追求教育公平的愿望更為強烈。[8]
社會結構變化與教育之間的關系一直是教育社會學研究的重點之一，對這個問題國內外都有研究。在這些研究中，社會結構主要是指社會分層結構，即社會中人按照占有財富的多寡、聲望的高低和權力走下去，在這期間不出現大的波動，繼續按照既定政策，深化改革戶口制度、勞動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等，那么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預測：
第一，城市化的步伐會加快。以2003年40．5％的城市化率為基準，若今后每年增加1％，到2020年城市化率將達到55％-60％。
第二，就業結構調整。現在一產、二產、三產占GDP的比例分別是14．6％、52．3％、45．3％，三次產業就業比例是49．1％，29．6％，29．3％，現在勞動力偏離GDP30多個百分點。若到2020年能降5~30％以下，非農產業的勞動力占70％1～2上，比例就比較合適了。
第三，城鄉差別縮小。現在我國的城鄉差別太大，調查顯示，2005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493元，農民人均純收入是3255元，城鄉之比是1∶3.50，加上城里人隱性收入，比例達到1∶5，這在世界上絕無僅有。那怎樣一個比例才合適呢?1∶1．5比較合理。所以就城鄉差別而言，我們要一年縮小0.1—0．2個百分點，最后把城鄉差別控制在1∶1．2—1∶2之間。
第四，社會階層結構中中間階層擴大。我國中產階層占整個人口的比例，1999年是15％，2004是19—20％，希望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到2020年能夠到達38-45％。這樣整個社會結構就成為一個“橄欖型”。社會學研究認為，“橄欖型”社會結構是一個穩定和諧的社會，這一點也是我們建設“和諧社會”所需要的。
總體而言，未來我國社會結構變化主要集中在城鄉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變化上：前者主要表現在城市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城鄉差距逐漸縮小、大量農村人口變成城鎮人口等方面，因為城鄉之間事實上存在的差距，能夠進人城市依然是農村居民的希望；后者主要表現在中間階層(或者中產階級)的擴大上，當然這個中間階層是一個比較廣義的概念。這對職業教育發展既帶來了機遇，也提出了挑戰。
二、社會結構對職業教育發展的影響
誠如上述，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國進入了一個加速現代化的時期，這突出表現為工業化、城市化、農業人口脫離農業生產而進入城鎮、社會分工體系變得更為復雜等，社會學家把這一階段稱作社會急劇轉型期。社會轉型涉及到政治(雖說政治領域的變化不如人們預期的快，但也與以前的面貌不一樣了)、經濟、文化等方方面面，所有這些領域都與以前大不相同。社會轉型對個人的影響同樣是深遠的，每一個經歷過這幾十年變遷的人無不體會到社會變化的劇烈。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社會結構的變化。
社會結構是社會學中的一個基本概念。關于社會結構的定義多種多樣，本文主要借用美國當代結構主義理論大師彼特·布勞的結構變遷理論。這一理論認為：社會結構的組成是指由個人所組成的不同群體或階層在社會中所占據的位置，以及他們之間表現出來的交往關系。按照這種定義，社會結構可以由一定的結構參數來加以定量描述。結構參數就是人們的屬性，分為兩類：一是類別參數，如性別、宗教、種族、職業等，它從水平方向對社會位置進行區分；二是等級參數，如收入、財富、教育、權力等，它從垂直方向對社會位置進行區分。這兩類參數之間可以相互交叉，也可以相互合并，從而使社會結構的類型顯得更加復雜多樣。[7]對于中國來說，社會結構的特點除了階層結構以外，還有城鄉結構，比如居住在城市和鄉村，就像在兩個世界一樣。新中國成立以后，戶籍制度、人事檔案制度、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等人為地把城鄉隔開，改革以來，這種城鄉壁壘雖然有所松動，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隨著社會的變化，更多的因素加入到人的階層分化上來，其中教育的作用越來越明顯。教育對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成為影響一個人職業選擇的重要變量，具有社會分層的作用。建國以來，中國人教育程度的高低，不管在哪一個歷史時期，都深受父輩職業地位的影響，父親職業地位越高其子女獲得的教育文憑也就越高，所積累的教育資本或人力資本就越高；“父親受教育水平”對“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影響，可以通過自己的教育傳承，為子女創造比較好的受教育機會，并通過提高子女的教育層次幫助其獲得較高的職業地位。人們追求教育的公平，希望通過教育的公平來突破家庭對子女社會地位取得的影響，實現社會各階層之間的流動。特別是那些社會地位較低的家庭追求教育公平的愿望更為強烈。[8]
社會結構變化與教育之間的關系一直是教育社會學研究的重點之一，對這個問題國內外都有研究。在這些研究中，社會結構主要是指社會分層結構，即社會中人按照占有財富的多寡、聲望的高低和權力的大小被劃分成不同的階層；教育主要是指學術性的普通教育，也就是不同層次的教育。一般的研究認為，在現代社會中，教育對人的社會階層分化作用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接受教育與不接受教育之間的區別；二是接受教育多少之間的區別；三是接受教育的種類之間的區別。但由于現在世界各國教育的普及水平都比較高，所以是否接受教育的區別已顯得不很重要，重要的是接受教育的多少和接受什么樣的教育之間的區別，這個區別決定了一個人從事職業的區別，進而影響一個人在社會階層結構中的位置。如果一個人接受了學術性的高等教育，就有可能從事一種報酬好、聲望高的職業，也就有可能處于社會分層結構的上游，反之則處于下層。
職業教育作為一種與學術性教育(我稱之為地位教育)不同的技能教育(我稱之為生存教育)，決定了其發展與社會結構之間有一種很強的相關性。比如，一個人接受與建筑施工業、電子電器業、制衣制鞋業、住宿餐飲業、商務服務業等行業相關的職業教育，畢業后所從事的職業一般也與此相關。在這些行業中他們又大多從事中低層次的職業崗位工作，成為所謂的藍領(比如一線操作工人、輔助生產工人、后勤保障工人等)，而這些崗位的薪酬和福利待遇是企業里面最低的，[9]而且往往處于社會結構的中下層。總體來說，社會結構與職業教育之間有著相互強化的關系，只不過這是一種負強化，也即接受了職業教育，只能從事某種中低層職業，而這類職業又處于社會階層結構的中下層，這就導致人們盡量不接受職業教育。這一點從新中國成立以來，職業教育在中國發展的跌宕起伏的態勢中可見一斑，什么時候職業教育有利于人們地位的改變，什么時候職業教育就發展得紅火。筆者對幾所職業學校學生的出身和未來去向進行調查后發現，農村職業學校90％多的學生家長是農民，城市里職業學校90％多的學生的家長是工人(包括個體工商戶、下崗工人)，而他們畢業后的去向(有的沒就業、也有少量通過對口單招考取了高職或大學)絕大部分是工廠、商業企業、旅游服務業。
社會結構變化就像信號一樣，影響著人們對職業教育的看法，進而影響人們對接受職業教育的決策。因為，現在人們有了自主選擇的權力，是不是接受職業教育反映了人們對職業教育能夠給人們帶來什么的認識，這些認識來源子對已經接受了職業教育的人的處境的觀察，以及把這些人與沒有接受職業教育的人的命運進行比較后的權衡考慮。職業教育的現狀以及它在改變人們社會階層結構上的局限性決定了我國職業教育時下不會有人們期望的那樣大的發展，相反卻有可能繼續萎縮，回到常態。
當前一個時期，對于農村居民來說，通過接受職業教育，在就業形勢十分嚴峻的情況下找到一份工作，順便解決了從農村到城市的轉變問題，還是職業學校一個吸引人的地方。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這種吸引力會逐漸減弱。在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上，職業教育更無優勢可言。不過，我國的經濟發展和成為制造業大國的愿望又需要一定的職業教育。現在制造業大國、強國，像德國、日本、韓國，技術工人占整個工人總數的比例，拿中國的說法，高級技工(六、七、八級)一般占30％-35％；中級工(三、四級工)占50％左右；初級工也就是10％左右。這樣的格局，才是一個現代化制造業強國。沒有熟練的產業工人是很難成為“世界工廠”的。在中國的南方、北方各大城市，大批勞動大軍等待著就業機會，但真正懂技術的熟練工人十分稀少(技工荒)。日本雖然在技術開發上不占優勢，但有一支世界無可比擬的技術精湛的產業大軍，他們從事相關工作幾十年，用靈巧的手造出了世界上最精密的產品。但是這雙靈巧的手在高等院校是“教育”不出來的，也不是短期培訓能達到的，而需要多年的磨練。
三、發展職業教育的對策建議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似乎得到這樣一種印象，我國的職業教育發展沒有辦法了。其實不然，“辦法總比問題多”。那么，未來我國職業教育發展應該從哪些方面著力呢?筆者認為以下幾點似乎不能不考慮。
1．提高職業學校的辦學水平
過去、現在乃至未來，職業教育得以立足的資本是質量而不是數量(當然一定的數量是必要的)，所謂“不在多而在精”。我們講的質量不是指學生考試成績的高低，也不是職業學校對口單招的升學率，而是指學生掌握技能的熟練程度、規范程度。我國有一句老話叫“熟能生巧”。只有在對一個行業(職業崗位)所需要的技能，包括要領、方法、步驟熟練掌握的基礎上，才能談對技能的改進和提高；任何一個職業崗位的技能要求都是經過反復實踐總結出來的。反觀我國的職業學校，問題不是培養的學生太少，而是培養的學生質量太差；也不是培養的學生崗位變化能力不強，恰恰是培養的學生適應一個崗位要求的專業能力不強。這些都與職業學校的辦學質量不高有關，與訓練時間不足有關，與對動手操作的要求不夠有關。以后，職業教育的發展重心必須轉移到提高質量上來，增加學生的實習、實訓的時間，增加和更新學校實驗實習設備，提高現有設備的利用率。
2．切實改變職業學校畢業生的薪酬、待遇，為這些人從社會階層結構的較低位置流動到中上位置創造條件
每一個人都有夢想，都希望成為“中產階級”或者上等階級。當然：夢想不一定都能夠實現。但社會應能給每個人提供實現夢想的便利，而不是處處人為設置障礙。為此，清除各種歧視性的制度、觀念，制定各種法律、法規，比如“企業工人工資增長法”等，把技術工人的工資隨企業效益的增加而增加、改善企業員工的生產生活環境和福利等上升為法律是迫切需要考慮的問題。只有全社會營造一種尊重技術、尊重手藝、尊重技能的氛圍，扭轉輕視“勞力者”的風氣，職業教育才能健康發展。而這必須以切實的制度建設乃至法制建設為基礎。
3．規范企業的生產、用工行為，鼓勵企業參與職業教育
各類型企業是職業教育發展的動力，也是職業教育的最后落腳點，沒有企業的參與，就不會有職業教育的真正發展。過去，我國的行業、企業都有開辦職業教育、參與職業教育的好的傳統和經驗，比如中專大都是行業所辦、技校大都是企業所辦，但是后來把中專劃歸教育系統管理，企業因“社會化”改革或者轉制(企業辦學校、尤其是職業學校是企業的負擔，影響企業的發展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停辦技校等做法，切斷了上述好的傳統。以至于現在的企業只想摘取職業教育這棵大樹上成熟的“桃子”，而不想給桃樹澆水施肥，更不想種桃。應該恢復以前企業辦職業學校的傳統(這和目前鼓勵社會力量辦職業學校的政策是吻合的)，采取各種措施強制或者鼓勵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比如稅收優惠政策，強制企業培訓員工等。
鑒于我國經濟的長期發展需要大量的技術工人，而企業為了自身的發展也需要通過改善技術工人的待遇吸引他們，這樣就會改變技術工人作為一個群體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而技術工人從哪里來?目前或者以后一個較長的階段，只能依靠職業教育，即使職業教育不能(實際上也不能)直接培養高級技工，但能夠培養中初級技工，從而為高級技工的成長打下良好的基礎。對職業教育來說，要盡快從盲目追求數量增加轉變到質量提高的軌道上來，這不僅是當前的要務，也是長期的任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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