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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有關模糊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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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有關模糊語言學

          【內容提要】模糊語言學是六、七十年代開始興起的一門重要的邊緣學科,其研究方法主要依據美國控制論專家Zadeh的模糊集論。本文擬對二十世紀后期國外有關模糊語言學的主要研究作一簡評,以期讀者對當代國外模糊語言研究的方法及現狀有一大致的了解。

          【摘要題】語言學

          【關鍵詞】模糊集合/隸屬度/模糊度/等級真值

          【正文】

          模糊語言學的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其研究對象是語言中的模糊現象。模糊語言學把語言學研究與自然科學結合起來,是介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交叉學科,它的研究不僅適應自然語言研究的發展,而且為解決形式語言中的許多難題提供了理論和方法。

          模糊語言學的理論基礎是美國控制論專家Zadeh(1965)的模糊集合論。模糊集合論的提出改變了人們以往的整個思維方式,其本質是不贊成對事物進行一刀切的做法,承認在兩個值之間有無數區間值,有無數隸屬度。因此,模糊理論的誕生具有深遠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它不但促進了模糊學自身的發展,而且給數學、邏輯學、心理學、語言學等一系列學科帶來空前的變革。從此,人們在科學研究中不僅注意中心現象或精確想象,而且開始注意邊緣現象或模糊現象。模糊語言學就是在這一學術環境中發展起來的一門邊緣科學。綜觀國外語言學者利用模糊理論對語言進行研究的不同方法,我們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20世紀后期國外有關模糊語言學的主要研究作一簡要回顧。

          1.模糊理論與語言研究

          伍鐵平(1999)在其《模糊語言學》一書中談到,早在Zadeh之前就有許多人提出“模糊”這一概念,為什么只有在Zadeh之后研究模糊才發展成一些相對獨立的學科,其中包括正在形成的“模糊語言學”?伍鐵平認為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人類的認識有一個逐步進化的過程,二是只有Zadeh才適應現代科學的要求,將模糊理論形式化、數學化,從而使它能夠廣泛適用于控制論、系統論、信息論等方面。Zadeh(1965)的模糊集合理論的中心思想是集合的界限不固定,元素屬于集合的隸屬度除了0,1二值之外,還可以取兩值之間的任意實數為值。由此可見,模糊集合理論比較適合定義模糊語言,它對模糊語義的處理比較切合自然語言的實際情況。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語言學家G.Lakoff就將模糊理論引入語言研究。他指出,語義界限有一定的模糊性,以“鳥類”為例,知更鳥為典型的鳥類,蝙蝠則不大屬于此類。他把鳥類有關成員按其屬于“鳥類”的不同程度排列起來,排列的標準以每一成員與“鳥類”典型成員的相似度為衡量尺度,如:

          (1)知更鳥

          雞、鴨、鵝

          企鵝、塘鵝

          蝙蝠

          這個排列比較真實地描述了“鳥類”意義。Lakoff還將等級排列概念由隸屬度引至真值制定上。與例1排列相對應的等級真值可由下列表示:

          (2)a.知更鳥屬于鳥類(絕對真)

          b.鷹屬于鳥類(沒有a真)

          c.雞屬于鳥類(沒有b真)

          d.企鵝屬于鳥類(沒有c真)

          e.蝙蝠屬于鳥類(假,或與真相距甚遠)

          f.母牛屬于鳥類(絕對假)(Lakoff1973,1982)

          這個例子只能從自然語言的角度來理解。從生物學的角度來看,a,b,c,d屬全真,而e,f屬全假,企鵝不是典型的鳥類這一事實,并不使“企鵝屬于鳥類”的真值為真的程度降低。

          Lakoff(1973)還提出,制定隸屬度至少可依據四項標準:定義、主要標準、次要標準和臨時特征。前三項標準對隸屬度的不同等級的制定有作用,最后一項雖無此功能,但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其作用。Lakoff的結論是:模糊概念邏輯是可以系統地建立起來的,模糊概念本身有其內部結構,在自然語言中,真值是一定程度上的真值,而不是絕對真值。他還指出,代數函數在限制詞義的研究中起一定作用,限制詞的研究表明形式語義學是自然語言邏輯的正確處理方法,公理理論是不完善的,因為公理方法對模糊概念是無能為力的。

          Lakoff的研究方向主要是認知語言學,他曾對模糊集理論運用于語言學抱有很大希望,但他認為模糊集理論用于認知語言學有局限性,因為模糊集理論主要用來處理一些可以度量的語義特征,而很難解決語言認知過程、語境對語言影響等方面的問題。Lakoff這一觀點有失偏頗,模糊集理論可以運用于語境影響以及認知語言學的研究,如在度量語義特征的基礎上,利用一些必要的語義參數,可以處理若干認知過程和語境影響等問題(張喬1998)。

          另一位美國語言學家McCawley(1981)對語言中的模糊性及模糊集理論的運用作了較為詳盡的研究,他在《語言學家總想知道但卻難以啟齒去下問的邏輯》一書中,全面考察了模糊概念在語言學中的應用。在討論模糊概念時,他的例子是:

          (3)a.胖子都是討人喜歡的。

          b.有些高個子令人討厭。

          如用模糊集概念解釋,公式可為:

          (4)a.minx|(胖x,討人喜歡x)|

          b.maxx|∧(高x,令人討厭x)|

          McCawley(1981)認為,公式與直覺不太吻合。例如:|Kissinger胖|=0.3,|Kissinger討人喜歡|=0.2,那么,|(Kissinger胖,Kissinger討人喜歡)|=0.2,也就是說,例4a的真值不能超過0.2,這看來是不符合直覺的。Kissinger至多不過是例3a的一個反例,但它的存在卻使例3a的真值低很多。這里提出的問題是:量化表達式的真值應該和定義域中的各個元素有關。McCawley認為解決問題的一個方法是引進“模糊度”概念。舉個例3a的反例,“有一個胖子一點也不討人喜歡”。對“所有胖子都討人喜歡”來說,Kissinger作為反例的程度是0.3×0.1=0.03,即Kissinger對例3a的真值為0.97,這一結果較接近人的感覺(McCawley1981)。用小數點表示模糊度有很大任意性,帶有一定主觀性的缺點,但仍有很大的實用價值(伍鐵平1999)。

          另外,McCawley還討論了等級真值問題。他指出,用0與1之間的實數來表示真值可以正確處理模糊概念,這些中間值的運用可以避免人為地劃出不切實際的界限。例如:“高”表示一個相對性很強的概念,如何形式化表示“x很高”,Zadeh提出,|x很高|=|x高|[2]。McCawley認為Zadeh的公式確認|x很高|≤|x高|是正確的,但它同時也確認一個人既可以“很高”,也可以“高”;一個人可以“不很高”,也可以“不高”,因為1[2]=1,0[2]=0。所以,McCawley用|x很高|=|x′高|,高度(x′)=高度(x)-3″這一公式來表示。由于引入高度這一概念,如果想很高,必須比“高”還要至少高3″。這個任意選擇的數字3″可以根據語境的變化而變化(McCawley1981;Zadeh1972)。McCawley對語言中的模糊性作了較為詳盡的研究,他在這一方面的貢獻在國外有較大影響。

          2.自然語言方面

          模糊語言學在自然語言方面的研究是以自然語言中的實驗數據為基礎,從語言學角度探討模糊語言。這種研究立足于實際語料,通過分析實際數據而得出結論。其代表人物有英國語言學Channell。Channell(1994)的研究興趣是語言學的實際應用,她在《模糊語言》一書中,考察了英語如何提供不同形式的模糊方法。她將語用學原理應用于模糊語言,描述模糊語言的不同形式,說明它們的語用價值。Channell的結論基于實際語言材料,而不是純理論研究。她主要討論了兩種模糊詞語:數量模糊,如“大約十個人”,和模糊范疇標志,如“類似電影之類的東西”。在討論模糊量詞時,Channell認為:語言中存在著一些詞語,它們的作用是使語義模糊化,如“大約”;而模糊數量語義則是由一個連續的數字域來表現的,如“大約二十”;不同的模糊量化修飾語將控制數字域的制定,如“大約二十”和“二十多”等。同時,Channell還認為,含有精確數字的詞語也可能表示模糊語義,比如,“我今天下午兩點去你家”,句中的“兩點”就可能是一個模糊詞語,即“兩點左右”,不一定就是兩點整,并非兩點鐘聲一響人就到。

          在討論“類似電影之類的東西”這種模糊詞語時,Channell把“類似……之類的東西”叫做“標簽”。這類“標簽”可以促使形成一個模糊范疇,這個范疇的制定與語義和語用有關。某個范疇以典型元素為中心而構成,比如,“電影”就是“類似電影之類的東西”這一模糊范疇的中心成分。她認為語言使用者需要分析語用信息以識別某一模糊范疇。而語用范疇則包括:語境,文章或會話的目的、人們的知識等(Channell1994)。

          Channell認為,研究模糊語言在交際方面的功能有一定理論意義。第一,模糊語言是客觀存在;第二,人們使用模糊語言并不感到特別困難,人類的認知能力可以對付模糊概念。Channell的研究方法實用性很強,她利用語言實驗的科學方法加強語義研究,彌補了純理論方法的欠缺,使語義研究的范圍擴大。

          另外,美國語言學家Prince等(1980)在自然語言研究方面主要關注兩種類型的限制詞,其調查的方法是通過醫生之間的談話和開會記錄收集語言材料。他們最初假設醫生們對醫學技術問題的交流應該沒有問題,但在討論醫德問題時可能會有一定困難,因為他們不具備這方面的正規訓練。這一假設最終與事實不符。調查結果表明,即使在談論技術問題時,醫生們的語言也表現出很大程度的不確定性。如,Hisweightwasapproximatelythreepointtwokilograms,whichisessentiallywhathisbirthweightWas.可見,即使討論醫學問題,醫生們也用模糊限制詞。Prince等稱這種限制詞為制造模糊的詞語。他們認為,限制詞用兩種截然不同的方法使詞語模糊化,一種是語義本身模糊,另一種是說話人和語義之間的模糊,即指說話人對命題真值作出承諾的程度。

          Prince等人列出兩大類限制詞:近似化詞和遮掩詞。近似化詞影響命題內容。影響方式有兩種:一是通過“改變限制詞”,詞語變得非典型,如“很多”中的“很”;二是通過“模糊限制詞”,精確詞語含有模糊意義,如“大約三十”中的“大約”。遮掩詞影響說話人承諾的程度和類型,主要通過以下兩種形式表示說話人的不完全性許諾:一是說話人自己的主觀判斷,如Ithink;二是說話人自己無直接知識,只是間接地引用別人的判斷,如accordingtohisestimates等。他們認為,近似化詞將語義本身模糊化,而遮掩詞并無這種影響。因此,“燕子是一種鳥”和“我想燕子是一種鳥”的語義真值應該沒有太大差別,其不同僅在于后句的說話人對真值不太肯定。由此可見,近似化詞與語義研究緊密相關,改變它們所修飾的詞語的語義隸屬度;而遮掩詞則屬于語用學研究對象。Prince等人還指出,由于缺乏精確的概念標準,使人們在語言交際中不得不使用模糊詞語(Princeetal.1980)。

          從自然語言方面討論的語言實驗資料看,自然語言中的模糊性不容忽視。人們試著用各種方法去描述和解釋這種模糊性,以期使之為人類語言交際的完善作出貢獻。事實上,模糊語言如同精確語言一樣,在人類語言交際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3.形式語言方面

          人們通常認為模糊語言學很難形式化。實際上,模糊語言學可以形式化,不過因為它的不確定性,形式化工作需要采用一些特殊的方法罷了。

          美國語言學家Black早在1937年就提出一種模糊詞語形式化的處理方法,認為模糊性應該用模糊度來表示,這一提法指出了語言的實質性問題。這種方法與Zadeh(1972)的基本一致,兩者都認為模糊詞語的語義適用界限具有漸變性,不同的是Zadeh用隸屬度的形式對模糊性給予數量化的描述,而不是Black(1963)所用的模糊度。Black的提法大大早于Zadeh(1972)的模糊集理論,為后來的模糊性研究奠定了基礎。

          Wachtel對近似值的處理方法則是規定一個以恰當的約數為中心的區域。在該區域中的元素均在一定程度上屬于典型元素,即指定的約數。如果典型元素一邊的n與位于典型元素另一邊的m離典型元素距離相等,它們的隸屬度相同。比如在含有“大約”的近似值計算式里,近似值區間的長短是由一個從C(語境的集合)到F(約數函數的集合)的函數來決定的(Wachtel1980)。如“小王大約有三十個同學”的真值相對于語境c可為真,且僅當30在c中是小王的同學人數的適當約數,這也就是說小王的同學的數目是“‘大約’(30,c)”的元素之一(張喬1998)。Wachtel在進行形式處理時把語境作為考慮的因素之一,其研究成果表明語境確實對模糊語義的理解有較大的影響。荷蘭學者Hrmann(1982)曾說過,如人們會認為“幾座山”(afewmountains)是指4-5座山,而“少許面包屑”(afewcrumbs)卻指8粒面包屑。Wachtel的形式處理主要以典型論為理論基礎,但他沒有提供對隸屬度和等級真值的處理方法,因此,該方法在處理模糊語義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

          廣義量詞理論雖然與模糊集理論不盡相同,但它是模糊量詞形式化處理的理論根據之一。Mostowski于1957年提出“廣義量詞”這一概念,當時影響不大。美國語言學家Montague的研究改變了這一局面,他的理論以其1974年的代表作《普通英語量化的妥善處理》(TheProperTreatmentofQuantificationinOrdinaryEnglish)為核心,以傳統的形式為量詞(如all,some,any)形式化處理做出很大貢獻,證明了自然語言包括其中的量詞可以得到完善的形式化處理。Barwise和Cooper(1981)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頗具影響的廣義量詞理論。

          廣義量詞理論主要研究名詞與量詞的關系,其特點著重于表現自然語言中量詞的語義特征,它處理的量詞范圍比較廣泛,不但處理邏輯量詞,如all,no等,也處理模糊量詞,如most,many等。廣義量詞理論采用主謂分析法,將量詞看作一種集合與集合之間的二元關系。廣義量詞理論提出守恒性、外延性、數量性、變異性等四大語義普遍特征。守恒性是指自然語言中的每個量詞都是守恒的;量詞具有外延性,其定義域的外延對量詞的解釋無影響(如果命題“所有學生都離開了”為真,那么盡管在定義域中再加入或拿出與此命題無關的元素,如蘋果,這個命題真值仍然為真);數量性說明的是量詞的解釋只同有關集合中元素的數目相關,而同元素本身無關;變異性則說明在某個模型中當更多的元素加入其定義域時,可能會有不被量詞所影響的集合存在。廣義量詞可由這四種語義普遍特征來定義,這其中,守恒性適用范圍最廣,有效性最強。另外,模糊量詞也具有這四種語義普遍特征(Mostowski1957;Montague1974;BarwiseandCooper1981;VanBenthem1984;KeenanandStavi1986;Westerstahl1989;Cann1993)。

          廣義量詞理論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雖然廣義量詞理論成功地概括了廣義量詞的語義普遍特征,但它是以非真即假的真值原則為前提,也就是說,一個命題必定是真或是假,無中間值存在。因此,廣義量詞理論不能表現模糊量化命題在一定程度上真或假的特征(張喬1998)。任何帶有模糊量詞的命題自然會有一定的模糊性。廣義量詞理論的提出受到在特定語境中解釋廣義量詞這一條件的限制,但在特定語境中模糊量化的真值仍然是模糊的,所以在處理模糊性真值方面,模糊集合理論較為有效。如“不少學生是從上海來的”,到底多少才算“不少”,“學生”和“不少”之間的交集應有多少元素本命題才算真?廣義量詞理論沒有提供處理這種模糊性真值的方法。

          4.認知方面

          模糊集是將二值邏輯廣義化。典型集論與模糊集論在某些方面相近,均對自然語言中的模糊現象提供表達方式。典型集論以集合中典型與非典型之間的關系形式來說明模糊性,從認知的角度來研究模糊性。人們根據某元素對典型的相似程度來排列有關詞項。比如,當需要定出“大約三十個學生”的語義范疇時,一般要先定出哪一個或哪一些元素是典型成分,然后再根據該典型定出這一集合所能包括的其他元素。如果設“三十”為典型,那么“二十九”,“三十一”等比較靠近“三十”的數字可排列在先。可見,一個非典型離典型越近,它的隸屬度程度就越高(Rosch1978;ChierchiaandMcConnel-Ginet1990)。典型在一個模糊集中起著標準典范的作用,它對語義范疇的制定有很大影響。雖然典型集論和模糊集論相互并不矛盾,但所采取的方法不同。模糊集論主要用形式語言來表示模糊性,而典型集論則用非數值形式來表現模糊性,前者強調隸屬度的連續性,后者則強調典型的代表性。

          英國愛丁堡大學Williamson(1996)在《模糊性》(Vagueness)一書中也是從認知學角度對模糊性進行研究。Williamson主張,模糊性是一種認知現象,一種人類對客觀世界還缺乏徹底了解的現象。在其著作中,他討論了歷史遺留下來的一個問題,即“堆”理論,認為現實生活中確實存在一粒沙子,如果把它從一堆沙里取走,那么沙堆將不再是“沙堆”了。問題是目前人類還不知道哪一粒沙子這么至關重要。這種觀點遠遠超出模糊性的研究。Williamson主張的核心是人類知識的局限性,人們往往又不易察覺到自己知識的局限性,元語言中的模糊性是由人類有限的知識造成的。他提倡的理論是唯實主義,認為人類對現實世界概念界限的認識有限。他肯定經典邏輯和經典語義學對模糊性研究是適用的。

          Williamson指出,不能準確判斷某人是否“聰明”,是因為我們不能統一大家的見解,無法斷定他是聰明還是不聰明。除此之外,用來給“模糊”下定義的語言也并不精確,當然這屬于更高層次的模糊,Williamson稱之為“元語言”級的模糊。這種元語言的模糊目前還沒有什么有說服力的理論可以處理它,而這種元語言也常被誤認為一種精確語言。經典邏輯常被認為對模糊語言行不通,但人們又總想將其用于元語言之中。因此,Williamson認為模糊性是一個認識問題,經典邏輯或語義學不能處理模糊性是一種誤解。一個命題的真值不能確定,是因為人們無法知道他的真值是真還是假。他認為,認識上的模糊是對自然語言模糊的最好解釋,所有非傳統方法,包括模糊邏輯都不能很好地處理模糊性。一個詞的內涵是人所共知的,但其外延卻無一定論。比如,“大約二十”,它的內涵可為“近似二十的一個數字區間”,但到底哪些數組成這個數字區間,即它的外延,卻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Williamson認為經典邏輯要保留,二值原則不能丟棄,這一論點值得商榷。張喬(1998)在《模糊語義學》中曾指出,Williamson以人類認識有限為由,肯定二值原則的實用性是不可行的。因為人們的認識有限會造成模糊性,但模糊性不能用二值原則和經典邏輯來解釋和處理。不過,他的認識和知識不完善造成模糊性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只是這并非唯一的原因。人與人之間的差異,語言和思維推理之間的關系,語境不同等都與模糊性有一定關系。

          5.語用方面

          澳大利亞語言學家Burns(1991)著重從語用角度探索人類語言和概念中的模糊性。她考察了連鎖推理悖論造成哲學家困惑的原因,評述了一些試圖解決問題的理論,就語言性質的有關爭論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她認為,語言中固有的模糊性有據可循,其研究對概念問題、語言模糊性和心理現象的關系等問題的探索均有一定啟發。

          連鎖推理悖論的形式之一為:一粒麥子構不成一堆,對于任何一個數字n來說,如果n粒麥子形不成堆的話,那么n+1粒麥子也形不成堆,因此,任意多的麥粒也形不成堆(伍鐵平1999)。Burns的結論是連鎖悖論不是一個不可解釋的謬論,它們與經典推理和語義理論的原則不相違。連鎖悖論推理假定一系列按其具有某謂詞特征的程度所排列的元素,這個系列的一頭明確,另一頭不明確。在這兩端之間的變化是漸變而不是突變。Burns認為,連鎖悖論的這種假定不成立,因為這種系列會有兩種不協調的特點:必須顯示的連續性和元素之間必須具有非過渡式的難辨性。如果沒有這種非過渡式的難辨性,一個系列不可能一端明確,一端不明確。一般解決這種謬論的方法是宣布它不成立,但這勢必要否定歸納步驟,這樣也就要否認謂詞的模糊性,即否認謂詞缺乏確切的適用邊界這一觀點,但事實證明謂詞確有模糊性。Williamson認為,人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解釋邏輯謬論不成立:歸納程序對某種系列有效,但這種系列并不存在,或歸納程序對實際存在的,在相關方面顯示變異性的系列無效。這兩種結論并無多大區別,只是第一個原因似乎更清楚一些,因為它找出了連鎖悖論推理的毛病所在(Burns1991)。

          Williamson還解釋說,如果認為詞語外延的界限具有難以察覺的漸變性,那么從總體看,每個系列中的某一元素具有某個謂詞的特征,而緊接著它的另一個元素卻不具備這種特征的說法是不成立的。她認為Lewis(1981)的語用觀點很有說服力。Lewis提出模糊語言和非模糊語言的區別在于語言和語言使用者的關系,而不是語言和客觀世界的關系。人們通常可以準確地進行語言表達,有時表達遇到一些困難,人們也不會在意。Burns(1991)認為,這種語用觀點比純粹語義觀點更合理。光從語義角度是不能全面解釋模糊語言的,語用因素必須考慮。在Burns看來,模糊性不能像模糊邏輯所提倡的那樣用平均的方法去解決,而應被解釋為語用上的變異性。

          Burns的這些觀點無疑給語言模糊性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由此可見,任何理論都不可能告訴我們模糊詞語的精確界限應該怎么劃,如果這可以做到的話,那自然語言中的詞語界限的模糊現象就會消失。

          Wallsten和Budescu(1990)則研究怎樣在具體語境中將表示可能性的詞義的模糊性妥善表現出來。他們的研究對象是個人對模糊語義的理解,所采用的方法與模糊集論相似,即用0與1之間的實數來表示隸屬度。他們以其語言調查結果說明,利用隸屬度來表示類似tossup(輸贏參半),impossible(不大可能)和doubtful(不能確定)這類詞語比較有效。他們的實驗所得出的支持模糊理論中的隸屬度方法的數據和結論較有說服力。他們通過實驗得出一個重要結論:可能性詞語的解釋與語用有關,上下文等諸多因素會影響到某一詞語的意義理解。另外,對可能性詞語的理解和運用方面的研究應在個人這一層次上進行。他們的研究成果為隸屬度函數用來解釋模糊語義奠定了實踐基礎。

          Moxey等人(1993)主要從語用和心理的角度探討了模糊量詞的問題。他們的研究目標是人們如何理解和運用自然語言中的量詞。他們做一個實驗,調查類似many之類的量詞。實驗中設有三種語境,測驗了十個量詞。實驗結果表明,人們對某個量詞的期望越高,它所得到的值也就越高。因此,人們對詞語意義的先前預料在解釋這一詞語的意義時十分重要。他們的另一個實驗是在不同層次上觀察人們對模糊量詞的語義理解。第一層為句義,第二層為說者意義,表示說話人對某一量詞的數值推理,第三層為聽者意義,即說者對聽者的先前預料的推測。實驗結果顯示不同量詞在第二、三層次上得到的值有所不同,且同一量詞的值在三個層次上也有所不同。如quiteafew,在第二、三層上的值比第一層要低,而notmany的值在第二層次上高。可見,自然語言中量詞的語義理解與人們對它們的先前預料有關。

          以上是20世紀后期國外語言學者就語言的模糊性,尤其是語義的模糊性所作的一些研究的概況。在這些研究工作中,大家一致同意的觀點是語言中存在模糊性,但在研究方法上以及所依據的理論各有不同。他們分別從語言、邏輯、認知、語用等不同方面對語言的模糊性進行研究,使模糊語言學這門新興學科從一開始就呈現出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我國語言學者對模糊語言學的研究始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其研究成果同樣可觀。以伍鐵平《模糊語言學》為代表作的研究成果為我國模糊語言學研究奠定了基礎(吳世雄、陳維振2000)。由于模糊語言學的起步較晚,還有不少理論和方法問題有待于解決,但模糊語言學的研究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語言學家的關注與參與,這將有利于完善模糊語言學的研究理論,采取更加有效的研究方法,對語言的模糊性進行更深層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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