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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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華語崛起的跡象

不管我們愿意接受與否,在進入21世紀的當下,英語確實己成為全球化時代最強勢的國際語言。在美國強大國力的支持下,英語在學術、教育、信息、商業、媒體、娛樂、旅游、網絡等領域都發揮著莫大的影響力(Crystal1997)。

然而,同樣拜全球化經濟發展之賜,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全球華語市場也備受矚目。尤其是中國,近二十年來致力推行穩定的對外開放政策,其經濟與軍事影響力在亞洲己不容忽視。加上過去一個世紀以來大量移民至東南亞及歐美各地形成的海外華人區,以及著眼中國龐大市場的外商跨國企業,在這幾股勢力推波助瀾之下,華語將在21世紀“水到渠成”地成為全球性語言。

全球華語的崛起,可以從世界各地日漸廣泛使用華語的發展趨勢窺其端倪。在信息科技方面,中文視窗系統,中文互聯網,中文搜尋網站(例如:中文雅虎、番薯藤、哇塞等)日漸蓬勃;在電視媒體方面,全球中文頻道(例如:傳訊電視、亞洲無線衛星電視臺、鳳凰衛視中文臺、MTV中文臺等)大量涌現:在語言教學方面,學習華語作為外語的非漢族語者人數,以及報考中國漢語水平考試人數也急遮上升。另外,會員來自超過41個國家或地區的世界漢語教學學會,其登錄的人數迄今已超過九百位；在經貿方面,以華語作為交易用語的全球華人企業網絡也不斷成長。

二.全球華語擴散的因素

語言是否能成為全球性語言,與這個語言內在的結構性質、詞匯量的多寡、過去是否曾為偉大文學作品的書寫工具、是否曾與偉大的文化或宗教聯結都無關聯,這些內在的因素都不能確保一種語言能暢行全球(Crystal1997:7)。

語言的擴散勢力必須投射在政治、軍事與經濟領域。盛唐時期,中國的版圖遼闊,漢語便曾擴散至日本、朝鮮、越南:而自十八世紀以來,歐洲各國大規模地向美洲移民,殖民帝國的母國以強大的軍事、經濟和科技力量,有效地支配歐裔移民的官僚及意識形態機構。這樣深入的影響,導致十九世紀南北美洲民族國家全面興起,但是英語或西班牙語仍是當地被普遍接受的主要行政用語。進入二十世紀,美國崛起成為世界首要軍事與經濟超級強國,也同時提升英語作為全球語言的地位。

相對而言,由于中國近代政府對海外移民的消極態度,導致華語地位無法像英語隨本族移民影響力遍及全球。明清以后移居東南亞的華人在政治上與北京完全斷絕關系,而且這些華工苦力多半是操著彼此無法溝通的漢語方言的文盲。至于后來成為中上階層進入主流社會的華人則多半是追隨當地殖民者(不管是歐洲或日本)政權,并通曉他們的語言。以新加坡為例,雖然華人占全國總人口七成以上,但因為立國之初基本上沿襲了英國殖民地政府的政治、經濟、行政、法律、科技、教育等典章制度,新加坡政府不選華語(或當時最多華人使用的閩南方言),卻改以英語作為國家主導行政語言。

近期華語在全球的崛起,則明顯地與經濟領域緊密相連。海外華人經濟地位的提升,直接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海外華人區本身并不具備推動華語成為全球性語言的主要動力,只有靠中國的經濟崛起才是提升華語為全球性語言的主因。

隨著中國門戶的開放以及政經軍勢力的不斷向外擴展,華語順勢成為當前重要的新興國際語言,吸引大量非本族語者學習華語。中國對外漢語教學機構與臺灣華語教學研究所與語言中心5,近年陸續成立,正是為了因應這個需要。重視中國廣大市場的新加坡政府,近年除了不斷與中國進行各種商業合作計劃,也實行一系列語言教育政策,鼓勵年輕人多學華語,以免錯失21世紀的重要商機。

三.區域華語的滋生:以詞匯為例

3.1華語三大同心圈

全世界的華語可以依據擴散的種類,它在居留地的社會語言功能域、語言習得類型等因素,劃分為三大同心圈:內圈、中圈、外圈。

內圈指以華語為母語或者全國共同語(commonlanguage)的“中原”地區,包括中國大陸與臺灣,前者將華語稱“普通話”,后者則稱“國語”。內圈的特點是華語為政治、經濟、法律、科技、學術、傳媒等領域與正式場合的強勢主導語言,同時也是學校的主要教學媒介語。

中圈指以華語作為共通語(linguafranca)的海外華人移民地區。由于各海外華人移民社會的發展歷史差異很大,大致可分成兩大類:一是中國與臺灣僑務機構在海外華人居留地開設的僑校或者中文學校所教授的華語；二是早期華人移民社會經過長期的演變所發展的華語教育模式。

中圈的主要特征是在多語社會中,華語成為海外華人族群的標志及日常使用語言之一。例如:馬來西亞華人在華文小學與獨立中學便需要學習三種語言(馬來語、華語、英語)。在中圈里,新加坡是最重視華語的地區,華語為新加坡四大官方語言之一,而且是華族學生在校必修的“母語”課程。

中圈海外華人雖然熱衷學習華語,但華語教學的教學目標迄今依舊停留在延續中華文化或傳統價值的窠臼,教材內容常與學生的現實生活脫節,再加上師資的來源或素質無法保持穩定,華語教學易被視為說教八股,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華文程度也難免日漸低落(吳英成1999b)。

除了上述內中圈的華族學習者,華語是否能列入其他國家外語教學的優先順序內,也是華語發展為全球性語言的重要指標。近年來華語外圈急遽增大,所謂“外圈”是指以華語作為外語學習的非華人地區,這些地區主要的學習者包括日韓、歐美等外籍人士。學習方式包括在本國選修華語作為外語的課程,以及到中國、臺灣乃至新加坡進修華語的實地浸濡學習。以華語作為外語的學生人數目前并未有詳細統計數字,但從歐美等國高等學府中文科目選修人數的明顯增加來看,其數目必定可觀。

然而,在三圈通行的華語并非一種單質性的語言,它與其他世界語言一樣,早己衍生各種區域華語變體。以過去屬于同文同種的中國大陸、臺灣、普港、新加坡華人為例,由于近百年來各自不同的歷史命運,加上華語與當地通行的漢語方言以及外族語言的融合等因素,富地方色彩并深受當地華人認同的華語變體自然產生。其實這些區域華語變體不只出現在中圈或外圈,內圈的中國因幅員廣闊,各漢語方言區所使用的華語也形成程度不同的語言變體。

3.2區域華語詞匯差異

詞匯是語言符號最敏感且變化最大最快的部分,也最能具體反映出社會文化變化的面貌。就以華(漢)族的共同語及演奏的傳統音樂為例,中、港、臺、新四地便出現名稱迥異的詞匯:

各地選用的名稱可謂社會意識形態沉淀的結果。中國大陸稱“漢語”強調其為漢民族的共同語,以區別于其他少數民族語言:稱"普通話"則與傳統名稱一一“官話”相對,強調此語言的普及通用特性,乃人民大眾的語言,不具任何特權性質,此名稱與中國大陸政權所標舉的共產意識緊密相連。香港稱“國語”或“普通話”乃保留舊時國民黨政權與回歸中國后的不同名稱。臺灣稱“國語”乃沿襲國民黨在中國大陸建立中華民國時的名稱,強調其作為“國家語言”的地位。在多元種族的新加坡社會中,華人以“華族”作為族群的身份表征,與他族(馬來族、印族等)形成對照,自然把華人的共同語稱為“華語”,以強調其海外華人的認同。許多詞語(例如:華裔、華社、華校、華教)也以“華”作為詞素,以突顯其民族性。

以此類推,三地炎黃子孫也以各自的語言意識形態為中國民間樂器演奏的音樂命名:“民(族)(音)樂”(中國大陸)、“中(國)(音)樂”(香港)、“(中)國(音)樂”(臺灣)、“華(族)(音)樂”(新加坡)。

對于外來新事物,四地也有不同的譯名(T''''''''sou2000),例如同樣是taxi,內地便出現多達七種詞條:

四.區域華語的認同感

陳碧珊《新加坡華語變體語言態度調查研究》(1999)以新加坡小學華文教師與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中文系大學四年級學生為對象,調查他們對各種區域華語(北京標準華語、新加坡標準華語、新加坡本土華語、新加坡雜菜式華語)及其使用者的態度,從中便可看出部分新加坡人對這些區域華語的意識形態。

在區域華語本身特質方面,受試者在“句法正確”、“語音標準”項目上給予北京標準華語和新加坡標準華語正面的肯定,新加坡本土華語與新加坡雜菜式華語則取得負面的評價。至于在工具價值方面,受試者對北京標準華語、新加坡標準華語、新加坡本土華語在“政治影響”、“實用價值”項持正面的態度,對新加坡雜菜式華語則給予負面的評價。至于在語言變體的情感方面,受試者在“優美自然”項目上給予兩個標準變體高分,兩個本土變體低分,這意指前者為優美自然的高階變體,后者則為粗俗拗口的低階變體。同樣在使用者態度方面,受試者在權勢量的眾選項(自信、威望、學養、學歷)上也給予兩個標準變體高分,兩個本土變體則取低分。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共聚量的選項(感覺親近、風趣幽默)上,受試者賦予新加坡雜菜式華語使用者高分,其他區域華語變體的使用者則偏向低分。由此調查,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北京標準華語、新加坡標準華語在語言的標準、工具價值、權勢量方面都取得高分,但是在共聚量項目卻偏向低分,而兩個本土滋長的區域華語變體所取得的分數正好相反,較具親和力和認同感。這項調查明確顯示出各地區滋生的區域華語,即使在社會地位上不如標準華語,仍能深切引起當地人民的認同與共鳴。

五.標準華語帶動三圈交流

成為各地區華人族群語言標志的區域華語中的某些要素,布時候確實會成為三圈間的語言交流的障礙,但是這些溝通障礙并不難排除,透過衛星傳送到全球各地的各種華語影視娛樂節目,讓我們能逐漸熟悉各區域華語的其他說法。同時規范華語也借由報紙、教科書或其他印刷品,在不同的華語地區繼續以書面出版。一般而言,書面語體的差異就又比口頭語體更小。

另外,透過入境隨俗的學習管道及編篡各地地區詞詞典等方法也都可彌平這些溝壑,例如:汪惠迪編撰的《時代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1999)便試圖協助新加坡或其他地區的華人排除這樣的語言障礙,該詞典把新加坡本地特有的1560個詞條加以分類解說,有助于其他地區的華語使用者了解新加坡華語特有詞匯,并進而欣賞其豐富有趣的區域語言色彩。

或許部分以華語作為母語者,對華語風靡全球的境況可能覺得五味雜陳。一方面他們對華語的全球化感到驕做:一方面又對其他地區的使用者“濫用、污染”華語而憂心忡忡。其實,要成為全球性語言,就得付出代價接受各式各樣的使用方式。一位南洋作家想利用華語散發原汁原味的南洋經驗,絕不可能照搬中原區域的詞匯或語法,具彈性及流通性的華語才能使自己不斷壯大,登上國際舞臺。

以新加坡為例,平常新加坡人和親友聊天時,總愛使用新加坡本土或雜菜式的華語,其中充滿濃烈的“鄉音”,本地化的華語語法,以及熟悉的特有詞匯。當新加坡人遠離家鄉或在某些國際交流場合,與來自中港臺外地華人交談時,便會試圖使用該地區的區域華語或“標準華語”,其語音較接近北京話,詞匯較為通用,也較符合規范語法。這樣的“標準華語”并非單指北京的區域華語,事實上,它還處于孕育成形的階段,隨著越來越多以華語為媒介的國際會議舉行、越來越多風行于全球華語市場的電視節目、歌曲、暢銷作品出現,這種可被各地華人接受的“新華語”將越來越“有模有樣”,不過這種“標準華語”的出現并非要消滅或排擠區域華語的存在,它將不斷從各種區域華語汲取豐富的成長養料,并與區域華語相輔相成,在謀求全球溝通了解與區域認同間達到動態的平衡。

華語全球化,雖然帶動中圈與外圈學習華語人數的劇增,然而,這畢竟是晚近的現象,許多以華語作為第二語言與外語的教學研究亟待開展。例如:因為內中外三圈學習華語的環境與經驗并不相同,中圈學習者所面對的華語學習問題并不一定是內圈學習者的語言學習障礙。像部分來自以英語為主要家庭用語的新加坡華族學生,在學習華語的過程中,無可避免地必須面對英語的干擾。因此,新加坡的華語教學工作者必須采取不同于中國的教學策略,來滿足當地不同類型學生的需求。

吳英成“華語詞典應用與編篡的落差”(2000b)以新加坡四十位經驗豐富的小學華文教師為對象,通過問卷方式調查他們使用詞典的現況。而調查結果顯示,目前中國大陸、臺灣等地出版的華語單語詞典與漢英雙語詞典皆無法滿足以華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者的需求。由此可見,不僅是教學法,中圈的學習者對教學工具、教材也都有別于內圈與外圈的要求。

身處中圈的新加坡,特別能體會推廣全球華語過程中的種種語言屏障與學習者面臨的難題,所以也積極希望擔任內圈與外圈溝通的橋梁,廣邀內中外三圈的華語專家學者,求同存異,分享各圈的華語教學經驗,也探討影響全球華語擴散的諸多問題,例如: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習得、正字法、譯名統一等議題,相信這樣的交流必能加速全球華語圈的溝通與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