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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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家作為對教育本質有深刻體悟、對教育信念有執著追求、對教育事業卓有建樹的教育及文化大師，是教育精神和品格的活的標本和示范。在教育家的稱號中聚集了社會對純潔、高尚、正義、良知、文明等美德和理性的期待和寄托，對其指稱應該謹慎而恰當，切莫誤用和濫用，以維護教育家稱號必須的純潔性和珍貴性。

[關鍵詞]教育家；教育官員；教育品格

近些年來，洶涌澎湃的市場經濟大潮所張揚的強烈的功利意識和欲望，使“白衣天使”、“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等傳統美德承載者身上的高潔色彩頓減，只有科學家、教育家等極少數稱號尚能保持未被世俗風氣污染的純潔和高貴。這些稱號內涵的純潔和高貴，與我國極少數的未被污染的自然資源一樣，已經成為我們民族極其稀缺的文化資源。珍惜和維護這些稀缺的純潔和高貴稱號，把它授予或留給那些名副其實的、真正有資格得到的仁人志士，是我們社會應有的品格和責任。然而，在目前的一些報刊文章中，教育家稱號也有被濫用的跡象。比如：在2006年3月23的《南方周末》上，就有標題為“我們需要這樣的教育家”的文章。對此，作者疑惑的是，難道教育家還能夠被區分為人們是否需要的兩個群體嗎?如果“我們(社會)不需要”，那還是教育家嗎?細究該文背景，才知道該文是對表示“政法大學今年將在全國各省的本科招生中，首次實行按照人口比例確定招生指標”的中國政法大學校長表達贊賞之情的，因而欣喜地歡呼“我們需要這樣的教育家”。作者雖然也與文章的作者一樣非常贊賞徐顯明校長為推動中國的教育公平而作出的努力，也因此而對徐校長和文章作者深懷敬意。但細觀該文所依據的材料，則以為標題中所使用的“教育家”稱謂過于簡單和隨意。而存在于這種隨意看法后面的對教育規律的漠視態度則更令人憂慮。

在筆者的印象中，教育家應該是一個十分崇高的榮譽稱謂，它是社會對于那些真實地推動教育文明和進步的人們的最高贊賞和褒獎。在教育家的稱號中，凝聚了社會對教育家們真摯的尊敬和信賴。它們不是任何機構可以通過行政權力或話語權力隨意封賜或任命的，而是人們基于自己由衷或真摯的尊敬和熱愛贈與的，是產生于人們心中的。一個真正的、名副其實的教育家，往往集社會責任和良知于一身，他們不但在對教育本質和精神的理解上具有真知灼見，而且在教育的實踐上能夠開拓創新，樹立和引領一代教育風氣。在真正的教育家身上，可以說積聚了社會中極其優秀的思想和品質，他們是高尚、文明、理性、學識、正義、愛心、責任感、社會良知等諸多美德和高貴品質的化身。如同科學家是科學成果的創造者、藝術家是藝術成果的創造者一樣，教育家是教育成果的主要創造者，是推動教育進步的重要力量。

綜觀中國教育史，凡是被尊稱為教育家的人，都是德行高潔、視教育精神和品格為生命追求和道德操守的人。他們忠于教育宗旨而不為世俗所囿，秉持教育精神而不為權勢所屈，他們是教育精神的體現者和實踐者，是教育境界和品格的活的標本和示范。他們雖然學富五車卻能虛心向別人學習，并將國內外先進的教育思想和理論作為奠基自己教育思想的基礎或條件，作為自己進行教育創造的依據或思想源泉。他們或許曾經向古人學習，向同行學習，向外國人學習，但絕不是生搬硬套外國教育理論的“文字販子”，也不是亦步亦趨的“效顰東施”，而是在學習別人先進理論的基礎上，積極創造適合中國國情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制度。他們的教育思想、觀念、境界、品格一定是獨特的，是一般人難以達到的，是熔鑄和凝結了自己的個性品格和理想追求的。他們在教育工作中依據的規則，往往不是來自政府機構的、本質上為行政規則的規則，而是由自己的教育理想、境界、信念內化的“教育法律”。他們在教育思想上的真知灼見和深刻領悟，很自然地體現于自己的治校方略和工作方式之中。比如：蔡元培“三顧茅廬”禮請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聘沒有考上北大的梁漱溟為北大教師；陳序經從廣州專程懇請陳寅恪到嶺南大學任教，并長期對其持弟子禮。他們雖然置身“體制”之中但絕不拿教育原則和自己的教育信念做交易，比如竺可禎主持浙大校政之前向“委員長”提出的“約法三章”(不許干預校政、保證經費充足、任期半年)，蔡元培先生關于“我絕不再任這不自由的北大校長”的通電聲明。他們為了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不惜舍棄顯赫的名譽地位和優裕的生活條件，比如陶行知辭去中央大學教務長而辦曉莊學校，梁漱溟辭去北京大學教授而投身鄉村(教育)建設運動，胡適多次拒絕“人閣”而終生不黨不派、“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不回避危險”，矢志不渝于教育。他們雖然會順應時勢采用一些活動的策略或不得已地屈伸，但他們都不會視策略為目的，為教育進步和發展的目標和信仰不會改變，特別是不會因此而放棄自己的教育信念和原則。比如陶行知為了曉莊學校的生存甚至向“化緣”，張伯齡為了南開的生存不得已接受“中央考試院長”的任命等。總之，教育家是一群甘愿為教育嘔心瀝血、殫精竭慮、視教育宗旨和精神為生命的人，是為教育進步不惜舍棄自身利益的人。可以說正是這些真正的教育家們的本色行為，才為我國的大學積聚了豐富而感人的歷史和傳統，而人們對他們的尊重和敬仰也是極其真誠和發自肺腑的。

反觀時下有些文章中被指稱為教育家的人，其依據往往不是基于他們在教育思想創造方面的杰出貢獻，或者是在教育業績方面的卓越建樹，而是因為他們是著名大學的校長或位高權重的教育官員。顯而易見，這些文章是將教育家與教育官員的概念混淆了，他們以為教育官員與教育家是可以相等的。而只要訴諸簡單的教育和文化常識，就可知二者是有區別的：一是教育家作為一種榮譽稱號，是人們基于真誠的尊敬和崇尚在自己心中授予的；而教育官員則是一種教育行政職務，是需要通過一定的行政程序委派或任命的。二是教育家的榮譽是無限的，是可以伴隨其終生及世代流傳的；而教育官員的任期則是有限的，其權力是會隨著職務的卸任而消失的。三是教育家是以教育事業為精神追求和生命寄托的人，他們不僅具有深刻獨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而且還有世人所公認的教育建樹。教育家們往往視教育本質和宗旨為自己的精神生命，為此他們可能不惜舍棄自己的名譽和利益。教育官員則是一種“承上啟下”的角色，對上他們往往是一個執行者，只能貫徹和落實上級的教育思想和觀念，而不能有不同于上級的教育思想和觀念。對下他們只能傳達和布置上級的要求和任務，遵循上級制定的規則來處理各種事務，不能超越有關規定。他們追求的工作目標，往往不是教育本質的實現和教育精神的體現，而是上級領導人或領導機關的滿意。他們追求的教育目的，往往不是自己內心自覺認同的教育目的，而是上級規定的教育目的。四是教育家可以因為社會原因而去做教育官員，比如張伯齡被迫離職南開大學校長而任中央考試院院長，傅斯年在北大校長任上被調去任教育部長等。但教育官員不能自然地成為教育家。教育官員如果要成為教育家，則必須進行脫胎換骨式的改變：必須修養自己獨特的教育思想和理念，推行先進的教育制度和文化，將自己本質性的以權力服從為宗旨的教育管理方式，轉化為以體現教育本質和規律意蘊為宗旨的管理方式，使自己執掌的大學或教育機構出現本質性的進步和變化，贏得人們心悅誠服的贊賞和肯定。五是人們可以根據教育官員的表現對其作出是否稱職、進而是否需要的評價，但卻不能對教育家進行這樣的評價。因為教育家就是教育家，其價值和意義不容置疑。教育家之間只有風格的不同，而不存在是否需要的問題。有誰聽說過哪個社會宣稱他們不需要教育家嗎?

聯系我國大學的實際情況，可以說大部分的高校領導還只是教育官員，他們當中還很少有人具備真正的教育家的內涵和境界。當然，我們承認這種現象的形成是有其深刻的歷史和社會原因的。首先，我國高校領導人選拔的基本標準是行政官員而不是教育家，他們在被任命時就被確定了行政級別，并且根據大學的背景和實力被分為副部級、正廳級、副廳級等。大學校長作為政府的代表，首先需要履行行政官員的職責，以對任命他們的行政機關負責為第一原則。其次，他們在大學治校活動中，主要秉持的還是行政的規律和邏輯。在大學的行政管理活動中，他們一方面是上級行政命令的承接者和執行者，以完成上級布置的各項時期性、權宜性工作任務為目的。即使這些任務是非教育的、甚至是與教育本質相悖的，他們也不能拒絕。一方面是行政權力的普及者和強化者，使行政權力極度地膨脹和放大，以至于在我國高校內部，官本位的風氣甚囂塵上、鋪天蓋地，覆蓋了高校的各個角落，學術權力則極其微弱甚至淪為空白。再次，我國現行的教育體制本質上仍為計劃體制，這種體制要求大學校長必須以服從上級指令為原則，而不能以自主決策為原則。在這種體制下，大學校長們名義上握有大學行政的管理權，實際上在內要服從校黨委的組織領導，在外要完成政府管理機構布置的各種任務，其思想和組織活動空間極其有限，基本上無法發揮教育家的創造性或開拓性作用。雖然有些大學校長在某個短暫的時期或特殊的情況下，可以推行一些體現自己個性的創新性措施，但他們主導的制度創新和文化創新，在現行的體制下往往難以持續。我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影響很大的教育改革家劉道玉的被免職，就是現行體制中教育家精神難以彰顯的明證。所以，我們雖然理解大學校長們難以成為教育家的原因，但不贊成因此而降低教育家的標準，簡單化地把大學校長換算成教育家，因為這種換算出來的教育家是沒有文化和歷史意義的。

而人們之所以習慣于將大學校長換算為“教育家”，筆者推斷可能是由于在我國教育界曾經長期流行的“(讓)大學校長成為社會主義教育家”口號的影響所致。因為在這個口號的影響下，有些人已經習慣于把大學校長當成教育家。亦即不管擔任大學校長的人是否具有教育家的素養和建樹，都認為他們就是教育家。對于這種極具隨意性的口號，本是無須當真的。因為它只是一種具有善意的、但缺乏起碼邏輯基礎的假口號，不可能有任何真實的意義。試看在該口號提出的10多年中，有誰實現了這種轉變呢?因為教育家不僅要具備極其深厚的教育學知識素養，而且要具備極高的教育境界和道德操守。他們是引領社會風氣的文明燈塔和道德楷模，其所持學識、見識、膽識是需要在“淡薄明志、寧靜致遠、以天下為己任”的心境和氣氛中修煉出來的。并非是領受了行政指令、擔任了大學校長職務的人自然就能具備的；也不是那些本來就缺乏對教育深刻理解和體悟的人，通過所謂的“崗位練兵”或“黨校培訓”便能夠速成的；也不是別的領域的專家僅僅由于被任命為校長便能自然成為的。近年來我國有些著名大學校長的言論之所以屢屢被質疑，即與他們本人的教育學理論修養欠缺及教育境界過于工具化有關。如同科學家和藝術家的頭銜不能通過規劃和任命產生、只能依靠自己的科學成就和藝術成就產生一樣，教育家的頭銜也不能依靠規劃和任命產生，只能依靠自己的教育理論成就和教育實踐成就自然獲得。

其實，何為教育家?何為教育家的思想或理念?這些問題可以說是無須我們繁瑣論證的。只要認真地拜讀一下我國上世紀前半期有些教育家們的文章和著作，認真閱讀他們對于教育、大學的著述，就能理解什么是教育家和教育家的思想了。比如蔡元培先生“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的大學理論，陶行知先生“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的教育思想，梅貽琦先生“通識為本，專識為末”、“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教育思想，竺可楨先生“大學猶海上之燈塔”、“大學是社會之光，不應隨波逐流”的教育思想等，既為發人深省的真知灼見，又是極具個性的至理名言，其思想光輝雖歷時數十載而經久不衰，仍然使人衷心嘆服且感真摯親切。反觀我們今天有些大學校長的文章，則明顯地缺乏境界高度和思想深度，其中濃厚的功利性、工具性意蘊和趨向，使其高下一目了然。與蔡元培等先生相比，我們有幾人敢自詡或坦然承認自己是教育家?這些先賢們的教育思想既讓我們深受教育，又使我們慚愧和汗顏。他們的信念、境界、精神、品格、氣節，都巍然如高山，需要我們來登攀。我們雖苦苦追求卻仍然無法達到他們的思想高度，我們雖自謂真誠卻羞怯于他們的膽識和氣節。正是他們當年的辛勞和努力，才為我國的大學奠定了良好的思想觀念和規章制度，使我國的現代大學在起步之初就能有較高的起點，并由此而積聚了輝煌的歷史和傳統。而我們由于長期在簡單、淺顯、甚至虛偽的文化中生活，不僅對“學術自由、教授治校、大學自治”等大學傳統非常陌生，而且對何謂大學、何謂教育、何謂教育家這樣一些常識性問題也似是而非，模糊不清。而我國目前的大學校長們，要想成為真正的教育家，可以說還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那種以為擔任或擔任過大學校長的人就自然而然成為教育家的想法，可以說是十分幼稚和淺薄的。眾所周知，人類歷史上幾乎所有的教育業績都是與那些執著的教育家連在一起的。人類社會從古到今崇尚和稱頌的教育精神，都不是抽象的理論和觀念，而是由教育家們的教育成就凝結而成的。事實上，教育家的出現是與教育的成就相互映襯的。因為有了諸多著名的教育家，所以才會有教育的繁榮和輝煌；而教育勃興和繁榮的時代，也必然是教育環境寬松和溫暖、教育家的思想和追求被尊重和保護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必然會有眾多的教育家涌現。而在教育品質低下、教育風氣浮躁、功利、庸俗的時代，教育家則無疑是稀缺或罕見的。因為在這樣的時代中，教育的主體性被其他因素淹沒了，教育家的思想和追求被邊緣化了，教育領域中起主導作用的要素或者是政治，或者是經濟，總之不是原本最應該一是的教育家。而教育的非教育化，使教育失去應然的高潔靈魂和品格，蛻化為權力的奴隸或逐利的工具，教育健康發展需要的正氣缺乏，而漁利、勢利、庸俗、投機的風氣盛行，其不正常的追求和欲望使教育屢屢成為亂收費的重點、成為學術腐敗的重災區，從而使真正的教育家成為稀缺資源。退一步說，在這樣的時代里真正的教育家不能說絕對沒有，但無疑不會太多，而期待真正的教育家則在很大程度只是一種奢望。所以，以那些似是而非的標準給一些本質上只是教育官員的人亂貼教育家的標簽，不但無益于教育的健康環境建設，反倒會給教育的思想和理論領域造成混亂，助長浮夸風氣的繁衍和泛濫，降低教育精神和品格的品味，加深人們對教育品質的輕視和不屑。君不見在當前的教育界，有多少身不在大學、學不足以教的人，卻依據權力或金錢攫取了“教授”、“博導”的頭銜，其中隱含的“逢迎”、“交換”、“功利”意蘊已經使教育變得非常猥瑣和卑賤。而作為在國內享有盛名的學者，對此應該保持足夠的警惕和謹慎，因為真正的教育家的存在與否及其作用發揮的程度，是教育生態水平的晴雨表，而把教育官員換算為教育家，容易造成教育環境清潔、教育機制合理、教育風氣純正的假象，使我們喪失對教育生態的理性判斷，減弱進行教育體制改革的動力和意愿，遲誤教育實質性進步的速度和契機。這無疑是任何一個對教育懷有責任的人都應該深思的。

立足中國的教育進步，我們期待中國的教育界能夠出現眾多的教育家，期待在他們的影響下使我國的教育事業恢復以往的純潔風氣和良好聲譽，并且推動我國教育產生實質性的進步，然而實現這個期待的前提是我們首先要有一個關于教育家的準確的標準或概念，從而使我們的期待真正成為促進教育家產生或涌現的溫暖土壤。所以，作者以為與其依據“中國特色”的邏輯為缺乏教育家素養的人亂貼教育家的標簽，不如誠實地對我國高教領域中目前存在的數字化泡沫、官本位風氣、學術腐敗等問題進行反思，嚴肅認真地清除體制弊端和文化垃圾，踏踏實實地建設優良的學風、教風和校風，創新性地建設現代大學制度，使我們的大學教育名副其實，真正成為社會文明、進步的策源地和加油站。而當我們的教育環境健康了，教育機制和諧了，真正的教育家自然而然地就會涌現出來。這或許才是我們應該做出的理性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