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學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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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中國的學術界存在著明顯的意識形態色彩，救亡圖存、文學自身現代化建構，都意味著文學不可能作為單純的超功利的藝術存在，它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一些社會、政治的烙印。為了適應革命形勢與時代特征，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服從于政治力量的領導而失去了其本身品質和特點。從革命文學到馬克思主義文學，文學與革命一詞緊密相連。馬克思主義美學是20世紀中國美學最重要的思想來源之一。從20年代中期開始，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影響到一部分從事文藝和文化宣傳的共產黨人和進步知識分子，他們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來解釋文藝與現實的關系問題。主要是:認為“藝術是生活的反映”;⑤文學是革命宣傳的“最有效的工具”，一個革命文學家要投身于革命事業，為革命事業服務;提出文學的階級性與無產階級文學的問題，認為包括文學在內的整個文化都有階級性，并且要求建設無產階級自己的文藝;要求作家深入生活，到工農兵群眾中去。這些都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哲學和階級斗爭學說啟示下提出的新見解，是中國的革命者、革命文藝家對馬克思主義觀點在文藝上的運用和發揮，它們促使了中國馬克思主義美學的萌芽。①而這些在梁實秋看來都是不符合文學發展的規律，因為文學不是政治的工具，而是人性的展現。因此他展開了對革命文學和左翼文學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古典主義文學本體觀與左翼的文學工具論、貴族與大眾化、普遍人性與階級性幾個方面。

3.2.1古典主義文學本體觀與左翼的文學工具論

古典主義文學本體觀就是強調文學本身的價值，認為文學本身就是目的。首先，梁實秋將文學批評與人性緊密相聯，認為它只與人生、人性有關，只履行關懷人生與人性的精神使命。其次要求文學批評的反功利性質，他認為“文學批評本來該是不計功利，無所為而為的活動。”因此他贊同一種沉靜的態度:“阿諾德說莎福克里斯之所以偉大，即因他能‘沉靜的觀察人生，觀察人生的全體’(‘toseelifesteadilyandseeitwh01e’)。”②這一句話道破古往今來的古典主義者對于人生的態度。惟其能沉靜的觀察，所以能免去主觀的偏見;惟其能觀察全體，所以能有正確的透視。故古典文學里面表現出來的人性是常態的、是普遍的，其表現的態度是冷靜的、清晰的、有紀律的。而且“詩是人生的批評”，文學家應沉靜地透徹地觀察人生，作品應表現人生，文學批評也就自然是人生的批評。所以文學只為本身而存在，并不是什么宣傳或者是階級的工具。梁實秋強調:“文學是沒有階級性的”，文學作品的產生，“更與階級觀念無關”，“所以文學家的創造并不受著什么外在的拘束，文學家的心目當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階級觀念，并不含有為某一階級謀利益的成見，文學家永遠不失掉他的獨立。”③這種獨立便是梁實秋強調“文學的美”的特點，文學是獨立的，其本身就是目的，而不可淪為階級宣傳的工具。作為另一面，左翼作家為了配合革命的需要，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認為文學屬于意識形態的范疇而受到生產力的制約，文學是有階級性的。首先，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從傳入之初就帶鮮明的階級性和強烈的革命功利目的。它不是裝飾品，不是學者書齋里的事業，而是救濟社會、除卻弊害、解放思想的武器。所以左翼作家十分關注文藝的政治功能、宣傳教育功能，文學的任務就是配合革命斗爭的需要，宣傳革命事業，歌頌革命精神，追求的就是時效性，他們熱切希望作品能夠即時起到一呼百應的社會效果，而并不致力于追求作品具有永久存在的價值。因此他們的作品大都充滿強烈的時代精神，負載著敏感的社會內容，并帶有鮮明的時代情緒和社會心理的印記。因此文學染上了深重了社會性色彩，至于其他方面的特性，如審美性、道德性等都被淡化、弱化，只是看重文學革命宣傳的作用。

但是左翼文學批評過分看重了文藝的工具性作用，產生非此即彼的價值判斷—不是歌頌革命就是反革命的文學作品。而且為了服從革命的需要，在作品質量上也相對欠缺，梁實秋就批評左翼文學總是“‘煙囪呀!’‘汽笛呀!’‘機輪呀!’‘列寧呀!’”的空喊而不出“貨色”來，這樣是沒有意義的。事實上，文藝要真正有益于社會人生，發揮激情導欲、移風易俗的作用，不達到文藝之所以為文藝的標準，那么，“為人生”、“為革命”的口號還是一句空話。而那時看重文藝，并不在于它能給人以“美的享受”，而是在于它能為政治所用，能激發愛國熱情。也因此，在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上，反復強調文藝從屬于政治，而較忽視文藝的特殊性和自身規律。它強調作家縮短、甚至抹掉對于現實生活的深入體驗和審美化過程，忽略作家的創造性，因此很難創作出完全成功、具有永久魅力的藝術作品，大多數作品隨著某個政治運動的結束、某項中心任務的完成，它們的“生命”亦就告終。①梁實秋對于左翼文學的工具論是有意義的補充，凸顯了文學作為本體自身的意義所在，即擁有審美的特性，具有道德價值的判斷，而不是單純的作為宣傳的工具，正如魯迅所說:“一首詩嚇不倒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打跑了。”文學表達的不僅僅是作為工具的作用，它必須具備自身的本質特征，可以說文學是審美意識形態的，審美是人類掌握世界的一種特殊方式，是人與世界形成一種無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關系狀態。②當然，梁實秋并沒有強調文學的審美屬性，而是更注重文學批評展現人性的一面，也是對于左翼作家片面工具論的一種反駁。3.2.2貴族性與大眾化

白璧德的人文主義本身就含有貴族性的特點，認為文學是天才者所享有的。“世界上一切知識和同情都只是為至高無上、與眾不同的人的選擇行為做準備的”，“真正的人道主義者是在同情上有選擇的人—這樣的人僅僅因為他生來如此而歸屬于少數睿智的人。”③因此文學批評的標準并不是大多數人的欣賞趣味，而是少數人的判斷，所以白璧德強調文學批評中的貴族因素和少數睿智者的判斷。而當時的社會的“文學正處于被粗俗化、商業化和新聞化的危險之中。有些批評家所獲得的相當大的名望就是建立在他們自己的平庸和讀者的平庸之間的關系上。”④這樣，重新呼喚文學批評的貴族性就顯得十分重要。加上梁實秋又接受了卡萊爾英雄主義的批評觀念。卡萊爾認為詩人也是英雄—“在這種原始形態的英雄品質中存在著非常動人之處……它是一種最崇高的感情。……我認為對英雄崇拜的感情是人類生命的要素，是我們這個世界上人類歷史的靈魂。”⑤所以梁實秋非常推崇文學的貴族性，進而反對詩的平民化、簡單化:“詩是貴族的，決不能令人人了解，人人感動，更不能人人會寫。”他認為“現在一般幼稚的詩人，修養不深，工夫不到，藉口詩的平民化，不惜降減詩人幻想神思的價值，以為必人人能了解的方得是詩。”梁實秋的文學貴族化一方面是由于左翼創作的粗淺及其組成人員文化素養不高，與自身出身富裕、接受中西文化良好教育的梁實秋是不可相比的。另一方面是對于大眾化，鄙夷“一切藝術作品，無論怎樣的完美，總是很難博得大多數人的賞鑒。反轉來說，大多數人所賞鑒的必非最完美高尚的作品。‘曲高和寡’是當然的事;‘對牛彈琴’那有何必呢!”①因此梁實秋不屑左翼作家所謂大多數的概念，認為文學是少數人的專利，“創造文字固是天才，鑒賞文學也是天生的一種福氣”。一般的勞工勞農只需要一種“逢迎的”、“俯就的”、“淺薄的”、“通俗的戲劇、電影、偵探小說之類”，他們沒有能力去鑒賞“好的作品”，因為“好的作品永遠是少數人的專利品，大多數永遠是蠢的，永遠是與文學無緣的”。②這里雖然表現出他蔑視大眾、摒棄文化的民眾性，但是在另一方面，面對文學批評越來越強勢的社會維度傾向，作品內容日趨平民化、大眾化、粗俗化、單一化的形式嚴重影響著作品本身的價值，而對于文學自律和人生價值的要求，必須給予文學以崇高的品質和地位，因此對于文學批評貴族化與大眾化的矛盾，突出了梁實秋文學批評精英性的訴求。另一方面，革命文學為了服務革命斗爭的需要，必須貼近人民大眾，創造符合大眾審美要求的作品。自馬克思主義傳播以來，文藝大眾化運動使“大眾化”等同于“普羅化”這一歷史趨勢賦予了大眾意識一種“雙重”的意義空間。一方面在根本上它是一種抱有“平民主義關懷”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它又成為中國現代文壇上“左翼陣營”的文化政治目標和判斷標準。正如郁達夫在《大眾文藝》的“刊辭”中認為:“我們只覺得文藝是大眾的，文藝是為大眾的，文藝也須是關于大眾的。”③然而革命文學過度的注重為革命形勢服務，認為“無產階級的通俗化”是大眾文藝的標語，甚至“通俗到不成文藝都可以”④。大眾文學要求民眾與無產階級緊密相聯:“要緊的是要看你站在那一個階級說話。我們的目的是要消滅布爾喬亞階級，乃至消滅階級的;這點便是普羅列塔利亞文藝的精神。”⑤文學與大眾相連，具有明顯的階級性，它是為革命、戰爭而服務的。于是，文學變成了時代的傳聲筒、革命的宣傳機。這種把文學完全作為政治的工具，嚴重忽視文學本身的屬性，必然遭到梁實秋的反駁，他認為文學大眾化實際上是取消了文學的高貴性，把文學低俗化，造成一種普遍同情的心理，失去了文學倫理的選擇與價值的判斷。其實“在國統區，‘與抗戰無關’論中梁實秋那些經過調整的、以普遍人性論為基準的新人文主義文學觀念，是極有可能與寬泛的大眾意識銜接上的;同時，他的上述觀念……構成了對已經‘左翼化’的大眾意識的一種有意義的反思與糾正。”①但是雙方只是注重論爭而忽視了彼此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