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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漢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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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兒漢字教育

          幼兒可以識字嗎?對于這個問題存在截然不同的認識。對幼兒漢字教育持反對意見的主要觀點是:第一,漢字是抽象的符號,實際知識很少的幼兒,讓他們認識這些符號,是非常困難而且是非常有害的;第二,教幼兒識字,會刺激幼兒早熟,養成喜歡安靜地讀、寫、算,不喜歡活動和勞動,會增加幼兒負擔,影響幼兒身心的全面發展;第三,幼兒學了漢字不但沒有用,而且有副作用,早識字的幼兒入小學之后,學習會更不認真,他們上課精神不集中,小動作多;第四,我國現行幼兒教育法規文件沒有幼兒漢字教育的要求。但是,隨著時代的前進,教育競爭時代的到來,兒童發展關鍵期理論的深入研究,早期漢字教育愈來愈引起更多的人的重視與探索,人們在不斷地調整各自的視野,加深對這個領域的認識。本人也是探索者之一,特就這個問題談談自己的認識,以此就教于同行。

          一、幼兒識字教育,中外有之;幼兒漢字教育,古今有之。

          幼兒識字教育是人類文化教育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成功經驗頗多。十九世紀初,法國的卡爾·威廉從三歲半開始識字,四歲閱讀,五歲時已能掌握三萬多單詞,八至九歲時,能用六個國家的語言進行學習。二十世紀初,美國的斯斯特娜夫人的女兒維尼從一歲半開始識字背誦,兩歲能寫日記,三歲能寫詩,四歲能寫世界語劇本,五歲時能用八國語言講話,并在報刊上發表作品。控制論的創始人維納,三歲時能讀會寫,四歲時閱讀大量專著,七歲時能讀但丁和達爾文的著作。德國著名詩人歌德也是從四歲前就開始讀書、識字的,父親還叫他學習英法等多種外國語,八歲時會用四國文字進行讀寫。漢字教育在我國源遠流長,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不少名人成名成材也都是從幼時開始識字的。相傳唐朝詩人王勃六歲善文辭,九歲讀《漢書》。李白“五歲誦六甲,七歲觀百家”。杜甫“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白居易在五、六歲時就能作詩。宋朝詞人晏殊七歲時能寫文章,并同千余進士一起參加廷試。曹子建也是七歲吟詩。王夫之在七歲之時已經讀完十三經。幼兒漢字教育絕非只有古代才有,現代也有大量事例。無產階級革命家剛滿三歲就開始識字和寫字,五歲讀《千字文》、《三字經》,還向祖父學習對聯、字畫與碑文。著名學者郭沫若三歲識字,七歲作詩、對句。女作家謝婉如四歲開始向其舅父楊子敬學習識字,能通讀《三國演義》、《水滸》、《紅樓夢》等名著[1]。在當代超常兒童的研究中,也發現不少幼兒識字的生動事例。有一個七個月的孩子竟識字四百多個,另一個兩歲半的孩子識字達一千多,還有一個四至五歲的孩子識字多達兩千余個[2]。江西的寧鉑兩歲時能背誦詩詞,五歲上了小學,六、七歲開始攻讀醫書,十二、三歲考上了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柳州的劉俊偉,從一歲兩個月開始識字,一歲七個月時能識字七、八百個,三歲時識字一千多,背詩近百首[3]。魏敏在兩歲時開始識字,她每天識一至兩個字,漸漸地一天能學二十多個字,近四歲時已識漢字一千多個,并能看報,能閱讀《動腦筋爺爺》、《中國歷史故事》等兒童讀物,到五歲時識字已達兩千多[4]。又有褚慶能六歲能讀《365夜》、《普希金童話詩》、《紅樓夢》、《水滸》等書籍。四川的陳科平三歲半跟父親識字,四歲能讀《人民日報》。杜影在五歲時掌握了五千漢字。華裔美人何美山,兩歲讀字典,一年后讀大英百科全書,九歲零三個月進入華盛頓大學[5]。以上這些事例證明幼兒漢字教育是古今都有的,也說明幼兒期有巨大的識漢字潛能。事實勝于雄辯,幼兒漢字教育是可能的。

          幼兒為什么能識漢字呢?這與漢字的特點和幼兒的感知特點、注意、記憶、思維的特點相一致,有著密切的聯系。漢字是一種表意文字,有它的特有的表意功能,漢字又是方塊字,有自己獨有的造形規律。只由總數不過二十三、四種不同的筆畫就組成了幾萬個不同的漢字,變化有序,奧妙無窮。不同的筆畫按一定的數量、順序、配置原則組合成一個個方形,變成一個個圖案,宛如美麗的小花。筆畫的順序、長短、數量、筆度的細微變化,有如魔方,因而對幼兒有一種無形的吸引力。幼兒識字時,漢字的造形能使漢字與背景相互區別,方便幼兒感知。每個漢字都由一個圖形表示,幼兒識字,如同看圖畫,每個圖形又都表達出不同的意義,形義一致,義形統一,把圖形與文字所標志的事物意義聯在一起,有助于幼兒理解字義,又能使幼兒以圖作為識記的支撐點,進行記憶。所以幼兒認起字來興味無窮,毫不費力。幼兒的認知方式是一“模式識別”方式,漢字的形狀容易經常引起幼兒注意,映入幼兒眼簾。只要使幼兒反復接觸漢字,字就會“模式般”地印入腦海,終生難忘。如果不失時機地讓幼兒識字,就會為幼兒成材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研究證明,幼兒本身有識漢字的要求,科學的漢字教育,對幼兒身心發展是有益的,因而,幼兒漢字教育不僅可能而且也是必要的。

          現代教學論揭示,學習者是學習的主體。唯物辯證法揭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教育,對學習者來說,不過是一種外力,是促使主體變化和發展的條件,要使學習者主體接受,必須通過學習者本身的需要,讓學習者本身內化吸收。幼兒漢字教育的道理也是如此,教而無功,教而無果不能算是漢字教育。這就牽涉到幼兒本身有沒有識字的要求,幼兒本身有識字要求,就能像海綿吸收水分一般地接受漢字教育,本身沒有知識要求,就會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勞而無功,教而無果。關于幼兒有無識字的內在要求這一點陳鶴琴先生早在30~40年代就進行過實驗研究。他研究后指出:“識字是兒童所迫切要求的。”因為幼兒學了漢字之后可以自己獨立地看故事書,不用由別人講給他聽。陳先生對此作了調查,他說:“據了解,有的兒童主動地向哥哥姐姐們學習認字識句。學了一些字句之后,就抓到故事書死啃,兒童對識字確實有迫切的要求,但為什么幼兒園不進行識字教育呢?”[6]陳先生和張宗麟合著的《幼稚園的讀法》中指出:“讀法與圖畫手工都是屬于發表自己意見的。兒童喜歡看圖,喜歡涂鴉,喜歡東做西扯,這是發表自己意見的活動。字不是一件神秘的東西,可以當作圖畫看的……無論圖畫、手工、讀法,都是兒童發表意見的方式,都可以做的。”[7]顯然識字是幼兒求知的需要,上講的表現,是幼兒發表意見的一種活動,是幼兒內在的要求,符合幼兒心理需要,對幼兒當然是有益的。正因為如此,陶行知先生及他的助手們在南京燕子磯幼兒園也曾進行識字教學實驗,陳鶴琴先生及其助手在鼓樓幼稚園等處也進行過系統的實驗。抗日戰爭時期延安第一保育院也有識漢字的要求,并明確規定“識字50個,并會寫自己的名字”[8]。后來,陳先生于五十年代初,我國《幼兒園暫行規程》公布之時,在總結自己實驗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幼兒園應該進行識字教育的真知灼見。他指出:“在今天來說,識字是兒童能夠做的,識字是兒童所迫切要求的,幼兒園大班兒童可以開始進行識字教育了。”[9]

          今天,人們的思想境界和積極性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人們不再停留在傳統經驗的總結和已有實驗的印證,而是開展了更新更科學更大規模的實驗研究。近幾年來,我國大陸已有幾萬名嬰幼兒接受漢字教育的實驗,聯想識字、聽讀游戲識字等各種實驗在天津、北京、南昌、廣州等大中城市的近百所幼兒園進行,實驗對象達數千名,收效顯著。而且,幼兒漢字教育實驗還超出了國界,已經在使用漢字的亞洲文化圈諸國和地區進行。日本用“石井認字教育法”教幼兒識漢字的幼兒園已有幾百所。香港的幼兒園三歲識字,五歲寫字,上學前能獨立閱讀[10]。日本石井勛教授經過長期的嬰幼兒漢字教育實驗之后曾有句名言:“嬰兒在會說話之前已具備識別漢字的能力。把漢字作為符合嬰兒模式識別能力的模式教育來嘗試”[11]是可能的,必要的。

          幼兒漢字教育對兒童究竟有益還是有害?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不是簡單地肯定或否定,而是看所實施的漢字教育是否科學。科學的漢字教育有益無害,不科學的漢字教育有害無益。對此,陳鶴琴先生曾指出:“這要看你用什么教材,你怎樣教?”[12]陳先生一向反對用“人之初,性本善”的舊教材和“那種脫離兒童知識實際的干燥無味的材料”[13]來作為幼兒漢字教育的材料,并尖銳地抨擊那將對幼兒“只有百害而無一利”,“這樣的識字教育是摧殘兒童的教育”[14]。

          科學的漢字教育對幼兒不僅有益無害,而且益處很多,十分必要。拼音文字音形一致,見形能讀音,識字時主要是音碼在左腦上發生作用,屬于單腦文字;而漢字是音、形、義的統一體,識字時需要音碼、形碼、義碼同時在左右腦上發生作用,形成統一的暫時聯系,屬于復腦文字。因此,幼兒識漢字有利于右腦的開發。日本的一項實驗指出:十年前實施漢字教育的幼兒園孩子智商提高很多,從五歲開始識字的智商115,從四歲開始識字的智商125,從三歲開始識字的智商達130。這項實驗的結論是:三歲至五歲是人一生中學習漢字最快、記憶最強的時期。心理學家查德·林曾對英、美、法、西德、日本五國兒童的智商也進行過測查,測查結果是:歐美四國兒童智商平均100,日本兒童智商平均111,原因是日本兒童學習了漢字。可見,幼兒識漢字可以提高智商。[15]幼兒漢字教育有利于促進幼兒智力發展。因為感知漢字可以發展視知覺,聽讀字音,能在大腦形成聲覺表象,發展幼兒的聽覺;識記字詞的任務能促進幼兒注意力、記憶力的發展;識字需要對字的音、形、義進行分析綜合,比較異同,需要緊張的思維活動,漢字本身既有具體圖象的特點,又概括地標志著現實的事物,就可以成為幼兒從形象思維向抽象思維過渡的橋梁與中介,有利于抽象思維能力的提高。也有實驗研究證明,幼兒對識字不僅不感到壓力和負擔,反而會因學會了本領而自信和充滿愉快,萌發出愛好學習的感情。同時,識字、組詞、造句的過程也發展了清楚、連貫的語言表達能力,為幼兒升小學作了良好準備。有個案證明,如果教育得法,幼兒學識字的能力能超過學齡初的孩子,而且在入小學之后并不會成為“頑皮孩子”。觀察發現,這個被實驗者在上小學之后,對課堂上出現的已認漢字的重新出現并非漠然視之,而是表現出極其濃厚的興趣,因為幼兒時的識字,只是認字形,讀準字音,淺顯地釋字義,而學校上課則要當堂“四會”,這個被實驗者并非無事可做,而是更積極主動地投入到寫字、組詞、造句等活動中。這一個案證明,兒童入小學后對所認識而未完全掌握的漢字是能激發其識字動機,并獲得良好效果的。

          三、幼兒期是開始識漢字的關鍵年齡,時不再來,機不可失,應抓住這一時期進行漢字啟蒙教育。

          早期年齡階段上的關鍵期理論問題提出并得到豐富與發展之后,對嬰幼兒教育方面有兩點啟示:第一,人的早期經驗的獲得存在著關鍵期,如果人的智力和行為特點在早期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它將永遠得不到發展的機會,甚至會喪失人的智力和行為特點,成為低能兒、白癡,各地先后出現的“狼孩”、“熊孩”、“羊孩”、“豬孩”都是證明。第二,兒童在不同時期有不同潛能。不同知識、技能的獲得也有一個不同的關鍵年齡。因為人腦接受外界環境的特點刺激的能力,是隨著神經系統的成熟順序決定了某一特點的刺激在某一特定時期提供才算合適。即什么年齡學習什么內容最為有效。于是,探討兒童各種知識、技能發展和行為習慣形成的關鍵期,就成為研究者持久而不斷的課題。人們已經發現,六個月左右是嬰兒學習咀嚼和喂干食物的關鍵期,兩歲至三歲是計數能力(口頭念數、按物點數、說出總數和按數點物)發展的關鍵年齡,彈鋼琴要從五歲開始,拉小提琴從三歲開始,四歲則是幼兒繪畫發展的關鍵期。那么,兒童語言發展的關鍵期在何時?漢字教育有無關鍵年齡?這是研究者感興趣的課題。一些研究指出:從出生到四歲是形狀知覺發展的關鍵期。漢字如同圖像,這一時期也是漢字教育的時期。也有人指出:兩歲至五歲是識漢字的關鍵期。這些研究給我們以啟示,如果能抓住識漢字的起始關鍵年齡進行早期漢字刺激,合理施教,那么,起步早,收效快,識字潛能充分發展,能為提早學習其它知識、開闊眼界提供有效的文字工具。反之,如果錯過了漢字教育的時間,時不再來,機會已失,識字潛能得不到充分發展,甚至終生泯滅,這將延誤兒童成材,甚至難以成材。所以,我們必須抓住幼兒期,不失時機地進行漢字啟蒙教育。

          四、幼兒漢字教育與小學識字教育的實施存在諸多不同。它與小學識字教學在指導思想、進行步驟、方式方法上存在著不少差別。

          幼兒期的教育不等同于學校時期的教育,它不以傳授系統的文化科學知識為根本宗旨。這一時期的教育任務在于啟蒙,著重萌發幼兒的求知欲望,重于培養幼兒的好奇心理和學習興趣,為入小學、為將來的發展打下一個基礎。幼兒漢字教育也是為入小學作心理準備,啟發幼兒對漢字的興趣。因此,它與小學識字教學有著諸多不同,絕不能與小學識字教學畫等號,也不宜把小學語文教材切一部分下放到幼兒園,更不能直接搬小學語文教材教法去超前。

          幼兒園漢字教育與小學識字教育的區別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目的任務不同。小學生識字是有任務的,它根據小學語文教學大綱的要求,有目的、有系統、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要達到一定的識字量。幼兒漢字教育無識字量要求,不追求非要識多少字。第二,識字的形式與時間不同。小學生識字主要是通過上課來完成的,低年級每天一般有一節識字課,除當堂復習鞏固之外,還有自習課,甚至有一定的課外識記和抄寫的任務。幼兒漢字教育隨意性強,即算每天識字,一天識字的時間也不能太長,一般不超過15~20分鐘。第三,規格質量不同。小學生識字有既定的質量規格,一般要求達到讀準字音、認清字形,解釋字義、會書寫。幼兒識漢字的要求只須認讀,不必重書寫,解釋字義也非常淺易。對同一個漢字的認學要求一般只需要讀準字音,大致懂得字義,認清字形,形成對整個字的清晰表象即可,不必區別字的細微差別。第四,學習者的責任與義務不同。小學生對識字應該有義務感和責任感,要考試,要評定成績。幼兒識字,不是帶強制性的規定,不布置作業,不檢查,不考試,對平均識字量的設計也要合適。一般認為,幼兒一般掌握200~300個字詞,達到能獨立閱讀低幼讀物的水平即可。第五,幼兒識字個別差異大。小學生識字的質和量都有統一要求,幼兒漢字教育卻要更多、更大范圍的承認識字的個別差異,對每個幼兒,都要順其自然,認多少算多少,不搞統一指標。第六,教學方法不同。小學生識字主要采用正規上課制度進行,以課堂教學為主。教學一個字的順序,一般是字音→字義→字形。字形教學一般是小學生識字時新的心理因素,是識字教學的重點。幼兒漢字教學卻另辟蹊徑。應著重漢字環境的創設,在一定環境中潛移默化,熏陶感染,反復接觸,自然學會。幼兒識字還應通過各種活動,尤其是寓漢字教學于游戲之中。陳鶴琴先生曾研究指出:幼兒識字應“通過各種游戲式的教學法”和“結合認識環境”以及“唱歌、圖畫、做手工”等活動進行。他說:“從教學法方面來說,兒童很喜歡游戲,我們就可以通過各種游戲式的教學法……兒童對社會和自然環境總是發生很大的興趣,我們就可以結合認識環境來進行識字教育。兒童對唱歌、圖畫、做手工,也是感到很大的興趣,我們也可以在這些活動中找出機會來進行識字教育,兒童最喜愛聽故事,我們就可以利用圖畫故事來進行識字教育。”[16]陳鶴琴先生和他的助手張宗麟等在鼓樓幼兒園進行識字實驗,總結出來的識字教育方法有七種:一是“方塊字法”,即將漢字寫在骨牌或厚紙方塊上,讓兒童在玩骨牌玩紙牌中認識漢字。二是“圓球子法”,即把漢字寫在圓球子上,分甲乙兩組,甲組寫名詞,乙組寫動詞,分兩個布袋裝好,然后叫兒童做傳袋摸字的游戲。三是“游戲歌謠法”,即先由教師引起兒童游戲和唱歌的動機,接著在游戲中教兒童歌謠的詞句。四是“故事法”,即用聯絡故事、看圖、涂色、剪圖、貼圖等種種活動來讓兒童識字。五是“隨時施教”。即隨便什么時候,隨便什么地方,碰著機會就教兒童識字、讀書的方法。如車子上寫“車子”,門上寫“門”字,要兒童起立,教師就出示“起”字等。六是“自述法”。即把兒童要表達的話,經過教師替他略略變化,然后寫在用皮紙訂的小本子上,讓兒童順著句子讀下去。七是“拼句子”。即把綴法盤中的三十二個圓子寫上兒童經驗范圍內的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數詞、量詞等,并都移在甲溝里,然后教師就盤中的字詞,隨便說一句話,讓兒童逐字在盤子中找圓子拼句,誰先拼成并放得端端正正就是誰勝利。[17]這七種方法的游戲味很濃,并有機地結合著幼兒感興趣的各種活動和各種作業,妙趣橫生,對今天,仍不乏啟迪。

          注釋:

          [1]吳俊昌:《早期教育是提高人素質的關鍵一環》,載人大復印資料《幼兒教育》1993年第8期第20頁。

          [2]吳鳳崗:《論幼兒早期教育》,載人大復印資料1981年第6期第5頁。

          [3]吳祖銳:《三歲幼兒劉俊偉》,載人大復印資料《幼兒教育》1982年第1期第12頁。

          [4][5]李英奇:《簡論幼兒教育》,載人大復印資料《幼兒教育》1984年第6期15—16頁。

          [6][9][12][13][14][16]陳鶴琴:《幼兒園應該進行識字嗎?》,載北京出版社、北京教育科學研究所編《陳鶴琴教育文集》下卷第207頁,第208頁,第207頁,第207頁。

          [7][17]陳鶴琴:《幼兒園的讀法》,載北京出版社、北京市教育科學研究所編《陳鶴琴教育文集》下卷第71頁,第72—82頁。

          [8]何曉夏主編:《簡明中國學前教育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第207頁。

          [10][11]天津教科院聽讀識字課題組:《幼兒識字的度、場和序》,載人大復印資料《幼兒教育》1993年第6期第21頁,第23頁。

          [15]余德江:《關于幼兒識字問題》,載人大復印資料《幼兒教育》1993年第6期第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