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古寫本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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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跟傳世的刻印本《三國志》比較，20世紀出土的六種《三國志》古寫本殘卷，字數雖然不及傳世本的百分之一，但其中擁有許多值得注意的異文，有的異文至今鮮為人知。從文化史、文獻學、語言文字學等角度對此展開專題討論與綜合研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摘要題】漢語言文字學

【關鍵詞】《三國志》古寫本/異文

【正文】

近百年來，陸續出土的古文獻使我們眼界大開，單是號稱古寫本《三國志》的殘卷就已經多達六七種，即藏于我國新疆博物館的《吳志·吳主傳》《魏志·臧洪傳》，藏于敦煌研究院的《吳志·步騭傳》，藏于日本的《吳志·虞翻陸績張溫傳》《吳志·虞翻傳》前篇及《吳志·韋曜華覈傳》《蜀志·諸葛亮傳》。

在上述古寫本中，被推定為東晉時期的寫本有《吳主傳》《虞翻陸績張溫傳》及《吳志·虞翻傳》前篇，被推定為隋唐前后的寫本有《臧洪傳》與《韋曜華覈傳》，被疑為近人偽造的寫本有《步騭傳》與《諸葛亮傳》。據我們考察，落款為西晉元康八年“索綝敬書”的《蜀志·諸葛亮傳》很可能是近人偽造的東西，但《步騭傳》卻不一定是贗品；退一步說，即使《步騭傳》殘卷出自近現代人的手筆，但抄寫者必定有隋唐前后的《步騭傳》寫本作為樣本。因此，本文所謂“古寫本《三國志》殘卷”，不包括《蜀志·諸葛亮傳》。

據我們初步統計，傳世本《三國志》有36萬多字，六種古寫本殘卷共存3170字，古寫本的字數雖然不及傳世本的百分之一，但其中值得研究的內容極其豐富。

跟傳世的宋、元、明、清刻印本及眼下流行的中華書局校點本《三國志》對照，古寫本《三國志》殘卷中有許多值得注意的異文。僅僅從校讀古籍的角度看，不同的詞、句及通假現象已有110多處；如果比較文字的形體，可發現異體字多達550個以上。

本文所討論的異文，主要是如下三類：一是漢字演變史、文化史研究的對象，例如“凨”字(見第三段第5節第1例)。二是校勘學、文獻學研究的對象，例如“潘陽”的“潘”字(見第一段第1節第3例)。三是訓詁學、語言學研究的對象，例如《臧洪傳》的“笱”字(見第二段第1例)。限于篇幅，本文只討論其中一部分異文。之所以先討論這些內容，是因為無論討論的結果如何，都有助于推進我們目前正在從事的古文獻研究及中古時代的俗字研究等工作。

一、關于《吳志·吳主傳》殘卷

這份晉人寫本殘卷1965年1月10日出土于新疆地區吐魯番英沙古城南的一座佛塔遺址中，共存40行，凡570余字，中間偶有殘缺。跟傳世本《三國志》對照，古寫本第一行僅存“巫”字左側，是“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的“巫”字的殘余筆畫；最后一行止于“敕諸軍但深溝高壘”句的“高”字。

郭沫若《新疆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載《文物》1972年8期)在比較了傳世本與古寫本的內容之后，揭示了7則異文，并對其中5則發表了意見。

據我們調查，古寫本跟傳世本相比，除了出現異體字100多個以外，在校讀古籍方面富有研究價值的異文實有10則。關于異體字，我們擬另文討論，本文只就郭文提到的7則和我們發現的3則異文略述己見。

(一)郭文發表于30多年以前，現在看來，有不少地方需要進一步討論，今依郭文次序論列于下。

(1)勉——俛

傳世本“故遂俛仰從群臣議”的“俛”，古寫本作“勉”。郭沫若認為，古寫本作“勉”屬于“誤寫”。

郭文斷言“勉”為誤字，恐怕為時過早。我們認為，古寫本的“勉”很可能是“俛”的通假字，它未必屬于抄寫的訛誤。流傳已久的古籍，其文本總是隨著時代的變化而有所變化，一般說來，抄寫或刻印時代越早的文本，其中的古字、俗字以及通假現象就越多。有跡象表明，在唐宋以前抄書人的筆下，“俛”與“勉”是一組通假字，例如《詩經·邶風·谷風》“黽勉”的“勉”，在唐李善《文選·文賦注》中引作“俛”，宋人所編的《太平御覽》卷504也引作“俛”。由此可見，從上古到中古，某些從“免”得聲的字曾有通假關系。因此，傳世本的宋(南宋)、元、明、清刻印本及中華書局校點本《三國志》作“俛”，而晉寫作本作“勉”，未必屬于文獻學上的校勘問題。從古音通假及古書形態不斷演變的角度來看，古寫本作“勉”而不作“俛”，正反映了魏晉時代的用字特點。

(2)“而”字的有無

古寫本“據三州而虎視于天下”的“而”，不見于傳世本。郭沫若說，傳世本“無‘而’字，殆奪”。

郭文用“殆奪”二字評議傳世本，等于向后來的研究者提出了進一步論證的要求。我們認為郭說可從，下面從兩個方面略作論證。第一，上文出自東吳趙咨對魏帝曹丕稱揚孫權的一段話：“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而虎視于天下，是其雄也。”從文法角度看，古寫本顯然優于傳世本。因為“獲于禁而不害”“據三州而虎視于天下”兩句排比，均用“而”字表示轉折關系；傳世本沒有“而”，語義、語法、修辭上均有缺憾。第二，今天我們能見到的時代最早傳世本應推號稱“咸平本”的《吳志》(實際上是北宋末、南宋初的刻本)，從這個版本開始，直到最近40多年來流行的中華書局校點本《三國志》，雖然都沒有“而”字，但是，《太平御覽》卷211的引文卻有“而”字，足見北宋初期之人所見的文本還有不脫“而”字的，可與古寫本互相印證。

附帶說一下，趙幼文《三國志校箋》①在“取荊州而兵不血刃”一句下面注釋云：“《太平御覽》卷463引‘州’下無‘而’字，考《文選》李注、《實錄》《通鑒》、郝書，俱無‘而’字，應據刪。”在這里，趙箋忽略了古寫本有“而”這一事實，從而過早地得出了傳世本“取荊州而兵不血刃”的“而”字屬于衍文的結論。

(3)潘——鄱、番

傳世本“鄱陽言黃龍見”的“鄱”，古寫本作“潘”，郭沫若說，傳世本“‘潘’作‘鄱’，殆誤”。

郭文懷疑傳世本的“鄱”屬于誤字，也值得討論。在古代文獻中，“潘”“鄱”“番”等字有同音通用的歷史。例如《左傳·定公六年》“潘子臣”的“潘”，《史記·吳太伯世家》引作“番”；《史記·陳涉世家》“鄱盜當陽君黥布”的“鄱”，《漢書·陳勝傳》作“番”，唐顏師古的注釋是：“番即番陽縣也，其后番字改作鄱。”對于《史記·西南夷列傳》“番陽令唐蒙”的“番”，唐張守節《史記正羲》的注音是：“番音婆”。從顏師古、張守節的解說中，我們不難看出，唐宋以后習見的“鄱陽”，在先前的文獻中通常寫作“番陽”，有時寫作“播陽”。按照古音假借的通例，當然也可以寫作“潘陽”。這樣看來，古寫本作“潘陽”所反映的是晉代用字習慣，傳世的宋元以下諸本作“鄱陽”是出自后世古籍整理工作者之手。唐人所編《群書治要·魏志》及宋刻本《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分豪不與”的“豪”，到了元、明、清刻印本中變成了“毫”，人們要么從歷時層面把“豪”與“毫”看成古今字，要么從共時層面把“豪”與“毫”看成通假字，卻沒有人用孤立、靜止的觀點說“豪”“毫”二字中必定有一個錯字。古寫本的“潘陽”到傳世本里變成“鄱陽”，跟“豪”“毫”的演變屬于同一類型。

跟郭沫若把《吳志·吳主傳》的“鄱陽”看成“潘陽”的誤文相反，陳乃乾把《吳志·吳主傳》注文中的“潘陽”看成“鄱陽”誤文。在陳乃乾校點的《吳志·吳主傳》②里，裴松之注引《會稽典錄》中的“潘陽”，被校改為“鄱陽”，校改的依據是“從潘眉說”③。其實，清代學者潘眉只是說“潘陽當為鄱陽”，梁章鉅也只是補充說：“吳時無潘陽縣”。拿這種尚未得到實證支持的說法作為校勘的依據，難免犯主觀武斷的錯誤。如今，1972年公布于世的古寫本《吳志·吳主傳》的“潘陽”赫然在目，跟《會稽典錄》“潘陽”遙相呼應，說明近代人習知的“鄱陽(縣)”在孫權時寫作作“潘陽”。事情很清楚，潘、梁身在清代，不知有古寫本《吳志·吳主傳》殘卷；陳乃乾在1959年完成的《三國志》校點本中采用潘、梁之說，也是因為沒有看到古寫本《吳志·吳主傳》殘卷。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古寫本在文獻校勘學等方面確有“一字千金”的價值。

(4)“之際”的有無

古寫本“君生于擾攘”，傳世本作“君生于擾攘之際”，郭沫若說，傳世本“下有‘之際’二字，較長”。

再好的古寫本，也只能做到失誤較少，絕不能保證沒有任何失誤。如果說，傳世本《吳主傳》有勝于古寫本的地方，大約這一例是有可能通過論證得到承認的。

(5)“之”字的有無

古寫本“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傳世本作“埋而掘之，古人所恥”。郭沫若只說傳世本“‘古人’下有‘之’字”。只揭示異文，不發表意見，是存異待考的謹慎態度。

陳壽所著《三國志》以“高簡”著稱。經初步考察，我們認為古寫本長于傳世本。王沈《魏書》載公孫淵令官屬上書給魏明帝有這么一段：“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為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霸業。”其中“埋而掘之，古人所恥”兩句，顯然是漢末流行的格言。這兩句沒有“之”字，跟古寫本《吳主傳》正可互相印證。傳世本多一個“之”字，雖然無礙文義，畢竟跟陳壽行文求簡的特點不合。此外，“古人所V”的句式，在《三國志》中多次出現，又如《魏志·袁紹傳》載韓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又《蔣濟傳》載其答曹丕曰：“‘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又《鐘會傳》載詔曰“夫成功不處，古人所重。其聽會所執，以成其美。”《吳志·華核傳》載其上疏曰：“唇亡齒寒，古人所懼。”

(6)之——者

古寫本“猶冀言之不信”的“之”，傳世本作“者”。郭沫若對這組異文也沒有發表意見。

從語法、語例兩個方面考察，仍以古寫本為優。第一，古寫本的“言之不信”表示“所言不可信”，而傳世本的“言者不信”則表示“發言之人不可信”，顯然是前者更符合上下文的意思。第二，“言之不信”也是當時的常用語，又如《魏志·蔣濟傳》注引《列異傳》載孫阿事云：“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其中“言不信”三字，《太平廣記》卷276《列異傳·蔣濟》引作“言之不信”，恰與古寫本《吳志》之語相合。

(7)靡——麾、摩、

古寫本“口陳指靡”的“靡”，傳世本作“麾”。郭沫若說：“系抄本之誤。”

郭文所謂“抄本”，指古寫本。就我們考察，斷言古寫本的“靡”字是誤文還為時過早。從“”“麾”“摩”“靡”的音形義的關聯情況來看，“靡”與“麾”不見得沒有通假關系。先看“”與“麾”的關系——“”字見《說文解字·手部》“，旌旗”，段玉裁指出：“許偽切，古音在十七部，俗作麾。”這就是說，“麾”跟“”是異體字。再看“麾”“摩”“靡”之間的關系——《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下麾”的“麾”，在《漢書·景武昭宣元功臣表》中作“摩”，可見這兩個字在距《三國志》成書時代并不遙遠的古籍中有通假的先例。“靡”跟“摩”也是這樣，例如《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下摩蘭惠”的“摩”，在《文選·子虛賦》中作“靡”，可見漢魏六朝時二字可以通假。既然“靡”可以通“摩”，“摩”可以通“麾”，“麾”又同，而靡、麾、摩、四字又均從“麻”得聲，那么，“靡”與“麾”很可能在魏晉時代具有通假關系。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發現“靡”與“麾”通假的第二個例子，因而不能斷言這兩個字一定具有通假關系，但同樣也不遽從郭文的意見。

(二)郭文沒有提到的3則異文。

(8)傳世本“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的“之”，不見于古寫本。

上文有“之”無“之”均可通。古寫本沒有“之”，跟陳壽《三國志》行文求簡的特點相合，比傳世本更接近于陳壽原著的面貌。“破”字煞句(后面一般不加逗號或頓號)，“斬”字緊跟，這種文句在傳世本《三國志》并不罕見。例如《魏志·袁紹傳》：“太祖救延，與良戰，破斬良。”又《于禁傳》：“復徙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蜀志·馬超傳》裴注引《典略》：“超后為司隸校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破斬援首。”

(9)傳世本“討備之功，國朝仰成”的“成”，古寫本作“誠”。

古寫本作“誠”，是“成”的通假字。這類通假現象屢見于其他古籍，例如《戰國策·趙策一》“恐其事不成”的“成”，漢墓出土的帛書作“誠”。《老子》二十二章“誠全而歸之”的“誠”，景龍碑作“成”。

(10)傳世本“即日下詔，敕諸軍但深溝高壘”的“敕”字下面，古寫本有“令”字。

“敕令”作為復音詞，屢見于《三國志》，例如《魏志·公孫瓚傳》載劉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屋，敕令勿燒”。又《武文世王公·中山恭王袞傳》載曹袞“疾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亟以時成東堂。’”又《牽招傳》載魏文帝“敕令還擊比能”。《蜀志·姜維傳》：“尋被后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于涪軍前。”《吳志·華覈傳》：“晧以覈年老，敕令草表，覈不敢。”由此看來，古寫本作“敕令”，比傳世本更富有三國語詞的特色。

二、關于《魏志·臧洪傳》殘卷

這份殘卷字體為隸書，存21行，計370余字。異文12處，異體字共66個。首行起于“不蒙觀過之貸”的“貸”，末行止于“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的“姻”。

據李遇春《吐魯番出土〈三國志·魏書〉和佛經時代的初步研究》④一文介紹：1965年1月10日，一農民在吐魯番安加勅克(Anjanlik)南郊附近的一座早已頹廢的佛塔下層發現一個裝著《三國志》殘抄本二卷及其他古文獻的陶罐。其中一卷是前面提到的《吳志·吳主傳》殘卷，另一卷就是1977年《新疆歷史文物》⑤一書收錄的《魏志·臧洪傳》影印件，這份影印件雖然圖象模糊，但圖象下面的說明卻十分醒目：它的抄寫時代是“十六國”時期。跟李文同時發表的有關論文，還有吳金華《晉寫本〈魏志·臧洪傳〉殘卷初探》⑥一文。此文根據《新疆歷史文物》影印件上所能辨認的一部分內容進行研究，其中有關古寫本的引述，有與原件不相吻合的地方。李文在引述“中華書局本”及古抄本時也有類似的情況，所不同的是，李文引述中華書局本時所出現的訛誤主要是由《敦煌學輯刊》的印刷錯誤造成的，而征引“抄本”時所出現的問題也可能與印刷過程中的造字困難有一定關系。

本文擬說明兩點：

(一)拿古寫本影印件⑦跟宋刻本對比，除了李文揭示的異文12則，我們還發現異體字60多個。

(二)上述李文、吳文均有訂補的必要，茲訂補如下。

(1)畏君親懷——畏威懷親

傳世本作“畏威懷親”，古寫本作“畏君親懷”。吳文認為傳世本的“畏威”的“威”是誤文，應當根據古寫本校改為“君”；“親懷”二字誤倒，應當根據傳世本乙改為“懷親”。

李文說：古寫本“‘親懷’二字旁加兩點，以示顛倒”。

李文的根據，是古寫本原件；吳文的根據，是古寫本影印件。這樣看來，古寫本的原文應當是“畏君懷親”，其中“君”字勝于傳世本。吳文⑧關于“親懷”二字誤倒的內容應當刪去。

(2)眾——求

李文說，傳世本“以詐求歸”的“求”，古寫本作“眾”。

如果古寫本確實作“以眾求歸”，那么，其中“眾”字當屬誤抄。

(3)——兵、侯

李文說：傳世本作“增兵討仇”的“兵”，古寫本作“侯”。

我們懷疑，古寫本的原字未必是“侯”。從字形上推測，它很可能是“兵”字。中古時代，“兵”寫作“”，是隸書中流行字形。例如古寫本《吳主傳》《虞翻陸績張溫傳》中的“兵”字都寫成“”。“兵”的這種字形，跟“侯”的隸體字頗為相似，例如《王基斷碑》、魏《三體石經》殘石中“侯”都寫作“”，跟隸書“”接近。因此，從字形來看，在三國時代，“兵”的寫法與“侯”的寫法非常相似，極易相混。可惜我們所見的影印件不很清晰，這個問題只能存疑待考。

(4)泯——民

李文說，傳世本“背棄國民”的“民”，古寫本作“泯”。

我們揣測，古寫本的原字應是“氓”。手寫的隸體字“氓”“泯”二字很相似，這兩個字的釋讀，只有參考文義才有可能區別開來。在古漢語中，“氓”跟“民”有時是同義詞，例如《詩·衛風·氓》“氓之蚩蚩”，毛傳的解釋是“氓，民也”。古寫本作“氓”，后世刻印本作“民”，在文本上體現了不同時代的用字特點。

(5)“心”字的有無

吳文說：古寫本“用命心此城”的“心”，當為衍文。

李文說：古寫本“心”旁加兩點，以示除去。

既然古寫本的“心”字旁邊有刪字符號(即“兩點”)，吳文關于“心”為衍文的內容應當刪去。

(6)頂——順

李文說：傳世本“可謂順矣”的“順”，古寫本作“頂”。

隸書“順”“頂”二字字形相近，就像前面提到的“氓”“泯”一樣。古寫本的原字是不是“頂”，待核。

(7)笱——茍

李文說：傳世本“茍區區于攘患”的“茍”，古寫本作“笱”。

由于我們所見到的影印件圖象不那么清晰，以前我們不知道古寫本作“笱”。今知古寫本作“笱”，我們對古寫本的通假字多于后出刻印本這一特點有了更深的體會。“茍”與“笱”作為一組通假字，屢見于西漢以前的文獻，例如傳世本《戰國策·魏策》“茍有利焉”、《燕策》“茍無死”的“茍”，在西漢墓出土的帛書里均作“笱”。由此生發出來的問題是：上古時代(東漢以前)抄本的這種通假現象，到了宋元刻印本中似乎已經消失了，那么，魏晉時代這組通假字是否存在？這是漢語史研究者關注的課題之一。在這里，《臧洪傳》古寫本為我們提供了研究中古時代通假字的可靠資料。

三、關于《吳志·虞翻陸績張溫傳》殘卷

20世紀前期出土于新疆吐魯番、日本上野淳一所藏《三國志·虞翻陸績張溫傳》晉寫本殘卷，共80行，存1090余字。跟傳世本《三國志》對照，晉寫本起自《虞翻傳》“權于是大怒”的“怒”，止于《張溫傳》“臣自入遠境”的“境”。跟宋刻本比較，共有異文45處，異體字120多個。

這是出土古寫本中篇幅最長的殘卷，也是古寫本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研究者最多的一種。然而，要充分發掘出這份殘卷的文化意義和利用價值，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僅就異文的研究而言，至少有六項工作要做。

(一)繼續揭示塵封已久的異文。繼白堅在日本雜志上首揭異文之后，張元濟《校史隨筆》⑨、《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三國志校勘記》⑩曾經陸續介紹古寫本異文43則，易培基《三國志補注》(11)、趙幼文《三國志校箋》也著意向讀者介紹古寫本異文，但是，至今仍有下面兩則異文隱而不顯。

(1)氾——汜

傳世本“汜弟忠”的“汜”(音祀)，古寫本作“氾”(音泛)。虞氾，字世洪，名與字相應，都是水勢洪大的意思。“氾”與“汜”音義不同，不可不辨。

(2)大末——太末

傳世本“太末徐陵”的“太”，古寫本作“大”。《漢書·地理志上》“會稽郡”有“大末”，顏師古注引孟康曰：“‘大’，音如‘闥’。”盧弼《三國志集解》引惠棟曰：“‘太’當作‘大’，孟康音‘闥’。”孟康是三國時代的注家，他的注音說明了“大末”是三國時代的寫法，而古寫本作“大”不作“太”，反映了歷史的真實。宋刻本等作“太”，系后人所改。

(二)有許多早先被揭示的異文，一直沒有受到注意，我們應當一一研究。下舉兩例。

(1)成名——名盛

張元濟早已揭示：傳世本《虞翻傳》的“舊齒名盛”，古寫本作“舊齒成名”。但是，至今未見有關“名盛”與“成名”的比較研究。我們的粗淺看法是，第一，“成”跟“盛”是通假字，“成名”就是“盛名”，例如《荀子·非十二子》：“成名況乎諸侯，莫不愿以為臣。”俞樾說：“成與盛通……成名猶盛名也。”唐代楊倞在注《荀子·王霸》“以觀其盛名者也”的時候指出：“盛讀為成，觀其成功也。”第二，舊說出自三國人王肅之手的《孔子家語·大婚》有云：“孔子對曰：‘君子者也，人之成名也。’”其中“成名”表示已有美名的意思。虞翻品學兼優，當時又任職于朝廷，是東吳不可多得的宿儒君子，說他是“舊齒成名”，正是三國時代的語言。第三，古寫本的“舊齒”與“成名”是兩個偏正結構并列，而傳世本作“舊齒名盛”則是主謂結構。我們目前雖然還不能據此斷言傳世本的“名盛”是倒文，但也不能忽視古寫本異文的存在。

(2)責怒——積怒

白堅早已揭示：傳世本《虞翻傳》“權積怒非一”的“積”，古寫本作“責”。但“責”“積”之異，尚待研討。我們的初步意見是：古寫本較可取。第一，“責怒”是同義復詞，猶言“譴責”“譴怒”。《原本玉篇殘卷》云：“謮，側革反。《蒼頡篇》：‘謮，謫也。《廣雅》：謮，怒也。謮讓也。今并為責字。在貝部。’”漢劉向《列女傳·張湯母》：“母數責怒，性不能悛改。”據此可知，“責怒”即“謮怒”。《虞翻傳》說“權積怒非一”，既云“非一”，就不必再用“積”，所以，我們懷疑傳世本的“積”可能是“謮”的訛字。第二，“責怒”又見《吳志·吳主權王夫人傳》：“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又《朱然傳》：“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責怒”前面用程度副詞修飾。而“積怒”指忿怒蘊積于心，如《戰國策·秦策》云：“先王積怒之日久。”用“日久”作補語，只論時間長短，不論次數多少，程度如何。從語詞的用法看，古寫本為優。

(三)有些異文的研究，雖然有了結論，但前人的結論還有重申或修正的必要。例如：

(1)囗十九——七十

傳世本《虞翻傳》“在南十余年，年七十卒”的“年七十”三字，古寫本作“囗十九”

關于古寫本的“囗十九”，盧弼《三國志集解》先解釋成“七十九”，接著批評古寫本說：“果如所言，則在南二十九年矣。與上文在南十余年不合。不問而知其誤矣。”蔣天樞也認古寫本是“七十九”，但結論不同于盧弼；盧弼認為古寫本不如傳世本，而蔣氏不輕易懷疑古寫本。

今細審古寫本影印件，可以確認古寫本作“囗十九”。據此，我們完全可以假定殘缺字“囗”是“六”。這種假設能不能成立并不是本文要說的事，該不該進一步研究才是本文所要提出的問題。

(2)臣自遠境——臣自入遠境

傳世本“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的“入”字，不見于古寫本。中華書局校點本據古寫本刪去傳世本的“入”，缺乏必要的論證。《冊府元龜》卷658及卷664均有“入”，可見北宋人所見的抄本已經跟古寫本不同。既然我們目前還不能排除古寫本有脫字的可能，那就只能存異待考。

(四)在古籍整理工作中，不少異文的研究成果未被利用，甚而出現誤用現象。如所周知，中華書局校點本(12)將這份殘卷作為書影，并根據殘卷校傳世本改12處，其中11處在《校記》中簡述了校勘的依據是“古寫本”。可是，要正確地、充分地利用古寫本，并非易事。下舉二例。

(1)——充

這是由于不識古寫本俗字而誤校的例子。

傳世本《張溫傳》“軍事興煩”的“興”，中華書局校點本根據古寫本校改成“兇”。事實上，古寫本作“”，是“充”的俗字。

(2)“當閉反開，當開反閉”二句的次序

這是沒有充分利用古寫本的例子。

傳世本“當閉反開，當開反閉”，白堅指出古寫本作“當開反閉，當閉反開”。蔣天樞認為：“二句雖‘開’‘閉’二字先后使用之不同，所關甚重。緣上句言當前實況，下句則譏芳開門迎降吳人(關羽之死即由芳開門迎降)。翻之言應景而發，決無先譏刺而後言實況之理，自當以寫本‘當開反閉，當閉反開’為是。但向來讀史者于此不切實際之錯誤，甚少注意，益見書之不可不校也。”中華書局校點本至今已印刷多次，重印過程中往往在校點工作上作局部調整，但蔣氏的研究成果一直被出版者所忽略。

(五)古寫本中有待研究的異體字很多，以往的學者未曾提及，為我們留下了極大的研究空間。下舉二例。

(1)凨——風

“凨”字不見于《康熙字典》。這個字始見于近人李家瑞、劉復所編《宋元以來俗字譜》(13)。1932年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國音常用字匯》簡化字表將“凨”列為“風”的簡化字。李圃《異體字字典》(14)附錄的《膠東地區俗字表》提及“凨”為膠東地區的俗字。在晚近所編的《中文大辭典》《漢語大字典》《中華字海》中“凨”字的出處均為《宋元以來俗字譜》。張書巖等所編《簡化字溯源》(15)說：“元抄本《京本通俗小說》中有‘風’的簡化字‘凨’。”總而言之，近百年的學者一直認為“凨”是最早見于元代文獻的俗字。

然而，古寫本昭示我們，在早于元代一千多年的東晉時代，“凨”字就流行于世了。傳世本《虞翻傳》“故海內望風”及《張溫傳》中的“遐邇望風”的“風”，在晉寫本里均作“凨”。

順著古寫本提供的線索去上下探索，我們很快就發現了宋元以前“凨”字的源流：魏甘露元年的寫本《譬喻經》、西晉索靖的《月儀帖》、東晉寫本《晉陽秋》殘卷、北魏正光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