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茂之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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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曾國藩家書》反映了曾國藩對子弟獨特的文學教育方式。其中對訓詁和辭章關系的探討就很有價值。曾國藩學兼漢宋，不主一偏。閎通的學術胸懷使得他能客觀地評定和借鑒漢宋學家的成果，并結合自己的創作經驗，提出以“精確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的文學創作法，并將韓愈古文與漢魏辭賦文學傳統相勾貫，以建立不囿于前期桐城派的審美觀。

關鍵詞：訓詁辭章漢文韓文湘鄉派

曾國藩是晚清著名的文學家，其古文承桐城而起，拓其堂奧，自成一家，有“湘鄉派”之稱。曾國藩一生著述鴻富，《曾國藩家書》就是非常重要一種。《家書》的主要目的是傳授子弟修身、治學的方法，其中文學教育是曾國藩諸多教育內容之一。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他希望使曾氏家族的文化資本得到有效的傳承，從而保持家族的文化聲望。在進行文學教育的過程中，曾國藩探索著適合子弟操作的學習方法，其中對訓詁的闡發就值得重視。

辭章為體兼重訓詁

曾國藩在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致弟紀澤的信中言：

二十七日劉得四到，接爾稟。所謂論《文選》俱有所得，問小學亦有條理，甚以為慰。……吾于訓詁、詞章二端頗嘗盡心。爾看書若能通訓詁，則于古人之故訓大義、引伸假借漸漸開悟，而后人承訛襲誤之習可改。若能通詞章，則于古人之文格文氣、開合轉折漸漸開悟，而后人硬腔滑調之習可改。

精湛的訓詁知識可以闡明古人的注疏大義，能夠體悟引申假借的修辭妙處，同時也是辨析后人訛誤的必備修為，訓詁在古文創作和鑒賞方面有其無法替代的基礎性功用。辭章之學則是重在格調的構建和文氣的疏通，從而有效地矯正聲調的油滑纖弱和文腔的硬塞哽咽。訓詁和辭章二者不可偏廢，前此姚鼐已作調和，但如何加以妙合，從而創作出精美厚重的古文，仍是一個難題。曾國藩頗有示范，如提出“解《漢書》之訓詁，參以《莊》《列》之詼詭”，明確倡導“以精確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同治元年八月初四諭紀譯的家訓中云：

爾所作擬莊三首，能識名理，兼通訓詁，慰甚慰甚。余近年頗識古人文章門徑，而在軍鮮暇，未嘗偶作，一吐胸中之奇。爾若能解《漢書》之訓詁。參以《莊》《列》之詼詭，則余愿償矣。

精確的訓詁和詼詭的氣象是行文的不二法門，如果將前者比作古文的血肉，那么后者則是文章的風神，二者交相互用而不可偏廢。訓詁的精當為氣象的詼詭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載體，而文氣的詼詭搖曳又克服了訓詁的呆板與枯澀。

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的家書中又叮囑道：

私竊有志，欲以戴、錢、段、王之訓詁，發為班、張、左、郭之文章。久事戎行，斯愿莫遂，若爾曾能遂我未競之志，則樂莫大乎是。即日當批改付歸。爾既得此津筏，以后便當專心一志，以精確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

“以精確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可以看出曾國藩在修正對訓詁工具性認識的同時，也有效地避免了對訓詁的本體論似的拔高，因而沒有沒人考據學的泥潭。曾國藩對訓詁的重視和探討是基于文章的學習和創作，訓詁始終是從屬于辭章的。易言之，就是辭章為本，訓詁為用。

調和漢宋不主一偏

曾國藩對訓詁的論述也體現著他調和漢宋，兼容并蓄的通達學術觀。曾國藩學兼漢宋，不主一偏。“雖自謂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然平日持論，并不拘拘桐城鉅蠖，而以姚氏與亭林、蕙田、王懷祖父子同列考據之門，尤為只眼獨具。雖極推唐鏡海諸人，而能兼采當時漢學家、古文家之長處，以補理學枯槁狹隘之病。其氣象之闊大，包蘊之宏豐，更非鏡海諸人斷斷徒為傳道、翼道之辯者所及。則滌生之所成就，不僅戡平大難，足以震爍一時，即論學之平正通達，寬宏博實，有清二百余年，固亦少見其匹亦。”

曾國藩這種宏通的學術取向，李鴻章在《求闕齋文鈔序》也有精到的闡釋：

蓋公之學，其大要在淵源經術，兼綜漢宋，以實事求是、即物窮理為主，以古圣人之仁禮為宗，以程、朱之義理為準，以唐杜氏、宋馬氏及國朝諸老之考據為佐助，持論最為平允。

對于清代學術界長期存在的漢宋之爭，曾國藩不片面地偏袒任何一家。正如他在《致劉孟容》書札中所說：

于漢宋二家構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闁。于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茍隨。

曾國藩無意介入漢宋兩派的爭論，他的學術取向迥異于漢宋兩家的互相詆毀，而是以客觀冷靜的態度分析各家優劣，肯定漢宋兩學派各有其成就，也批判地指出了他們各自存在的缺陷。

在清代漢學領域，高郵王氏父子和金壇段氏是曾國藩極度推崇的代表。在家書中反復提及他們的考據、訓詁成就，并且把兩家的著作作為培養訓詁能力的必讀書。曾國藩以高郵王氏父子和金壇段氏為有清一代訓詁學的頂峰，在指導曾紀澤學習訓詁時，始終以此二家為典范。如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諭紀澤：“欲通小學，須略看段氏《說文》、《經籍纂詁》二書。王懷祖先生有《讀書雜志》，中于《漢書》之訓詁極為精博，為魏晉以來釋《漢書》者所不能及。”咸豐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諭紀澤：“余于本朝大儒，自顧亭林之外，最好高郵王氏之學。王安國以鼎甲官至尚書，謚文肅，正色立朝，生懷祖先生。念孫經學精卓，生王引之，復以鼎甲官尚書，謚文簡，三代皆好學深思，有漢韋氏、唐顏氏之風。”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四日諭紀澤“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學，段茂堂、王懷祖兩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聲音之本，乃知《文選》中古賦所用之字，無不典雅精當。”

但是曾國藩并沒有盲目地推尊漢學，也不希望自己的子弟作純粹的考據家，訓詁只是一種必備的能力，而不是最終的目的。同時他也致憾于漢學家不擅辭章的不足。如他在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諭紀澤信中云：

余嘗怪國朝大儒如戴東原、錢辛榍、段懋堂、王懷祖諸老，其小學訓詁實能超越近古，直逼漢唐，而文章不能追尋古人深處，迭于本而閾于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頗所不解。

在《歐陽生文集序》一文也表達了相似觀點，認為漢學家為文繁復不得其要，稱：

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崎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為不足復存。其為文，尤蕪雜寡要。

在有清一代的古文家中，曾國藩最為服膺姚鼐，《圣哲畫像記》云：

然姚先生持論宏通，國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

姚鼐“義理、考證、文章”三者相結合的文論思想對曾國藩影響很大，他“以精確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的主張，顯然有姚鼐這一文論思想的影子。也常在文章中表達對它的稱許，如《歐陽生文集序》說：

姚先生獨排眾議，以為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為質，而后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中，惟此尤兢兢。

但是，曾國藩對姚鼐的主張也不是不加分辨地完全接納，而是有了新的發展。如果說姚鼐將桐城文論抽象化的話，那么曾國藩則是將是其平易化了，尤其在指導子弟為文時，擱置空疏抽象的義理，而著重強調訓詁和辭章怎樣妙合，這是曾國藩從切用的角度所作的積極性地開拓。

推尊兩漢師法昌黎

在訓詁和辭章具體結合的技術層面上，曾國藩也有實用性的闡釋，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列舉訓詁辭章兼善的前人佳篇，作為學習和模擬的典范，從對經典的模仿中體會其微妙之處。咸豐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諭紀澤：

余生平好讀《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書，爾能看《漢書》，是余所欣慰之一端也……欲明古文，須略看《文選》及姚姬傳之《古文辭類纂》二書。班孟堅最好文章，故于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東方朔、司馬遷、揚雄、劉向、匡衡、谷永諸傳皆全錄其著作；即不以文章名家者，如賈山、鄒陽等四人傳、嚴助、朱買臣等九人傳、趙充國屯田之奏、韋玄成為議禮之疏以及貢禹之章、陳湯之奏獄，皆以好文之故，悉栽短篇。如賈生之文，既著于本傳，復載于《陳涉傳》《食貨志》等篇；子云之文，既著于本傳，復栽于《匈奴傳》《王貢傳》等篇，極之充國《贊酒箴》，亦皆錄入各傳。蓋堅于典雅瑰偉之文，無一字不甄采。爾將十二帝紀閱畢后，且先讀列傳。凡文之昭明暨姚氏所選者，則細心讀之；即不為二家所選，則另行標識之。若小學、古文二端略得途徑，其于讀《漢書》之道，思過半矣。

對桐城家法最顯得有所變通的是，他突出了取資《漢書》的重要性，因為由此可以強化鍛煉融匯訓詁之學與辭章之學。在他看來，《漢書》乃至《文選》以及《古文辭類纂》中所錄的漢代辭賦奏議等文，其審美要義不可輕忽，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四日諭紀澤云：

爾所論看《文選》之法，不為無見。吾觀漢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日訓詁精確，二日聲調鏗鏗……《文選》中古賦所用之字，無不典雅精當……唐宋文人誤用者，惟《六經》不誤，《文選》中漢賦亦不誤也。即以爾稟中所論《三都賦》言之，如“蔚若相如，皭若君平”，以一蔚字該括相如之文章，以一嚼字該括君平之道德，此雖不盡關乎訓詁，亦足見其下字之不茍矣。至聲調之鏗鏘，如“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窗而瞰江”，“碧出萇宏之血，鳥生杜字之魄”，“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飧戎旅乎落星之樓”等句，音響節奏，皆后世所不能及。

從這一審美思路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韓愈古文成就的解讀也是獨特的，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諭紀澤的家書中說：

余觀漢人詞章，未有不精于小學訓詁者，如相如、子云、孟堅于小學皆專著一書，《文選》于此三人之文著錄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馬遷、韓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學訓詁，不妄下一字也。

至韓昌黎出，乃由班、張、楊、馬而上躋《六經》，其訓詁亦精當。而試觀《祭張署文》、《平淮西碑》諸篇，則知韓文實與《詩經》相近。近世學韓文者，皆不知其與楊、馬、班、張一鼻孔出氣。爾能參透此中消息，則幾矣。

以“訓詁精確”來看待韓文的好處，這是曾氏的特識。那么，雖然韓愈在清代頗受推崇，桐城派也標舉“文在韓歐之間”，但曾氏不滿于“近世學韓文者，皆不知其與揚、馬、班、張一鼻孔出氣”，實際上在如何學韓上，他要建立自己的古文宗尚。

出于桐城拓宇桐城

曾國藩論文、行文之法出于桐城，非常推崇“桐城三祖”，特別是方苞和姚鼐，他說：“望溪先生古文辭為國家二百余年之冠，學者久無異辭。即其經術之湛深，八股文之雄厚，亦不愧為一代大儒。雖乾嘉以來，漢學諸家百方攻擊，曾無損于毫末。”他在《歐陽生文集序》也曾坦言姚鼐對他的啟蒙性影響，即“國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啟之也。”并且與姚鼐四大弟子之梅曾亮為密友，可見曾國藩古文理論實出于桐城派。

與此同時，他對桐城諸老也不乏微詞，對于方苞的經世之文，“持論太高”，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小有疵誤”，也不諱言。至于桐城派對歸有光的稱道，更是不以為然，其《書歸震川文集后》云：“近時綴文之世，頗有稱述熙甫，以為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為文；自我觀之，不可同日而語矣。”可見，曾國藩是出于桐城，又拓宇桐城，并不為桐城義法所拘禁，而是對桐城派古文理論的弊端做了積極的修正。正如郭預衡先生所說：“世稱曾國藩為桐城古文的繼承者。現在看來，從理論到實踐，并非盡守桐城家法。”

方苞的古文義法理論在語言方面的主張是“雅潔”，要求用最為洗練的言語畫出文章的內涵，而盡量刪削與文章無關緊要的文字。他說：“但南宋元明以來，古文義法久不講。吳越間遺老尤放恣，或雜小說家，或延翰林舊體，無一雅潔者。古文中不可人語錄語，魏晉六朝人藻儷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可見，漢賦厚重典奧的語言在方苞看來是板重無用的，其無益于文等之于小說家和魏晉駢語，為了雅潔起見，這種板重字眼是在擯棄之列的。姚鼐在《復魯絮非書》云：“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義理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姚鼐這里倡導的“雅馴”和方苞的“雅潔”在內在理路上是相通的，都是對文章的精致凝練作出的禁忌和約束。這對于實現古文的雅化和潔精是十分有益的，并且確實也對桐城古文影響巨大，在這一理論的導引下產生了一批雅潔的典范之作，其中姚鼐的《登泰山記》就是其中的代表。然而，桐城末流過分地拘泥于“雅潔”的教條，也使得古文出現了許多弊病，古文的雅潔有余而氣勢不足就為當時人所詬病，桐城流裔“氣弱”是不爭的文學史事實。

為了糾正桐城派氣弱的不足，曾國藩引入了氣勢雄偉渾厚為主要特色的漢大賦和《漢書》，同時也師法具有戛戛獨造之氣的韓愈之文。并且曾國藩對漢代文章和韓文的推崇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習，而是切實地將其作為典范來師法，甚至曾國藩的許多文章就直接是對漢文和韓文的摹擬，汪辟疆在《曾湘鄉詩文》札記中就指出：“竊意湘鄉為文，亦尤昌黎陳言務去，戛戛獨造為能事。稍長，遍讀《求闕齋詩文》，乃知其篇摹句擬亦復猶人……今約可指者，如《五箴》摹昌黎，《陳岱云喪妻詩》摹韓文公《東野喪子詩》，皆可比擬。《戶部員外郎袁君墓表》中一段，則全摹《漢書·趙廣漢傳》。至其竊取古人已言之意，如《茍柯文篇序》。……清代治樸學末流之弊實有如曾氏所言，不知《漢書·藝文志》一段與曾氏言正復相類。”

曾國藩對訓詁的重視，以及對漢文和韓文的推重，最終凝結成了在《家書》中反復倡言的“以精確之訓詁，作古茂之文章”的透辟理論。這是對前期桐城派理論的修正，也是對后期桐城派創作實踐中出現的萎靡之病的救治。在這個過程中，曾國藩用理論和創作實現了對桐城文派的革新，同時也劃分了與桐城古文之間的畛域。吳汝綸說：“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后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為一代大家。”對于曾國藩開創的這一文派，學界號為“湘鄉派”。

可見，曾國藩特別拈出訓詁一條，并在家書中切實示范訓詁與古文辭氣章采的關系，這是湘鄉派古文觀的核心元素之一，也是迥異于桐城家法的重要元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