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苦難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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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近幾年來，社會底層百姓的嚴酷惡劣的生活境遇、命若懸絲的生存狀態，引起了越來越多的有著樸素的人道主義情懷的作家的深切關注，“底層寫作”幾成文學主潮。那些與底層百姓血肉相連、息息相關的作家們，以飽蘸血淚的文字，直面底層百姓生活的艱難與不幸，在或理性冷靜或激情難抑的真切敘寫中，為我們展示了一幅幅不無酸楚、凄切的生活畫面，具有振聾發聵、撼人心魄的省世意義。

論文關鍵詞：底層寫作百姓苦難呈現

關注現實、關注民生，是新時期以來小說的傳統之一，但對社會底層百姓的生存狀況、生存苦難比較集中的聚焦，則是近幾年的事情。社會轉型時期各種矛盾的凸現，使城里的下崗工人與廣大的農民一道淪為龐大的弱勢群體。他們的嚴酷惡劣的生活境遇，他們的命若懸絲的生存狀態，引起了有著樸素的人道主義情懷的作家的深切關注。從二〇〇五年以來，“底層”問題成為當代文學最大的主題，“底層敘述”成為“熱門敘述”和“主流性敘述”。許多有著樸素的人道主義情懷的作家，把自己的心血傾注到對底層苦難的真切呈現上，讓讀者觸摸到了社會底層普遍存在的傷痛，對社會民主、平等、公平等問題有了切膚之感。因此，這樣的作品受到讀者的普遍歡迎，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在底層寫作的陣營中，羅偉章無疑是個主力作家。雖然他的小說取材范圍很廣泛，像去年發表的《奸細》《我們能夠拯救誰》等小說，就是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教育問題，但是給他帶來文學聲譽的，則還是他的底層寫作?！段覀兊某砷L》《變臉》《故鄉在遠方》等且不說，單是《大嫂謠》《我們的路》這兩部中篇，就足以奠定他在文壇上的地位了?！洞笊┲{》(《人民文學》2005年第11期)中的大嫂，為了家庭，為了供兒子上學，五十三歲了，還到廣東打工。身體并不好、又有貧血癥的她，在推磚時竟然昏倒了，雖然骨頭沒被軋斷，但腿上被搓掉了一張皮。每月六百元錢的工資，只能自己開伙，吃不能再差的飯菜。當包工頭胡貴出事后，大嫂連這樣賣命的機會也沒有了，只能干起拾荒的營生。雖說作者在小說結尾以大嫂的二兒子清華考上大學來撫慰了一下大嫂那顆傷痕累累的心，也讓讀者胸中長出了一口氣，但小說傳遞出來的信息仍令人心驚。即使是社會地位已經一落千丈的工人，到了五十多歲的年紀，也早已領得一份退休金，在家里過著雖不富裕但也安適的生活了，而大嫂卻還要像一個青年人一樣背井離鄉，從事極繁重的勞動，這社會公平又哪里去了?《我們的路》(《長城》2005年第3期)中鄭大寶在外打工五年，沒有回過家，但也只給家里寄了三千一百元錢，根本不夠家里的日常開銷。扣兩個月的工錢也抵不住他對妻子、女兒的思念?；氐郊依锏泥嵈髮氝€是心事重重：他曾多次給老板下跪討要工錢；他親眼看到農民工賀兵從腳手架上掉下來摔死，而老板只給了他父親一萬元了事；與他同村的春妹剛剛十六歲便不明不白地當了母親，受到村人的議論。這一切讓曾考上大學、但因家里窮與大學失之交臂的鄭大寶感慨萬千。再看看凋敝荒涼的家鄉，這一切都讓人感到心頭沉重。小說并不是給社會開藥方的，“我們的路”究竟該怎么走，作者給社會留下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同羅偉章只是客觀地敘寫底層苦難不同，同為四川作家的曾平，在他的小說《大伯》(《四川文學》2006年第5期)中則直接挖掘了造成這種苦難的社會原因。小說告訴我們，已經娶了兒媳婦的大伯生活本來還算可以，所以大伯決定要建樓房。但是這個夢想卻因村里的招商計劃而破產。因為有老板要來投資辦磚廠，村支書李乘龍巴上欺下，強令大伯砍掉荔枝樹。大伯索賠無果，荔枝樹被砍個精光。他到鄉派出所講理，并多次到縣里、市里反映，結果不但無濟于事，連大青馬也被賣掉抵罰款。大伯在萬般無奈中，喝下了毒藥。小說通過這個個例真切地展現了農民——這個龐大的弱勢群體，在建設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當下，生存境遇的惡劣。究竟是誰讓一個原本殷實的農民家庭莫名其妙地變得雞犬不寧，以至于要了大伯的命?各級領導的好大喜功、追求政績，無視大伯的正當權益，無疑是釀成悲劇的主要原因。

云南作家楊繼平的中篇小說《煙農》(《滇池》2006年第3期)，寫出了地方政府與百姓爭利釀成的悲劇。為了不讓煙葉外流，鄉政府便在靠山屯通往縣城的路上設置堵卡點，禁止煙農把煙葉銷往外鄉鎮。這本身已是違背了《煙草法》的規定。煙農們千辛萬苦收獲來的煙葉當然想賣個好價錢，可當地煙站把等級壓得很低，煙農們便要把煙葉賣到外地(外鄉鎮)。就在這樣的官奪民利的對抗中，青年農民趙三林竟然被鄉政府的堵卡員活活地打死。無奈，趙家以暴尸鄉政府的辦法，要求解決問題，可是公安局竟出動防暴警察，大打出手，并逮捕了趙二林，而鄉里相關的領導卻安然無事。與民爭利的政府怎能不讓人失望，農民的一條命不如一條狗的現實怎能不叫人寒心!

河北作家胡學文的小說《命案高懸》(《當代》2006年第4期)則寫出了底層百姓生命的卑微。尹小梅因為來林中放牧，竟連牛帶人被副鄉長毛文明帶到了鄉里，后來不明不白地死在了鄉衛生院。鄉政府怕尹小梅的丈夫黃寶告狀，用八萬元堵住了他的口。護林員吳響良心發現，想查清尹小梅死亡的真相，結果反被派出所長誣以罪罰了一千五百塊錢，護林員的工作也被辭掉。而良心受到折磨的黃寶也投河自盡。我們看到，這一切都與幕后一層既朦朧隱約、又絲毫不容侵犯的權力有關，它是如此森嚴、冷酷，又表現得合乎常規!這種權力的存在通過副鄉長毛文明、派出所焦所長，還有衛生院周院長表現出來。是他們的合謀，使一樁人命案隱于無形。而底層百姓的生命的卑微，則真真切切地被表現出來了。

南京作家王大進的《花自飄零水自流》(《上海小說》2006年第4期)是一篇關于農村留守孩子的小說，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精神與社會思考意味。家境貧困的花季少女大秀、二秀因一袋餅干而被店主謾罵羞辱，進而被誣陷為偷竊了一百元錢。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與奶奶相依為命的姐妹倆，面對難以說清的冤情，只得留書跳塘以示清白。兩位懂事、勤勉、好學、自尊、純樸的少女，她們生命的花朵就這樣凋萎了。人們不禁要問，一袋餅干，兩條人命，究竟是誰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山西女作家葛水平的《喊山》(《人民文學》2004年第11期)中的主人公紅霞，原是個天真的少女，不幸的是她被拐賣給一個大她二十歲的叫臘宏的男人做老婆。這個男人好吃懶做，生性殘暴，當紅霞無意中知道了他打死自己的前妻的事時，臘宏竟殘忍地用老虎鉗揪下了她兩顆牙。在臘宏的殘暴淫威里，紅霞變成了一個不敢言說、不必言說，最后也不會言說了的啞巴。一個偶然的事故，解除了壓迫紅霞的外部環境，韓沖炸獾誤炸死了臘宏。對面甲寨上的喊山聲，猛烈地撞擊著紅霞的心扉，啞巴有了前所未有的言說的欲望，于是開始了啊啊啊的喊山，這是掙脫了束縛后的生命的吶喊，是啞巴恢復為人的激情歡呼。小說就是這樣以飽蘸血淚的描寫，向讀者展示了只有在電影中才會看到的“把人變成鬼”的白毛女式的悲劇，具有撼人心魄的力量。

與上述作家直接展示農民的苦難稍有不同，劉慶邦、遲子建等人則引領讀者去關注另一個弱勢群體——礦工的生存狀態。當然，在當下“國退民進”的經濟格局中，礦工群體事實上也是農民群體——近幾年來，開煤窯暴富的老板不在少數。他們漠視礦工生命，淡化安全措施，導致礦難連連不斷，可以說煤老板的財富是礦工們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而地方政府為了當地的財政收入，一些官員更為了自己的直接的利益，充當了許多不法礦主的后臺和保護傘。劉慶邦發表在二〇〇五年第一期《十月》上的頭題小說《臥底》，便真切地反映了這個令人觸目驚心的現實。劉慶邦在小說中把小煤窯稱作“牢窯”，非常貼切地高度概括了小煤窯礦工們的生存環境。像牢獄一般的小煤窯，囚禁了礦工們思想，扼殺了礦工們的良知，扭曲了礦工們的靈魂。物質的貧瘠，精神的匱乏，生存的艱辛，勞作的艱苦，老板與礦工之間的矛盾，是那樣的驚心動魄，遠比新聞報道真切、尖銳。作品的深刻之處，正在于如實地寫出了惡劣的生存環境對人性的扭曲與摧殘。遲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鐘山》2005年第3期)，無疑摻雜進了作者自己的人生際遇與情感經歷，但令人極度震撼的還是她對礦難、礦工及其家屬的生存境遇的敘寫。烏塘這個地方有許多煤礦，因此這里便有了無數的寡婦。礦工們下井前要仔細看看妻子兒女，就怕這一走就是天地兩隔。更有甚者，當地想發財的女人，便有了“嫁死”一說：嫁個礦工，再多買幾份保險，三年五年，熬過去，發生礦難，錢就嘩嘩來了。這樣的事情，叫人不由得感嘆“今夕何夕?”失蹤的蔣百，其實早已在礦難中死去，尸體就蜷縮在一只大冰柜里。因為把蔣百定為失蹤，使死亡人數由十人變成九人，就構不成重大事故，當地政府官員就能夠逃避責任，所以他們便以給蔣百嫂巨額補償的辦法，堵住蔣百嫂的嘴。蔣百嫂的放浪、瘋癲、跟任何男人都愿意睡覺、特別懼怕黑夜的十分反常的行為，包含著怎樣的一份無法承受的痛苦!因為她的心里，埋藏著一個天大的秘密。在一個百姓性命賤如螻蟻的環境中，和諧社會的建立近乎癡人說夢。

為什么這些作家如此癡情于對百姓苦難的敘寫?如果我們留意一下專注于底層寫作的作家群體，便會發現，這些作家們大都跟底層的百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他們風格各異的作品中，都有一種共同的平民意識與人文情懷。羅偉章出生在大巴山區，很小的時候母親就已去世，他是在饑餓、孤獨中長大的。當他后來有幸走出大山，成為有知識有地位的體面人之后，他沒有忘記那些依舊生活艱辛的父老鄉親，而是滿懷激情地用自己的筆，記錄下他們的痛苦與無奈。而且就小說中敘述者的身份來看，則要么是雖然受過高等教育，有了一份較體面的工作，但骨子里還是跟自己的故鄉掰扯不開的城鄉邊緣人(如《大嫂謠》中的“我”)，要么干脆是有點文化、有點思考卻改變不了自己命運的農民(如《我們的路》中的鄭大寶)，這實際上可以說是作者自己的化身。從河南奮斗到北京的劉慶邦，當過農民又當過多年礦工，所以寫農民寫礦工的生活得心應手，因為他太熟悉他們的生活狀況，也太了解他們的心靈世界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寫礦工就是在寫自己——寫過去的自己，也寫與過去有了差別但心里總是割舍不下那些“階級兄弟”的當下的自己。他不能忘懷這些曾為中國的建設做出過貢獻而今又做出犧牲的底層百姓，他更不能在他們愈來愈惡化的現實處境面前閉上自己的眼睛，因此把關注的焦點對準當下的農民與礦工，便是順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了。別的作家與羅偉章、劉慶邦的經歷或許不完全一樣，但他們的作品都彰顯出對底層生活的熟悉和關注，卻是不爭的事實。與那些或聚焦于上流社會成功人士的“審美化的日常生活”，或只傾聽自己內心隱秘的情感躁動的作家不同，他們是有社會責任感和道德良知的人，因此他們的作品，便難得地飽含了一份彌足珍貴的真情。他們既沒有事不關己地在弱勢群體的遭遇面前“缺席”、“出位”，也沒有以救世主的身份高高在上地去“啟蒙”那些未免還有些“愚昧”的底層百姓，而是真真切切地展示了他們生存狀況，并把全部的同情給予了他們。雖然他們知道，靠文學家的孱弱的筆，是不能解決底層百姓的種種問題的，但人文情懷與道德良知卻驅使他們要把自己耳聞目睹的這一切寫出來，以便讓更多的人去關注這一龐大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從而使解決他們的問題成為可能。因此能把底層百姓的痛苦與無奈展示出來，作家們便功莫大焉，善莫大焉!

閱讀、梳理這些真切展現底層百姓生活狀況的作品，使我們的心情極其沉重。但我們并沒有絕望。既然底層百姓的苦難已被越來越多的有著人文情懷的作家關注，而且底層寫作也成一時之尚，那么我們就有理由相信，黨和政府一定會高度重視、并逐步解決這些民生問題的。從總理的報告、講話里，從建立和諧社會的治國方略中，我們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從廣大群眾平等、公平、公正意識的空前覺醒中，我們同樣能夠得出這樣的結論