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要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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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提出，高級干部要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十四屆五中全會以來，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又多次反復強調，高級干部一定要講政治，在政治問題上必須頭腦清醒。同時強調指出，這里所說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紀律、政治鑒別力、政治敏銳性。同志指出，我們搞現代化建設，中心任務是發展經濟，但是必須有政治保證，不講政治、不講政治紀律不行。西方敵對勢力要“西化”、“分化”我們，要把他們那套“民主”、“自由”強加給我們，李登輝要搞“臺獨”，我們不講政治行嗎？不警惕不斗爭行嗎？這個問題的適時提出和強調，既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又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在文藝界引起了普遍、熱烈的反響。許多報刊連續發表文章，重新掀起了一場關于文藝與政治關系的討論。它們不僅從理論上更深入地闡述了文藝不可能脫離政治，要講政治同樣適用于文學藝術界；同時還從各個方面聯系實際，指出了文藝界要講政治、特別是文藝界的領導于部和共產黨員要講政治的重要性。

一個爭論不已的話題

文藝與政治的關系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它不僅與馬克思主義的基礎與上層建筑學說有密切的聯系，還關系到社會主義文藝的性質和前途。建國前后，我國學術界、理論界、文藝界曾經就這一問題展開過多次討論。從70年代末開始，我國文藝理論界對此又進行了更加廣泛和熱烈的爭議。這次討論最初由文藝是否為階級斗爭的工具開始，提出“必須為文藝正名”。后來又轉入對文藝為政治服務這個口號的討論，認為“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提法，比提“為基礎服務”、“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都好。隨后，這個討論又延伸到文藝是不是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等問題上。

鄭伯農在《要講政治，要重視文藝的意識形態性》一文中，回顧以往關于文藝與政治的關系的討論時說：70年代末80年代初，黨中央調整了文藝政策，不再要求“文藝從屬于政治”，提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作為文藝工作的總口號。這一調整適應了新形勢的需要，極大地調動了廣大文藝工作者的積極性。但是，井非所有的人都能正確對待黨對文藝政策的這一調整。有人借著糾正過去在處理文藝與政治關系問題上的某些偏頗，宣揚文藝與政治的徹底分家。后來，就從非政治化發展到非意識化，否定文藝的意識形態屬性。而疏遠政治，非意識形態化的結果，并沒有使文藝成為思想上的真空。“削弱、取消了社會主義思想，必然給各種消極。腐朽的思想提供了此退彼進的機遇。這些事實，這幾年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文藝理論與批評》1996年第1期）這個概括和評價，不但符合關于這個問題多年來討論的實際，同時也指明了重新關注這一問題的起因和必要性。

梁光弟在《文藝界也要講政治》（《文藝報》1996年3月8日）的文章中也說：我們的文藝事業，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事業的一部分，是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不能要求文藝從屬于政治，但是，從總體上說，文藝脫離不了政治，躲避不了政治，這是中外古今文藝發展的實踐所證明了的。文藝界要講政治，特別是文藝界的領導干部和共產黨員要講政治。李倫在《中流》1996年第5期發表的《講政治，要解決好對人民群眾的態度問題》中認為：新時期伊始，黨總結歷史的經驗，不再用“文藝從屬于政治”的提法，不再以“為政治服務”作為文藝工作的總任務和總方針。這是非常正確的。同時，這并不意味著文藝工作者可以不講政治，可以脫離政治。這又是非常顯然的。事實上，近幾年來文藝工作中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如果服膺于所謂“淡化政治”、“遠離政治”的虛偽口號，就會削弱乃至喪失自己對國家前途、民族命運的政治責任感，就會在西方敵對勢力要“西化”和“分化”我們、要把他們那套“民主”和“自由”強加給我們的挑戰面前喪失政治鑒別力和政治敏銳性，就會在自己的文學藝術活動中脫離人民群眾，甚至違反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意愿，連藝術生命也會越來越枯竭。所以，有必要強調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不要脫離政治，而一定要講政治。當然，這絕不是要求所有文藝作品都只能表現政治斗爭，不是要求文藝去簡單地配合具體的政治工作或重復一些政治口號。顯然，文藝界重新研討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強調文藝也要講政治，是對以往在這個問題上的討論作出更廣泛也更深入地回顧和總結。

怎樣理解“文藝也要講政治”

從最近一段時期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來看，作者們對文藝如何講政治有著自己的理解。有的是從整體上來把握文藝也要講政治的內涵，有的則是從當前存在的問題從多方面提出文藝如何講政治的具體做法與措施。例如，睿桓在《深入學習五中全會精神努力繁榮文藝創作》中寫道：“講政治，最重要的就是堅持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自覺維護，抓住機遇，深化改革，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大局。要通過自己創作的作品，對廣大的讀者和觀眾實行正確的引導，充分發揮文藝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們審美趣味的功能，激勵人民群眾同心同德，為實現五中全會繪制的宏偉藍圖努力奮斗。”（《理論與創作》1996年第1期）鄭伯農則從“精神文明重在建設”的角度，提出文藝工作要以繁榮社會主義生產。特別是繁榮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為中心環節。同時，他又表示“重在建設”不等干取消一切思想斗爭。一段時期以來，很大的教訓就在于有些同志把“破”和“立”對立起來，削弱以至取消了必要的思想斗爭。仿佛搞建設只能立不能破，甚至連批評與自我批評也不能多。蓋房子還要“破土動工”，修鐵路還要劈山打洞，搞爆破，怎么能取消一切“破”呢？意識形態領域的特點就是充滿著競爭和斗爭。在人民內部有先進與落后、正確與謬誤的思想斗爭，也有兩種思想體系的斗爭。西方敵對勢力要“西化”、“分化”我們，要對我們搞“思想滲透”，要以宇宙觀、人生觀、歷史觀、價值觀瓦解我們，他們從未放棄過思想斗爭。我們在斗爭中要講政治、講方式方法，但取消斗爭是不行的。許多人堅持了正確的宇宙觀、人生觀、歷史觀、價值觀，也有一些人把對立統一規律扔在一邊了，用折衷主義、中庸之道來取代矛盾論，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回避矛盾，掩蓋矛盾，對剝削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采取姑息、放任的態度。他們自以為這有利干社會的“穩定”，其實這正是助長了不穩定的因素。思想腐蝕是無形的，不一定都能“立竿見影”，但一點一點的腐蝕積累起來，就要造成巨大危害。同志說：“不警惕不斗爭行嗎？”這句話非常值得深思。

李倫在文章中說：“什么叫政治？從根本上說，政治問題主要是對人民群眾的態度問題、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我們說的講政治，這政治——正如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的那樣——‘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鄧小平同志也反復強調，我們想事情、做工作，想得對不對，做得好不好，要有一個根本的衡量尺度，這就是人民擁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因此，我們講政治，就要經常檢查自己對人民群眾的態度怎么樣、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如何。”“文藝工作者講政治，主要就是要解決好對人民群眾的態度問題、處理好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他還認為，社會主義文藝是屬于人民群眾的文藝。這是我們的文藝的基本特征和政治方向。它規定了我們的文藝工作者對人民群眾的態度，必然是相信、尊重和熱愛人民群眾的，必然是熱忱地投身和歌頌人民群眾的歷史性創造活動的，必須是想人民群眾之所想、急人民群眾之所急、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去鼓舞人民群眾開創美好的未來的。我們當然應該這樣去對待人民群眾，而絕不能對億萬群眾為之奮斗的四化大業漠然置之，甚至以“零度感情”去“消平”它的價值，在作品中把它扭曲為蕓蕓眾生無意義的、黯淡而煩惱的生之掙扎；也絕不能標榜什么“躲避崇高”、“反崇高”，硬要把人民群眾充滿理想和激情的英雄壯舉加以“非英雄化”，把他們無私奉獻、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的崇高精神斥為“虛偽”，甚至用痞子文學去加以百般調侃、冷嘲熱諷。

梁光弟則從四個主要的方面，闡釋了在文藝領域講政治的內容：一、“在文藝領域講政治，最根本的是堅持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和‘百花齊放，百家爭嗎’的方針，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要進一步把鄧小平同志的理論同文藝發展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研究和解決文藝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二、“在文藝領域講政治，要注意按藝術規律辦事。而絕不是又要在文藝創作中搞標語口號概念化，將政策圖解。”“在文藝作品中，不可能因為一種主題思想、精神和題材的重要、重大就自發地形成主旋律，就必然要使這一作品在入們的文藝欣賞世界和文化市場上占主導地位。只有真正滿足廣大讀者、觀眾精神文化需要和審美欣賞情趣，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才能奏響主旋律。”三、“在文藝領域講政治要把繁榮創作、活躍理論作為中心任務，關鍵是要樹立和引導正確的創作思想。”“有必要引導文藝工作者，在體察和認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現實生活時，增強政治鑒別力和政治敏銳性；在反映和表現錯綜復雜豐富多采的社會生活時，增強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四、“在文藝領域講政治，就要加強文藝隊伍的建設。”“文藝界講政治，就要不遺余力地培養德藝雙馨、品學兼優的文藝人才，培養跨世紀的社會主義文藝新人。加強文藝隊伍建設，要重視對文藝領導干部的培養教育和領導班子的建設。領導干部首先要講政治，要掌握政治方向，堅定政治立場，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意識和服務意識，同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領導干部要頭腦清醒，是非分明，奮發進取，清正廉潔，團結廣大文藝工作者．為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文藝事業做出更大的貢獻。”

理論的深化和豐富

強調文藝也要講政治，不但抓住了當前文學藝術中存在的主要問題，而且從理論上深入和豐富了對文藝與政治關系的理解。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學說，文藝和政治與道德、法律、宗教、哲學一樣，都屬于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經濟基礎對文藝的決定作用和文藝對基礎的反作用，通常都是以政治作為中介的。《求是》雜志1996年第1期發表的鄭平的《講學習，講政治，講正氣》中便說：“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在社會發展中起著最終的決定作用，但不是唯一的決定作用。影響歷史進程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個因素，其中就包括政治。”“應該看到，搞經濟建設離不開政治，什么時候都得講政治。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警惕西方敵對勢力西化、分化我們的圖謀，抵制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蝕，都是政治。”《求是》雜志1996年第6期發表的喻權域《論“政治家辦報”》更明確地強調：“‘政治家辦報’是普遍規律”，“新的時代需要高明的政治家辦報”，“‘政治家辦報’，首要的是堅持黨性原則。”

不久前，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曾永成教授的專著《文藝政治學導論》。該書分別用12章篇幅，對文藝政治學發展的歷史和文藝與政治的相互關系進行了全面、系統、細致的研究和分析、充分肯定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政治學的第一個系統性文獻”，并提出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政治學的構想。閻國忠的《鄧小平文藝政治學初論》（刊于《理論與創作》1996年第2期）一文提出：“我們必須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文藝政治學，給它以應有的地位。我們應該繼續深化對文藝政治學的內涵及其歷史意義的研究，同時要大力加強對鄧小平文藝政治學的研究，這不僅是因為、鄧小平的文藝政治學代表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當展，是構成我國現代文藝政治學的主流，還因為它與其它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一起成為我們長期以來精神文化生活的支柱，指導和推動現實的文藝運動的發展。”我們相信，隨著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政治學的建立，一定會有更多更好的有關論著問世，并將把文藝與政治關系的課題研究，推向一個更高的水平和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